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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柯惠新交谈是件很快乐的事。她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娓娓道来的语气，给人一种说不出的风轻云淡。无论是忆起往昔的坎坷，还是谈到今日的成就，她的脸上一直带着微笑，让人感受到一种笑对人生冷暖的淡定与从容。
风雨兼程的岁月
柯惠新出身书香门第，受家庭熏陶，自幼酷爱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62年，17岁的柯惠新以广东省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从而实现了“上中国第一学府”的年少梦想。
大学期间，学习几乎占据了柯惠新生活的全部。她无暇游览名胜古迹，没有看过几场电影，不惜放弃唱歌、跳舞的多年爱好……绝大部分时光在图书馆度过。孜孜不倦的努力，让柯惠新在高手如云的北大数学系很快脱颖而出。
但在文革的冲刷辗转中，这位高材生也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岁月。
1968年，柯惠新大学毕业，因“家庭出身不好”差点面临“待分配”，先是下放到农场进行劳动改造，一年后被分配到鞍山一所中学教书。如同很多胸怀理想、壮志难酬的青年一样，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柯惠新陷入苦闷与彷徨……
原以为命运从此尘埃落定，但大学养成的习惯让她不甘心浪费时间，一有余闲便千方百计找书读。在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大家的书都被“抄”走了，书店里也仅剩下计算机书。柯惠新没有见过计算机，却捧着这些书读得津津有味。她还订了一份英文杂志，供课余翻阅。
柯惠新的“异常”行为，让很多人不解。有人笑话她说：“你还想着有出头之日吗?学习英语、计算机有什么用?”柯惠新淡淡一笑，并不理会。对她而言，学习不为什么，已成为她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柯惠新后来参加出国英语考试、学习统计学迅速入门无不受惠于这一时期的知识积淀。
1977年，柯惠新几经周折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京，先在远郊怀柔的一家工厂工作，1980年进入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执教。这一年，她35岁。经过13年起起伏伏，她的人生之船终于迎来了新的征程。
其时国内正掀起一股出国留学的热潮，柯惠新很想抓住机会好好深造，但出国英语考试名额有限，她所在的基础部一直没有机会。直到1983年，英语考试全面放开，她才得以报考，结果一举考到最高级别A，这意味着她可以去欧美国家留学。然而，这一机会却“给”了一位成绩不如她的年轻老师，柯惠新只能去日本。去日本，须再学一门外语，这对年届不惑、毫无日语基础的柯惠新来说，谈何容易!好在经过夜以继日的努力，她最终通过了日语考试，于1986年以国家公派访问学者身份前往日本九州大学进修统计学。
提起风雨兼程的过往，柯惠新一脸淡定。岁月的磨砺赋予了她更多的智慧与力量去应对人生风雨。
让统计学深入人心
作为访问学者，柯惠新没有学位压力，本可以轻松度过留学时光，但她深知机会来之不易，拼命地用功。不久，导师便建议她攻读博士学位。柯惠新犹豫了：用两年时间拿到别人三五年才能取得的博士学位，怎么可能?在导师的鼓励下，她决心奋力一搏。功夫不负有心人。她最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和两门外语考核，破例用两年多时间取得了博士学位。
留学期间，柯惠新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之前，她对统计学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数学层面，到日本之后才发现统计学与各种实际部门联系密切，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外统计学的应用发展已经深刻改变着社会各行各业，而这门知识对于刚刚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人来说却相当陌生。一个念头在柯惠新心中愈发强烈：把国外的先进东西引进来，为统计学在中国的应用尽一份力。
