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未来希望不在国有企业，而在民营企业。这话听起来似乎难以置信，因为如果翻看2006年中国企业500强的细节，你会发现私营企业所占比重小得可怜，其营业收入只占500强企业全部收入的8%，资产总额才占500强企业资产总值的1.73%！仅中国企业500强中资产排名前10位国有企业的总资产就达32万亿有余，是民企500强前10名的资产总额的近91倍！面对这种一边倒的国企优势，民企怎么可能跟它们竞争并最终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角？
　　国企的实际优势还不只如此，还在于国家政策、行业准入、银行贷款、上市融资机会对国企的绝对倾斜，让国企完全垄断石油、能源、电力、通信、金融、交通、邮电等行业，它们有着国资委作为最直接代理，还有全国人大、国务院和法院体系，也就是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全面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私有企业和个人创业者难道还有生存、壮大的空间？
　　尽管目前对民企的歧视还继续如此，从人类更长的历史趋势和人的本性看，私有经济必然是中国未来的希望，这一点不含糊。
　　第一，从人类的进程看，通过公有来汇集资源、共享收入以達到人类共同生存概率最大化的目的，这种安排随着人类物质生产能力的空前提高已变得无必要。试想，在原始社会靠打猎动物、摘取自然植物谋生的时期，人的生存能力的确低下，如果数天打不到动物，一家人或一群人可能要集体饿死，在那种情况下，部落公有制是一种最理想的安排，因为虽然那样会牺牲个人、各家的自由空间，但通过大家共享，让部落每个成员活下去的概率最大化；否则，单个个人或家庭会容易饿死。到农业社会，通过在家里重复养家禽、在同一块地重复种植庄家，人的物质生产能力当然大大提高，但那只能解决一般情况下的温饱，还谈不上在各种特殊情况下各家都能自保，收入的保障会随着自然灾害而泡汤，所以，在那种社会里，虽然并没有什么国家通过全社会办国有经济来达到全社会的资源汇集、收入共享的效果，但可以想象，如果能解决国有企业所必然带来的道德风险和贪污腐败的问题，国有制或许还能起到增加全社会生存概率的作用。在没有完全走出温饱挑战的社会里，通过公有将社会所有资源强行汇集到一起，也许有它的价值。
　　但是，到今天，由于全球化把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技术带到中国、印度，还有众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从粮食生产到衣、住、行都可以大规模、而且能很便宜地提供，温饱已经远不是问题。现在更头痛的是产能过剩，而不是产能不够满足人类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办国有经济、公有企业来达到汇集资源、分摊风险的效果已变得不再必要。一方面随着生产能力的提升，使全社会范围内的“大锅饭”安排所能带来的好处越来越少，另一方面，这种“大锅饭”所要支付的贪污腐败成本却越来越大，使这种安排越来越不合算。生产性资产、土地和其它资源的所有权应该要明晰到私人个人，世界没有哪个富有的国家还维系大规模的国有经济，也没有哪个国家真正靠国有制而富起来的。
　　为什么我说当代的全球化从根本上让人类生产能力出现“大跃进”？按照Angus Maddison（英国经济史学家）的估算，公元元年时，世界人均GDP相当于今天的444美元，花了大约1880年，到1880年左右，全球的人均GDP才翻一倍，上升到880美元。但是，随着工业技术的成熟发展，120年后，到1998年，世界人均GDP是5709美元，比1880年的水平高了5.4倍，物质产出能力的增长速度的确猛增！就以中国来说，今天北京的普通工人多工作一天的收入大约50元，相当于一天能赚32斤米，41斤面粉，9斤肉，11.3斤鱼，18斤豆角，9米棉布，或113只鸡蛋，分别是乾隆中期1750年时北京一个普通工匠一天收入所能换取的同类收入的5.9倍、7.3倍、3.2倍、4倍、2.5倍、14.3倍和14倍！—— 有了这么高的物质收入后，通过全国范围内的公有所能带来的额外好处，跟所要付的代价比，还值得吗？
　　第二，正因为全球范围内的物质商品生产能力已大大过剩，不再有满足不了人类生存需求的问题。那么，在中国的出口商品已挤满世界之后，人们所需要的已不再是大众化的“粗制商品”，而未来的需求更在于个性化的“细制商品”，产品创新、个性化设计和服务更是决定未来制造业的关键，而这些恰恰是民营企业的特长，不是国有经济的特长。正如我们熟悉的，国有企业注重形象工程、粗制商品，重化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历来是国有经济的特长。当年苏联的计划经济从1930年代到1970年代快速增长，但它的国有经济几乎只能从事军工和重型工业的发展，完全忽视、也不可能发展服务业，连跟人们日常生活联系很紧的轻工业也忽视掉，这些疏忽不是那些苏联经济计划者的无能，而是国有企业的本质所决定的。今天，中国经济的第三产业仍然发展艰难，还只占GDP的33%，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国有经济的比重太高、国有企业占用了太多中国社会的资本，挤掉私营经济的机会和空间。为了应对未来个性化制造业发展的挑战，为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中国民营经济必然会首当其冲。
