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正经学业是统计，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统计专业，那时最有名的老师是戴世光。前些天在谢泳所著《从<观察>的言论看四十年代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看到吾师的另一面：西南联大各党各派，兼收并蓄，“在经济问题方面批评政府的有伍启元、杨西孟、戴世光”。
　　此时提到戴世光，是想说明，虽然统计学确实担得起“科研”的名声，其内涵主要是数学，但这个更偏向理科的学科确又离不开政治，离不开政府，要不戴老先生干嘛闲着和国民党过不去呢。
　　我们上学时，师兄师姐们意气风发，到国家机关把新中国30多年的经济资料翻出来，那时没有电子资料，都是些发黄的纸册，做投入产出平衡模型——纵向，投入，电力、煤炭、化肥等;横向，产出，粮食、布匹、自行车。虽然用的是黑纸带打孔的计算机，但师兄师姐很自豪：未来中国经济尽在掌握中。
　　涂子沛在中国政府部门做过近10年的数据统计工作，后来他到美国求学，头一回上统计课时也被自豪了一把，大胡子的印度裔教授一本正经地对学生们说：“我们信靠上帝。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
　　可惜我没能像涂子沛那样把统计进行到底，要不今日也会像涂子沛那么伟大。打掉我对统计的敬仰的是：毕业后上班第一天，办公室的老大姐笑眯眯地说，你带瓶子了吗？今天单位分菜籽油，要不我借你一个？老大姐一下子把我从宝塔尖打到油盐堆儿里了。
　　后来我发现，中国经济状况和数目字关系不大，尤其是股市，企业业绩的好坏，不如哪位爷打个喷嚏。师兄师姐掌握个啥呀？
　　但也不必太沮丧，技术荡平世界。涂子沛写下《大数据》和《数据之巅》，他告诉我们：美国人用了几十年才建立了全民信用制度，今天在中国，因为掌握了客户的交易流水数据，阿里巴巴在几分钟里就可以确定对方的信用，决定是否发放贷款。
　　数据开放，最重要的还得靠政府推动。2009年1月17日，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他的首份总统备忘案《透明和开放的政府》。120天后，Data.gov网站正式上线发布。美国今日的局面，并非天然铸成。古今政府都把自己当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公开自己的信息，那不是基于良知和法理，而是被逼无奈。
　　 1789年美国国会就制定了《管家法》，规定行政机关必须在统一的出版物上公开政务信息，但对于公开的内容，行政长官有自由裁定权，看爷的心情。1951年，在当时冷战背景下，美国首次把军事机构的保密制度引入普通的行政部门，一时间保密的绳扣越勒越紧。
　　一个叫约翰·摩斯的新任国会议员走进了华盛顿政坛，这个生瓜蛋子交了个《信息自由法》提案。但直到1964年，摩斯的提案才进入辩论程序。最终在1966年7月4日，由于参众两院对这个法案的支持率都高于三分之二，约翰逊无法动用总统否决权，只好签字服输。无奈啊。法律是通过了，但官爷们并不舒服，各种消极抵抗是免不了的。
　　在1966年表决《信息自由法》时，福特是一名议员，且投了赞成票，但到1972年面对《信息自由法修正案》时，他已当了总统，这回该他拉抽屉了，明确反对，拒绝签字。但国会再次以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票否决了福特，终于成功。
　　期望福特自我革命，那是天真。
　　政府公开渐成风气。2011年9月20日，政府联盟在纽约成立。值得一提的是肯尼亚，2010年8月肯尼亚通过了新宪法，其中第35条规定：“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获得政府拥有的信息……每一个公民都有权修改、删除（政府保存的）不真实、有误导倾向的错误信息。”
　　有时候，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并不总是搭调，不能说穷国就不讲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