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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前社会出现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有的甚至是致命的,关係到改革前途和国家命运，所以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且是当前中国的唯一出路。
目前，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经过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增长和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具体的问题和挑战，而且有些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可以说是決定改革和发展的成败的关键问题。这是因为，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考察，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将处於快速变动时期，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开始集中凸现。
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所不同的是，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相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尖锐、更複杂。一方面，能改的、好改的都已改，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另一方面，中国现实形态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已经几乎被我们利用到位，任何进一步的改革发展，都客观上必然的要求进一步从体制和制度上来完善和健全我国的市场经济这一社会发展目标，这就必然地会触及某一部分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改革和发展使中国社会的加速分化，社会分层已经出现，不同阶层的利益和主张分歧严重，三十几年的改革客观上已经造就了一个不合理的既得利益阶层，使社会财富不合理地向他们少数人手中集中。
如果我们要切实地、有效地进一步高速持续发展我国经济，就必然地、也必须高举公平、公正、透明、民主、法制、宪政、共和、人权和科学的大旗向这个不合理的既得利益阶层开刀，但是由於这个不合理的既得利益阶层掌握了中国社会的各种大量资源，包括权力和财富等，所以中国的改革发展任重道远，但是我们别无选择，纵然是刀山火海，我们也只能、並必须冲锋向前。因为这将決定改革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
政治体制改革是当前中国
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
在当前社会严重的矛盾中，学界和政界对於改革的态度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主流经济学家利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以既定方针，继续推进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強行冲关。新左派则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定中国改革成果和发展的指导思想，甚至有人对以市场经济作为改革中国发展目标和方向都表示怀疑，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但卻暗示走回头路。但我们则坚定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且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中国当前社会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有的甚至是致命的,关係到改革前途和国家命运，但是所有问题都是前进中的问题，谁也无法否认中国在进步、在发展，现实社会问题再严重，社会弱势群体再困难，溫饱问题总已解決，比起三十多年前的凭票配给供应生活必需品，60年代初的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三千多万人，总是有所进步。目前以权谋私的腐败是极其严重的，因此，中华民族没有回头路可走，所有问题，必须在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中得到解決。
同样，我们也不能按主流经济学家的主张，以既定方针，继续推进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在制度上没有真正确立民主和法制的一系列原则之前，在各种绝对的公共权力没有得到来自民众的力量有效地制衡的情況下，任何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措施，都不可能真正地避免腐败和国有资产的流失。俄罗斯的教训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目前我们国企的垄断政策，已经使10%的国企，佔有了95%以上的国企利润，已经具备了和俄罗斯私有化失败一样的条件，只要这些国企移主，私有寡头马上出现。而且在制度上没有真正确立民主和法制的一系列原则之前，在各种公共的绝对权力没有得到来自民众的力量有效地制衡的情況下，一旦私有寡头和腐败的权力相勾结，那么这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民众来说，都是最可怕的结果。
绝对权力以权谋私的腐败
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
最主要阻力
由於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长期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大多数民主和法制的原则无法实行，计划经济时期的集权管理体制基本上没有改变。长期以来缺乏有效制衡的绝对权力造成以权谋私的腐败，就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上所有重大问题的根源成为我国改革发展的最大的阻力。
