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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建筑物象建立起精神与身体的内在连结，再将历史、社会、文化的考量引入建筑的研究方法，始自梁思成、刘敦桢一代学者。抗战时期，这批学者以四川李庄为研究场所记录了变化中的中国乡村。在楼庆西看来，他们这一代学人对大众普及建筑史知识的热忱，同样承袭自梁思成一代。
1989年以来，陈志华、楼庆西、李秋香带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乡土建筑研究小组的数百名学生，对我国十多个省份、百余个不同类型的村镇进行抢救性调查，完成三千余张建筑测绘图纸、四十余部乡土聚落研究报告，出版山西《丁村》、广东《梅县三村》、浙江《郭洞村》、福建《西华片与安贞堡》等作品，且有“乡土瑰宝”系列作品记述了中国乡土建筑的演变历史。
今天，随着文化的广泛传播与交流，各地的现代建筑（尤其是城市里的建筑），从内容到形式日益趋同。今后的建筑是否还会存在或者说应该保持各地区的乡土特征，这已成为当今建筑界在建筑创作上颇具争议的话题。2012年底，楼庆西新出版了《乡土景观十讲》，他提出，乡土建筑应该尽量保护，但遇到难以取舍的古村落、古民居，只能有选择地保护。
农耕社会的缩影
建筑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西方学术界曾有一个法国年鉴学派认为历史是由社会生活的全部组成的。在楼庆西、陈志华等人看来，有记载历史功能的乡土建筑就像一本专属于普通百姓的史书，饱含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因此，记录乡土建筑就是在记录“底层的、农业的、老百姓的历史”。
保护完整的村落而非单体民居，这已成为清华乡土建筑研究所师生的共识。陈志华认为，乡土建筑的保护并非只是保护住宅，而是要保护农村社会里的各种各样的建筑，比如说田间地头的小亭子、祠堂、小土地庙、文昌阁、文峰塔、水井，甚至铁匠铺和节孝牌坊。因为乡土建筑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形态，它反映了中国乡土文明的方方面面。
在长期的田野调查过程中，楼庆西一直注重乡土建筑的地方特色，“乡村的建筑不需要建筑师设计，找个有经验的木匠，房子就盖起来了，所以称为土生土长的建筑。”在新出版的《乡土景观十讲》中，楼庆西指出，乡村的祠堂、民居、书院、戏台、寺庙等乡土建筑记载了农耕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并和天地、山水、植物共同组成一种富有文化底蕴的景观，即“乡土文化景观”。
指着照片中一道由几十口黑釉大缸围成、在阳光下亮铮铮的院墙，楼庆西说：“这是我在山西临县招贤镇小塌则村从一个厕所往外照的。”小塌则村是山村，山上有一百二十余户，四百余人，虽然可耕的农田不多，却有很多石板泥（一种可供烧制陶瓷器物的高岭土），村中多户人家自立陶瓷窑。明清以来，招贤镇附近的碛口镇为黄河边上的商贸大镇，小塌则村生产的陶缸运至碛口，得以远销至陕西、宁夏、内蒙古一带。
小塌则村制作的陶缸高约1米，有两斗、四斗、八斗之分，用以储存粮食、水或腌制咸菜等，还有盆、碗、碟、拔火罐等。由于瓷窑多为家庭手工业作坊，工艺不够规范，因此常出残次品。通常，村民将残次的大缸缸底打破，重叠两层改为住宅的院墙，或用大缸围成厕所。走在村中，仰望两侧山坡，只见一排乌釉闪光的缸院墙，一座座瓷窑高低错落散布在四周，颇为奇特。如今，由于经济发展，这类陶缸和陶瓷器的市场已经萎缩，村里的生产由陶瓷制品转向耐火砖，但那一排排乌黑闪亮的宅墙仍然散布在山坡上，由陶缸围合成的院墙大门两侧还贴着红色的对联，楼庆西说：“它记录了这个手工业村特殊的历史，所以说农村建筑、乡土建筑是一部中国农村农耕社会的史书。”