1989年3月，柯惠新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带着梦想与希望回到北京广播学院。那时，一帮年轻教师准备给学校首届广告专业的学生开设一门新课程——统计学，这在当时是个非常大胆的突破。“他们找到数学公开课领导，希望派个老师过去，但学校的看法是文科生学不了数学，就拒绝了。我知道后向领导说‘我来!’这是我在日本读书时就有的夙愿。”谈起甫一回国便实现自己的开课愿望，柯惠新十分开心。
开设一门新课程绝非易事，教材就是个大问题。当时国内统计学教材，要么是理科类，以定理、推导为主；要么是经济类，侧重核算、报表，这些都不适合应用型的广告专业。柯惠新在借鉴国外先进教材的基础上，撰写了以应用为主的《调查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法》。此书印刷多次，已成为全国统计教材编委会推荐的使用教材、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的教学用书，并被列为教育部“十五”规划国家级教材。而她花费多年心血写就的《传播统计学》也于2009年付梓，成为该领域的一个代表作。
事实上，柯惠新不仅开设了一门新课程，而且构建起一个新学科，将统计学应用到新闻传播研究中，她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在她看来，只有学会运用统计学，才能更好地开展新闻传播研究。在对受众的调查分析中，柯惠新对传播学科的性质、特点有了更多认识，研究思路日益开阔。她没有局限于定量研究，对定性研究也十分重视，常常将二者结合起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调查、市场调查、民意调查越来越重要，柯惠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方法，与国内实际相结合，这在当时是比较超前的。多年来，她和她的团队深入社会，深入市场，做了大量有价值的调查，比如备受关注的“互联网与青少年”系列调查。他们还帮助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统计局和CNNIC等部门设计调查问卷。与此同时，《民意调查实务》《使人聪明的技术——生活中的统计观念和方法》《市场调查与分析》《市场调查》《传播研究方法》等著作纷纷问世，引起业界热烈反响。
20年来，柯惠新和她的团队活跃在中国每一个重要历史节点的当头。从1990年“亚运会广播电视宣传效果”调查，到香港回归之前“对香港和香港人印象”的调查，再到北京奥运会中关于“媒介传播效果”的调查，柯惠新用智慧与执著完成了一项项重大课题，用数字记录了中国的发展变迁，也让科学、严谨的逻辑思维方式深入人心。
事实上，民众从对调查的陌生、排斥到熟悉、接受，这个过程并不轻松。这背后，是柯惠新和无数社会、市场调查工作者经年累月的坚守。据柯惠新回忆，在“对香港和香港人印象的调查”中，他们派到上海的一个调研员被拉到当地派出所里；在北京，很多调研员都有被戴着红袖章的居委会主任反复盘查的经历，一些调查几乎难以进行下去。“现在不可能遭遇以前的尴尬了，不论是电话访问、面访还是问卷调查，人们都比较理解和配合。我很欣慰这种变化，不仅因为工作，更是因为数字已经渐渐深入人们的生活。”而这是柯惠新最愿意看到的。
春风化雨 倾情奉献
柯惠新长期坚守在统计应用学领域，一路播种，一路耕耘，收获累累硕果的同时，也迎来了桃李 芬芳含笑枝头。从教40多年来，她教过的学生成千上万，其中包括近百名硕士、博士研究生。
那么，身为师者的柯惠新是什么样子呢?
“柯老师的认真是出了名的。不管是做作业、做论文还是做项目，和柯老师一起，你都得非常小心，因为哪怕一个小小的错误，她都能立马查出来。我的硕±论文一周之内被改了三稿，从整体结构到局部问题，甚至错别字、标点符号，柯老师都一一标出。”学生田卉说，看到论文上密密麻麻的修订符号，她深刻体会到“认真”二字的分量。
学生黄可对此深有体会，“柯老师曾经因为我硕士论文中的一个细节，与我邮件交流达到几十封。她的认真、严谨让我非常感动。”
备课方面，认真的柯惠新也比别人更辛苦。在讲课时，她不希望学生仅仅看到一棵树以及树上的枝丫，更希望他们看到一片森林，看到一个更大的背景，在一个宏观系统中思考问题，充分把握事物的来龙去脉。所以，她在备课时格外认真，不惜花费精力去查阅大量资料……
认真，是一种态度，一种修养，更是一种境界。受柯惠新影响，很多学生也养成了认真的习惯。在做项目过程中，无论时间再紧、项目再难，他们都会咬紧牙关做到最好。
柯惠新也十分注重调动学生的自主性。在指导学生做课题时，她会要求他们独立撰写调查方案，然后“逼”着他们修改，一遍，两遍，三遍，四遍……“我当时真是又‘气’又难过，但通过反复修改，我由之前的被动接受变成了主动思考，学到了很多东西。”田卉如是说。
