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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是典型的法国之声。
2003年2月14日，时任法国外交部长的德维尔潘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发表反对美国对伊作战的讲话，被誉为反战、反美国单边主义的时代最强音。甚至有美国媒体评论称，在这个外交部长大多缺乏棱角、乏味如党棍的时代，德维尔潘太突出，好像是一个时代的错误。
作为法国前总理、戴高乐精神的传人和希拉克理念的执行者，德维尔潘对多极世界和多边机制抱有坚定的信念，坚持认为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以法律为国际秩序的基石，相信对话与宽容的精神。
面对记者的提问，德维尔潘理解问题的速度快得惊人，很难找到一个像他这样的人——用政治家的敏锐视角、诗人的豪言壮语，发现问题，提出方案。
政治在决定世界的基本方向
记者：作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特聘教授，你为什么会来到中国教学？从政坛走上讲坛，你接触了许多中国企业家，他们身上什么特点令你印象深刻？
德维尔潘：教书是我喜欢的事，它可以让我继续投身于公共利益之中。我希望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助中国年轻人理解世界的复杂性，向他们解释拥抱全球的耐心、速度、精准度与想象力。我更愿意看到中国的企业家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并参与全球化的冒险。
在这个国家，每一个人都应该强烈地感觉到他们的力量，这股力量推动他们努力工作，理解世界，寻找通往美好未来的答案之匙。令人欣喜的是，我看到了中国企业家的雄心和决心，还有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持有绝对的信心。强大的信心是他们拥有的重要品质，强大的中国更是世界的机遇。
记者：在国际交流和自由贸易面临威胁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家拓展海外市场面临巨大的挑战。你对此有什么建议？
德维尔潘：开拓国际市场是一个多样化的过程，其中涉及的事情是很复杂的。全球化已不再局限于贸易活动，它變成合作伙伴关系和合作项目，而这种关系要求有保障、有韧性、有能力评估和承担风险。
首先，企业家寻求海外市场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即使你认为自己已经获悉了所有事情，但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在几周、几月或几年内发生的那些变化，将是你所不能预知的。三年前，谁能想到英国会决定退出欧盟？两年前，谁能想到美国会摧毁这么多全球合作的成就？因此，你需要对所有事物抱有广泛兴趣，循序渐进地学习。
其次，这个过程不是学习某个单一的领域。相反，它需要你涉猎更加广泛，比如学习专业知识，备好路线图和日历。或者，当你面对不同地区的市场时，要了解当地的文化，通过与当地人的沟通交流，为你提供参考建议。
一些中国企业家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并不认同，我不认为钱是万能的。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在20世纪我们觉得金融是关键，但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是政治领导世界，政治在决定世界的基本方向。无论投资什么、开拓何处，都需要考虑政治环境、政治情景。
对其他国家地区而言，他们必然会考虑一个事实——双赢——考虑你能创造多少就业机会，你的商业模式是否可持续。作为企业家必须尊重彼此的文化，建立双赢的伙伴关系，以创造性和动态性的思维来开拓市场。这非常关键。
记者：你这些建议对“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说，十分重要。你还曾指出，全球经济竞争要求企业采取新的品牌打造和传播方式。
现在是政治领导世界，政治在决定世界的基本方向。无论投资什么、开拓何处，都需要考虑政治环境、政治情景。
德维尔潘：建立国际化品牌十分重要。它是一门让世界各地都能理解的营销、贸易语言，使其能在世界范围内传递共同的品质、服务和价值。但品牌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东西，它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轻易形成的。
如果你希望一步步地创造在不同地区被认可的、强有力的一个品牌，就意味着，你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拥有坚定的决心和积累无数的经验。