在浙江兰溪市诸葛村古老的“村上”和“街上”，仍然完整地保留着十几座祠堂。大多数祠堂前方有一池清水，水塘平时蓄满水，村民在塘边的石板上洗衣、洗菜。由于木结构的房屋最怕火灾，因此水塘还有救火的作用。楼庆西调查发现，水塘每隔一段时期会清理一次，把水放干，清理出的淤泥做肥田之用，然后再放入新水。这种水塘里的水不能饮用，所以多在塘边开挖一口井，井水专供饮用或蔬菜的最后一道清洗等。诸葛村的祠堂、水塘和十几口水井，依然是村民的生活中心。
诸葛村的住宅有大有小，从总体布局看，它们多围绕着自己所属房派的祠堂建造，所以形成了以祠堂为中心的若干团队。“这种以宗族总祠堂为中心，由若干分祠堂的团块组成的布局，充分显示出血缘村落的结构特征，它在农耕社会中具有典型性。”楼庆西分析说：“正是这些街道、建筑和陈设汇集成一幅立体的画卷，反映了农耕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记录了中国农村从封建宗法制度走向今天的历史轨迹。它比书籍上的文字描绘更加具体、鲜活，充分体现了一座古村落记载历史的价值。”
与自然山水和谐
我国古代乡村跟自然山水的关系非常密切，人们讲究水口的经营，进水口畅通，出水口封闭，财源才能滚滚而来。获得世界文化遗产之称的安徽宏村，水流穿过每家每户，乃至庭院里的堂屋之前；又如贵州侗族村口的廊桥，既是交通要道，也可做买卖，又可进水……就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言，楼庆西认为，乡土建筑比城市建筑表现得更为紧密与融合：人们往往就地取材，而不是盲目跟从流行，这一点更重要地表现为：不过度破坏自然。
浙江武义县郭洞村，自先祖何氏定居于此，至今已有六百多年。村里的城墙、水口、桥，包括宗祠庙宇可以上溯到明代。村庄东侧的龙山上长有红枫、樟树、檫树、金桂、银桂、罗汉松、虎皮楠和红杉等树种，成为一道天然植物屏障。何氏族人非常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双泉何氏宗谱》中规定，上龙山砍柴者拔指甲，砍一小树断一指，砍一大树断一臂，还要跪在祠堂前向祖宗请罪，立誓永不再犯。
乡土建筑和自然环境的融合不仅表现在建筑和村落与山水的和谐，还在于长期的农耕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和谐。今天，郭洞村村民还保持着传统的生活习俗：用自家种的菜腌制咸菜、养鸭、用黄豆磨制豆腐；请人来家中编制竹材用具等。1997年，楼庆西等师生一行进郭洞村调查乡土建筑，吃住都在一位何氏族人家中，早餐是自制的霉干菜和咸鸭蛋，中午饭桌上摆着早晨从山上挖来的竹笋和溪水塘中捕捞的小鱼。有学生离村时写了一幅对联——“痛咬下山笋，脍制上塘鱼”，以示感谢。 在浙江的楠溪江流域，清浅的小河里有一块块石头排在水里，作为过河的垫脚，每隔十块石头就会在左边加一块横的。楼庆西解释说，这是怕两边的人相遇，必要时可以在这里让路。桥头有一块牌子，写着让路规矩：先让年纪大的，再让妇女小孩，再让挑担子的人。“那种很朴素的智慧，还有乡村的秩序感，给人深刻印象。”
在山西西部的吕梁山地区，连绵数十里的黄土地带，常年干旱。百姓用铁锹和镐在黄土壁上挖进半圆形的洞，用土坯垒出炕和灶，洞口用草帘子遮挡。如今，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窑洞口有了木制门窗，窑面上加了一层砖，单一的窑洞发展为并列的多孔窑洞。
倘若再将视线移向青藏高原、内蒙古和新疆天山下的草原，草原上散落着的一座座毡房，雪山下的石碉房……这些都与四周的山水结合紧密，真正融入在天地山水之中。楼庆西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必然会有变化，这种记忆会部分甚至全部遗失，但是广大百姓会在生产生活中寻求美，人与建筑、自然环境的和谐也始终是我们所追求的。”
