住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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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三转学后,便离家很远,我不能经常到油爷爷家去了。
  半夏河流进北河的时候,分了一个岔,一端向东,一端往西北。油爷爷家在往西北去的河边上。他是村里唯一的榨油师傅,虽然他比我爷爷还高一辈,我们还是喊他“油爷爷”。他的家就是油坊,四间草房子。
  第一间空空的,中间放了一口半人高的陶缸。靠大门摆着一个小矮桌,边上是两把竹子做的小椅子。油爷爷总是坐在小椅子上,戴着副老花镜,一边喝茶,一边看书。他小时候上过几年私塾,认得字,家里有不少的旧书,这在村子里是很罕见的。我常常去,就是想借他的书看。可是不能借了就走,要坐在他旁边,听他说话。他说的都是几百年上千年前的事,说的那些人,就像都是他认识的,熟得很。“张良这个人哪,就是能忍。能忍才能做大事。”说起他们,就像说起我们村里的某个人。
  油坊太偏了,没人过来。大半天的时间,就我们一老一小坐着,说些奇奇怪怪的话。
  我们聊天的这间屋子算是油爷爷的客厅,后面的一间砌了一座大灶台,可大了,上面放了两口大锅。一口锅上放着一个高高的木甑子,放的时间长了,落了许多灰。油爷爷不用这个灶烧饭,他做饭的灶台小小的,在外面的棚子里。
  再后面的一间,靠墙的地方横放了一根大木头,有五米多长,是根老榆木,据说还是油爷爷年轻的时候从外省买来的。木头中间有一段挖空了,这叫榨槽木。用稻草扎好的豆饼就放在空槽里。屋梁上悬挂了一根木撞杆。尖的一端朝前,打油的时候,推着它撞榨槽,油就打出来了,像线一样,流到下面的铁锅里。
  最里面的一间是磨坊,两扇大磨盘架在房子中间。木杠子、牛轭和牛的眼罩搁在磨盘上,积了一层薄灰。磨子只有在榨油的时候才用,用牛拉。油爷爷没有牛,要向生产队借。生产队取消后,就跟篾匠爷爷借。
  只有冬天才榨油。秋收完了,家家閑下来,就来找油爷爷定时间。
  “爷爷,我们家哪天啊?”
  油爷爷戴上老花镜,翻开一个油乎乎的本子,在上面画一画,抬起头,把眼镜摘下来:“‘大雪’后一天。”
  豆子都是各家自己准备的,一担一担挑过来,蒸油籽的柴火也要从自家带。一般都是晒干了的玉米秸,每捆都不重,所以就由孩子们弓着腰,一趟趟背过来。
  妈妈在灶上烧火,爸爸去帮油爷爷推撞杆,小孩子呢,可以照看大石磨,拿个瓢,不断朝里面加豆子。
  榨油可复杂了,看得人眼花缭乱,只有油爷爷知道先后的顺序和各个环节的火候,一切都要听他的。一般都是几家合在一起来榨油,每一个环节都有几个人在忙碌。这拨人榨完了,又来一拨。人来人往,油坊成了一个香喷喷的、嘈杂喧哗的小集市。我还是常常来,可是油爷爷已经没有时间跟我说话了,他不停地跑来跑去,原本干干净净的一个人,变得油乎乎的。布围裙因为沾的油多了,发出兽皮一样的光亮。手上、脸上、头发上,都黑油油的。最让我惊讶的是,他这样一个不高也不壮的老人,竟有那么大的力气,那么重的撞杆,在他手里像一件玩具。一边打着号子,一边跑动着,推过去,撞过去。打号子像在唱歌:“嗬呀——嗬哈!”而撞击声就是节拍。第一声“嗬”是往后拉开撞杆,第二声“嗬”就是向前猛力撞出了。所以第一声十分悠扬,第二声就是从肺腑里发出的吼声了。而配合他的年轻人,就跟着这个节奏,使劲地推撞杆。
  这种喧闹,要从立冬持续到小年夜。这几个月里,油爷爷的屋里从早到晚点着一盏油灯。油灯不能熄,这是敬油神的。熄了,再好的豆子也榨不出多少油。油灯放在一根窄窄的贴着红纸的木板上,木板横放在油爷爷第一间屋里的陶缸上。
  油爷爷一直在油坊里面忙碌,几乎不到放陶缸的这间屋子里来。每家榨过油了,用桶把油装好,跟油爷爷打个招呼:“爷爷,走啦。”油爷爷就朝他们点点头:“好!”又忙自己的去了。
  拎着油走的人,经过这陶缸时,都要朝缸里倒一些油。倒多倒少,没人看,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倒多少。这缸油,是油爷爷一年的收获。
  过了春节,油爷爷就不忙了,一直闲到开始榨油的冬天。这几个季节,他也不是全闲着。有时去帮篾匠爷爷照顾大黄牛,有时去帮忙看守晒场上的粮食。有人喊他帮忙,他就去。无事可做,他就在油坊里待着,翻来覆去地看他的古书。
  没几天就开学了,要离开家了,我把借了好久的一本书拿去还给油爷爷。
  “怎么?跑那么远的地方去念书?”
