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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的首席推销员，出访国外却空手而回，对领导人来说是最大的耻辱，是无能的体现。考量领导人订单不能光看亏了还是赚了，因为有时，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尽管法国总统奥朗德以前从未到过中国，但在这次短短37个小时的访问里，他依然收获了丰厚的订单：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和空客签署60架空客飞机订单；核能巨头阿海珐和法国电力与广东核能集团签署三方长期合作协议；甚至还有阿海珐和中国核工业集团签署建造核废料处理设施意向书。
法国汉学家让-吕克·多梅内克说，奥朗德这次真的是赚到了，因为“时间都花在该花的地方”。法国《世界报》和《回声报》也分别指出，与萨科奇2010年的两手空空相比，奥朗德此行的收获令人满意。
这种因外国领导人来访或中国领导人出访而签署的订单，常被戏称为“领导人订单”，领导人订单往往并非单纯因经济和贸易的需要签订，而或多或少带有政治、战略或外交策略的考量。应该说，这种“领导人订单”中外都有，甚至可以说，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率先推行的，英国首相、美国总统都曾被本国媒体冠以“首席海外推销员”的称号，他们出访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软硬兼施，让东道主签署尽可能多的领导人订单。同时为了表示友好、安抚、争取支持或平衡，有时也会酌情在东道国留下几份领导人订单作为交换。某种程度上讲，这几乎可算是外交界的一种惯例。
近年来，中国的领导人订单渐渐成为全球瞩目的热点，不仅各国朝野议论纷纷，国内也有许多观点鲜明的争议。
那么，中国的领导人订单是怎么来的，为何又引起争议？
“领导人订单”，自古做的是人情
早在南宋，朝廷就开始和云南地方政权大理国间开展的马匹贸易，明永乐年间郑和出访船队与“南洋”各国间的贸易，中国宁波和日本长崎间的“勘合贸易”等，都可以被视为“领导人订单”的雏形。
例如大理国特使访问南宋，推销本国所产马匹，尽管地方官指出，大理所产马匹品种不佳，不合战阵之用，但南宋朝廷却出于安抚、拉拢和“不欲边境生事”的目的，象征性地购买若干。明朝对日本的“勘合贸易”，政治、外交色彩更浓，至于郑和下西洋，更是是“贵入贱出”，做赔本买卖，其目的纯在于“柔远敦睦”和显示明帝国的富强国力。
然而这种原始版本的领导人订单存在许多令人诟病之处。最令人不满的，则是片面强调订单的政治、外交属性而忽视经济属性。
如郑和下西洋历经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许多国家，这些国家许多和中国有传统的直接、间接贸易联系，民间贸易原本有利可图，但明朝片面强调“宣示国威”、“招徕远人”，一方面把本可卖出好价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以“友情价”半卖半送，不仅损失国家利益，还变相冲击了本国民间商人的市场价格，另一方面，用国库里真金白银买回的各种海外产品，许多根本不合用。史料记载，郑和下西洋所“进口”的一些外国产品，如硬木、香料等，因国内用途不大，严重积压，官方不得不将这些东西折价充作各级官员的“实物工资”强行摊派。
怪不得郑和死后多年，明朝皇帝试图再次启动下西洋“工程”，惊恐万状的户部官员竟把郑和留下的档案藏匿、销毁，其台面理由主要是“政府财政吃不消”，不便说出口的理由，则是担心“实物工资”摊派比例更大影响了自己的利益。但不论是哪个理由，中国古时候的领导人订单重政治、外交而轻经济效益，是造成这种怪现象的根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曾长期处于被封锁、被包围和被孤立的状态。为争取外交空间，领导人订单的现象同样常见。
如号称“新中国非洲进口第一单”的埃及棉花订单，就是在当时（1953年4月）并不急需的情况下为争取埃及而签订的。此外，如毛泽东主席第二次访问苏联时购买的米格-19战斗机（为照顾“老大哥”情绪将需要和暂不需要的型号都购买了一批），周恩来总理访问伊拉克时进口的椰枣（俗称“伊拉克蜜枣”，当时中国并不急需），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时订购的散货船（当时中国已能制造且质量、价格都不逊色）和细钢筋（中国当时不缺，为避免进口散货船空驶回国而订购）都属于这类情况。
