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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前期作品反映封闭世界里虚无的存在和困惑。中、后期直面生活中的精神危机，从彷徨无助到勇于奋战，关注核爆危机，作家完成了精神上对故乡森林的回归。后期小说则充满对灵魂问题的思考，对新人的期待。
大江健三郎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近年来一直受到我国文学界的关注。与我们一水之隔的邻国日本何以能在20世纪有两位作家获此殊荣值得我们思考。若说川端康成是以日本式的幽寂之美，带着典型的东方情调闯入诺贝尔文学评委视野中的话，大江健三郎则以根植于故乡四国的传说和常人莫能测触的想象力，凭借西方式的诗化语言，直面人类社会的一系列严峻问题，构架起一个宏观的大江文学世界。
文学的起点——封闭世界里虚无的存在与困惑
初期小说《死者的奢华》描写为求学赚钱的大学生和为堕胎赚钱的女大学生为医学院搬运尸体，干完后却发现都是无用功，因为这些医用尸体要全部烧掉。小说里青年们活得无生气，而漂浮在酒精池里的尸体倒显出生命的鲜活，两者形成强烈对比。大江不仅在力图反映“孤独虚无的存在”，更敏锐地抓住了二战后日本各种思想潮流，错综复杂造成青年的无力虚弱及对“物”的强烈依赖性。这些小说所昭示的只是一种思考方式和写作方法，没有去刻意深化其中的哲学意味。但就当时而言，大江的作品难能可贵地思考了“人”生存的环境是什么，“人的存在”又是怎么一回事。在摹仿萨特、加谬创作风格的基础上，作家把主人公置身于异化环境中的独特写作方法，给人们提供了观察世界的新方式。
《饲育》中作家用孩子的眼睛观察世界。二战末期，战争只是偶尔盘旋在日本偏僻小山村头顶的飞机。某天美军黑人士兵坠机被捕，村民把他关在地窖里，因炎热夏日被准许来到溪边跟村里的孩子们嬉水，天真烂漫的儿童和他结下了短暂甜蜜的关系，文章到此都是温馨人道的。然而最后士兵因担心被送到县上处决，拿孩子做人质与村民对峙，从他的头被击碎的那刻起孩子童稚的心灵也被击碎了，并蒙上血腥的阴影。小孩子的把戏——掏鸟窝、玩爬犁、抓野狗崽儿都一去不复返了，暗示随着残酷现实的到来，孩子也成长了。至于如何成长，成为怎样的状态都是后话，结尾是一种隐喻——瞬间的事件打破了封闭世界中的均衡，孩子从懵懂的儿童成长为具有自我意识的少年。《鸟》则是一个孤独的人整日闭门不出，只同幻想中的鸟一起生活，后来被迫送进精神病院。小说结尾写到母亲最终带他回家接受了他，但主人公却决心告别与鸟共处，直面残酷的社会。作家已在暗示，幻想世界在残酷现实面前是不堪一击的，要从被监禁与封闭的“墙壁”里出来。
这一系列小说表明，主人公们的孤独感、躁动不安正是作家用日臻成熟的小说技巧表现其内心孤立的困惑与烦恼。这些小说初步构成一个充满想象和奇特风格的大江文学世界。
文学征途中的挣扎
《个人的体验》发表于1964年，获第十一届日本新潮文学奖。这部作品发表之初就受到各国文坛的关注并被译为多国语言，是大江被翻译得最多种文字的作品。这是一部自传体性质的小说。也是大江在面临巨大危机、精神处于最苦闷状态中，以头部畸形儿出生事件为题材创作的。1963年大江健三郎的儿子大江光出生时先天头盖骨异常，使他在是否选择与儿子共生的问题上彷徨许久。小说主人公是27岁的英语老师，其妻子生下头部畸形儿令他面临要么对婴儿实施脑部抢救手术，要么任其衰竭死去的痛苦选择。最初他选择了暂时的逃避，想将婴儿处理掉后远走非洲。然而最后还是面对现实勇敢地选择了与儿子共生。表现出年轻的父亲人性中的果敢，小说最后表述的“希望”、“忍耐”，暗示了作者要以小说为武器与磨难作斗争，超越现实生活中的危机。当时日本的评论家曾对此提出质疑，尖锐地指出小说的结尾转变太突然，是小说的败笔。甚至有人认为应当改写为让主人公丢弃婴儿才更符合他的性格。其实大江在后来谈到这部小说时表示，最初他也曾经以“鸟”丢弃婴儿远走非洲为结束。但正如主人公在小说结尾的选择一样，现实生活里大江及夫人让儿子活下来并含辛茹苦地把他培养成音乐家。与儿子的共生引发大江对其后自己文学创作之路的思考，迎来用文学为武器来对抗人生苦难独立解决危机的创作阶段。
从《个人的体验》开始作家已有通过文学来实现自我救赎以及救赎大众的强烈意识，构建出复杂而坚强的大江文学世界。正如瑞典皇家学院颁奖词中所提到的：“大江说他的创作是去除自我内心恶魔的一种方法。我祈愿他的驱邪不会成功……然而从与恶魔的搏斗中产生的作品超越了作家的意图获得以外的成功。”
