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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题组以济南市Y社区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对当下社会治理过程中引发的新一轮邻里关系变迁进行研究。调查发现，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加强和谐社区建设以及公民社会的孕育过程中，变迁、重构后的邻里关系更加细腻生动，呈现出兴趣化、平台化、监控化等特征；在城市基层权力操作策略发生变动的情况下，邻里关系变迁机制亦发生改变，居民无意识互动、被动参与的历史改写，社会治理过程中各主体尤其是国家和社会组织对邻里互动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社会治理；邻里关系
中图分类号：D63；C912.8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15.05.016
一、问题的提出
单位制时期，居民对国家和单位的依附状态形塑了社会成员共同的文化认同和行为模式，邻里关系处于边缘地位。单位制瓦解后，社区空间出现，并随着社区建设运动进一步得到解放，社区地位不断上升，“邻里复兴”[1]（P61）并日益复杂化。当下社会治理体系变革、和谐社区建设以及市民团体的兴起，使社区资源和权力边界发生变化，与单位制瓦解后相比，邻里关系形成新的特征。
城市社区邻里关系涉及城市基层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安康等重大问题，在完善社会治理过程中加强对社区邻里关系的研究意义重大。新形势下社区邻里关系的特征是什么？邻里关系变迁机制如何表现？如何看待当前邻里关系及其变迁机制？为了从上述三个方面分析社区建设中邻里社区发育发展情况，课题组根据济南市Y社区的经验来做判断。本文的资料来源于课题组对济南市Y社区的长期观察，以及2014年3月到11月对Y社区20多位居民的访谈和300多份问卷。
二、邻里关系的变迁
课题组通过问卷法重点收集了居民邻里交往的动机、方式、内容和参与人群特征等资料，统计发现，与社区实施网格治理之前相比，重构后的Y社区邻里关系更加细腻生动，并呈现出兴趣化、平台化、监控化、被代表等新特征。
（一）空间友邻型变为兴趣型
邻里关系与社区空间形式息息相关，[2]在社区场域内，居民之间的交往依据地理位置远近开展，形成“差序格局”，此时的居民邻里关系更多的是建立在地理空间上的互动。随着社区治理的推进，Y社区活跃着一批具有娱乐、健身和助人等功能的团体和组织，例如社区艺术团、妇女网格化组织、居家养老服务站等等。除了与邻近的居民交好，在这些团体或组织的动员下，社区居民更多则是根据个人喜好报名参与这些团体和组织开展的各类活动，通过对同一事物的共同关注，同一团体或组织内的居民形成集体的共同感受，进而通过社会网络进行情感分享，在这种情况下衍生了健身型、休闲型和游戏型[3]（P89-96）等基于兴趣、爱好而形成的邻里交往类型。
（二）情感型变为利益型
居住空间的远近决定了互动的频率和效果，传统基于空间分布的邻里结对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彼此产生情感，从而形成更为牢固紧密的人际关系；加之受邻里互动范围的限制，社区内结成互动关系的邻里在数量上并不多，也更能集中人际交往过程中的情感投入。调查发现，在转型期的城市基层社会，邻里关系在传统情感型的基础上利益的成分比重日渐增多，人情、面子、关系等地方性社会资源逐渐淡化，利益、权利、规则和制度等现代性因子占据主流地位，邻里互动多为一种策略性活动。
（三）私人型变为公共型，自由型变为监视型
传统的人际交往基于个人意愿产生，有很大的自主性。调查发现，邻里关系已经由私人领域转向公共领域。从活动方式看，73.4%的居民认为自己主要是“通过社区组织的活动认识更多人并结交”，只有24.8%的人认为自己主要是“通过个人认识更多人并结交”，邻里关系更加组织化，通过私人关系认识并结交的比例较小；从活动内容看，传统邻里关系中与社区成员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等生活体验和生命历程有关的问题日渐减少，以助残、助困、助老、环境保护等公共问题为指向的互动增多，邻里生活日趋政治化、公共化；从活动地点看，邻里互动的地区正逐渐远离住宅等私人性领域转向社区办公场所，防盗门、防盗窗等虽然起到了保护居民安全的作用，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将邻里关系带离到住宅之外的小区内；公共化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当两人发生矛盾时，会有社区团体和其他成员的干预与协调。平台化、公共型的邻里交往使得邻里互动被置于公众的视野之中，互动过程中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
（四）碎片化变为网络化
现代社区治理模式促使社区诞生了两种社区空间：社区地域空间和社区社会网络空间。[4]社区参与将邻里关系带到社区层面上，邻里社会发育，居民原子化行动日益减少。在这张邻里关系网中，社区的团体和组织充当网络节点，将社区居民联结起来，居民之间的交往不再是两个人的互动，而是缔结于社区这张大网之中。问卷统计显示，当面临与利益相关的问题时，居民已经习惯以一种“社会”的集体形式集结起来，凭借一己之力或是暂时性的“集体”的比例开始下降。
（五）被“代表”的社区邻里关系