我们说中国存在最严重的腐败，不仅仅依据於国际透明组织的排序，更重要的是从中国社会的腐败事实出发，立案查处的官员人数、涉案金额数连年递增，大大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率。我们对贪官污吏的审判已经判到中央政治局委员，死刑已经执行到人大副委员长，简直可以说，贪官无处不有，腐败无所不在。从村官到京官，从官员的家属到官员的情妇，甚至官员家里的保姆和办公楼前面的保安，都已经逐步加入到腐败的行列，一些小小的农村村官的不法之财就高达上百万，更何況那些掌握老百姓生死大权的大人物。公仆们可以让很多好人一事无成，也可以让很多坏人畅行无阻。而在现行体制下想要对公仆们的非法行为进行阻止，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困难重重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那些敢於揭露贪官的反腐败英雄，大多数都遭到了残酷的打击报复，甚至被关押迫害。现行体制为贪官和奸商提供的保护甚至多於提供给合法企业和公民的保护，常常是拒绝行贿将一事无成。在很多省市的案例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机制健全的腐败网络，比如，有各级政府庇护下的非法煤矿和造假工厂，有公安和工商庇护下的地下妓院和赌场，有军警和海关庇护下的走私“集团公司”，有地方主要党政首长庇护下的地方“首富”和“富豪”。在许多情況下官员腐败已经从点发展到面，形成了腐败的网络，利用集团的力量来进行腐败活动和对付反腐败的侦查和打击揭露腐败的人士。有的甚至借“反腐败”来作为权力斗争、组织腐败网络的手段。所以，在中国，贪官淘汰清官、劣币驱逐良币，就不再是反常现象，而是完全正常的现象。这样，即使某些政治领袖具有打击腐败的坚定信念，也不敢轻易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以免招致权力结构失衡、统治基础削弱的危险。由此可以充分说明：绝对权力以权谋私的腐败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最主要的阻力的论断。
问题的关键是，在巨大物质诱惑面前，道德的力量是如此地苍白和无力，而法律条文都是死的东西，是由有绝对权力的人制定和执行的，在权大於法的集权体制下，所有的反腐败政策和法律条文都会被绝对权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化解掉。难道几十年来我们的道德教育和反腐败的政策法规还少吗?效果怎样大家有目共睹。只要有没有有效制衡的绝对权力的存在，一切道德和法律的反腐败监督和执法，只是自己对自己监督，自己对自己执法，绝对的腐败就不可能得到有效制约。神圣的法制也只能拜倒在权力的淫威之下，“虽重圣人而治天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並与仁义而窃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靠人，靠民众的力量——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运用“每个人”的力量来民主监督、制衡权力和制约腐败。运用民主和法制的原则，实行民主宪政、三权制衡、新闻自由、保障反对声音的权利等原则来制衡各种公共权力。任何怀疑和忽视民众的能力和力量的观点、理念和政策都将给当前改革开放和国家发展前途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会使改革犯方向性错误。
政治体制改革是造就一支
佔人口大多数的
中产阶级队伍的唯一办法
真正地实现藏富於民，造就一支佔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队伍，而不是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这不但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崛起和赶超发达国家的根本选择和前提条件，也是所有发达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根本決策，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我们制定的重要国策。邓小平的“共同富裕”国策，既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贫富悬殊”，而是一个橄榄形的收入状态，決不是一个三角形的收入状态，这也就是必须造就一支佔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群体。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藏富於民，造就一支佔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队伍这一目标?在集权管理体制下，靠各级政府来为大多数农民和城市贫民爭取利益，毫无疑问是隔靴抓痒，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因为各级政府客观上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利益群体的牵制和制约，在各种利益群体中，最弱小无力的就是佔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因此客观上，在集权管理体制下，各级政府不得不向掌握大部分社会资源(包括权力和财富)的既得利益強势群体倾斜。这是已经被我国改革实践反复地证明了的结果。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把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等各种民主权利还到佔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贫民手中，让他们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政治体制改革是进一步完善
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理论中，虽然改革的过程是模糊的，是“摸著石子过河”，但是，改革的目标卻是坚定而明确的，就是中国必须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分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到底是怎么样的制度。在这里，来不得半点虚假和自我欺骗，我们更不能允许社会強势群体任意肢解市场经济的完整的原则体系，把对他们有利的原则拿来，拒绝对他们不利的原则。