柯惠新坦言，这是受到日本高校教学模式的影响。“日本学生是‘逼’出来的。老师讲课很快，一节课讲完一本书，碰到困难一般不能问老师，只能查阅资料自己解决。”柯惠新起初很不适应，甚至掉过眼泪，但不得不硬着头皮自己摸索……“痛苦不堪”的她后来发现自己独立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提升。于是，在教学中她部分借鉴了日本培养研究生的方式，时常“逼”着学生走，但却不忘适时加以指点。
采访中，很多学生表示，柯惠新不仅在教学上给予他们很多指导，做人方面更是躬亲师范，言传身教。
“她从不强迫我们参加一些课题，但一旦报了名就要遵守承诺，无论多苦多累，说哪天交就哪天交，实在交不上要提前说明。”学生陈旭辉说，重承诺是柯惠新一直恪守的人生准则。当年在日本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她立即回国，连毕业典礼都顾不上参加，就是为了一个承诺。为人师后，柯惠新时常教导学生要一诺千金，说到做到。这对学生的工作、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指导学生做课题时，柯惠新一直强调团结互助，相互之间取长补短。在她看来，“每个人就像樱花一样，一朵一朵或许不怎么漂亮，但凝聚在一起特别美丽。”
很多学生幸福地告诉记者，他们会定期收到柯惠新发来的“心灵读物”，一个包罗人生万象的邮件大礼包。它们是柯惠新从各处看到的有关人生的文章、帖子。“那里面，点点滴滴都是做人的道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让我拥有了更多解答人生困惑的智慧。”黄可动情地说。长期以来，不仅是柯惠新的学生，只要跟她有过书信往来的人，都会收到这份特殊的礼物。柯惠新就是这样一位坚持把关爱和教育传播给他人的师长，默默影响着她身边的很多人……
多年来，柯惠新先后荣膺全国广播电视系统先进工作者、北京市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光鲜的荣誉面前，她依旧淡定、从容，这正是她一直追求的人生境界。
风雨兼程的岁月
柯惠新出身书香门第，受家庭熏陶，自幼酷爱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62年，17岁的柯惠新以广东省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从而实现了“上中国第一学府”的年少梦想。
大学期间，学习几乎占据了柯惠新生活的全部。她无暇游览名胜古迹，没有看过几场电影，不惜放弃唱歌、跳舞的多年爱好……绝大部分时光在图书馆度过。孜孜不倦的努力，让柯惠新在高手如云的北大数学系很快脱颖而出。
但在文革的冲刷辗转中，这位高材生也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岁月。
1968年，柯惠新大学毕业，因“家庭出身不好”差点面临“待分配”，先是下放到农场进行劳动改造，一年后被分配到鞍山一所中学教书。如同很多胸怀理想、壮志难酬的青年一样，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柯惠新陷入苦闷与彷徨……
原以为命运从此尘埃落定，但大学养成的习惯让她不甘心浪费时间，一有余闲便千方百计找书读。在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大家的书都被“抄”走了，书店里也仅剩下计算机书。柯惠新没有见过计算机，却捧着这些书读得津津有味。她还订了一份英文杂志，供课余翻阅。
柯惠新的“异常”行为，让很多人不解。有人笑话她说：“你还想着有出头之日吗?学习英语、计算机有什么用?”柯惠新淡淡一笑，并不理会。对她而言，学习不为什么，已成为她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柯惠新后来参加出国英语考试、学习统计学迅速入门无不受惠于这一时期的知识积淀。
1977年，柯惠新几经周折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京，先在远郊怀柔的一家工厂工作，1980年进入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执教。这一年，她35岁。经过13年起起伏伏，她的人生之船终于迎来了新的征程。
其时国内正掀起一股出国留学的热潮，柯惠新很想抓住机会好好深造，但出国英语考试名额有限，她所在的基础部一直没有机会。直到1983年，英语考试全面放开，她才得以报考，结果一举考到最高级别A，这意味着她可以去欧美国家留学。然而，这一机会却“给”了一位成绩不如她的年轻老师，柯惠新只能去日本。去日本，须再学一门外语，这对年届不惑、毫无日语基础的柯惠新来说，谈何容易!好在经过夜以继日的努力，她最终通过了日语考试，于1986年以国家公派访问学者身份前往日本九州大学进修统计学。
提起风雨兼程的过往，柯惠新一脸淡定。岁月的磨砺赋予了她更多的智慧与力量去应对人生风雨。