让国人知其可贵
梁思成在1932年写成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谈到保护传统建筑，首先应让广大国民知道这一类型建筑的价值、在世界美术史和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只有这样，国民才会有保护意识。楼庆西同样认为，古建筑、古村落得不到有效保护，一个重要原因是公众不了解其价值。“有人认为，建筑是居住、生活、工作和生产的需要，应该越新越好。事实上只要去过欧美发达国家，感受过欧美古建筑底蕴的人，就会知道这种想法是失之简单的。”
在欧洲发达国家，“生态博物馆”是一种为保护地方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遗存的展示方式。楼庆西认为，由于我国农村数量多达数十万个，加之建筑是不可移动的文物，“完全保护是不可能、不现实，也是没有必要的”，只能有选择性地保护。对此，楼庆西建议，保护村落可以分层次进行，有的村落留存得比较完整的，可以采取全面保护；不能完全保存的地区，可以先由专家调查，选择性保留一两个老街区，或者保存个别的建筑等，同时可以借鉴国外建立自然生态博物馆的模式，将旧粮仓等个别物品拆到一个新地方组成一个新村落。
虽然我国研究古建筑的学者不少，但究乡土建筑与乡土景观的学者并不多。楼庆西解释说，一个古村落的保护比宫殿的保护更难，宫殿的保护定格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农村则是一个活的系统，民居内的生活仍在延续。楼庆西以窗户的功能为例，解释说：“窗户第一要通风，第二要采光， 封建‘礼制’建筑的规范渐次降低之后，人们不会再觉得隔扇窗户是好看的，雕花窗户就是第一个被改变的建筑元素。”调查乡土建筑时，村民看到楼庆西一行人对着花窗又是擦洗，又是拍照，意识上模模糊糊觉得花窗是好的，但这终究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没有切实关系。“我们一出村，文物贩子就把它收走了。”
又如，传统建筑中的砖地虽然花纹奇特，有保留价值，但由于冬季砖地房会潮湿、阴冷，住在屋中的村民并不舒服，因此许多房子改为木地板。对此，楼庆西坦率地讲：“要允许村庄合理的变化”，乡土建筑的诸多特点中有利有弊，比起保护民居，让身在其中的人住得舒服显然更重要。然而，改变过程中，部分地区的村民由于盲目追随都市的潮流，破坏了原有建筑的优良设计。楼庆西在西双版纳等地调查发现，当地气候潮湿，有村民新造的砖墙房不如传统的竹制吊脚楼通风性能优良，只好安装空调来降温。
“怎样开发又不影响古村落保护，是一个远比在学校讲学复杂得多的问题”，楼庆西说。西村幸夫写的《再造魅力故乡》中谈到，在日本各个小镇，当地的社区居民自发组织起来保护，反对政府的改建工程，最终保住了自己原汁原味的故乡。事实上，这种做法在中国或许还需要一些时间。
清华师生经过调查，认为古村落保护做得比较好的有两个，一个是诸葛村，一个是流坑，都是由很有威望的人在主持。诸葛村的族老和村支书不准村民随便动房子，大家都得听。流坑是一个退休的县委副书记在管理，采取强硬手段控制。其中，诸葛村村委会自己办旅游公司，每年门票收入有一千多万元，其中一部分收入用以保护和维修。国家文物局还将之作为典型进行推广。
前不久，郭洞村81岁的村民何胜云还和楼庆西通了电话。何胜云是土生土长的郭洞村人，退休后回到村里来开始调查老村的历史和建筑，并四处奔走宣传。“对于保护当地来说，这样的人太重要了，他们有知识有文化，又对家乡有感情。”楼庆西说，何胜云起到很大作用，他把家谱、老村历史都调查得很清楚，发动老年人保护和维修祠堂，联系清华的师生去调查，到处找人来参观，哪棵树被饭店破坏了就找县长呼吁。如今，郭洞村已经申报了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村，据楼庆西介绍，现在郭洞村老年人60岁以上每个月能补助几十块钱。村里给村民都上了医疗互助费，很多村民的就业致富问题也解决了。