自我救赎、重新出发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是作家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伟大作品，他把都市生活和故乡四国茂密森林里的传说巧妙地糅合在一起，百年前森林山村中的暴动传说与当代人们的生存危机相交融，从而让所有人物在“几百年间的风云变幻都凝聚在这一瞬间”悉数登场、精彩演出，造成的效果无疑是轰动的。
主人公蜜三郎因长子出生时患先天性脑功能障碍，夫妻关系不和。朋友的自杀又使他产生了生存危机并受到死的诱导，第一章即“在死者的引导下”——“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醒来，寻求着一种热切的‘期待’的感觉，摸索着噩梦残破的意识。”小说从黎明前的黑暗开始，暗示蜜三郎陷入危机不知如何度过黑暗，于是顺梯子下到坑中身陷污泥让自己可以逃避外界。这里回到监禁状态下人物的迷茫感受，但他还是怀着“期待的感觉”的，再次串起《个人的体验》结尾的“希望”与“忍耐”——正是希望与忍耐让他怀着期待。为此，他和妻子跟弟弟鹰四一起回到故乡。但从小在故乡长大后来考入大学，并久居东京的蜜三郎已无法适应山村的偏僻生活，找不到他期望的精神归宿。他与当地居民们保持距离，生活态度一蹶不振；而鹰四则深入山村生活，修理汽车、组织足球队，通过训练青年踢足球来改变村庄的精神面貌，还试图模仿百年前村中发动过农民起义祖先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暴动。在此小说似乎暗示大江本人习惯都市生活后再回到家乡时那种彷徨无助、不知所措的感受，与此对照弟弟鹰四则实现了与故乡的融合。村子在鹰四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跟着鹰四干的年轻人开始努力改变村子的现状。祖先暴动冒险的血液似乎在弟弟身上延续下来，他组织人们召唤亡灵、诵经奏乐，汲取历史长河中家族的精神力量，发动抢劫朝鲜人超市的暴动。而就在蜜三郎夫妇和青年们由此获得信心和新生时，小说笔锋一转揭示鹰四是因为身负与弱智妹妹乱伦的罪孽不敢面对现实，用满腔热情的表面来掩盖内心的羞耻。鹰四最终在无法赎罪的阴影下将猎枪对准自己，用自杀的鲜血换取自我救赎。鹰四死前与蜜三郎的交谈让哥哥确信弟弟的死最终实现了自我救赎，蜜三郎就此摆脱了“危机”。
小说结尾讲到，妻子腹中的新生命使蜜三郎意识到“现在鹰四已经死了，我们只好一起生活下去了”，蜜三郎体会到生活的真正责任。他直面现实生活从保育院接回残疾长子， “我、妻子和胎儿穿过森林出发了”。旧这里，读者要注意到“穿过森林”这几个字，如果说森林故乡在前期作品中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或者封闭世界的监禁墙壁，在这部作品里则不折不扣地成为作家汲取精神力量的家园。正如蜜三郎在鹰四的影响下摆脱了“死的危机”一样，作家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找到前进的力量。《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以厚重的历史传说为背景，通过丰富多彩的情节描写，历经事件的源起、发展、高潮，使人物水到渠成地摆脱了危机。小说用先人的起义解救后人的精神危机，用后人的赎罪来注释先人的行为，昭示了只有通过痛苦的炼狱才能达到极乐天堂的寓意。从危机产生到状态的沉沦，到追溯故乡寻找精神家园，最后斗争失败用激进者的死唤醒沉沦中的人们，都自然流畅令人信服。书中祖先暴动、寻求亡灵等场景使其充满厚重的历史感，与现代人的危机交织融会，双重线索穿梭古今，人物性格纷繁复杂。文学上，大江以探索小说的叙事方法、解构现代人灵魂的艰辛创作历程当之无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生活上，作家跟儿子的共生而成就了彼此的事业。到此为止，大江健三郎在经历创作磨难完成了精神回归，落足故乡的森林暂作休息，而后带着穿越故乡森林的灵魂，历经黎明前的黑暗后又重新出发了。
关注众生，满怀对新人的期待