让统计学深入人心
作为访问学者，柯惠新没有学位压力，本可以轻松度过留学时光，但她深知机会来之不易，拼命地用功。不久，导师便建议她攻读博士学位。柯惠新犹豫了：用两年时间拿到别人三五年才能取得的博士学位，怎么可能?在导师的鼓励下，她决心奋力一搏。功夫不负有心人。她最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和两门外语考核，破例用两年多时间取得了博士学位。
留学期间，柯惠新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之前，她对统计学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数学层面，到日本之后才发现统计学与各种实际部门联系密切，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外统计学的应用发展已经深刻改变着社会各行各业，而这门知识对于刚刚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人来说却相当陌生。一个念头在柯惠新心中愈发强烈：把国外的先进东西引进来，为统计学在中国的应用尽一份力。
1989年3月，柯惠新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带着梦想与希望回到北京广播学院。那时，一帮年轻教师准备给学校首届广告专业的学生开设一门新课程——统计学，这在当时是个非常大胆的突破。“他们找到数学公开课领导，希望派个老师过去，但学校的看法是文科生学不了数学，就拒绝了。我知道后向领导说‘我来!’这是我在日本读书时就有的夙愿。”谈起甫一回国便实现自己的开课愿望，柯惠新十分开心。
开设一门新课程绝非易事，教材就是个大问题。当时国内统计学教材，要么是理科类，以定理、推导为主；要么是经济类，侧重核算、报表，这些都不适合应用型的广告专业。柯惠新在借鉴国外先进教材的基础上，撰写了以应用为主的《调查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法》。此书印刷多次，已成为全国统计教材编委会推荐的使用教材、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的教学用书，并被列为教育部“十五”规划国家级教材。而她花费多年心血写就的《传播统计学》也于2009年付梓，成为该领域的一个代表作。
事实上，柯惠新不仅开设了一门新课程，而且构建起一个新学科，将统计学应用到新闻传播研究中，她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在她看来，只有学会运用统计学，才能更好地开展新闻传播研究。在对受众的调查分析中，柯惠新对传播学科的性质、特点有了更多认识，研究思路日益开阔。她没有局限于定量研究，对定性研究也十分重视，常常将二者结合起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调查、市场调查、民意调查越来越重要，柯惠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方法，与国内实际相结合，这在当时是比较超前的。多年来，她和她的团队深入社会，深入市场，做了大量有价值的调查，比如备受关注的“互联网与青少年”系列调查。他们还帮助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统计局和CNNIC等部门设计调查问卷。与此同时，《民意调查实务》《使人聪明的技术——生活中的统计观念和方法》《市场调查与分析》《市场调查》《传播研究方法》等著作纷纷问世，引起业界热烈反响。
20年来，柯惠新和她的团队活跃在中国每一个重要历史节点的当头。从1990年“亚运会广播电视宣传效果”调查，到香港回归之前“对香港和香港人印象”的调查，再到北京奥运会中关于“媒介传播效果”的调查，柯惠新用智慧与执著完成了一项项重大课题，用数字记录了中国的发展变迁，也让科学、严谨的逻辑思维方式深入人心。
事实上，民众从对调查的陌生、排斥到熟悉、接受，这个过程并不轻松。这背后，是柯惠新和无数社会、市场调查工作者经年累月的坚守。据柯惠新回忆，在“对香港和香港人印象的调查”中，他们派到上海的一个调研员被拉到当地派出所里；在北京，很多调研员都有被戴着红袖章的居委会主任反复盘查的经历，一些调查几乎难以进行下去。“现在不可能遭遇以前的尴尬了，不论是电话访问、面访还是问卷调查，人们都比较理解和配合。我很欣慰这种变化，不仅因为工作，更是因为数字已经渐渐深入人们的生活。”而这是柯惠新最愿意看到的。
春风化雨 倾情奉献
柯惠新长期坚守在统计应用学领域，一路播种，一路耕耘，收获累累硕果的同时，也迎来了桃李 芬芳含笑枝头。从教40多年来，她教过的学生成千上万，其中包括近百名硕士、博士研究生。
那么，身为师者的柯惠新是什么样子呢?