除了有形的“领导人订单”，还有无形的。最典型的就是援助和援建。改革开放前，中国在非洲、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国援助、援建的许多大型项目，包括铁路、公路、水电站、体育场馆、政府办公设施等，许多都是“领导人订单”。这些项目不少起到了特殊的政治、外交作用，甚至为中国重返联合国铺平道路。但在当时中国自己经济实力不强，国力、财力均不宽裕的情况下，这些项目在经济上是并不划算的。
当代订单，几家受益几家肥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渐结束了以往“政治优先于经济”的外贸、外援政策，开始注重经济效益和政治、外交效应的平衡。那种不量入为出的“慷慨大方”，随着1982年时任中国总理的赵紫阳访问非洲11国、提出“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新四项原则和1995年下半年彻底改变援外方式，已发生了根本性扭转。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开始步入快车道，近10年来更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产品出口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力与日俱增，全球利益不断凸显。新时期的“领导人订单”，呈现出与改革开放前迥然不同的场景。
新时期“领导人订单”最大的变化是，在购买发达国家产品方面显得手笔很大，且往往是外国领导人“送货上门”、“兜售到家”。
比如法国，2007年11月萨科奇访华，“领导人订单”包括价值100亿欧元的160架空客客机，价值80亿欧元的阿海珐-广东核电集团民用核能领域合作协议，和法国电力-广东核电集团合资建设170万千瓦广东台山核电站一期工程；此次奥朗德访华，“领导人订单”又包括60架空客和一揽子核电合作项目。
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6次访华，次次满载而归，“领导人订单”除了空客飞机和汽车生产线，还有精密机械、光伏产品、地铁设备等等。仅2012年8月的一次，就包括价值35亿美元的50架空客，价值16亿美元的空客天津组装线，价值2.9亿美元的大众天津汽车零部件生产厂等。 比如英国，2010年11月首相卡梅伦访华，签署的“领导人订单”总价值高达17亿英镑，涉及绿色技术转让、城市规划、房地产开发、软件支持和维修、碳足迹和能源利用、高校间人才建设、燃气工程技术培训和管理等。
比如美国，2005年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访华，“领导人订单”包括波音客机150架，价值90亿美元；2006年胡锦涛主席回访，“领导人订单”又包括波音客机70架，价值40亿美元。
而到了2012年2月加拿大的哈珀总理二度访华，“领导人订单”多达23项，总价值约30亿美元，其中仅庞巴迪公司就有支线客机、地铁牵引系统等多个大单。此外，罗-罗航发公司还获得中国东方航空公司12亿美元民用飞机发动机订单。
同样，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订单”也不乏大手笔。例如与巴西，2011年4月罗塞夫总统访华，仅支线客机E-190一项“领导人订单”，就多达35架，总金额近20亿美元。
其他诸如“老朋友”非洲，2009年埃及沙姆沙伊赫第四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中国许诺100亿美元低息贷款；2012年北京第五届部长级会议，贷款额增加一倍。
“领导人订单”不仅包括有形的“购物”，也包括无形的买卖或特殊买卖。如默克尔访华争取到中国购买德国企业、继续投资欧元区国债市场的承诺；卡梅伦访华，则为伦敦争取到人民币欧洲离岸市场的“第一桶金”；哈珀访华不仅争取到中国对加拿大支柱产业——石油业的投资与合作，也解决了加中旅游目的地协定这个被认为每年可为加拿大创造至少1亿加元旅游收益的“大单”，完成此前10年多届政府未完成的夙愿，还如愿以偿地租回了一对大熊猫；至于美国，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协定等看不见摸不着，却与经济息息相关的“虚拟订单”，在双边互访中屡见不鲜。
别考虑亏不亏，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和以往相比，近年来中国在签署“领导人订单”时，特别注重经济效益和政治外交效益、短线经济效益和长远经济效益的平衡统一。
各国觊觎中国“领导人订单”的目的各不相同。