早在新世纪初，多位学者就对单位制瓦解后邻里社会的发展做出断言，并指出社区邻里社会发育所面临的实际障碍，首先表现在社区居民对社区作为邻里公共生活体的低参与率和被动型参与。[5] [6]课题组虽未对Y社区居民参与率进行问卷调查，但如果从年龄分层的视角看不得不指出，存在于邻里中的组织几乎都是由老年人和退休人员组成的组织，活跃在社区的各种文体活动也多是老年人参与，掩盖在上述表现形式的社区邻里互动下则是较低的中青年人的参与率，社区邻里关系变成了老人的社区邻里关系。
三、邻里关系变迁机制
从上文可以看出，现代城市住宅区内居民邻里交往并未沿用传统的邻里交往方式。新时期社区治理引发的邻里互动动机、空间、行为等交往基础的改变给居民提供了多样化的互动场域。当前我国社会治理不仅是一个制度转型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创造多元社会主体的过程。随着城市社区类型的多样化，社区内部权力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成为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复合主体。[7]调查发现，多层权力结构中来自国家和社区内部组织的力量对当下邻里互动产生重要影响。 （一）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中国家的力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虽然国家对基层社区的控制和动员效益在国家与基层的对话过程中正在降低，[1]当下的社区建设运动也使得社区居委会逐渐成为一个服务性组织而非控制性组织，但是国家正在借助更加隐蔽的方式将国家权力渗透到城市基层生活，国家摆脱了过去的垂直式限制，却在一个平行维度上获得了权力的延伸，公共权力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和挤压，使居民互动与权力实践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场中国政府推动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国家介入所提供的制度化方式和组织资源，对居民区内部的社会交往和人际信任产生影响，[8]从这一角度讲，城市邻里活动则日渐成为国家动员和政党号召的一种回应方式。
（二）社区治理模式中社会组织的力量
在我国，社区组织的运行依旧摆脱不了国家的控制和监管，多项研究也指出，社会组织在我国治理体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成为国家治理社会的有利途径之一。文章将社区组织单独拿出论证，是因为虽然当前社区组织大都在居委会的指导下开展活动，成为居委会或者国家组织居民活动的工具，但是随着活动的日常化，社区组织内部发展出了自己的网络，建立了民间的联系和新的权力观。[9]
活跃在Y社区的组织大体可分为文体娱乐型、问题解决型两种。前者通过共鸣吸引有共同兴趣和情感需要的居民依托社区志愿者的身份、以社区参与的方式聚集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以兴趣为共同特征的社区居民关系；后者则通过共同的目标引导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互动乃至博弈，形成以实践为基础的社区居民关系。
四、如何看待这种邻里关系的变迁
通过对过去十多年社区建设和近几年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检视发现，当前中国基层治理推进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对城市社区邻里社会的发育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新型邻里关系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运动的必然结果，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很多学者和相关政府部门都对当前社区建设运动对邻里关系的重构寄予厚望，应该指出，导致新邻里关系产生的国家和社区组织力量与居委会、街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我们目前社会结构和社会运作机制并未产生根本变革的情况下，当前邻里重构所形成的新型邻里关系或许很可能是一种表面现象。我国市民团体正处于兴起阶段，市民社会尚未形成，社区资源和权力边界尚未划清，基于“市民社区”而形成的新型邻里社区是否持久稳固不得而知，我们离“能动社会”尚远。另外，这种更具“组织性”的外力型邻里关系是否能真正充当起组织邻里活动、维护邻里稳定的工具也仍旧需要实践。
参考文献
[1]朱建刚.国与家之间：上海邻里的市民团体与社区运动的民族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宋言奇.城市社区邻里关系的空间效应[J].城市问题，2004，（5）.
[3]黎熙元、陈福平等.社区的转型与重构——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再整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4]陈福平、黎熙元.当代社区的两种空间：地域和社会网络[J].社会，2008，（5）.
[5]李婷玉.社区发展与居民参与[J].湖北社会科学，2001，（12）.
[6]马卫红、黄沁蕾、桂勇.上海市居民社区参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社会，2000，（6）.
[7]张兆曙.城市议题与社会复合主体的联合治理——对杭州3种城市治理实践的组织分析[J].管理世界，2010，（2）.
[8]刘春荣.国家介入与邻里社会资本的生成[J].社会学研究，2007，（2）.
