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黄煜，1988年获包玉刚奖学金赴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研读传播学博士学位，1994年进入香港浸会大学任教。现任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兼传理学院院长。负责推动大学在内地的发展，尤其是浸大常熟研究院和浸大（海门）科技研究院两个项目
大多数人对香港高校的认知，似乎更多来源于近年频繁见诸报端的与内地高校“争夺状元”捷报：“录取线超清华北大”、“状元花落港校”，当然偶尔也会有“港大状元退学”等消息穿插其中。仅香港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两所高校去年便录取了35名内地各省市高考状元，让清华北大不得不惊呼“狼来了”。
如果仅仅是从香港高校在亚洲乃至全球的排名而言，已经很容易窥探出内地学生放弃清华北大，转而投奔港校的心理。在英国教育组织（QS）发布的2013-2014全球大学综合排名中，香港八所公立大学中有六所在全球300强中各占一席，其中香港大学位列第26，香港中文大学位列第39，而成立时间仅23年的香港科技大学则位列第34。同时在此榜单里，北京大学位列第46，清华大学位列第48。
“排名超过清华北大那是一定的，其实香港很多大学都超过清华北大。人文科学如果严格意义要进行比较的话，其实它们（内地高校）还真的不太有竞争力。”香港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兼传理学院院长黄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坦率：“香港高校的优势得益于全英语教学、长期的体制保障、秉承英式大学的传统、注重研究和教学等多个因素。”香港浸会大学在QS发布的2013-2014亚洲大学综合排名中名列48位。
复活节前夕，位于九龙塘的浸会大学善衡校区里的紫荆花开得轰轰烈烈，学校面积不大，看不见明显的大门，校园没有被围墙围起来，最醒目的标志是临街图书馆大楼墙面雕刻的校徽，也需要来者隔着一条街才能一窥全貌。
2014年1月1日，浸会大学任命黄煜为协理副校长，同时兼任传理学院院长。《留学生》记者在黄煜位于传理视艺大楼的办公室见到他，此时，他刚结束一场会议，正在向助手交待接下来的任务。黄煜语速飞快，解释问题时的手势悬在半空中，幅度很大，对几乎十年前颁布的法例所涵盖的具体时间内容、问题涉及到的各种数字都记得丝毫不差。1988年，黄煜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同年获得中英友好奖学金赴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攻读传播学博士，1994年获博士学位后，来到浸会大学做新闻学讲师，已经在此工作20年。
当被《留学生》记者问及大学排名到底是不是衡量大学优劣的重要指标时，黄煜表示排名勉强不来，而学校肩负的使命才是发展真谛：“自己的使命：教学、研究、服务社会，这三样必须坚持。给学生最好的教育，做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然后服务于社会。”
教授治校的弊端
留学生：西方大学是否普遍是教授治校？香港的大学也采用这种治校方式吗？
黄煜：严格意义上来讲是这样，但不同国家会有不同偏好。美国高校偏向教授治校，英国和香港治校方式可叫做混合制。香港是典型的混合制，沿用英式体制，有大学拨款委员会UGC（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有很强行政治校的属性。一些情况下教授权利比较大，但也有很多地方教授权限会受制于行政管制。这部分包括研究经费发放、学生名额设定、招生。因此，香港八所大学有高度同质性，如果完全教授治校的话，各间大学会具备不同个性。教授方面最重要是教学自主和研究自由，这两点基本都能保证。英国大学教育有很强的行政干预，因为钱来自于政府，政府有权力话事。美国没有一个教育部拨款给各间大学，所以政府管不到，只能由学校自行管理，校长本身是一位学者的话，那也是教授治校的一部分。