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民主宪政和法制体系来保障它的调节功能充分实现，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出效率，其一是因为“公平竞爭”，竞爭出效率，而且必须是公平的竞爭才能出效率。其二是因为“利益激励”，我们认为人的本性和本能是自私的，在经济领域有两大显著特征就是：一是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人一生下来就面临生存、幸福、发展的最基本的问题。父母必须为子女，成人必须为自己获取生存、幸福、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而这个充分条件又是无限的，人的精神和物质的需要和欲望是无限的，是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无限地递增发展的。二是人是厌恶劳动的。没有充分的内部动力，任何人都不愿意劳动，或者说不愿意努力劳动的。劳动对人来说永远是一种负担。劳动作为第一需要，作为一种享受，永远只能是个别人的体验，没有普遍意义。“不劳而获”的欲望永远是人的一种天性。因此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以人的无限的欲望来激励人们努力劳动，充分发挥人们的创造力，从而带来经济效率和生产力的发展，其三是因为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最有效、最科学地调配社会各种资源，使社会生产和经济能够协调和平衡发展。而恰恰是只要社会上存在没有有效制衡的绝对权力所造成的以权谋私的腐败，就马上会严重危害市场经济的上述三大调节功能。只要有腐败妨碍竞爭的公平性，就必然损害社会经济效率，只要以权谋私的腐败的获利比创造性劳动和努力劳动来得容易，就必然激励人的“不劳而获”的自私天性，从而扼杀人的创造性劳动和努力劳动的积极性，成为社会经济效率和生产力发展的杀手。同样，如果以权谋私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干扰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话，那么社会资源的调配也将混乱。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中，也是这一原因，是社会上以权谋私的腐败干扰了上述市场经济的三大调节功能，扭曲了市场经济的正常模式，才产生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不是市场经济本身有什么缺陷。所以，市场经济体制客观上要求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建立民主宪政和法制体系来保障其调节功能的充分实现。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实质就是公众参与和成果共享，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为民众夺回民主和法制的权利，公众根本没有参与改革的任何机会，公众的思想和言行根本不可能得到重视，更不可能真正实现成果共享，成果共享取決於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搏弈的结果。同样，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为民众创造民主和法制的权利，社会改革成果肯定被掌握大部分社会资源的既得利益群体所获得，佔人口大多数的弱势全体根本奈何不了他们。规则先行，就是先建立和完善透明公平的遊戏规则，然后再开展遊戏，没有透明公正的规则，改革就不可能做到程序公正，也不可能做到成果共享和以人为本。这一规律性事实，是已经被我国二十几年改革实际和俄罗斯的改革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而我们说的这个透明公正的规则，就是民主宪政和法制体系。它唯一只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实现。
政治体制改革
为我国争取国际认同
目前世界上各发达国家之所以都把中国作为潛在对手，並不是不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国民众，而是不认同我国政府的集权管理体制。出於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我们既不能，也没有必要把自己自立於国际社会的对立面，遊离於国际社会之外。最明显的就是我们至今不能彻底打破国际尖端技术的封锁。林毅夫先生曾经著文反对杨小凯教授的“制度模仿”的国策，认为落后国家只要进行“技术模仿”就可以实现“后发优势”赶超发达国家。但是我们认为日本可以通过技术模仿实现经济现代化，而我国根本不可能，因为如果我国不进行“制度模仿”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根本不可能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所谓技术模仿只能是一些中低档的技术，根本不可能获得尖端技术。怎么可能通过模仿中低档技术来实现“后发优势”?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制度模仿”，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进行尖端技术的模仿，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崛起和赶超发达国家。
政治体制改革是提高中国
民众综合素质的最有效措施
随著经济的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竞争更为激烈，这种经济上的竞爭最终必然会演变成全面的人的素质和能力上的竞争，这也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反映的一个主要方面。我们认为決定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发达和繁荣，主要的不是看它们资源和经济上的实力，而是看他们每个人的综合素质的高低。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努力，虽然我国经济在总量上发展较快，但我国的人均经济水平和人均经济增长率连中等水平也排不上，而无数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证明，提高人均经济水平和人均经济增长率不但要靠外延发展、即提高资本(生产资料)——劳动比率，这在我国人口重多，经济刚起步的国情来说，无法短期内迅速改变现状。而更重要的，更有效的手段就是加速技术进步，依靠科技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加快科学技术的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提高生产的主体——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文化科技素质和创造性智力水平。所有这一切，都有待於政治体制改革来进一步实现。
任何社会变革和发展，都以思想的变革和发展为前奏，而思想的变革、发展和创造性智力的发展，必须先有思想上、言论上、实践上自由的环境和氛围。而这种自由的环境只有在社会力量多元化，政治体制分权制衡的情況下才能有所保障。政治体制改革就是造就这种思想上、言论上、实践上的自由环境和氛围的唯一方法。在集权管理体制下客观上要求统一的思想和实践模式，在新闻出版、司法独立、人员流动，思想言论和行动实践受到各种条条框框限制的环境下，不可能出现思想大师和社会整体的启蒙运动，也不可能真正由思想变革引发的社会变革和经济高速持续发展。如果创造性实践的获利效果没有保证，这样的环境必然成为扼杀创造性智力和创造性实践能力的最可怕杀手。