“柯老师的认真是出了名的。不管是做作业、做论文还是做项目，和柯老师一起，你都得非常小心，因为哪怕一个小小的错误，她都能立马查出来。我的硕±论文一周之内被改了三稿，从整体结构到局部问题，甚至错别字、标点符号，柯老师都一一标出。”学生田卉说，看到论文上密密麻麻的修订符号，她深刻体会到“认真”二字的分量。
学生黄可对此深有体会，“柯老师曾经因为我硕士论文中的一个细节，与我邮件交流达到几十封。她的认真、严谨让我非常感动。”
备课方面，认真的柯惠新也比别人更辛苦。在讲课时，她不希望学生仅仅看到一棵树以及树上的枝丫，更希望他们看到一片森林，看到一个更大的背景，在一个宏观系统中思考问题，充分把握事物的来龙去脉。所以，她在备课时格外认真，不惜花费精力去查阅大量资料……
认真，是一种态度，一种修养，更是一种境界。受柯惠新影响，很多学生也养成了认真的习惯。在做项目过程中，无论时间再紧、项目再难，他们都会咬紧牙关做到最好。
柯惠新也十分注重调动学生的自主性。在指导学生做课题时，她会要求他们独立撰写调查方案，然后“逼”着他们修改，一遍，两遍，三遍，四遍……“我当时真是又‘气’又难过，但通过反复修改，我由之前的被动接受变成了主动思考，学到了很多东西。”田卉如是说。
柯惠新坦言，这是受到日本高校教学模式的影响。“日本学生是‘逼’出来的。老师讲课很快，一节课讲完一本书，碰到困难一般不能问老师，只能查阅资料自己解决。”柯惠新起初很不适应，甚至掉过眼泪，但不得不硬着头皮自己摸索……“痛苦不堪”的她后来发现自己独立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提升。于是，在教学中她部分借鉴了日本培养研究生的方式，时常“逼”着学生走，但却不忘适时加以指点。
采访中，很多学生表示，柯惠新不仅在教学上给予他们很多指导，做人方面更是躬亲师范，言传身教。
“她从不强迫我们参加一些课题，但一旦报了名就要遵守承诺，无论多苦多累，说哪天交就哪天交，实在交不上要提前说明。”学生陈旭辉说，重承诺是柯惠新一直恪守的人生准则。当年在日本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她立即回国，连毕业典礼都顾不上参加，就是为了一个承诺。为人师后，柯惠新时常教导学生要一诺千金，说到做到。这对学生的工作、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指导学生做课题时，柯惠新一直强调团结互助，相互之间取长补短。在她看来，“每个人就像樱花一样，一朵一朵或许不怎么漂亮，但凝聚在一起特别美丽。”
很多学生幸福地告诉记者，他们会定期收到柯惠新发来的“心灵读物”，一个包罗人生万象的邮件大礼包。它们是柯惠新从各处看到的有关人生的文章、帖子。“那里面，点点滴滴都是做人的道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让我拥有了更多解答人生困惑的智慧。”黄可动情地说。长期以来，不仅是柯惠新的学生，只要跟她有过书信往来的人，都会收到这份特殊的礼物。柯惠新就是这样一位坚持把关爱和教育传播给他人的师长，默默影响着她身边的很多人……
多年来，柯惠新先后荣膺全国广播电视系统先进工作者、北京市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光鲜的荣誉面前，她依旧淡定、从容，这正是她一直追求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