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因和中国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一方面希望借“领导人订单”推销本国产品，平衡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希望中国潜力巨大的市场能帮助本国企业提高效益，缓解本国经济危机和失业压力。
此外，“欠中国钱最多”的美国，和深陷欧债危机、渴望中国出钱拉一把的欧洲，也同样希望在这一领域获得领导人订单。
一些本身经济形势较好、和中国贸易平衡也保持得不错的国家，如德国、澳大利亚等，则希望通过领导人订单锦上添花，从中国获得更多实际利益。
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希望借领导人订单搭上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顺风车；一些本身经济发展滞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则希望“先富起来”的中国能通过领导人订单，在其最急需的基础设施等领域施加援手，为其注入经济持续增长的底气。
对于中国而言，适当签署一些领导人订单除了获得政治、外交收益，也不无经济上的好处。
首先，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各主要经济体实现贸易平衡，对中国长远而言是有利的，惟如此，才能确保彼此间拥有持续、旺盛的购买力，在全球经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地球村”时代，意义十分重大。
和以往不同，如今中国是具有全球利益的大国，国民经济已成为和全球经济高度融合的组成部分，闭门自守，独善其身，或只想“多出”，不欲“多入”，是很难持久的。再者说到，保护知识产权，维持人民币合理币值，在量力而行的基础上协助其它经济体纾困，对中国这个高度外向型巨大经济体而言同样具有积极意义。倘若这些重要市场和技术来源地遭受灭顶之灾，中国自身经济、就业等也会受到冲击。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全球金融体系内话语权的提升，对知识产权、金融秩序的维护，就是在保护自身的利益。
另外对于新兴国家、资源性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对于开发当地资源、市场具有积极意义。在中国经济需要资源输入，中国产能需要海外市场的背景下，在基础设施等方面帮助别人，实际上也等于帮助了自己。
就怕收了订单不办事儿的
然而领导人订单毕竟并非单纯以经济考量的产物，其出台必然伴随着许多非经济因素。且由于政治和其它原因，中国和许多大经济体相比，在这方面的腾挪余地较小，令不少“领导人订单”的效益打了折扣。
如中美之间，一方面，美国不断抱怨中美贸易逆差不断增大，中国对美国产品开放度不够，另一方面却对中国最需要、最有购买意愿的美国商品，如高科技产品和技术，施加种种出口限制。如此一来，便形成“中国要买的美国未必卖，美国愿卖的中国未必需要”的怪圈，迫使中国给予美国的“领导人订单”，往往集中在民航客机、农产品等狭窄的领域，中国人不满意，觉得花大价钱买了一堆未必适用的东西，美国人同样不满意，觉得这点出口杯水车薪，和中国的逆差还在继续拉大，结果便是“领导人订单”不断签，贸易摩擦也未见减少。
在制造业的顶级领域，可供选择的余地少之又少，如今能生产拥有全球商业飞行许可客机的，除了美国波音，就只有欧洲空客。中国自身在这一领域刚刚起步，尚不具备自给自足能力，要扩大民航机队，就只能“非此即彼”。正因如此，一段时间里才出现了外媒所言，中国人“和法国闹僵就大买波音，和美国闹僵就狂购空客”的领导人订单怪现象。数年回头盘点，两家都没少买，“买方市场”仍是镜花水月，借“热一头冷一头”所欲达到的“非经济”目的，也未必就真达到了。
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前脚捧走“领导人订单”，后脚便翻脸不认账，中国白白“豪购”，扔出大把真金白银，却并未换回期待的回报，只能用“下次再来也不会送订单了”的表态聊以自慰。
还有极个别国家，对“领导人订单”产生依赖、讹诈心理，拿到便抹嘴走人，不思回报，仿佛拿得天经地义，等吃光用光，便厚着脸皮再来伸手，甚至玩“会哭的孩子有奶喝”的手法。
此外，某些领导人订单仍遗留有改革开放前“重政治轻经济”、“穷大方”的痕迹，仍以客机订购而言，尽管中国民航市场发展迅速，但近年来新增客机数量似乎有些过多，个别航空公司（如东航）因吃进太多新客机无力消化，业绩每况愈下，有些匆匆购进的新客机甫一出场，便转手流入租赁公司旗下，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由此可见，领导人订单在新时期仍会长期存在，既能产生中国所期待的经济、非经济效益，也仍会继续出现这样、那样的经济、非经济副作用。如何让“领导人订单”发挥更大效益，实现签单初衷，达到双赢目的，并避免种种副作用，是对中国决策者们的严峻考验。