1989年以来，陈志华、楼庆西、李秋香带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乡土建筑研究小组的数百名学生，对我国十多个省份、百余个不同类型的村镇进行抢救性调查，完成三千余张建筑测绘图纸、四十余部乡土聚落研究报告，出版山西《丁村》、广东《梅县三村》、浙江《郭洞村》、福建《西华片与安贞堡》等作品，且有“乡土瑰宝”系列作品记述了中国乡土建筑的演变历史。
今天，随着文化的广泛传播与交流，各地的现代建筑（尤其是城市里的建筑），从内容到形式日益趋同。今后的建筑是否还会存在或者说应该保持各地区的乡土特征，这已成为当今建筑界在建筑创作上颇具争议的话题。2012年底，楼庆西新出版了《乡土景观十讲》，他提出，乡土建筑应该尽量保护，但遇到难以取舍的古村落、古民居，只能有选择地保护。
农耕社会的缩影
建筑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西方学术界曾有一个法国年鉴学派认为历史是由社会生活的全部组成的。在楼庆西、陈志华等人看来，有记载历史功能的乡土建筑就像一本专属于普通百姓的史书，饱含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因此，记录乡土建筑就是在记录“底层的、农业的、老百姓的历史”。
保护完整的村落而非单体民居，这已成为清华乡土建筑研究所师生的共识。陈志华认为，乡土建筑的保护并非只是保护住宅，而是要保护农村社会里的各种各样的建筑，比如说田间地头的小亭子、祠堂、小土地庙、文昌阁、文峰塔、水井，甚至铁匠铺和节孝牌坊。因为乡土建筑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形态，它反映了中国乡土文明的方方面面。
在长期的田野调查过程中，楼庆西一直注重乡土建筑的地方特色，“乡村的建筑不需要建筑师设计，找个有经验的木匠，房子就盖起来了，所以称为土生土长的建筑。”在新出版的《乡土景观十讲》中，楼庆西指出，乡村的祠堂、民居、书院、戏台、寺庙等乡土建筑记载了农耕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并和天地、山水、植物共同组成一种富有文化底蕴的景观，即“乡土文化景观”。
指着照片中一道由几十口黑釉大缸围成、在阳光下亮铮铮的院墙，楼庆西说：“这是我在山西临县招贤镇小塌则村从一个厕所往外照的。”小塌则村是山村，山上有一百二十余户，四百余人，虽然可耕的农田不多，却有很多石板泥（一种可供烧制陶瓷器物的高岭土），村中多户人家自立陶瓷窑。明清以来，招贤镇附近的碛口镇为黄河边上的商贸大镇，小塌则村生产的陶缸运至碛口，得以远销至陕西、宁夏、内蒙古一带。
小塌则村制作的陶缸高约1米，有两斗、四斗、八斗之分，用以储存粮食、水或腌制咸菜等，还有盆、碗、碟、拔火罐等。由于瓷窑多为家庭手工业作坊，工艺不够规范，因此常出残次品。通常，村民将残次的大缸缸底打破，重叠两层改为住宅的院墙，或用大缸围成厕所。走在村中，仰望两侧山坡，只见一排乌釉闪光的缸院墙，一座座瓷窑高低错落散布在四周，颇为奇特。如今，由于经济发展，这类陶缸和陶瓷器的市场已经萎缩，村里的生产由陶瓷制品转向耐火砖，但那一排排乌黑闪亮的宅墙仍然散布在山坡上，由陶缸围合成的院墙大门两侧还贴着红色的对联，楼庆西说：“它记录了这个手工业村特殊的历史，所以说农村建筑、乡土建筑是一部中国农村农耕社会的史书。”
在浙江兰溪市诸葛村古老的“村上”和“街上”，仍然完整地保留着十几座祠堂。大多数祠堂前方有一池清水，水塘平时蓄满水，村民在塘边的石板上洗衣、洗菜。由于木结构的房屋最怕火灾，因此水塘还有救火的作用。楼庆西调查发现，水塘每隔一段时期会清理一次，把水放干，清理出的淤泥做肥田之用，然后再放入新水。这种水塘里的水不能饮用，所以多在塘边开挖一口井，井水专供饮用或蔬菜的最后一道清洗等。诸葛村的祠堂、水塘和十几口水井，依然是村民的生活中心。