传播也非常重要。任何想要实现全球化的公司，都需要能在不同的市场传播自己。因此，我们要考虑因不同市场的特殊性作出调整。我们更要考虑，一家强大的公司不是为了你个人的快速发展、快速盈利而创办的，而是为了创造企业价值和精神，能够将这种文化遗产传递给下一代人。
伴随这一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的，可能是成功，但也有失败。然而，失败不可怕，反而十分珍贵，因为你可以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做更好的调整——倾听公众的声音，倾听客户的声音，倾听市场的声音，以便做得更好。
缔造欧洲与中国的多边机制
记者：2018年11月11日，第一届“巴黎和平论坛”（Paris Peace Forum）在巴黎举行。这让我们回想起1919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当时的巴黎和平会议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这个计划作为一个新的治理理念，推动构建一个世界新秩序。但一百年后的今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表达了对“全球治理”截然不同的看法。你认为，这两种关于国际关系的不同思想将引领我们去向何处？
德维尔潘：“一战”百年的纪念活动中，马克龙总统也邀请了特朗普总统参加。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进入分裂的时刻，这被视作是和未来协商，为多边主义合作铺路。
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美国越来越多地挑战多边合作机制。这对今天而言，是一大意外。1945年“二战”结束，美国缔造了新的世界秩序，形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机制。自特朗普上台后，推出“美国优先”，拒绝全球多边合作，极大地推广了一种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退出TPP的同时，也考虑把TTIP变成一个仅仅由欧洲参与的机制，甚至要退出世贸组织，而这一旦变成现实，将会进一步地加剧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
欧洲则面临更多来自团结的威胁。2019年5月，欧盟选举将会测试欧洲的一致性。其中不同的声音将会左右局势，比如，意大利、波兰的右翼政党采取了激进的爱国主义做法，而联邦主义者的政党则希望支持欧洲体制的加强，像法国总统马克龙。另一方面，是否能创造一个欧洲共同的预算和避难机构，也将会是反映欧洲团结和凝聚力的重要信号。 20世纪40年代，戴高乐将军担任法国总统时曾说，“流水的总统，铁打的国家”。无论谁执政，我们都应该建立共同的愿景，欧洲和中国携手合作，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更好的未来。
举例而言，我们可以推出以中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G4机制。这四个国家的人口加起来占全球25%，同时GDP占全球30%，并且G4里面有三个国家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在金融和货币稳定方面，我个人提倡创造一个由欧洲央行、美国美联储和中国央行组成的G3模式。我们如果能把这三个世界最大的央行聚合起来，在利率制订和非常规方面带来更多的措施，世界经济将会获得更多的活力。
记者：在这辞旧迎新之际，如果我们回首2018年所作所为，是不是对2019年会有所启迪呢？
德维尔潘：是的。当今的世界正面临着历史的转折点，美国放弃了全球领导责任，费用高昂的境外干预令其昔日的雄风不再，转而聚焦国内事务。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与日俱增，担负起世界的责任。欧洲将会成为第三极重要的力量，呼吁和平，缔造对话和合作。
回顾2018年，关键词或许是“对抗”。有来自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对抗，还有经济贸易的对抗。那么在2019年，我们需要摆脱错觉面对脆弱，相信这个世界不是空洞的，而是有历史、有思想、有信念的。
和平本身即為一种艺术
记者：呼吁和平、反对战争，这一信念一以贯之于你的外交态度和原则中。你对和平的坚定信念源自何处？为什么相信和平是可能的？
德维尔潘：我出生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在南美洲长大，主要生活在委内瑞拉。求学期间去了美国，又在印度待过一段时间。这些世界各国游历的经历让我感受到，外交与文化之间碰撞的强风劲吹。我逐渐意识到，和平与稳定是世界的关键，危机和战争是最糟糕的情况。
在新的全球化形势下，种族问题、技术革命和政治热情的回归等因素齐头并进，局势更加恶化。愤怒与恐惧转化为暴力，成为滋养恐怖主义的温床。一些西方国家认为，通过武力可以强加民主，可以强加和平。但反思美国在伊拉克和利比亚进行的两场战争，武力暴力真的可行吗？