尽管法国总统奥朗德以前从未到过中国，但在这次短短37个小时的访问里，他依然收获了丰厚的订单：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和空客签署60架空客飞机订单；核能巨头阿海珐和法国电力与广东核能集团签署三方长期合作协议；甚至还有阿海珐和中国核工业集团签署建造核废料处理设施意向书。
法国汉学家让-吕克·多梅内克说，奥朗德这次真的是赚到了，因为“时间都花在该花的地方”。法国《世界报》和《回声报》也分别指出，与萨科奇2010年的两手空空相比，奥朗德此行的收获令人满意。
这种因外国领导人来访或中国领导人出访而签署的订单，常被戏称为“领导人订单”，领导人订单往往并非单纯因经济和贸易的需要签订，而或多或少带有政治、战略或外交策略的考量。应该说，这种“领导人订单”中外都有，甚至可以说，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率先推行的，英国首相、美国总统都曾被本国媒体冠以“首席海外推销员”的称号，他们出访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软硬兼施，让东道主签署尽可能多的领导人订单。同时为了表示友好、安抚、争取支持或平衡，有时也会酌情在东道国留下几份领导人订单作为交换。某种程度上讲，这几乎可算是外交界的一种惯例。
近年来，中国的领导人订单渐渐成为全球瞩目的热点，不仅各国朝野议论纷纷，国内也有许多观点鲜明的争议。
那么，中国的领导人订单是怎么来的，为何又引起争议？
“领导人订单”，自古做的是人情
早在南宋，朝廷就开始和云南地方政权大理国间开展的马匹贸易，明永乐年间郑和出访船队与“南洋”各国间的贸易，中国宁波和日本长崎间的“勘合贸易”等，都可以被视为“领导人订单”的雏形。
例如大理国特使访问南宋，推销本国所产马匹，尽管地方官指出，大理所产马匹品种不佳，不合战阵之用，但南宋朝廷却出于安抚、拉拢和“不欲边境生事”的目的，象征性地购买若干。明朝对日本的“勘合贸易”，政治、外交色彩更浓，至于郑和下西洋，更是是“贵入贱出”，做赔本买卖，其目的纯在于“柔远敦睦”和显示明帝国的富强国力。
然而这种原始版本的领导人订单存在许多令人诟病之处。最令人不满的，则是片面强调订单的政治、外交属性而忽视经济属性。
如郑和下西洋历经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许多国家，这些国家许多和中国有传统的直接、间接贸易联系，民间贸易原本有利可图，但明朝片面强调“宣示国威”、“招徕远人”，一方面把本可卖出好价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以“友情价”半卖半送，不仅损失国家利益，还变相冲击了本国民间商人的市场价格，另一方面，用国库里真金白银买回的各种海外产品，许多根本不合用。史料记载，郑和下西洋所“进口”的一些外国产品，如硬木、香料等，因国内用途不大，严重积压，官方不得不将这些东西折价充作各级官员的“实物工资”强行摊派。
怪不得郑和死后多年，明朝皇帝试图再次启动下西洋“工程”，惊恐万状的户部官员竟把郑和留下的档案藏匿、销毁，其台面理由主要是“政府财政吃不消”，不便说出口的理由，则是担心“实物工资”摊派比例更大影响了自己的利益。但不论是哪个理由，中国古时候的领导人订单重政治、外交而轻经济效益，是造成这种怪现象的根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曾长期处于被封锁、被包围和被孤立的状态。为争取外交空间，领导人订单的现象同样常见。
如号称“新中国非洲进口第一单”的埃及棉花订单，就是在当时（1953年4月）并不急需的情况下为争取埃及而签订的。此外，如毛泽东主席第二次访问苏联时购买的米格-19战斗机（为照顾“老大哥”情绪将需要和暂不需要的型号都购买了一批），周恩来总理访问伊拉克时进口的椰枣（俗称“伊拉克蜜枣”，当时中国并不急需），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时订购的散货船（当时中国已能制造且质量、价格都不逊色）和细钢筋（中国当时不缺，为避免进口散货船空驶回国而订购）都属于这类情况。
除了有形的“领导人订单”，还有无形的。最典型的就是援助和援建。改革开放前，中国在非洲、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国援助、援建的许多大型项目，包括铁路、公路、水电站、体育场馆、政府办公设施等，许多都是“领导人订单”。这些项目不少起到了特殊的政治、外交作用，甚至为中国重返联合国铺平道路。但在当时中国自己经济实力不强，国力、财力均不宽裕的情况下，这些项目在经济上是并不划算的。