[9]郭圣莉.国家的社区权力结构：基于案例的比较分析[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6）.
基金项目
山东省应用统计科研计划项目（yytjlx2014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万佩佩，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社区、慈善、社会学理论。
责任编辑 解梅娟
关键词：社会治理；邻里关系
中图分类号：D63；C912.8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15.05.016
一、问题的提出
单位制时期，居民对国家和单位的依附状态形塑了社会成员共同的文化认同和行为模式，邻里关系处于边缘地位。单位制瓦解后，社区空间出现，并随着社区建设运动进一步得到解放，社区地位不断上升，“邻里复兴”[1]（P61）并日益复杂化。当下社会治理体系变革、和谐社区建设以及市民团体的兴起，使社区资源和权力边界发生变化，与单位制瓦解后相比，邻里关系形成新的特征。
城市社区邻里关系涉及城市基层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安康等重大问题，在完善社会治理过程中加强对社区邻里关系的研究意义重大。新形势下社区邻里关系的特征是什么？邻里关系变迁机制如何表现？如何看待当前邻里关系及其变迁机制？为了从上述三个方面分析社区建设中邻里社区发育发展情况，课题组根据济南市Y社区的经验来做判断。本文的资料来源于课题组对济南市Y社区的长期观察，以及2014年3月到11月对Y社区20多位居民的访谈和300多份问卷。
二、邻里关系的变迁
课题组通过问卷法重点收集了居民邻里交往的动机、方式、内容和参与人群特征等资料，统计发现，与社区实施网格治理之前相比，重构后的Y社区邻里关系更加细腻生动，并呈现出兴趣化、平台化、监控化、被代表等新特征。
（一）空间友邻型变为兴趣型
邻里关系与社区空间形式息息相关，[2]在社区场域内，居民之间的交往依据地理位置远近开展，形成“差序格局”，此时的居民邻里关系更多的是建立在地理空间上的互动。随着社区治理的推进，Y社区活跃着一批具有娱乐、健身和助人等功能的团体和组织，例如社区艺术团、妇女网格化组织、居家养老服务站等等。除了与邻近的居民交好，在这些团体或组织的动员下，社区居民更多则是根据个人喜好报名参与这些团体和组织开展的各类活动，通过对同一事物的共同关注，同一团体或组织内的居民形成集体的共同感受，进而通过社会网络进行情感分享，在这种情况下衍生了健身型、休闲型和游戏型[3]（P89-96）等基于兴趣、爱好而形成的邻里交往类型。
（二）情感型变为利益型
居住空间的远近决定了互动的频率和效果，传统基于空间分布的邻里结对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彼此产生情感，从而形成更为牢固紧密的人际关系；加之受邻里互动范围的限制，社区内结成互动关系的邻里在数量上并不多，也更能集中人际交往过程中的情感投入。调查发现，在转型期的城市基层社会，邻里关系在传统情感型的基础上利益的成分比重日渐增多，人情、面子、关系等地方性社会资源逐渐淡化，利益、权利、规则和制度等现代性因子占据主流地位，邻里互动多为一种策略性活动。
（三）私人型变为公共型，自由型变为监视型
传统的人际交往基于个人意愿产生，有很大的自主性。调查发现，邻里关系已经由私人领域转向公共领域。从活动方式看，73.4%的居民认为自己主要是“通过社区组织的活动认识更多人并结交”，只有24.8%的人认为自己主要是“通过个人认识更多人并结交”，邻里关系更加组织化，通过私人关系认识并结交的比例较小；从活动内容看，传统邻里关系中与社区成员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等生活体验和生命历程有关的问题日渐减少，以助残、助困、助老、环境保护等公共问题为指向的互动增多，邻里生活日趋政治化、公共化；从活动地点看，邻里互动的地区正逐渐远离住宅等私人性领域转向社区办公场所，防盗门、防盗窗等虽然起到了保护居民安全的作用，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将邻里关系带离到住宅之外的小区内；公共化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当两人发生矛盾时，会有社区团体和其他成员的干预与协调。平台化、公共型的邻里交往使得邻里互动被置于公众的视野之中，互动过程中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
（四）碎片化变为网络化
现代社区治理模式促使社区诞生了两种社区空间：社区地域空间和社区社会网络空间。[4]社区参与将邻里关系带到社区层面上，邻里社会发育，居民原子化行动日益减少。在这张邻里关系网中，社区的团体和组织充当网络节点，将社区居民联结起来，居民之间的交往不再是两个人的互动，而是缔结于社区这张大网之中。问卷统计显示，当面临与利益相关的问题时，居民已经习惯以一种“社会”的集体形式集结起来，凭借一己之力或是暂时性的“集体”的比例开始下降。
（五）被“代表”的社区邻里关系
早在新世纪初，多位学者就对单位制瓦解后邻里社会的发展做出断言，并指出社区邻里社会发育所面临的实际障碍，首先表现在社区居民对社区作为邻里公共生活体的低参与率和被动型参与。[5] [6]课题组虽未对Y社区居民参与率进行问卷调查，但如果从年龄分层的视角看不得不指出，存在于邻里中的组织几乎都是由老年人和退休人员组成的组织，活跃在社区的各种文体活动也多是老年人参与，掩盖在上述表现形式的社区邻里互动下则是较低的中青年人的参与率，社区邻里关系变成了老人的社区邻里关系。
三、邻里关系变迁机制
