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发展方式不是今天提出来的，但在后金融危机时期，这一问题有着更紧迫的现实性。
　　一是从外部形势看，全球主要经济体都面临着一个制度竞争和发展方式的转型问题，谁在经济的再平衡方面拔得头筹，转型成功，谁就会在国家竞争和经济发展上取得领先优势；二是从国内形势看，各种经济关系，尤其是“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内在紧张关系已经处于一种临界状态，再不切实推进发展方式转型，恐有造成经济不可持续之虞。
　　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转变发展方式，而在于如何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型，找到转型之真谛。
　　这个“真谛”是存在的。十八大报告就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指出，要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此“四个着力”和“五个更多”，其实就是转型“真谛”所在。
　　按照“四个着力”和“五个更多”的方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从中国的实际情形出发，关键是要处理好投资、收入分配和政府作用这几个问题。相对来说，中国经济增长更多依赖的是投资，且是较大比例的政府投资，特别在经济困难时期更是这样。所以，投资方式和结构若不转变，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型就无从谈起。
　　就投资而言，转型意味着减少政府投资占比。但另一方面政府需要通过投资结构的转向来引导和带动发展方式的转型。所以，尽管目的是将扩大消费需求作为结构调整的最终目标，但在目前不宜以过于抑制投资增长为代价。原因还在于，我们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尚未最终完成，基础设施建设、软件、设备和技术改造、民生投资等潜在需求空间十分巨大。这决定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投资仍会保持一个较高增速，但同时，必须通过侧重投资质量和结构优化来提高投资效率。
　　为此，可将投资重点放在投资边际效率高的领域，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领域，农村基础设施、水利设施和农业科技等领域，旨在推动传统产业技术结构升级和推动新产业、新产品、新技术创新的投资，以及有利于提高现代服务业比重的投资等。除此外，鉴于政府投资的效率一般要低一些的现实，还应优化投资来源，使社会资本成为投资的主要来源，以确保投资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对公共产品的投资既能拉动有效投资，又能释放消费需求，这实际上对收入分配改革已经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要想刺激和扩大消费，提高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建立一个消费而不是投资主导的经济基础，就应直接在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劳动报酬上下功夫。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不同步，劳动报酬和GDP增速不同步的现象，由来已久，必须改变的共识已经形成。而收入分配改革，则被认为是改变“两个不同步”现象的关键。所以，收入分配改革宜尽早破题。
　　此外，要转变发展方式，与市场经济要求日益冲突的旧的政府行为模式和干预方式也必须扬弃，否则，转型恐难有效。
　　一个经济体经济结构的形成和调整受制于复杂的经济因素本身，不太可能依靠行政规划而设定。单靠行政干预不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会起相反作用，扭曲增加了交易成本，降低了整体效率。所以，政府要学会克制行政干预冲动，而应着力于制度改革与创新，将应由市场解决的问题交给市场去调节。
　　政府的作用，体现在为各类资本平等地使用要素资源、进入公益领域和垄断行业，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如此，经济结构才能沿着不断增进效率与公平的方向更快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