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新解释不过是强调了婚姻的契约性，并使婚姻经营行为有章可循，一旦经营失败，亦能依法申请“破产”。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于8月13日起实施，而其所引发的社会震荡仍余波难平，正反两方阵营的观点交锋丝毫未见减弱，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激辩从一般的法理之争，上升到了社会道德重建的层面。
　　近日，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卞洪登也介入了这场旷日持久的观点交锋，这位房地产界专家措辞严厉，批评最高法新司法解释已经把《婚姻法》中夫妻共有财产的家庭基石颠覆，四亿家庭一旦变成“婚姻财产股份制”的话，那么全国包二奶现象和遍地富人带着房产来参股，将会彻底冲垮“现代家庭”的传统地位，会增加银行的风险负担，会给和谐家庭、和谐社会添乱。
　　房地产专家炮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这恐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凑趣。此前就有财经专家分析过，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实施或将引起房地产市场的波动。若以小人之心来揣度，我们的房地产专家对新《婚姻法》的出离愤怒，是不是因为它也给“和谐”房地产市场添了乱了?
　　房子就是个俗物，涉及房子的话题不可能不俗。只是，大家在谈论这样世俗话题的时候总喜欢拉扯上一些道德大旗，以显示自己的远见和不俗。这一曾经的、泛道德化社会的后遗症，让一些原本可以理性讨论的实际事务，变得模糊且不着边际。
　　本质上而言，婚姻是一种以夫妻生活为内容的社会契约。既然是社会契约的一种，就有责权利的明确，就涉及个人财产的保护和经济自由权利的尊重。婚姻本身并不会因具有相濡以沫的爱情而高尚，也不会因实际存在的契约而低俗。
　　《婚姻法》的新解释并没有让婚姻变成一场技术竞赛，亦不可能将其资本化、股份化，一如它不可能保证婚姻生活甜蜜一样。法律不是万能的，它只可能就婚姻关系中的物质部分作出一个公平的规则，梳理柴米油盐物质生活方面的一地鸡毛(这本身已经是够为难的了)，却不可能拯救婚姻中已经碎裂的情感。它不过是强调了婚姻的契约性，并使婚姻经营行为有章可循，一旦经营失败，亦能依法申请“破产”，让曾经“你侬我侬”的有情人，从“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分身的时候，不至于伤痕累累，残缺不全。
　　突出婚姻的契约性质，强调婚姻双方的个人利益，肯定会对社会产生影响，甚至可能改变人们的婚恋观念，但并非如上述房地产专家所言，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
　　市场经济必然关注个人利益，注重保护私权，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促进私权扩大和私权保障的过程，2004年宪法修正案明确对私人财产的认识，《民法通则》突出权利本位，历时13年酝酿制定《物权法》，都是为了明确私权，保护私权。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中的私权保护同样重要，如果最基本的婚姻生活中私人财产、私人权利都得不到尊重，还谈什么社会和谐?
　　从某种角度上而言，强调婚姻双方个人利益的婚姻法新司法解释，不以贫富贵贱而区别对待，更能让私权本位的观念深入人心。
　　这也是很多人认为《婚姻法》司法解释与时俱进的缘由。婚姻毕竟不是劫富济贫，也没有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社会义务，如果夫妻双方的婚房的确是由一方父母出资购买，另一方有什么理由要将对方父母的私有财产据为己有?那种所谓“按传统习俗，男方父母买房娶儿媳是天经地义的义务，女方帮助男方生儿育女，分一半房屋财产是天经地义的权利”的过时理论，更是站不住脚，毕竟是男女平等的新时代，有多少女性愿意把自己当着生育机器明码标价?
　　当然，对于婚姻中那些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家庭生活中的女性，的确面临着权益保护的问题。这些女性甘愿为丈夫和孩子放弃自己的职业理想和升迁的机会，有的甚至完全退位到家庭主妇的岗位上，倘若婚姻稳定，她们是幸福的贤内助：若婚姻触礁，她们则是无所归依的浮萍。对于这一类群体权利的保障，的确需要在法律层面完善。需要指出的是，她们在权益保护之路上的最大障碍并非来自《婚姻法》司法新解，而是来自当下社会种种不堪的现实。当一个社会，造假横行，她们有理由担心，原本可以补偿她们付出的那些家庭共有财产，或许早已被“假账”偷运到别处：当钱权交易大行其道，手中掌握财富的男人，会不会去用财富影响司法公正。而这些，恰恰是《婚姻法》无法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