当代订单，几家受益几家肥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渐结束了以往“政治优先于经济”的外贸、外援政策，开始注重经济效益和政治、外交效应的平衡。那种不量入为出的“慷慨大方”，随着1982年时任中国总理的赵紫阳访问非洲11国、提出“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新四项原则和1995年下半年彻底改变援外方式，已发生了根本性扭转。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开始步入快车道，近10年来更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产品出口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力与日俱增，全球利益不断凸显。新时期的“领导人订单”，呈现出与改革开放前迥然不同的场景。
新时期“领导人订单”最大的变化是，在购买发达国家产品方面显得手笔很大，且往往是外国领导人“送货上门”、“兜售到家”。
比如法国，2007年11月萨科奇访华，“领导人订单”包括价值100亿欧元的160架空客客机，价值80亿欧元的阿海珐-广东核电集团民用核能领域合作协议，和法国电力-广东核电集团合资建设170万千瓦广东台山核电站一期工程；此次奥朗德访华，“领导人订单”又包括60架空客和一揽子核电合作项目。
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6次访华，次次满载而归，“领导人订单”除了空客飞机和汽车生产线，还有精密机械、光伏产品、地铁设备等等。仅2012年8月的一次，就包括价值35亿美元的50架空客，价值16亿美元的空客天津组装线，价值2.9亿美元的大众天津汽车零部件生产厂等。 比如英国，2010年11月首相卡梅伦访华，签署的“领导人订单”总价值高达17亿英镑，涉及绿色技术转让、城市规划、房地产开发、软件支持和维修、碳足迹和能源利用、高校间人才建设、燃气工程技术培训和管理等。
比如美国，2005年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访华，“领导人订单”包括波音客机150架，价值90亿美元；2006年胡锦涛主席回访，“领导人订单”又包括波音客机70架，价值40亿美元。
而到了2012年2月加拿大的哈珀总理二度访华，“领导人订单”多达23项，总价值约30亿美元，其中仅庞巴迪公司就有支线客机、地铁牵引系统等多个大单。此外，罗-罗航发公司还获得中国东方航空公司12亿美元民用飞机发动机订单。
同样，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订单”也不乏大手笔。例如与巴西，2011年4月罗塞夫总统访华，仅支线客机E-190一项“领导人订单”，就多达35架，总金额近20亿美元。
其他诸如“老朋友”非洲，2009年埃及沙姆沙伊赫第四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中国许诺100亿美元低息贷款；2012年北京第五届部长级会议，贷款额增加一倍。
“领导人订单”不仅包括有形的“购物”，也包括无形的买卖或特殊买卖。如默克尔访华争取到中国购买德国企业、继续投资欧元区国债市场的承诺；卡梅伦访华，则为伦敦争取到人民币欧洲离岸市场的“第一桶金”；哈珀访华不仅争取到中国对加拿大支柱产业——石油业的投资与合作，也解决了加中旅游目的地协定这个被认为每年可为加拿大创造至少1亿加元旅游收益的“大单”，完成此前10年多届政府未完成的夙愿，还如愿以偿地租回了一对大熊猫；至于美国，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协定等看不见摸不着，却与经济息息相关的“虚拟订单”，在双边互访中屡见不鲜。
别考虑亏不亏，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和以往相比，近年来中国在签署“领导人订单”时，特别注重经济效益和政治外交效益、短线经济效益和长远经济效益的平衡统一。
各国觊觎中国“领导人订单”的目的各不相同。
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因和中国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一方面希望借“领导人订单”推销本国产品，平衡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希望中国潜力巨大的市场能帮助本国企业提高效益，缓解本国经济危机和失业压力。