作家此后的创作视野更加开阔，如核爆危机、灵魂思考、对新人的期待等。《燃烧的绿树》一书，描写一棵树一半在熊熊燃烧。另一半却郁郁葱葱。暗示人体一半是升上天空的灵魂，一半是与现实紧密相连的肉体，暗喻灵魂与肉体的共存。大江在故乡的森林里寻求灵魂的救济，相信树是灵魂栖息的地方，灵魂会在某个时刻脱离人体飞上树梢。作家在小说里对于灵魂的思考处处流露出神秘的宗教色彩。在写《燃烧的绿树》时，东京发生了奥姆真理教释放沙林毒气事件。当代日本人信仰缺失造成邪教团体横行，给社会带来巨大危害。这不得不使作家深刻思考当代社会人面临精神危机应何去何从的问题。“救世主”、“教会”“福音书”、“祈祷会”等字眼似乎显示作家的视线转向了宗教，他力图表明人类要通过某种宗教形式才能达到实现解救。《空翻》也是一部描写宗教团体的小说。在这部作品里，作家如实地表现了宗教团体的复杂影响，并在对待如何解决信仰缺失的严肃命题上，不是简单交给宗教处置，而是发出了更清醒的质问：宗教是否能解决人类的精神危机?正如他的自我表述：“我是个没有信仰的人，我认为，在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可以将自己心灵深处易于被神秘主义所吸引的部分全都暴露出来，并一加以清算。”《空翻》完成后，他曾经宣称这部小说是封笔之作，“其后他要彻底解决迄今他一直探求而未能完全解决的社会和人生的疑问，埋头于学习哲学，进行理性的思考。所以这两部小说，可以说是大江对日本人的灵魂和精神进行思索的结晶。”笔者认为，宗教也好哲学也罢，都是大江由青年时期的迷茫、经历而立之年的人世磨难及对核问题阴影下的思考，转向了对人类、对宇宙问题的透彻凝视。人类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大江所关注的问题层面不仅限于单个的人，独立的国家，而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
尽管作家一度宣布封笔，但作为一位有责任有良知的文学家，面对世界的强权与不公他是不会放弃其文学责任的。他在写给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的信中说道，“面向晚年的我已经做了好一切准备——迎接针对民主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的新挑战”。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家依旧毫不退缩的昂扬斗志和精神风采。
大江健三郎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近年来一直受到我国文学界的关注。与我们一水之隔的邻国日本何以能在20世纪有两位作家获此殊荣值得我们思考。若说川端康成是以日本式的幽寂之美，带着典型的东方情调闯入诺贝尔文学评委视野中的话，大江健三郎则以根植于故乡四国的传说和常人莫能测触的想象力，凭借西方式的诗化语言，直面人类社会的一系列严峻问题，构架起一个宏观的大江文学世界。
文学的起点——封闭世界里虚无的存在与困惑
初期小说《死者的奢华》描写为求学赚钱的大学生和为堕胎赚钱的女大学生为医学院搬运尸体，干完后却发现都是无用功，因为这些医用尸体要全部烧掉。小说里青年们活得无生气，而漂浮在酒精池里的尸体倒显出生命的鲜活，两者形成强烈对比。大江不仅在力图反映“孤独虚无的存在”，更敏锐地抓住了二战后日本各种思想潮流，错综复杂造成青年的无力虚弱及对“物”的强烈依赖性。这些小说所昭示的只是一种思考方式和写作方法，没有去刻意深化其中的哲学意味。但就当时而言，大江的作品难能可贵地思考了“人”生存的环境是什么，“人的存在”又是怎么一回事。在摹仿萨特、加谬创作风格的基础上，作家把主人公置身于异化环境中的独特写作方法，给人们提供了观察世界的新方式。
《饲育》中作家用孩子的眼睛观察世界。二战末期，战争只是偶尔盘旋在日本偏僻小山村头顶的飞机。某天美军黑人士兵坠机被捕，村民把他关在地窖里，因炎热夏日被准许来到溪边跟村里的孩子们嬉水，天真烂漫的儿童和他结下了短暂甜蜜的关系，文章到此都是温馨人道的。然而最后士兵因担心被送到县上处决，拿孩子做人质与村民对峙，从他的头被击碎的那刻起孩子童稚的心灵也被击碎了，并蒙上血腥的阴影。小孩子的把戏——掏鸟窝、玩爬犁、抓野狗崽儿都一去不复返了，暗示随着残酷现实的到来，孩子也成长了。至于如何成长，成为怎样的状态都是后话，结尾是一种隐喻——瞬间的事件打破了封闭世界中的均衡，孩子从懵懂的儿童成长为具有自我意识的少年。《鸟》则是一个孤独的人整日闭门不出，只同幻想中的鸟一起生活，后来被迫送进精神病院。小说结尾写到母亲最终带他回家接受了他，但主人公却决心告别与鸟共处，直面残酷的社会。作家已在暗示，幻想世界在残酷现实面前是不堪一击的，要从被监禁与封闭的“墙壁”里出来。