同样，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所必须的教育、文化、科学、医疗卫生、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发展，同样有待於政治体制改革来创建一个宽松的、自由的环境来实现，也有待於政治体制改革来保证民众在这方面的人权来实现。
目前，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经过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增长和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具体的问题和挑战，而且有些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可以说是決定改革和发展的成败的关键问题。这是因为，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考察，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将处於快速变动时期，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开始集中凸现。
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所不同的是，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相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尖锐、更複杂。一方面，能改的、好改的都已改，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另一方面，中国现实形态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已经几乎被我们利用到位，任何进一步的改革发展，都客观上必然的要求进一步从体制和制度上来完善和健全我国的市场经济这一社会发展目标，这就必然地会触及某一部分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改革和发展使中国社会的加速分化，社会分层已经出现，不同阶层的利益和主张分歧严重，三十几年的改革客观上已经造就了一个不合理的既得利益阶层，使社会财富不合理地向他们少数人手中集中。
如果我们要切实地、有效地进一步高速持续发展我国经济，就必然地、也必须高举公平、公正、透明、民主、法制、宪政、共和、人权和科学的大旗向这个不合理的既得利益阶层开刀，但是由於这个不合理的既得利益阶层掌握了中国社会的各种大量资源，包括权力和财富等，所以中国的改革发展任重道远，但是我们别无选择，纵然是刀山火海，我们也只能、並必须冲锋向前。因为这将決定改革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
政治体制改革是当前中国
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
在当前社会严重的矛盾中，学界和政界对於改革的态度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主流经济学家利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以既定方针，继续推进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強行冲关。新左派则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定中国改革成果和发展的指导思想，甚至有人对以市场经济作为改革中国发展目标和方向都表示怀疑，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但卻暗示走回头路。但我们则坚定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且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中国当前社会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有的甚至是致命的,关係到改革前途和国家命运，但是所有问题都是前进中的问题，谁也无法否认中国在进步、在发展，现实社会问题再严重，社会弱势群体再困难，溫饱问题总已解決，比起三十多年前的凭票配给供应生活必需品，60年代初的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三千多万人，总是有所进步。目前以权谋私的腐败是极其严重的，因此，中华民族没有回头路可走，所有问题，必须在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中得到解決。
同样，我们也不能按主流经济学家的主张，以既定方针，继续推进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在制度上没有真正确立民主和法制的一系列原则之前，在各种绝对的公共权力没有得到来自民众的力量有效地制衡的情況下，任何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措施，都不可能真正地避免腐败和国有资产的流失。俄罗斯的教训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目前我们国企的垄断政策，已经使10%的国企，佔有了95%以上的国企利润，已经具备了和俄罗斯私有化失败一样的条件，只要这些国企移主，私有寡头马上出现。而且在制度上没有真正确立民主和法制的一系列原则之前，在各种公共的绝对权力没有得到来自民众的力量有效地制衡的情況下，一旦私有寡头和腐败的权力相勾结，那么这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民众来说，都是最可怕的结果。
绝对权力以权谋私的腐败
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
最主要阻力
由於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长期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大多数民主和法制的原则无法实行，计划经济时期的集权管理体制基本上没有改变。长期以来缺乏有效制衡的绝对权力造成以权谋私的腐败，就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上所有重大问题的根源成为我国改革发展的最大的阻力。