留学生：教授的权利体现在哪些方面？
黄煜：收生、课程制订、教学，研究方向和方式基本上都是教授说了算，教授拥有很大的学术自主权。教授组建有委员会，通过委员会制订学期课程，通过审批之后就可开设，同时也有招生委员会负责招收学生，还能进行监管。这些都是教授治校比较重要的部分。
留学生：不同的治校方式对高校有怎样的影响？
黄煜：行政治校一定程度会牵制教授和学生的学习自主性，一个千篇一律的规定对教学质量会有很大影响。教学需要充分，使用同样的教科书，同一种教法，最后教出来的学生基本上没有太多特点。香港有充分的教学机制，学生可以选老师，也可以修选修课，老师做所有研究都是按照自由意志进行，有充分的自主权，不会接到指派任务。因为研究要按照研究本身的规律，比如说问题的学术价值在哪里，能否在国际上进行交流等，这些都是考量。大学本来就是一个自由、开放、追求知识的地方。如果没有这个必要保证，“大学”的本意会打折。教授治校精髓就是通过教授的研究去培养学生，他们是主体。行政系统的管制和干预越少越好。混合制就兼顾，但是它也有两者的弊端，如果弄得不好就是两者弊端，如果弄好了就是两者的优点全部在里面。
留学生：纯粹教授治校有没有弊端？
黄煜：弊端也许是教授有时会采取比较极端的方式。比如他认为现在的传媒科目没用，全部砍掉，都可以自由决定，但或许会是错的决定。
留学生：美国大学教育是教授治校，他们如何应对上述问题？
黄煜：美国有三四千所大学，这些大学有公立与私立，会存在竞争。教授走极端也会是一面旗帜，学生可以进行选择。
排名的较量
留学生：什么原因使近年内地学生将香港的大学作为择校重点呢？
黄煜：香港政策比较好，同样读一个硕士的费用只相当于英国和澳洲的一半，美国的三分之一。同时也是英文教学，很多学生去了英美某些大学，反而发现香港可能教学质量更好，香港华人社会又提供了先天条件，种种原因使其成为英美以外最好的选择。很多人可以通过香港再到英美，或者回到大陆，或者留港。种种因素综合起来，香港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它为你进一步的发展和退路都留有余地，金钱损耗也不那么大。
留学生：香港的大学国际排名上升很快，有三所大学排名超过清华北大，对排名你们如何看待？ 黄煜：排名超过清华北大那是一定的，其实香港很多大学都超过清华北大。人文科学如果严格意义要进行比较的话，其实它们（内地高校）还真的不太有竞争力。外国也要拉拢中国，所以挑选几所主要的大学，把旗舰大学放在一起，你自己认为这两所最好，那就把它们放在一起。对排名本身要持一种相对的看法，每一种排名都设置了所谓的参照系、参数、比重，他想让你上升时，会通过一定比重来权衡，不想让你上升也可以。香港在这个游戏里是比较被动的。因为排名有各种算法，香港不能为了排名而去刻意改变自己，但是香港也不会太吃亏，因为两个最著名的传媒机构老家都是在英国，他本身对曾经的殖民地都有一种“照顾”，这个词也许不是那么准确，包括新加坡也一样。对排名既要重视，也不能太重视，应该从学识的角度。这些机构我们都去采访，它们都有很多其他特定相比，要通过排名来影响一些事情。香港的大学属于尖子大学序列中稍微偏下游。以香港只是一座城市而言是非常好的，得益于英语教学、长期的体制保障、秉承英式大学的传统、注重研究和教学，学生也不错，虽然不是那么拔尖，相对来说也是很好的。
留学生：所以对待排名，你们更多是把它作为参照系统，并不是如外界想象那么重要？
黄煜：说完全不看那也是假的。可是看完以后发现很多参照系，你根本改变不了。比如就其中一项“大学声誉”的调研，会给大中华地区一万个以上教授发出问卷：“请讲出一所到三所香港最好的大学。”那几乎所有人心中所想到的就是港大、中文大、科技大，这个排列是正常的，不可能排到浸会。在排名里有一个衡量标准是关于博士生的数量，香港的博士生由政府分配，浸会这样人文学科导向的大学，本身分配到的很少，一年有130多人，而港大有一千多人，排名中有关研究力量方面会用博士生来衡量，你能改变吗？不能。另外还有师生比例、科研经费，这些比重较客观，但客观条件都不超过50%，大量东西通过其他来加权，它的思维方法、调查方法、指标设立，以及对整体的处理，都反映了它的特定想法。
