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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蒂·芭蕾特是一位来自比利时的策展人，目前在柏林工作。她拥有汉学科的硕士学位。现担任柏林世界文化宫《零年后》（After Year Zero）展览的助理策展人。芭蕾特曾担任于2012年由安森·法兰克策划的台北双年展助理策展人。她于2008年至2012年担任布鲁塞尔Jan MOT画廊的画廊总监。芭蕾特曾策划展览《相遇》（The Encounter）（2011），并于2008年和2011年间与布鲁塞尔策展集体Komplot合作策划多个展览。
取用展览对象作为标题的展览是不常有的。但于4月26日至7月7日在柏林世界文化宫（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展览的《全球》（The Whole Earth）展确实有这样的优势。在进展览正厅之前，左边一张桌子展示了一期《全球目录》封面的复制海报图片：地球的形象呈现在黑色的背景之中。此目录在1968年由当时年轻的生物学家、企业家、公关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首次出版。之后陆续出版了多次，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的重要一部分，汇集了回归自然的浪漫主义者以及技术崇拜者。1968年版的《目录》把自身推崇为一系列工具，通过其可以用来培养个人处置当时社会制度以外的力量。它靠非商业性的广告来推行鹿皮、Clarks牌的鞋、户外装备、《圆顶食谱》（The Dome Cookbook）、建造说明之类的产品。在《目录》的推崇者看来，这些产品便构成了一个人生存所需要的所有东西。尽管这本目录和它所列举的物品看起来似乎可以信手拈来，但要全方位了解这个目录所象征的思想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
展览的出发点是第一张从太空拍摄地球的图像。在该展的策展人安森·法兰克（Anselm Franke）和迪德里克·迪德里克森（Diedrich Diederichsen）看来，这张图像深入影响了美国六十年代末的世界观。这个蓝色星球的图像取代了之前广岛蘑菇云的形象，创造了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并且消除了“外部”的概念，把由外部感知的原子武器威胁内转，构成了人类行为正在摧毁地球的危机意识。这条思路敦促着世界寻求在传统系统以外的运作方式，并在加利福尼亚达到了顶峰，出现了在当时开始被称为加利福尼亚反主流文化的运动。展览比较有意义的一点是两位策展人呈现了极具地方性的现实是如何投向世界并最终成为全球产物的过程。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美国在六十年代末具有非常强劲的发展势头，展现在财富的急剧积累与技术的飞速跃进，同时还把自己标榜为国际维和人员。普通美国公民的理想以及价值观无疑受到这个优势地位的影响，比如“美国梦”便映照出这特殊历史时刻在美国境内弥漫的高调民族主义精神。但这种心态绝不是全球所共享的，也没通达到弱势社会群体。仅举两个例子：在六十年代末，尼日利亚陷入内战，而中国也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国内，非洲裔美国人依然在民权运动中努力争取与白人相等的权利。
《全球》展包由七个章节组成来反思此运动与现实达成的共识，包括：《普世主义》（Universalism）、《边疆：在太平洋之墙》（Frontier：At the Pacific Wall）、《全系统》（Whole Systems）、《天启、巴比伦、模拟》（Apocalypse，Babylon，Simulation）、《无边的内部》（Boundless Interior）、《自我整合》（Self Incorporated）以及《地球不是完整的》（The Earth is Not Whole）。其中，《无限的内部》是最有意思的章节之一，它指出界限的内转也发生在个人层面上，而且开发出了一个允许迷幻实验，心理自救和从药物中寻找更深自我的自由空间。这些章节在整个展览空间中通过组合陈列板的线性方式陈列，展示了一系列的实物资料，如书籍、视频、文献引用和大量的音乐片段等。这些陈列板本身也许是在当代展览语境中最不寻常的视觉元素：它们看起来像在商业展销会的使用的预制展墙。展板通过螺丝固定在薄金属结构上，这样的装置结构实际上是参考了50年代由美国建筑师巴克敏斯特·富勒发明的未来风格主义球型建筑。