这一系列小说表明，主人公们的孤独感、躁动不安正是作家用日臻成熟的小说技巧表现其内心孤立的困惑与烦恼。这些小说初步构成一个充满想象和奇特风格的大江文学世界。
文学征途中的挣扎
《个人的体验》发表于1964年，获第十一届日本新潮文学奖。这部作品发表之初就受到各国文坛的关注并被译为多国语言，是大江被翻译得最多种文字的作品。这是一部自传体性质的小说。也是大江在面临巨大危机、精神处于最苦闷状态中，以头部畸形儿出生事件为题材创作的。1963年大江健三郎的儿子大江光出生时先天头盖骨异常，使他在是否选择与儿子共生的问题上彷徨许久。小说主人公是27岁的英语老师，其妻子生下头部畸形儿令他面临要么对婴儿实施脑部抢救手术，要么任其衰竭死去的痛苦选择。最初他选择了暂时的逃避，想将婴儿处理掉后远走非洲。然而最后还是面对现实勇敢地选择了与儿子共生。表现出年轻的父亲人性中的果敢，小说最后表述的“希望”、“忍耐”，暗示了作者要以小说为武器与磨难作斗争，超越现实生活中的危机。当时日本的评论家曾对此提出质疑，尖锐地指出小说的结尾转变太突然，是小说的败笔。甚至有人认为应当改写为让主人公丢弃婴儿才更符合他的性格。其实大江在后来谈到这部小说时表示，最初他也曾经以“鸟”丢弃婴儿远走非洲为结束。但正如主人公在小说结尾的选择一样，现实生活里大江及夫人让儿子活下来并含辛茹苦地把他培养成音乐家。与儿子的共生引发大江对其后自己文学创作之路的思考，迎来用文学为武器来对抗人生苦难独立解决危机的创作阶段。
从《个人的体验》开始作家已有通过文学来实现自我救赎以及救赎大众的强烈意识，构建出复杂而坚强的大江文学世界。正如瑞典皇家学院颁奖词中所提到的：“大江说他的创作是去除自我内心恶魔的一种方法。我祈愿他的驱邪不会成功……然而从与恶魔的搏斗中产生的作品超越了作家的意图获得以外的成功。”
自我救赎、重新出发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是作家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伟大作品，他把都市生活和故乡四国茂密森林里的传说巧妙地糅合在一起，百年前森林山村中的暴动传说与当代人们的生存危机相交融，从而让所有人物在“几百年间的风云变幻都凝聚在这一瞬间”悉数登场、精彩演出，造成的效果无疑是轰动的。
主人公蜜三郎因长子出生时患先天性脑功能障碍，夫妻关系不和。朋友的自杀又使他产生了生存危机并受到死的诱导，第一章即“在死者的引导下”——“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醒来，寻求着一种热切的‘期待’的感觉，摸索着噩梦残破的意识。”小说从黎明前的黑暗开始，暗示蜜三郎陷入危机不知如何度过黑暗，于是顺梯子下到坑中身陷污泥让自己可以逃避外界。这里回到监禁状态下人物的迷茫感受，但他还是怀着“期待的感觉”的，再次串起《个人的体验》结尾的“希望”与“忍耐”——正是希望与忍耐让他怀着期待。为此，他和妻子跟弟弟鹰四一起回到故乡。但从小在故乡长大后来考入大学，并久居东京的蜜三郎已无法适应山村的偏僻生活，找不到他期望的精神归宿。他与当地居民们保持距离，生活态度一蹶不振；而鹰四则深入山村生活，修理汽车、组织足球队，通过训练青年踢足球来改变村庄的精神面貌，还试图模仿百年前村中发动过农民起义祖先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暴动。在此小说似乎暗示大江本人习惯都市生活后再回到家乡时那种彷徨无助、不知所措的感受，与此对照弟弟鹰四则实现了与故乡的融合。村子在鹰四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跟着鹰四干的年轻人开始努力改变村子的现状。祖先暴动冒险的血液似乎在弟弟身上延续下来，他组织人们召唤亡灵、诵经奏乐，汲取历史长河中家族的精神力量，发动抢劫朝鲜人超市的暴动。而就在蜜三郎夫妇和青年们由此获得信心和新生时，小说笔锋一转揭示鹰四是因为身负与弱智妹妹乱伦的罪孽不敢面对现实，用满腔热情的表面来掩盖内心的羞耻。鹰四最终在无法赎罪的阴影下将猎枪对准自己，用自杀的鲜血换取自我救赎。鹰四死前与蜜三郎的交谈让哥哥确信弟弟的死最终实现了自我救赎，蜜三郎就此摆脱了“危机”。