从上文可以看出，现代城市住宅区内居民邻里交往并未沿用传统的邻里交往方式。新时期社区治理引发的邻里互动动机、空间、行为等交往基础的改变给居民提供了多样化的互动场域。当前我国社会治理不仅是一个制度转型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创造多元社会主体的过程。随着城市社区类型的多样化，社区内部权力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成为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复合主体。[7]调查发现，多层权力结构中来自国家和社区内部组织的力量对当下邻里互动产生重要影响。 （一）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中国家的力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虽然国家对基层社区的控制和动员效益在国家与基层的对话过程中正在降低，[1]当下的社区建设运动也使得社区居委会逐渐成为一个服务性组织而非控制性组织，但是国家正在借助更加隐蔽的方式将国家权力渗透到城市基层生活，国家摆脱了过去的垂直式限制，却在一个平行维度上获得了权力的延伸，公共权力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和挤压，使居民互动与权力实践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场中国政府推动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国家介入所提供的制度化方式和组织资源，对居民区内部的社会交往和人际信任产生影响，[8]从这一角度讲，城市邻里活动则日渐成为国家动员和政党号召的一种回应方式。
（二）社区治理模式中社会组织的力量
在我国，社区组织的运行依旧摆脱不了国家的控制和监管，多项研究也指出，社会组织在我国治理体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成为国家治理社会的有利途径之一。文章将社区组织单独拿出论证，是因为虽然当前社区组织大都在居委会的指导下开展活动，成为居委会或者国家组织居民活动的工具，但是随着活动的日常化，社区组织内部发展出了自己的网络，建立了民间的联系和新的权力观。[9]
活跃在Y社区的组织大体可分为文体娱乐型、问题解决型两种。前者通过共鸣吸引有共同兴趣和情感需要的居民依托社区志愿者的身份、以社区参与的方式聚集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以兴趣为共同特征的社区居民关系；后者则通过共同的目标引导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互动乃至博弈，形成以实践为基础的社区居民关系。
四、如何看待这种邻里关系的变迁
通过对过去十多年社区建设和近几年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检视发现，当前中国基层治理推进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对城市社区邻里社会的发育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新型邻里关系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运动的必然结果，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很多学者和相关政府部门都对当前社区建设运动对邻里关系的重构寄予厚望，应该指出，导致新邻里关系产生的国家和社区组织力量与居委会、街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我们目前社会结构和社会运作机制并未产生根本变革的情况下，当前邻里重构所形成的新型邻里关系或许很可能是一种表面现象。我国市民团体正处于兴起阶段，市民社会尚未形成，社区资源和权力边界尚未划清，基于“市民社区”而形成的新型邻里社区是否持久稳固不得而知，我们离“能动社会”尚远。另外，这种更具“组织性”的外力型邻里关系是否能真正充当起组织邻里活动、维护邻里稳定的工具也仍旧需要实践。
参考文献
[1]朱建刚.国与家之间：上海邻里的市民团体与社区运动的民族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宋言奇.城市社区邻里关系的空间效应[J].城市问题，2004，（5）.
[3]黎熙元、陈福平等.社区的转型与重构——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再整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4]陈福平、黎熙元.当代社区的两种空间：地域和社会网络[J].社会，2008，（5）.
[5]李婷玉.社区发展与居民参与[J].湖北社会科学，2001，（12）.
[6]马卫红、黄沁蕾、桂勇.上海市居民社区参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社会，2000，（6）.
[7]张兆曙.城市议题与社会复合主体的联合治理——对杭州3种城市治理实践的组织分析[J].管理世界，2010，（2）.
[8]刘春荣.国家介入与邻里社会资本的生成[J].社会学研究，2007，（2）.
[9]郭圣莉.国家的社区权力结构：基于案例的比较分析[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6）.
基金项目
山东省应用统计科研计划项目（yytjlx2014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万佩佩，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社区、慈善、社会学理论。
责任编辑 解梅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