《全球》在两方面使其脱颖而出。一方面是当代艺术作品和陈列板上信息之间的互动作用。这些作品或出现在置入墙板中的小显示器中，或分布在展览空间里，陈列板与作品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相互交织融合。陈列板上的信息进一步成为了介绍作品的详细标签，而同时艺术品则是整体叙述中的图像元素。展览中的当代艺术作品包括来自埃莉诺·安坦（Eleanor Antin），阿什利·比克顿（Ashley Bickerton），杰克·戈尔茨坦（Jack Goldstein），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阿德里安·派珀（Adrian Piper），奥伊·法尔斯托姆（Oyvind Fahlstrom）等（主要是美国）艺术家的代表作。非常有气场的装置是大卫·拉姆拉斯（David Lamelas）的《沙漠人》（The Desert People）（1974），和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外部和内部空间》（Outer and Inner Space）（1965）。拉姆拉斯将加州沙漠风景呈现的同时，把焦点放在经济富裕的美国阶级对美洲本土印第安人的伪善行为，用此批评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社针对社会方面的虚伪。而沃霍尔的双频录像展示了他最喜欢的女星伊迪·塞奇威克（Edie Sedgwick）对她自己的形象评论。当年，沃霍尔得到首批摄像机来测试体验媒体屏障，并利用新技术来创造双重人格角色的特效。这两件作品展示了艺术家们如何把自己定位在一个新的，处在技术、自然、系统和人类之间的媒体中介。此外，在展板显示器中还不断播放着《慈爱机器的照看下》（All Watched Over by Machines of Grace）的片断。这部2011年由亚当·柯蒂斯（Adam Curtis）制作的英国广播公司BBC纪录片指出，电脑并没有解放人类，它实际上扭曲了我们的世界观。《慈爱机器的照看下》的叙述对《全球》展主题思路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勾勒出许多细节，呈现了构成社会现象背后的一系列无意识动机。
另一方面，《全球》为如何通过展览媒介来探讨复杂文化话题的实践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方式。二位策展人选择加利福尼亚反文化运动作为切入点，通过一种具有历史距离的批判立场，来创建一个多层次的上下文（metacontext），从而参与到新地质学术语“人人类世”（Anthropocene）的讨论。作为世界文化宫在2013至2014年的主题性计划，“人类世”的主要论点是：地球上的人类活动已发展到一个极大规模并对地质的状态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据策展人看来，对生态的论述是从加利福尼亚州的反主流文化传承今天仍然有效的唯一话题。它是人类的普遍追求，因为所有人都会希望生活环境资源得以保存，从而生态论述常常被定义为非政治化的、一系列紧迫的全球性问题。然而，这种非政治化的前提实际上是极具争议的，甚至是虚幻的，因为任何与生态环保相关的行动和策略实际上都有政治影响和经济后果，并关系到其利益所得者。通过聚焦加州和它的历史框架，策展人同时间接性挑战了加利福尼亚反主流文化和人类世的论点，并且避免了取用过于说教性的态度。显然，寥寥几个小时的参观是难以看透展览所陈列的作品和资料，并全盘把握其复杂性的，有意思的是，包含了关于展览的大量信息以及其他视觉资料和论文的画册也在出版一个星期内售罄。这本画册很可能最终会像在如今稀缺的《全球目录》一样，几十年后，它会被视作一件象征我们时代思考与主张的文物一般被研究、审视和分析。
取用展览对象作为标题的展览是不常有的。但于4月26日至7月7日在柏林世界文化宫（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展览的《全球》（The Whole Earth）展确实有这样的优势。在进展览正厅之前，左边一张桌子展示了一期《全球目录》封面的复制海报图片：地球的形象呈现在黑色的背景之中。此目录在1968年由当时年轻的生物学家、企业家、公关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首次出版。之后陆续出版了多次，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的重要一部分，汇集了回归自然的浪漫主义者以及技术崇拜者。1968年版的《目录》把自身推崇为一系列工具，通过其可以用来培养个人处置当时社会制度以外的力量。它靠非商业性的广告来推行鹿皮、Clarks牌的鞋、户外装备、《圆顶食谱》（The Dome Cookbook）、建造说明之类的产品。在《目录》的推崇者看来，这些产品便构成了一个人生存所需要的所有东西。尽管这本目录和它所列举的物品看起来似乎可以信手拈来，但要全方位了解这个目录所象征的思想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
展览的出发点是第一张从太空拍摄地球的图像。在该展的策展人安森·法兰克（Anselm Franke）和迪德里克·迪德里克森（Diedrich Diederichsen）看来，这张图像深入影响了美国六十年代末的世界观。这个蓝色星球的图像取代了之前广岛蘑菇云的形象，创造了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并且消除了“外部”的概念，把由外部感知的原子武器威胁内转，构成了人类行为正在摧毁地球的危机意识。这条思路敦促着世界寻求在传统系统以外的运作方式，并在加利福尼亚达到了顶峰，出现了在当时开始被称为加利福尼亚反主流文化的运动。展览比较有意义的一点是两位策展人呈现了极具地方性的现实是如何投向世界并最终成为全球产物的过程。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美国在六十年代末具有非常强劲的发展势头，展现在财富的急剧积累与技术的飞速跃进，同时还把自己标榜为国际维和人员。普通美国公民的理想以及价值观无疑受到这个优势地位的影响，比如“美国梦”便映照出这特殊历史时刻在美国境内弥漫的高调民族主义精神。但这种心态绝不是全球所共享的，也没通达到弱势社会群体。仅举两个例子：在六十年代末，尼日利亚陷入内战，而中国也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国内，非洲裔美国人依然在民权运动中努力争取与白人相等的权利。