战争，一直被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助推器，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平，是人类的生存之本，是人类追求的愿望，却常常被忘记和忽视。如果说外交是一种维护国家利益和原则、以激情妥善处理人类历史偶发事件的艺术，那么我承认，和平本身即为一种艺术，而这种艺术源自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记者：你的著作《论战争与和平》的中文版在2018年面世了。在书中，你表达了和平与反战的思想，也赞同规范性的、多边的维和努力，但认为和平的风险需要有人承担。那么，和平的风险是什么？又将由谁来承担风险，是全人类，还是一些代表？
德维尔潘：我们需要明白和平不是冲突的结束，不是战争的结束。它还意味着，创造一种新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要能够奠定一种团结精神，这需要国际社会和区域社会的坚定决心和意愿来推进。
“二战”后，欧洲的国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才走到一起，最终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治体系——欧盟，才使战争不再发生。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战争中，比如法国和德国、法国和英国，想要摆脱这种局面，需要非常坚定的决心。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任由这个世界四分五裂。我们应该做的是，创造政治条件，治愈和强化全球化的社会和政治团体，制定一系列流程机制和规则来促进和平。当然，这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尤其是当某个国家的国土安全受到挑战，不能给它的人民它需要的东西时，比如叙利亚等国家，这就成为了一个无法掩盖且巨大的危机。虽然这种危机终会消退，但已经在民众之中制造强烈的挫败感，并为恐怖主义的抬头开辟了道路。这时，部分人就会忘了，发展和繁荣是打击极端化和偏见的最好武器，加强教育、就业和公共服务是对憎恨和孤立的最好回击。
所以，我理解的和平，是一种具有抵抗意识的和平，既不屈服、躲避，更非不辨真伪。既不沉浸于对“永久和平”的幻想，亦非出于对美妙世界的梦。这种和平是寻觅一个突如其来的启示，而这种启示能够猛然唤醒迷茫的人们，凝聚力量，重建世界秩序。
（摘自《南风窗》2019年第1期）
2003年2月14日，时任法国外交部长的德维尔潘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发表反对美国对伊作战的讲话，被誉为反战、反美国单边主义的时代最强音。甚至有美国媒体评论称，在这个外交部长大多缺乏棱角、乏味如党棍的时代，德维尔潘太突出，好像是一个时代的错误。
作为法国前总理、戴高乐精神的传人和希拉克理念的执行者，德维尔潘对多极世界和多边机制抱有坚定的信念，坚持认为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以法律为国际秩序的基石，相信对话与宽容的精神。
面对记者的提问，德维尔潘理解问题的速度快得惊人，很难找到一个像他这样的人——用政治家的敏锐视角、诗人的豪言壮语，发现问题，提出方案。
政治在决定世界的基本方向
记者：作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特聘教授，你为什么会来到中国教学？从政坛走上讲坛，你接触了许多中国企业家，他们身上什么特点令你印象深刻？
德维尔潘：教书是我喜欢的事，它可以让我继续投身于公共利益之中。我希望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助中国年轻人理解世界的复杂性，向他们解释拥抱全球的耐心、速度、精准度与想象力。我更愿意看到中国的企业家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并参与全球化的冒险。
在这个国家，每一个人都应该强烈地感觉到他们的力量，这股力量推动他们努力工作，理解世界，寻找通往美好未来的答案之匙。令人欣喜的是，我看到了中国企业家的雄心和决心，还有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持有绝对的信心。强大的信心是他们拥有的重要品质，强大的中国更是世界的机遇。
记者：在国际交流和自由贸易面临威胁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家拓展海外市场面临巨大的挑战。你对此有什么建议？
德维尔潘：开拓国际市场是一个多样化的过程，其中涉及的事情是很复杂的。全球化已不再局限于贸易活动，它變成合作伙伴关系和合作项目，而这种关系要求有保障、有韧性、有能力评估和承担风险。
