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街，是一个动词，也是一段黑白胶片，记录着我少年时期的光和影。
　　挑货的小外公从街上回来了，远远地，我骑在老水牛的背上，隔著一块秧田就看见了他。扁担挑着的箩筐在他并不宽阔的肩头上下颠簸，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步伐不紧不慢。街上距离我生活的小村庄三十里外，是乡里的主要街道，政府办公地就在那条街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还在上小学，对于“乡”还没有概念，只知道老人们还叫它“公社”。遇到什么不公平的事，他们就会说：“到公社评理去！”
　　我更关心的是“上街”。小外公每个星期都要“上街”一趟，他是村里小店的伙计，平时负责站柜台，还有就是上街进货。我不看就知道他挑的是什么？村里日常用的食盐、酱油、醋、白糖和香烟、白酒，还有肥皂、卫生纸……
　　小外公穿着蓝色的上衣，灰色的裤子，黑色布鞋，干净整洁，似乎每一个上街的人都要这样穿着才体面。我跟随大人上街，主要是理发和赶集。注意是理发，不是剃头。剃头在村里找“法海爷爷”就可以解决。“法海”可不是真名，他跟我爷爷一个辈分，名字里有个“海”字，又会“理发”，大家叫他“发海”。村里放了露天电影《白蛇传》以后，大伙都改叫他“法海”了。我可不敢这么叫，于是在这个绰号后面加了后缀，以示尊重。母亲说“抓周”时，是他给我剃的头。他还给我剃过“锅铲子头”“小辫子”，掏过耳朵。后来，街上流行新发型，年轻人就再也不愿意找他剃头了。
　　“上街”要赶早，收拾干净整洁后，我和妹妹提着竹篮跟着大人们一起走小路。为什么提竹篮呢？我记不清了，好像是大人出门都提个包袱，我和妹妹只有竹篮可提吧！经过田野、村庄、河流，我们步行四十分钟后就到了街上。“理发店”里贴着花花绿绿的明星头像，发型新奇，个个显得精神饱满。理完发，我感觉容光焕发。母亲会买两根油条给我和妹妹，在村里可吃不着这个。我吃完，发现手上沾满油，想擦掉。母亲说：“不能浪费了，你用它抹一抹头发。”抹完，头发油光锃亮，我走起路来挺直腰杆，好不神气。街上有“老虎灶”，那是供街上居民烧开水、打开水的地方。我好奇地走上前去打量一番，发现没有“老虎”，就走开了。
　　供销社里有意思。商店比村里的小店大多了，货架上琳琅满目，我两只眼睛都不够看。柜台也气派，不是水泥墩，透过玻璃台面，可以看见里面的货物，营业员很时髦，戴着又大又圆的耳环，抹着口红。会计提着算盘坐在独立的橱窗里，柜台和橱窗之间有一段是铁丝相连，发票和现金通过一个铁夹子，在铁丝上一来一回就完成了买卖交易，银货两讫，我们就可以带着货物离开了。
　　赶集的日子，一般是在每年的农历“三月三”和“十月初十”。我们叫它“赶交流”，我问父亲：“是不是有牛贩子卖水牛？”父亲说：“这是物资交流，也有水牛。”我看到街上搭起了塑料棚，挂起了五颜六色的衣服，地摊上有枪打气球的，有修鞋的，修自行车的，卖药材的，还有卖老鼠药的，应有尽有。我主要是看热闹，跟随着人流挤来挤去。枪打气球的摊位旁，年轻人围了一圈在打靶；套圈的摊位小孩比较多。有人欢喜有人愁，我口袋里没有钱，只有默默地看着他们。

　　“上街”的神秘感和仪式感，一直到我上初中时才彻底消失。我的中学就在这条街的最东面，经过一个上坡，顺坡而下，两边是“冷窑厂”，占地面积很大，半成品砖头错落有致，一排排码在阳光下。那时候我骑自行车上坡猛蹬几下，然后下坡可以享受冲刺的感觉。动能和势能发生变化，当自行车惯性消失后，我就到了学校。起初我寄宿在那里，后来，我去了远房叔祖所在的政府大院里住宿。摇身一变成了街上的居民，我感到很满足。
　　晚上放学，我在食堂吃完饭后，拎着水壶去老虎灶打开水，正好逛街。等到路灯亮起我才拖着影子回去。后来学习紧张了，我就再也不出来闲逛了。
　　乡里的街道就像一条拉链，理发店、老虎灶、政府大院、供销社、冷窑厂、学校……就像上面咬合的齿，参差交错。白天拉链拉开，到了夜晚又重新合上，我在这条拉链的齿缝间游走。当拉链最后一次合上时，我的初中时代就落幕了。从此，我自这条小街出发，走向宽广的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