我们说中国存在最严重的腐败，不仅仅依据於国际透明组织的排序，更重要的是从中国社会的腐败事实出发，立案查处的官员人数、涉案金额数连年递增，大大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率。我们对贪官污吏的审判已经判到中央政治局委员，死刑已经执行到人大副委员长，简直可以说，贪官无处不有，腐败无所不在。从村官到京官，从官员的家属到官员的情妇，甚至官员家里的保姆和办公楼前面的保安，都已经逐步加入到腐败的行列，一些小小的农村村官的不法之财就高达上百万，更何況那些掌握老百姓生死大权的大人物。公仆们可以让很多好人一事无成，也可以让很多坏人畅行无阻。而在现行体制下想要对公仆们的非法行为进行阻止，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困难重重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那些敢於揭露贪官的反腐败英雄，大多数都遭到了残酷的打击报复，甚至被关押迫害。现行体制为贪官和奸商提供的保护甚至多於提供给合法企业和公民的保护，常常是拒绝行贿将一事无成。在很多省市的案例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机制健全的腐败网络，比如，有各级政府庇护下的非法煤矿和造假工厂，有公安和工商庇护下的地下妓院和赌场，有军警和海关庇护下的走私“集团公司”，有地方主要党政首长庇护下的地方“首富”和“富豪”。在许多情況下官员腐败已经从点发展到面，形成了腐败的网络，利用集团的力量来进行腐败活动和对付反腐败的侦查和打击揭露腐败的人士。有的甚至借“反腐败”来作为权力斗争、组织腐败网络的手段。所以，在中国，贪官淘汰清官、劣币驱逐良币，就不再是反常现象，而是完全正常的现象。这样，即使某些政治领袖具有打击腐败的坚定信念，也不敢轻易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以免招致权力结构失衡、统治基础削弱的危险。由此可以充分说明：绝对权力以权谋私的腐败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最主要的阻力的论断。
问题的关键是，在巨大物质诱惑面前，道德的力量是如此地苍白和无力，而法律条文都是死的东西，是由有绝对权力的人制定和执行的，在权大於法的集权体制下，所有的反腐败政策和法律条文都会被绝对权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化解掉。难道几十年来我们的道德教育和反腐败的政策法规还少吗?效果怎样大家有目共睹。只要有没有有效制衡的绝对权力的存在，一切道德和法律的反腐败监督和执法，只是自己对自己监督，自己对自己执法，绝对的腐败就不可能得到有效制约。神圣的法制也只能拜倒在权力的淫威之下，“虽重圣人而治天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並与仁义而窃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靠人，靠民众的力量——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运用“每个人”的力量来民主监督、制衡权力和制约腐败。运用民主和法制的原则，实行民主宪政、三权制衡、新闻自由、保障反对声音的权利等原则来制衡各种公共权力。任何怀疑和忽视民众的能力和力量的观点、理念和政策都将给当前改革开放和国家发展前途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会使改革犯方向性错误。
政治体制改革是造就一支
佔人口大多数的
中产阶级队伍的唯一办法
真正地实现藏富於民，造就一支佔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队伍，而不是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这不但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崛起和赶超发达国家的根本选择和前提条件，也是所有发达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根本決策，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我们制定的重要国策。邓小平的“共同富裕”国策，既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贫富悬殊”，而是一个橄榄形的收入状态，決不是一个三角形的收入状态，这也就是必须造就一支佔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群体。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藏富於民，造就一支佔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队伍这一目标?在集权管理体制下，靠各级政府来为大多数农民和城市贫民爭取利益，毫无疑问是隔靴抓痒，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因为各级政府客观上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利益群体的牵制和制约，在各种利益群体中，最弱小无力的就是佔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因此客观上，在集权管理体制下，各级政府不得不向掌握大部分社会资源(包括权力和财富)的既得利益強势群体倾斜。这是已经被我国改革实践反复地证明了的结果。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把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等各种民主权利还到佔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贫民手中，让他们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政治体制改革是进一步完善
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理论中，虽然改革的过程是模糊的，是“摸著石子过河”，但是，改革的目标卻是坚定而明确的，就是中国必须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分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到底是怎么样的制度。在这里，来不得半点虚假和自我欺骗，我们更不能允许社会強势群体任意肢解市场经济的完整的原则体系，把对他们有利的原则拿来，拒绝对他们不利的原则。
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民主宪政和法制体系来保障它的调节功能充分实现，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出效率，其一是因为“公平竞爭”，竞爭出效率，而且必须是公平的竞爭才能出效率。其二是因为“利益激励”，我们认为人的本性和本能是自私的，在经济领域有两大显著特征就是：一是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人一生下来就面临生存、幸福、发展的最基本的问题。父母必须为子女，成人必须为自己获取生存、幸福、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而这个充分条件又是无限的，人的精神和物质的需要和欲望是无限的，是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无限地递增发展的。二是人是厌恶劳动的。没有充分的内部动力，任何人都不愿意劳动，或者说不愿意努力劳动的。劳动对人来说永远是一种负担。劳动作为第一需要，作为一种享受，永远只能是个别人的体验，没有普遍意义。“不劳而获”的欲望永远是人的一种天性。