首先，企业家寻求海外市场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即使你认为自己已经获悉了所有事情，但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在几周、几月或几年内发生的那些变化，将是你所不能预知的。三年前，谁能想到英国会决定退出欧盟？两年前，谁能想到美国会摧毁这么多全球合作的成就？因此，你需要对所有事物抱有广泛兴趣，循序渐进地学习。
其次，这个过程不是学习某个单一的领域。相反，它需要你涉猎更加广泛，比如学习专业知识，备好路线图和日历。或者，当你面对不同地区的市场时，要了解当地的文化，通过与当地人的沟通交流，为你提供参考建议。
一些中国企业家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并不认同，我不认为钱是万能的。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在20世纪我们觉得金融是关键，但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是政治领导世界，政治在决定世界的基本方向。无论投资什么、开拓何处，都需要考虑政治环境、政治情景。
对其他国家地区而言，他们必然会考虑一个事实——双赢——考虑你能创造多少就业机会，你的商业模式是否可持续。作为企业家必须尊重彼此的文化，建立双赢的伙伴关系，以创造性和动态性的思维来开拓市场。这非常关键。
记者：你这些建议对“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说，十分重要。你还曾指出，全球经济竞争要求企业采取新的品牌打造和传播方式。
现在是政治领导世界，政治在决定世界的基本方向。无论投资什么、开拓何处，都需要考虑政治环境、政治情景。
德维尔潘：建立国际化品牌十分重要。它是一门让世界各地都能理解的营销、贸易语言，使其能在世界范围内传递共同的品质、服务和价值。但品牌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东西，它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轻易形成的。
如果你希望一步步地创造在不同地区被认可的、强有力的一个品牌，就意味着，你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拥有坚定的决心和积累无数的经验。
传播也非常重要。任何想要实现全球化的公司，都需要能在不同的市场传播自己。因此，我们要考虑因不同市场的特殊性作出调整。我们更要考虑，一家强大的公司不是为了你个人的快速发展、快速盈利而创办的，而是为了创造企业价值和精神，能够将这种文化遗产传递给下一代人。
伴随这一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的，可能是成功，但也有失败。然而，失败不可怕，反而十分珍贵，因为你可以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做更好的调整——倾听公众的声音，倾听客户的声音，倾听市场的声音，以便做得更好。
缔造欧洲与中国的多边机制
记者：2018年11月11日，第一届“巴黎和平论坛”（Paris Peace Forum）在巴黎举行。这让我们回想起1919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当时的巴黎和平会议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这个计划作为一个新的治理理念，推动构建一个世界新秩序。但一百年后的今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表达了对“全球治理”截然不同的看法。你认为，这两种关于国际关系的不同思想将引领我们去向何处？
德维尔潘：“一战”百年的纪念活动中，马克龙总统也邀请了特朗普总统参加。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进入分裂的时刻，这被视作是和未来协商，为多边主义合作铺路。
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美国越来越多地挑战多边合作机制。这对今天而言，是一大意外。1945年“二战”结束，美国缔造了新的世界秩序，形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机制。自特朗普上台后，推出“美国优先”，拒绝全球多边合作，极大地推广了一种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退出TPP的同时，也考虑把TTIP变成一个仅仅由欧洲参与的机制，甚至要退出世贸组织，而这一旦变成现实，将会进一步地加剧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
欧洲则面临更多来自团结的威胁。2019年5月，欧盟选举将会测试欧洲的一致性。其中不同的声音将会左右局势，比如，意大利、波兰的右翼政党采取了激进的爱国主义做法，而联邦主义者的政党则希望支持欧洲体制的加强，像法国总统马克龙。另一方面，是否能创造一个欧洲共同的预算和避难机构，也将会是反映欧洲团结和凝聚力的重要信号。 20世纪40年代，戴高乐将军担任法国总统时曾说，“流水的总统，铁打的国家”。无论谁执政，我们都应该建立共同的愿景，欧洲和中国携手合作，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更好的未来。