《全球》展包由七个章节组成来反思此运动与现实达成的共识，包括：《普世主义》（Universalism）、《边疆：在太平洋之墙》（Frontier：At the Pacific Wall）、《全系统》（Whole Systems）、《天启、巴比伦、模拟》（Apocalypse，Babylon，Simulation）、《无边的内部》（Boundless Interior）、《自我整合》（Self Incorporated）以及《地球不是完整的》（The Earth is Not Whole）。其中，《无限的内部》是最有意思的章节之一，它指出界限的内转也发生在个人层面上，而且开发出了一个允许迷幻实验，心理自救和从药物中寻找更深自我的自由空间。这些章节在整个展览空间中通过组合陈列板的线性方式陈列，展示了一系列的实物资料，如书籍、视频、文献引用和大量的音乐片段等。这些陈列板本身也许是在当代展览语境中最不寻常的视觉元素：它们看起来像在商业展销会的使用的预制展墙。展板通过螺丝固定在薄金属结构上，这样的装置结构实际上是参考了50年代由美国建筑师巴克敏斯特·富勒发明的未来风格主义球型建筑。
《全球》在两方面使其脱颖而出。一方面是当代艺术作品和陈列板上信息之间的互动作用。这些作品或出现在置入墙板中的小显示器中，或分布在展览空间里，陈列板与作品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相互交织融合。陈列板上的信息进一步成为了介绍作品的详细标签，而同时艺术品则是整体叙述中的图像元素。展览中的当代艺术作品包括来自埃莉诺·安坦（Eleanor Antin），阿什利·比克顿（Ashley Bickerton），杰克·戈尔茨坦（Jack Goldstein），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阿德里安·派珀（Adrian Piper），奥伊·法尔斯托姆（Oyvind Fahlstrom）等（主要是美国）艺术家的代表作。非常有气场的装置是大卫·拉姆拉斯（David Lamelas）的《沙漠人》（The Desert People）（1974），和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外部和内部空间》（Outer and Inner Space）（1965）。拉姆拉斯将加州沙漠风景呈现的同时，把焦点放在经济富裕的美国阶级对美洲本土印第安人的伪善行为，用此批评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社针对社会方面的虚伪。而沃霍尔的双频录像展示了他最喜欢的女星伊迪·塞奇威克（Edie Sedgwick）对她自己的形象评论。当年，沃霍尔得到首批摄像机来测试体验媒体屏障，并利用新技术来创造双重人格角色的特效。这两件作品展示了艺术家们如何把自己定位在一个新的，处在技术、自然、系统和人类之间的媒体中介。此外，在展板显示器中还不断播放着《慈爱机器的照看下》（All Watched Over by Machines of Grace）的片断。这部2011年由亚当·柯蒂斯（Adam Curtis）制作的英国广播公司BBC纪录片指出，电脑并没有解放人类，它实际上扭曲了我们的世界观。《慈爱机器的照看下》的叙述对《全球》展主题思路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勾勒出许多细节，呈现了构成社会现象背后的一系列无意识动机。
另一方面，《全球》为如何通过展览媒介来探讨复杂文化话题的实践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方式。二位策展人选择加利福尼亚反文化运动作为切入点，通过一种具有历史距离的批判立场，来创建一个多层次的上下文（metacontext），从而参与到新地质学术语“人人类世”（Anthropocene）的讨论。作为世界文化宫在2013至2014年的主题性计划，“人类世”的主要论点是：地球上的人类活动已发展到一个极大规模并对地质的状态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据策展人看来，对生态的论述是从加利福尼亚州的反主流文化传承今天仍然有效的唯一话题。它是人类的普遍追求，因为所有人都会希望生活环境资源得以保存，从而生态论述常常被定义为非政治化的、一系列紧迫的全球性问题。然而，这种非政治化的前提实际上是极具争议的，甚至是虚幻的，因为任何与生态环保相关的行动和策略实际上都有政治影响和经济后果，并关系到其利益所得者。通过聚焦加州和它的历史框架，策展人同时间接性挑战了加利福尼亚反主流文化和人类世的论点，并且避免了取用过于说教性的态度。显然，寥寥几个小时的参观是难以看透展览所陈列的作品和资料，并全盘把握其复杂性的，有意思的是，包含了关于展览的大量信息以及其他视觉资料和论文的画册也在出版一个星期内售罄。这本画册很可能最终会像在如今稀缺的《全球目录》一样，几十年后，它会被视作一件象征我们时代思考与主张的文物一般被研究、审视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