  “是我自己想去的。”
  “要住在学校?”
  “学校里有宿舍。”
  油爷爷最快活的,就是跟人说秦叔宝、程咬金,说赵子龙。可是除了我,村子里没人听他说这些闲话。每个人都忙,每个人的心思都不在这里。他住得偏,除了住在附近的剃头匠偶尔会过来坐一坐,没人来这里。现在,我也要走了。
  天渐渐暗下来。我说:“爷爷,我回去了。”
  “等等,等等。”他进了里屋,拿出一只扁扁的巴掌大的玻璃瓶,掀开大陶缸的盖子,拿勺子舀油,装了满满的一瓶。
  油爷爷递给我:“这次榨的油好,香还不算,醇。学校的饭菜我晓得,找不到一点油星子。”
  “爷爷,我不要。”
  “给你的,拿着。在外面孤身一个的,不比在家里。”
  我把豆油带回家,交给妈妈,妈妈埋怨我不该拿。爸爸知道了,又狠狠骂了我一顿,然后跟妈妈嘀嘀咕咕,要拿点什么还回去。
  我什么也没说,说也没用,心里一阵难过。
  我去上学了,学校离家有二十多里。我是插班进来的,跟周围的人都不认识。他们已经同学两年了,彼此都很熟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朋友。因为是住校,放学后有大把的空余时间,我装作认真学习的样子,拿一本书,一个人到操场边的河岸上坐着。   看着河水发呆的时候,我才突然明白,油爷爷竟然是我唯一可以说话的人。他和我都喜欢有英雄的古代,我们这个世界呢,太平淡,没意思。现在,我们都没人说话了。
  我一直要在河边坐到天黑,等看门的老人敲钟了,才回宿舍。其实也不是敲钟,他敲的是一段铁轨。铁轨就挂在校门口的一根柱子上,敲起来很响,脆脆的,传得远,可是没有余音。
  回到宿舍后,立刻就要去食堂打水。每个人有一个热水瓶,洗脸、洗脚、喝水,都靠这一瓶水。不过洗脸、洗脚,我们都是接自来水,大冬天也这样。热水只够喝。没有热水,就没办法吃饭。我们只有饭,没有菜,也没有汤。
  蒸饭的米要从家里带。每周六的下午回家,周日的下午返回学校,从家里带来够吃一周的米和山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只不锈钢的饭盒,上面用油漆写着自己的名字。一早起来,用饭盒淘好米,放上水和山芋,送到食堂。中午下课了,跑到食堂去取。从教室去食堂的路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飞奔。没有菜,那块和饭蒸在一起的山芋就是菜。吃得干了,就喝热水。
  至于晚饭,和早饭一样。到时候了,食堂的师傅们会在每间宿舍的门口放一桶带米的大麦粥。先抢到勺子的人很快活,因为米总是沉在桶底,他可以先挖一勺。后来的,只好喝薄薄的几乎没有米的稀粥。所以,中午这顿就重要了,必须蒸满满一大盒。
  周日来学校的时候,妈妈用爸爸的一条旧裤子作口袋,一条裤腿里装着大米,另一条裤腿里装着山芋,正好搭在我的肩上。我就扛着,走二十多里的路去上学。最怕的是下雨。一路泥泞,每一步都会陷在烂泥当中,只能光着脚走。如果雨下得大了,雨披挡不住,米被淋湿就完了,我得在学校里晒我的粮食。只能在操场上晒。把米铺在一张报纸上,就扔在操场边上,随它去,因为我要上课,我不能守着。鸟儿爱吃多少就吃多少,等晒干了,还要细细地从里面挑出鸟粪。
  在我上学一个多月后,有个星期天从早上就在下雨,到下午下得更大。学校不能不去,走到半路,又刮起了风,轻而薄的雨披被卷来卷去,根本盖不住肩上的袋子。原本两个多小时的路,我走了近五个小时。到了宿舍,脱了衣服躲到被子里,焐了好半天,我还一直在抖。那个星期总是在下雨,我没法晒我的大米。到了周四天才晴朗,可是米已经被泡得发胀了,发出一股难闻的馊味,一定不能吃了。我只好蒸了几只山芋当中饭。
  下午本来有课,英语老师请大家去帮他割稻子。他家就在旁边的村子,家里有很大一块地。趁天晴,得赶紧抢收,再不割,就来不及了。他一个一个,亲切地喊每个男同学的名字,被喊到的人都很兴奋。他没有喊我,也没有看我,他不认识我。我几次想举手,说我割得好。在家的时候,妈妈还没我割得快呢。可是我没有,我什么也没有做。之后大家就兴奋地拥了出去,剩下的全是女同学,就我一个男生。我没办法坐在那里,只好回到宿舍。宿舍里安静得可怕。我又去了操场,操场上也没有人,旁边的河也是安安静静。我脱了衣服,跳到水里,仰着脸浮在水面上。天上的云一动不动,我就随着水漂着,突然很想家。
  这是我第一次想家,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不停地用手擦,可是擦过了,又涌出来,我就随它去。我想,我要回家,立即就回家。我有很好的借口,我没有米了,米坏掉了,我得回家拿米。
  回家的路仍然不好走,雨把泥土泡得太烂了,每走一步都在打滑。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没进家门,远远就闻到肉的香味。我看到妈妈在厨房里,坐在小板凳上,正往炉灶里添柴,火光照在她的脸上。堂屋里几个人在高声说笑,有爷爷、父亲,还有两个陌生人。真不巧,家里来客人了。我没有进堂屋,直接去了厨房。妈妈看到我吓了一跳。
  “怎么回来了?”