留学生：按照你刚才所讲的情况，学校研究力量和排名，学校管理者更看重哪方面？
黄煜：对于排名，学校能做的不多。但学校自己的使命：教学、研究、服务社会，这三样必须坚持。将其发展成一个亚洲地区最好的全人教育大学，给学生最好的教育，做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然后服务于社会。浸会大学在国内成立了三个研究院，主要是理工科和医学，弥补香港的空间设备和资源的不足。
留学生：无论用何种数据衡量，欧美大学一直稳居全球排名前20位。这些大学给内地和香港的大学什么启示？
黄煜：我认为美国的大学最重要的启示就是教授权利方面。像普林斯顿、哈佛、耶鲁等最领先的大学，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教授治校做得很好；二就是研发经费、教学经费等资源很充足。美国的大学开很多课，有些课哪怕很少人上，也坚持开，很多偏门课程不会取消。这些特别好的大学，追求的是社会政治意义、社会发展、社会协调与多元化，更多追求抽象、长远的价值，也导致他们培养出的学生不太一样。
留学生：香港的教育优势如何保持？
黄煜：如果一国两制能够保持，香港教育的优势还可以保持很长时间。因为法制、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教学品质保障、英语教学等，这种优势暂时还看不到马上被替代的趋势。
筹款像商人？还不够
留学生：有一种说法，香港的大学校长要担负很多外联工作，看起来像商人，你怎么看？
黄煜：美国的大学是这样，职责明确，大学校长最主要的任务是筹款，与社会建立联系。学务、教学由常务副校长来主管。香港政府近几年缩减部分费用，需要大学自己去筹款。所以大学的校长开始有美国的校长功能，以前是不需要去做筹款的。香港大学的前校长徐立之任期十年里一共筹得100亿港元，平均一年10亿。我们大学的校长上任大概三年不到，已经筹了十几亿。但如果用百分比来打个比方，香港的校长筹款事宜只相当于美国的30%，还远远没到那个程度，基本上还是以校内事务为主。
留学生：香港各间大学的主要经费来源于政府还是社会筹集？
黄煜：香港公立大学大概80%以上的主体经费来自于政府拨款。政府拨款包括两部分，教学大概占拨款总额的70%多，另外研究占20%左右。学费收入一部分来自于研究生和副学士，但不多，本科生学费对学校而言很少，主要是政府补贴，如果学校办得好的话这方面会有一点收入。
留学生：政府按什么标准拨款给各所大学？
黄煜：按照学生人数和专业的比重，比如医学会多拨一些款。此前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教授任职十年间一共筹集到将近100亿港币，一般用作奖学金的设立，以及学校建筑费。但相比政府拨款来说，社会筹集并不算多。政府给港大一年拨款50亿港币左右。
留学生：政府拨款会不会每年调整比重增加或减少？
黄煜：这方面主要表现在研究经费上，所以大学要拼命做研究，会竞争名次。
留学生：政府会不会具体要求学校如何分配和使用拨款？
黄煜：对开设课程、分配学生名额，会有条文规定，也会通过拨款来影响。但是具体运作，各大院校还是有自主权。
留学生：过去香港的大学校长会做筹款工作吗？
黄煜：以前大学的编制待遇是比照公务员系统，增加一个人、发展课程都有严格规定。后来金融危机使香港经济陷入困境，2003年，政府通过了一项 “脱钩计划”，政府每年给大学一笔固定的资金，如果不够的话，大学可以通过捐助、筹集和自负盈亏来获取一些资金，补上差额。当时政府又推出了一项“配对计划”，如果捐助达100万，政府就再另外给100万。从这个时候开始带动捐款。
竞争标准看齐国际
留学生：如何看待大学的社会影响力？