此外，“欠中国钱最多”的美国，和深陷欧债危机、渴望中国出钱拉一把的欧洲，也同样希望在这一领域获得领导人订单。
一些本身经济形势较好、和中国贸易平衡也保持得不错的国家，如德国、澳大利亚等，则希望通过领导人订单锦上添花，从中国获得更多实际利益。
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希望借领导人订单搭上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顺风车；一些本身经济发展滞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则希望“先富起来”的中国能通过领导人订单，在其最急需的基础设施等领域施加援手，为其注入经济持续增长的底气。
对于中国而言，适当签署一些领导人订单除了获得政治、外交收益，也不无经济上的好处。
首先，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各主要经济体实现贸易平衡，对中国长远而言是有利的，惟如此，才能确保彼此间拥有持续、旺盛的购买力，在全球经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地球村”时代，意义十分重大。
和以往不同，如今中国是具有全球利益的大国，国民经济已成为和全球经济高度融合的组成部分，闭门自守，独善其身，或只想“多出”，不欲“多入”，是很难持久的。再者说到，保护知识产权，维持人民币合理币值，在量力而行的基础上协助其它经济体纾困，对中国这个高度外向型巨大经济体而言同样具有积极意义。倘若这些重要市场和技术来源地遭受灭顶之灾，中国自身经济、就业等也会受到冲击。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全球金融体系内话语权的提升，对知识产权、金融秩序的维护，就是在保护自身的利益。
另外对于新兴国家、资源性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对于开发当地资源、市场具有积极意义。在中国经济需要资源输入，中国产能需要海外市场的背景下，在基础设施等方面帮助别人，实际上也等于帮助了自己。
就怕收了订单不办事儿的
然而领导人订单毕竟并非单纯以经济考量的产物，其出台必然伴随着许多非经济因素。且由于政治和其它原因，中国和许多大经济体相比，在这方面的腾挪余地较小，令不少“领导人订单”的效益打了折扣。
如中美之间，一方面，美国不断抱怨中美贸易逆差不断增大，中国对美国产品开放度不够，另一方面却对中国最需要、最有购买意愿的美国商品，如高科技产品和技术，施加种种出口限制。如此一来，便形成“中国要买的美国未必卖，美国愿卖的中国未必需要”的怪圈，迫使中国给予美国的“领导人订单”，往往集中在民航客机、农产品等狭窄的领域，中国人不满意，觉得花大价钱买了一堆未必适用的东西，美国人同样不满意，觉得这点出口杯水车薪，和中国的逆差还在继续拉大，结果便是“领导人订单”不断签，贸易摩擦也未见减少。
在制造业的顶级领域，可供选择的余地少之又少，如今能生产拥有全球商业飞行许可客机的，除了美国波音，就只有欧洲空客。中国自身在这一领域刚刚起步，尚不具备自给自足能力，要扩大民航机队，就只能“非此即彼”。正因如此，一段时间里才出现了外媒所言，中国人“和法国闹僵就大买波音，和美国闹僵就狂购空客”的领导人订单怪现象。数年回头盘点，两家都没少买，“买方市场”仍是镜花水月，借“热一头冷一头”所欲达到的“非经济”目的，也未必就真达到了。
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前脚捧走“领导人订单”，后脚便翻脸不认账，中国白白“豪购”，扔出大把真金白银，却并未换回期待的回报，只能用“下次再来也不会送订单了”的表态聊以自慰。
还有极个别国家，对“领导人订单”产生依赖、讹诈心理，拿到便抹嘴走人，不思回报，仿佛拿得天经地义，等吃光用光，便厚着脸皮再来伸手，甚至玩“会哭的孩子有奶喝”的手法。
此外，某些领导人订单仍遗留有改革开放前“重政治轻经济”、“穷大方”的痕迹，仍以客机订购而言，尽管中国民航市场发展迅速，但近年来新增客机数量似乎有些过多，个别航空公司（如东航）因吃进太多新客机无力消化，业绩每况愈下，有些匆匆购进的新客机甫一出场，便转手流入租赁公司旗下，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由此可见，领导人订单在新时期仍会长期存在，既能产生中国所期待的经济、非经济效益，也仍会继续出现这样、那样的经济、非经济副作用。如何让“领导人订单”发挥更大效益，实现签单初衷，达到双赢目的，并避免种种副作用，是对中国决策者们的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