  “米坏掉了,我回来拿点米。”
  “你看,身上全是泥,去井边上洗洗,洗完过来。”
  “家里来人了?”我看到锅里烧着肉。
  “不是的,请了木匠来,给爷爷做棺材。”
  “啊?”我吃了一惊,“爷爷好好的做什么棺材?”
  “他要的。早早做好他心里踏实。”
  爷爷最担心的是他死了之后被火葬,他逼着父亲早早给他准备好棺材。这棺材,后来在他的床后面放了整整十年。
  我从井里打了水,洗过了脸和脚,从包里拿出鞋子穿上。妈妈盛了一碗饭,在里面浇了一勺肉汤。我狼吞虎咽,几口就吃完了。刚放下碗,父亲过来了。
  “啊?你怎么回来了?”
  “他的米坏掉了,回来拿米。”妈妈说。
  “回来拿米?今天星期四,过了明天,后天就回来了。一天就饿死了啊?”父亲瞪着我,“花钱让你上学,你不上,跑回来。你说,你回来做什么?”
  我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倒在脸盆里洗手。
  “你说啊,你回来到底做什么?”父亲朝我吼道。
  听到父亲的吼声,爷爷从厅里走过来。
  “回来就回来了,你嚷什么?家里还有匠人在。”
  父亲接过母亲盛给他的一碗肉,狠狠瞪了我一眼,转身出了厨房。爷爷咳了一声,想对我说什么,终于没说,回过头对母亲说:“还有什么菜没有?”
  “还有一个青菜豆腐。”
  爷爷点点头,去陪木匠了。我知道爷爷的意思,他是担心菜都端到客人桌上了,我没吃的。
  “妈,你帮我装点米,我走了。”我说。
  “天都黑了,明天一早再走吧。你再吃点饭。”
  “不了。”
  “你犟什么,明天早点走不一样啊?”
  我不说话,自己走到米缸的边上,打开盖子,拿碗往袋子里装了十几碗。装好后,我坐在凳子上,把鞋子脱下来,塞進我的书包。因为外面的路还是泥泞的,脚一踩,就会陷进去,穿鞋子一步也走不了。
  妈妈从靠墙的柜子上拿了个手电筒给我,停了一下,又从柜子里拿出那瓶油爷爷送我的油,放在我的包里。
  “每天往饭里浇一点。”她说。
  我点点头,把米袋子扛在肩上。
  “妈,我走了。”
  外面伸手不见五指,漆黑一团。我拧亮手电筒走出去。
  走出家门不久,就到了村外的路上。路直直的,不用看也不会走错。我赤着脚踩在泥里,路上走不快,可是脚并不难受,软软的泥,走一步脚就被包裹一次,冷冷的、湿湿的,甚至有着一种柔和的抚慰。我是带着一时冲动离开家的,看着手电筒小小的光圈在前面引着路,等过了半夏河上的小木桥,慢慢就平静了。然后,心里没有了难过,没有了悲伤,没有了痛苦。走了二十多里,后半夜到了学校,我拍打着传达室的窗户,看门老人睡眼惺忪地披着衣服给我开了门。我到教室旁边的厕所里面,打开水龙头把自己冲洗干净,回到宿舍,静静地在床上躺下来,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从这一天之后,我就再也没想过家。也因为不再想家了吧,我离家也就越来越远了。
  这瓶油我吃了好几个月。每顿在饭里只倒一点点,用筷子拌一拌,虽然什么菜也没有,可是香得很。等吃完这瓶油,已经是冬天了。然后就听说油爷爷病了,住到了村子另一头的儿子家里。
  放寒假的时候,我去看油爷爷,他已经不认得我了。油爷爷是在芒种之后去世的。油爷爷一去世,村里就一个读小说的人也没有了。他去世没多久,儿子拆了老油坊,把那块地用犁翻了一遍,变成了耕地。河岸上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两盘石磨,一直扔在半夏河的岸边上。
  (林冬冬摘自湖南人民出版社《半夏河》一书,沈 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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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教一个孩子明事理,这就是道德;教他明事理和欣赏美,这便是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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