因此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以人的无限的欲望来激励人们努力劳动，充分发挥人们的创造力，从而带来经济效率和生产力的发展，其三是因为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最有效、最科学地调配社会各种资源，使社会生产和经济能够协调和平衡发展。而恰恰是只要社会上存在没有有效制衡的绝对权力所造成的以权谋私的腐败，就马上会严重危害市场经济的上述三大调节功能。只要有腐败妨碍竞爭的公平性，就必然损害社会经济效率，只要以权谋私的腐败的获利比创造性劳动和努力劳动来得容易，就必然激励人的“不劳而获”的自私天性，从而扼杀人的创造性劳动和努力劳动的积极性，成为社会经济效率和生产力发展的杀手。同样，如果以权谋私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干扰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话，那么社会资源的调配也将混乱。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中，也是这一原因，是社会上以权谋私的腐败干扰了上述市场经济的三大调节功能，扭曲了市场经济的正常模式，才产生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不是市场经济本身有什么缺陷。所以，市场经济体制客观上要求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建立民主宪政和法制体系来保障其调节功能的充分实现。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实质就是公众参与和成果共享，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为民众夺回民主和法制的权利，公众根本没有参与改革的任何机会，公众的思想和言行根本不可能得到重视，更不可能真正实现成果共享，成果共享取決於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搏弈的结果。同样，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为民众创造民主和法制的权利，社会改革成果肯定被掌握大部分社会资源的既得利益群体所获得，佔人口大多数的弱势全体根本奈何不了他们。规则先行，就是先建立和完善透明公平的遊戏规则，然后再开展遊戏，没有透明公正的规则，改革就不可能做到程序公正，也不可能做到成果共享和以人为本。这一规律性事实，是已经被我国二十几年改革实际和俄罗斯的改革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而我们说的这个透明公正的规则，就是民主宪政和法制体系。它唯一只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实现。
政治体制改革
为我国争取国际认同
目前世界上各发达国家之所以都把中国作为潛在对手，並不是不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国民众，而是不认同我国政府的集权管理体制。出於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我们既不能，也没有必要把自己自立於国际社会的对立面，遊离於国际社会之外。最明显的就是我们至今不能彻底打破国际尖端技术的封锁。林毅夫先生曾经著文反对杨小凯教授的“制度模仿”的国策，认为落后国家只要进行“技术模仿”就可以实现“后发优势”赶超发达国家。但是我们认为日本可以通过技术模仿实现经济现代化，而我国根本不可能，因为如果我国不进行“制度模仿”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根本不可能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所谓技术模仿只能是一些中低档的技术，根本不可能获得尖端技术。怎么可能通过模仿中低档技术来实现“后发优势”?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制度模仿”，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进行尖端技术的模仿，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崛起和赶超发达国家。
政治体制改革是提高中国
民众综合素质的最有效措施
随著经济的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竞争更为激烈，这种经济上的竞爭最终必然会演变成全面的人的素质和能力上的竞争，这也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反映的一个主要方面。我们认为決定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发达和繁荣，主要的不是看它们资源和经济上的实力，而是看他们每个人的综合素质的高低。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努力，虽然我国经济在总量上发展较快，但我国的人均经济水平和人均经济增长率连中等水平也排不上，而无数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证明，提高人均经济水平和人均经济增长率不但要靠外延发展、即提高资本(生产资料)——劳动比率，这在我国人口重多，经济刚起步的国情来说，无法短期内迅速改变现状。而更重要的，更有效的手段就是加速技术进步，依靠科技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加快科学技术的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提高生产的主体——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文化科技素质和创造性智力水平。所有这一切，都有待於政治体制改革来进一步实现。
任何社会变革和发展，都以思想的变革和发展为前奏，而思想的变革、发展和创造性智力的发展，必须先有思想上、言论上、实践上自由的环境和氛围。而这种自由的环境只有在社会力量多元化，政治体制分权制衡的情況下才能有所保障。政治体制改革就是造就这种思想上、言论上、实践上的自由环境和氛围的唯一方法。在集权管理体制下客观上要求统一的思想和实践模式，在新闻出版、司法独立、人员流动，思想言论和行动实践受到各种条条框框限制的环境下，不可能出现思想大师和社会整体的启蒙运动，也不可能真正由思想变革引发的社会变革和经济高速持续发展。如果创造性实践的获利效果没有保证，这样的环境必然成为扼杀创造性智力和创造性实践能力的最可怕杀手。
同样，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所必须的教育、文化、科学、医疗卫生、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发展，同样有待於政治体制改革来创建一个宽松的、自由的环境来实现，也有待於政治体制改革来保证民众在这方面的人权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