诸葛村的住宅有大有小，从总体布局看，它们多围绕着自己所属房派的祠堂建造，所以形成了以祠堂为中心的若干团队。“这种以宗族总祠堂为中心，由若干分祠堂的团块组成的布局，充分显示出血缘村落的结构特征，它在农耕社会中具有典型性。”楼庆西分析说：“正是这些街道、建筑和陈设汇集成一幅立体的画卷，反映了农耕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记录了中国农村从封建宗法制度走向今天的历史轨迹。它比书籍上的文字描绘更加具体、鲜活，充分体现了一座古村落记载历史的价值。”
与自然山水和谐
我国古代乡村跟自然山水的关系非常密切，人们讲究水口的经营，进水口畅通，出水口封闭，财源才能滚滚而来。获得世界文化遗产之称的安徽宏村，水流穿过每家每户，乃至庭院里的堂屋之前；又如贵州侗族村口的廊桥，既是交通要道，也可做买卖，又可进水……就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言，楼庆西认为，乡土建筑比城市建筑表现得更为紧密与融合：人们往往就地取材，而不是盲目跟从流行，这一点更重要地表现为：不过度破坏自然。
浙江武义县郭洞村，自先祖何氏定居于此，至今已有六百多年。村里的城墙、水口、桥，包括宗祠庙宇可以上溯到明代。村庄东侧的龙山上长有红枫、樟树、檫树、金桂、银桂、罗汉松、虎皮楠和红杉等树种，成为一道天然植物屏障。何氏族人非常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双泉何氏宗谱》中规定，上龙山砍柴者拔指甲，砍一小树断一指，砍一大树断一臂，还要跪在祠堂前向祖宗请罪，立誓永不再犯。
乡土建筑和自然环境的融合不仅表现在建筑和村落与山水的和谐，还在于长期的农耕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和谐。今天，郭洞村村民还保持着传统的生活习俗：用自家种的菜腌制咸菜、养鸭、用黄豆磨制豆腐；请人来家中编制竹材用具等。1997年，楼庆西等师生一行进郭洞村调查乡土建筑，吃住都在一位何氏族人家中，早餐是自制的霉干菜和咸鸭蛋，中午饭桌上摆着早晨从山上挖来的竹笋和溪水塘中捕捞的小鱼。有学生离村时写了一幅对联——“痛咬下山笋，脍制上塘鱼”，以示感谢。 在浙江的楠溪江流域，清浅的小河里有一块块石头排在水里，作为过河的垫脚，每隔十块石头就会在左边加一块横的。楼庆西解释说，这是怕两边的人相遇，必要时可以在这里让路。桥头有一块牌子，写着让路规矩：先让年纪大的，再让妇女小孩，再让挑担子的人。“那种很朴素的智慧，还有乡村的秩序感，给人深刻印象。”
在山西西部的吕梁山地区，连绵数十里的黄土地带，常年干旱。百姓用铁锹和镐在黄土壁上挖进半圆形的洞，用土坯垒出炕和灶，洞口用草帘子遮挡。如今，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窑洞口有了木制门窗，窑面上加了一层砖，单一的窑洞发展为并列的多孔窑洞。
倘若再将视线移向青藏高原、内蒙古和新疆天山下的草原，草原上散落着的一座座毡房，雪山下的石碉房……这些都与四周的山水结合紧密，真正融入在天地山水之中。楼庆西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必然会有变化，这种记忆会部分甚至全部遗失，但是广大百姓会在生产生活中寻求美，人与建筑、自然环境的和谐也始终是我们所追求的。”
让国人知其可贵