举例而言，我们可以推出以中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G4机制。这四个国家的人口加起来占全球25%，同时GDP占全球30%，并且G4里面有三个国家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在金融和货币稳定方面，我个人提倡创造一个由欧洲央行、美国美联储和中国央行组成的G3模式。我们如果能把这三个世界最大的央行聚合起来，在利率制订和非常规方面带来更多的措施，世界经济将会获得更多的活力。
记者：在这辞旧迎新之际，如果我们回首2018年所作所为，是不是对2019年会有所启迪呢？
德维尔潘：是的。当今的世界正面临着历史的转折点，美国放弃了全球领导责任，费用高昂的境外干预令其昔日的雄风不再，转而聚焦国内事务。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与日俱增，担负起世界的责任。欧洲将会成为第三极重要的力量，呼吁和平，缔造对话和合作。
回顾2018年，关键词或许是“对抗”。有来自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对抗，还有经济贸易的对抗。那么在2019年，我们需要摆脱错觉面对脆弱，相信这个世界不是空洞的，而是有历史、有思想、有信念的。
和平本身即為一种艺术
记者：呼吁和平、反对战争，这一信念一以贯之于你的外交态度和原则中。你对和平的坚定信念源自何处？为什么相信和平是可能的？
德维尔潘：我出生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在南美洲长大，主要生活在委内瑞拉。求学期间去了美国，又在印度待过一段时间。这些世界各国游历的经历让我感受到，外交与文化之间碰撞的强风劲吹。我逐渐意识到，和平与稳定是世界的关键，危机和战争是最糟糕的情况。
在新的全球化形势下，种族问题、技术革命和政治热情的回归等因素齐头并进，局势更加恶化。愤怒与恐惧转化为暴力，成为滋养恐怖主义的温床。一些西方国家认为，通过武力可以强加民主，可以强加和平。但反思美国在伊拉克和利比亚进行的两场战争，武力暴力真的可行吗？
战争，一直被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助推器，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平，是人类的生存之本，是人类追求的愿望，却常常被忘记和忽视。如果说外交是一种维护国家利益和原则、以激情妥善处理人类历史偶发事件的艺术，那么我承认，和平本身即为一种艺术，而这种艺术源自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记者：你的著作《论战争与和平》的中文版在2018年面世了。在书中，你表达了和平与反战的思想，也赞同规范性的、多边的维和努力，但认为和平的风险需要有人承担。那么，和平的风险是什么？又将由谁来承担风险，是全人类，还是一些代表？
德维尔潘：我们需要明白和平不是冲突的结束，不是战争的结束。它还意味着，创造一种新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要能够奠定一种团结精神，这需要国际社会和区域社会的坚定决心和意愿来推进。
“二战”后，欧洲的国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才走到一起，最终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治体系——欧盟，才使战争不再发生。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战争中，比如法国和德国、法国和英国，想要摆脱这种局面，需要非常坚定的决心。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任由这个世界四分五裂。我们应该做的是，创造政治条件，治愈和强化全球化的社会和政治团体，制定一系列流程机制和规则来促进和平。当然，这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尤其是当某个国家的国土安全受到挑战，不能给它的人民它需要的东西时，比如叙利亚等国家，这就成为了一个无法掩盖且巨大的危机。虽然这种危机终会消退，但已经在民众之中制造强烈的挫败感，并为恐怖主义的抬头开辟了道路。这时，部分人就会忘了，发展和繁荣是打击极端化和偏见的最好武器，加强教育、就业和公共服务是对憎恨和孤立的最好回击。
所以，我理解的和平，是一种具有抵抗意识的和平，既不屈服、躲避，更非不辨真伪。既不沉浸于对“永久和平”的幻想，亦非出于对美妙世界的梦。这种和平是寻觅一个突如其来的启示，而这种启示能够猛然唤醒迷茫的人们，凝聚力量，重建世界秩序。
（摘自《南风窗》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