　　


　　第三，中国的就业压力也需要民营经济的发展，或者说，私营经济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真正希望。以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中工业企业的数据为例，全国有28178家国有工业企业，资产总计6.5万亿元，所雇用的从业人数为1273万，也就是，为支持一个国有企业从业者，国家需要投入50.9万元资产。相比之下，全国民营工业企业有124万家，资产总值11.6万亿元，不到国有工业企业资产的两倍，但雇用的人数为6040万，每个就业机会只用了19.2万元的资产。那就是说，国有企业为创造一个就业机会所要投入的资本是民营企业的2.6倍！未来中国就业机会该从哪里产生，不言自明。
　　第四，中国经济内需的增加也必须靠民营经济的扩大。一方面，民营企业收入的增长会直接转换成民间收入的增加，转换成家庭收入的增加，成为消费增长的动力，而国有企业这些年的确靠垄断地位使收入猛增，但这些收入并没变成民间的收入，也没帮助减轻老百姓的税负、没有改变老百姓的养老压力、没有减少人们的医疗和教育费用压力，国有经济收入的猛增没有直接推动内需的增长。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资产增值也会立即转换成民间的财富效应，推动内需增长，而国有企业、国有资源以及国有土地的增值，都对个人的财富和消费无影响。目前，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大约为78万亿元。按13亿人口算，人均国有资产财富是6万元。假如这些资产的价值每年照GDP的速度增长，那么每个中国人的年收入就多6千元。也就是说，假如每户五人，那么每个家庭年收入就多了3万元！而如果再将这些资产全部均分到个人，并让其全部资本化流动起来，按照美国在2002-2007年间产权价值的增速大约是GDP增速的3倍来计算，那么每个中国家庭仅财富收入就能年增9万元。—— 但是，这些国有资产的增值跟中国老百姓无关，因为这属于那抽象的“国家”的，不是个人的，只可以看到，个人甚至也可以想象、计算这笔财富，但没有老百姓能将其转化成消费的基础。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民营经济的发展能带来根本性的创业、创新动力，给中国经济带来全新的活力。通过百度、无锡尚德、分众传媒、阿里巴巴、Soho中国等等这些私营企业的上市，一个个像李彦宏、施正荣、江南春、马云、潘石屹这样的30几岁、40岁亿万富翁诞生，每个成功的民营企业的背后都有一个、甚至几个个人化的创业故事，这些财富故事离我们那么近，因为他们的个人家庭背景就像我们中间多数人那么普通，不靠权力家庭背景，而是靠自己的创业、创新，这让我们千千万万个年轻人和中年人都能感到“虽然我没有家庭背景，但我也能”。这些年民营企业通过上市所实现的财富故事对年轻人所产生的启示作用，对整个中国社会创业文化与创新精神的推动作用，怎么高估都不过分！我衷心感谢这些创业者的努力，也为年轻一代中国人有这么多好的案例做模范而高兴。
　　相比之下，国有企业的上市再成功、再轰动，等静下来，在其背后看到的只是政府权力、行政特权和行业垄断，看不到任何启发人的个人创业故事。上市再成功、融资再多，也就仅此而已，对社会、对千千万万个年轻人没有任何启发作用，不会因为工行、中石油、中石化的上市而激励任何张三、李四去创业，反倒是激励更多有才华的年轻人想去进入体制内做官。
　　不过，这些来自私有经济的创业故事势不可挡，他们已经启动了千千万年轻人、中年人的创业动能。不管政府愿意不愿意，中国的民营经济环境必然要改善，因为这是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也是中国经济的未来活力所在。（摘自：中国金融经济网2008年1月25日）
　　
　　点评：中国几千年的大国兴衰史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规律：凡国家的兴盛和崛起，大都是依靠高度统一和集权的措施来达到的；而国家经济的持续繁荣和发展，却是以私人产权制度和民间商业的发展进步为基础的。如果没有根植于产权制度的民间商业的兴盛，也就不会有唐朝的“扬一益二”和宋朝的《清明上河图》了——中国自9世纪至11世纪在经济上的空前繁荣，不是没有原因的。再横向地以“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为例，美国经济真正做到对老牌的大英帝国的超越，在很大的程度上也要归功于17世纪至18世纪以私有产权制度为基础的资本市场的崛起。正是股市让美国的私营经济体拥有了远远超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源配置速度和能力，国家的经济也由此焕发出了无比的生机与活力。因此，陈志武教授的一句：“世界没有哪个富有的国家还维系大规模的国有经济，也没有哪个国家真正靠国有制而富起来的”点出了问题的实质，私有经济的发展才是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本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