梁思成在1932年写成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谈到保护传统建筑，首先应让广大国民知道这一类型建筑的价值、在世界美术史和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只有这样，国民才会有保护意识。楼庆西同样认为，古建筑、古村落得不到有效保护，一个重要原因是公众不了解其价值。“有人认为，建筑是居住、生活、工作和生产的需要，应该越新越好。事实上只要去过欧美发达国家，感受过欧美古建筑底蕴的人，就会知道这种想法是失之简单的。”
在欧洲发达国家，“生态博物馆”是一种为保护地方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遗存的展示方式。楼庆西认为，由于我国农村数量多达数十万个，加之建筑是不可移动的文物，“完全保护是不可能、不现实，也是没有必要的”，只能有选择性地保护。对此，楼庆西建议，保护村落可以分层次进行，有的村落留存得比较完整的，可以采取全面保护；不能完全保存的地区，可以先由专家调查，选择性保留一两个老街区，或者保存个别的建筑等，同时可以借鉴国外建立自然生态博物馆的模式，将旧粮仓等个别物品拆到一个新地方组成一个新村落。
虽然我国研究古建筑的学者不少，但究乡土建筑与乡土景观的学者并不多。楼庆西解释说，一个古村落的保护比宫殿的保护更难，宫殿的保护定格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农村则是一个活的系统，民居内的生活仍在延续。楼庆西以窗户的功能为例，解释说：“窗户第一要通风，第二要采光， 封建‘礼制’建筑的规范渐次降低之后，人们不会再觉得隔扇窗户是好看的，雕花窗户就是第一个被改变的建筑元素。”调查乡土建筑时，村民看到楼庆西一行人对着花窗又是擦洗，又是拍照，意识上模模糊糊觉得花窗是好的，但这终究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没有切实关系。“我们一出村，文物贩子就把它收走了。”
又如，传统建筑中的砖地虽然花纹奇特，有保留价值，但由于冬季砖地房会潮湿、阴冷，住在屋中的村民并不舒服，因此许多房子改为木地板。对此，楼庆西坦率地讲：“要允许村庄合理的变化”，乡土建筑的诸多特点中有利有弊，比起保护民居，让身在其中的人住得舒服显然更重要。然而，改变过程中，部分地区的村民由于盲目追随都市的潮流，破坏了原有建筑的优良设计。楼庆西在西双版纳等地调查发现，当地气候潮湿，有村民新造的砖墙房不如传统的竹制吊脚楼通风性能优良，只好安装空调来降温。
“怎样开发又不影响古村落保护，是一个远比在学校讲学复杂得多的问题”，楼庆西说。西村幸夫写的《再造魅力故乡》中谈到，在日本各个小镇，当地的社区居民自发组织起来保护，反对政府的改建工程，最终保住了自己原汁原味的故乡。事实上，这种做法在中国或许还需要一些时间。
清华师生经过调查，认为古村落保护做得比较好的有两个，一个是诸葛村，一个是流坑，都是由很有威望的人在主持。诸葛村的族老和村支书不准村民随便动房子，大家都得听。流坑是一个退休的县委副书记在管理，采取强硬手段控制。其中，诸葛村村委会自己办旅游公司，每年门票收入有一千多万元，其中一部分收入用以保护和维修。国家文物局还将之作为典型进行推广。
前不久，郭洞村81岁的村民何胜云还和楼庆西通了电话。何胜云是土生土长的郭洞村人，退休后回到村里来开始调查老村的历史和建筑，并四处奔走宣传。“对于保护当地来说，这样的人太重要了，他们有知识有文化，又对家乡有感情。”楼庆西说，何胜云起到很大作用，他把家谱、老村历史都调查得很清楚，发动老年人保护和维修祠堂，联系清华的师生去调查，到处找人来参观，哪棵树被饭店破坏了就找县长呼吁。如今，郭洞村已经申报了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村，据楼庆西介绍，现在郭洞村老年人60岁以上每个月能补助几十块钱。村里给村民都上了医疗互助费，很多村民的就业致富问题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