小说结尾讲到，妻子腹中的新生命使蜜三郎意识到“现在鹰四已经死了，我们只好一起生活下去了”，蜜三郎体会到生活的真正责任。他直面现实生活从保育院接回残疾长子， “我、妻子和胎儿穿过森林出发了”。旧这里，读者要注意到“穿过森林”这几个字，如果说森林故乡在前期作品中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或者封闭世界的监禁墙壁，在这部作品里则不折不扣地成为作家汲取精神力量的家园。正如蜜三郎在鹰四的影响下摆脱了“死的危机”一样，作家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找到前进的力量。《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以厚重的历史传说为背景，通过丰富多彩的情节描写，历经事件的源起、发展、高潮，使人物水到渠成地摆脱了危机。小说用先人的起义解救后人的精神危机，用后人的赎罪来注释先人的行为，昭示了只有通过痛苦的炼狱才能达到极乐天堂的寓意。从危机产生到状态的沉沦，到追溯故乡寻找精神家园，最后斗争失败用激进者的死唤醒沉沦中的人们，都自然流畅令人信服。书中祖先暴动、寻求亡灵等场景使其充满厚重的历史感，与现代人的危机交织融会，双重线索穿梭古今，人物性格纷繁复杂。文学上，大江以探索小说的叙事方法、解构现代人灵魂的艰辛创作历程当之无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生活上，作家跟儿子的共生而成就了彼此的事业。到此为止，大江健三郎在经历创作磨难完成了精神回归，落足故乡的森林暂作休息，而后带着穿越故乡森林的灵魂，历经黎明前的黑暗后又重新出发了。
关注众生，满怀对新人的期待
作家此后的创作视野更加开阔，如核爆危机、灵魂思考、对新人的期待等。《燃烧的绿树》一书，描写一棵树一半在熊熊燃烧。另一半却郁郁葱葱。暗示人体一半是升上天空的灵魂，一半是与现实紧密相连的肉体，暗喻灵魂与肉体的共存。大江在故乡的森林里寻求灵魂的救济，相信树是灵魂栖息的地方，灵魂会在某个时刻脱离人体飞上树梢。作家在小说里对于灵魂的思考处处流露出神秘的宗教色彩。在写《燃烧的绿树》时，东京发生了奥姆真理教释放沙林毒气事件。当代日本人信仰缺失造成邪教团体横行，给社会带来巨大危害。这不得不使作家深刻思考当代社会人面临精神危机应何去何从的问题。“救世主”、“教会”“福音书”、“祈祷会”等字眼似乎显示作家的视线转向了宗教，他力图表明人类要通过某种宗教形式才能达到实现解救。《空翻》也是一部描写宗教团体的小说。在这部作品里，作家如实地表现了宗教团体的复杂影响，并在对待如何解决信仰缺失的严肃命题上，不是简单交给宗教处置，而是发出了更清醒的质问：宗教是否能解决人类的精神危机?正如他的自我表述：“我是个没有信仰的人，我认为，在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可以将自己心灵深处易于被神秘主义所吸引的部分全都暴露出来，并一加以清算。”《空翻》完成后，他曾经宣称这部小说是封笔之作，“其后他要彻底解决迄今他一直探求而未能完全解决的社会和人生的疑问，埋头于学习哲学，进行理性的思考。所以这两部小说，可以说是大江对日本人的灵魂和精神进行思索的结晶。”笔者认为，宗教也好哲学也罢，都是大江由青年时期的迷茫、经历而立之年的人世磨难及对核问题阴影下的思考，转向了对人类、对宇宙问题的透彻凝视。人类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大江所关注的问题层面不仅限于单个的人，独立的国家，而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
尽管作家一度宣布封笔，但作为一位有责任有良知的文学家，面对世界的强权与不公他是不会放弃其文学责任的。他在写给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的信中说道，“面向晚年的我已经做了好一切准备——迎接针对民主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的新挑战”。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家依旧毫不退缩的昂扬斗志和精神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