黄煜：大学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因为大学产出知识、思想、效率，意在让毕业的学生成为社会栋梁，反过来也给大学带来无形资产。毫无疑问，各间大学最看重的就是培养出什么人才，也许人才过了十年二十年就成了社会的领袖人物，就会更大程度上影响这个产业，影响很多创意。 留学生：如何理解“一流大学”这个概念？
黄煜：对一所一流大学而言，资源和硬件设施必不可少。最为重要的还是要学术、教育自主，加强国际交流，要有一个比对物。另外就是课程设置、研究和教学人员方面，全面有实质性的提升。这些条件都齐备之后，就会吸引最优秀的学生，也就有了良性循环。再回到教授这方面，要有相当的学术和教育标准作为衡量，而不是用行政、排名等来衡量。
留学生：对一所大学而言，硬件和软件哪个更重要？
黄煜：主要还是软件，但由于现在科技发展，硬件设施对教学影响很大。好的硬件对大学教学品质提升有很大帮助，或者说这两者唇齿相依。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学校长都会花很多精力去筹款。
留学生：高等教育国际化所带来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黄煜：眼界要放宽，眼光所及不能只限于本地或者本区域，而要跟世界上最优秀、最精英的大学进行一种竞争和互相促进，不然标准就放低了。为什么我们认为剑桥、哈佛这些学校特别好？首先他们有一大批最精英的教授在做世界一流的研究；第二，他们最好的教员教最先进的知识给学生；第三，他们吸引了最优异的学生，同时有一整套研究和教学文化。这几样东西加在一起，通过时间积累自然形成特色和优良传统。
留学生：如果将香港八所公立大学放在全球范围内去比较，有什么困境？
黄煜：对尖子大学来说，除了研究和教员，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学生。香港生源主要来自本地，学生的多元化来说比较缺乏，虽然近几年增加了外来学生，但也有比例限制，就本科生来说，本地生要占80%。而国际名校三分之一的生源向全世界开放，三分之二是本国，这是香港的大学永远没法和这些大学比较的方面。内地的北大和清华，学生也来自全国各城市。香港每年参加高考的人数，以前是4万多，现在是6万多，大学在6万多人里选拔1.5万人，而内地有接近1000万的考生。
教师薪酬吸引力不大
留学生：香港的大学校长选拔机制是怎样的？
黄煜：选拔机制和西方基本一样。首先会组建遴选委员会，一般校长选拔要通过董事会，董事会主席会亲自带队进行遴选；第二，在全球登出广告；第三，通过猎头公司推荐合适人选。这几项需要三到六个月，之后形成候选名单，开始真正地选拔。选拔通过好几层渠道，最后候选人要见学生、老师和董事会，将他的治校理念与大家探讨，听取意见，一层一层接受挑战。如果大家反映比较正面，才会进入遴选委员会面试。最终才是董事会正式宣布结果，整个过程一般会进行八个月到两年，很长。
留学生：香港高校教师薪酬待遇属于全球前列，是这样吗？
黄煜：香港高校薪酬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现在只能说偏高，因为港币跟美元挂钩，现在美元和十多年前相比，贬值大概30%。另外，香港社会比较干净，老师只是拿一份工资，其他科研费、奖金、报销费都有很严格的制度规范。所以相对而言香港的工资已经没有太大吸引力。
留学生：你如何看待大学领导层的角色？
黄煜：校长的视野、能力、领导方式，对重大决策的采纳、否定或者开辟等，都会影响大学的发展走势，这点毫无疑问。我担任协理副校长兼传理学院院长，有双重的职责。作为传理学院院长，主要是保持传理学院的领先地位，在学术和教学上希望和同事能够同心同德，吸纳最好的学生，让他们受到最优质的教育。作为协理副校长，我主要分管与内地的合作交流，包括研究基地建设。浸会大学在常熟、海门和深圳各有三个研究院，要发展好这几个研究渠道。
留学生：学生通过高校学习，应该培养什么品质？
黄煜：要做一位诚实的公民，这是所有大学所希望的，先要踏实，然后勇于创新。可是这些东西都是说着容易做着难，我希望他们通过四年大学教育，能够拥有完整的世界观，对社会有一定承担。
留学生：对内地高校你有没有自己的建议？
黄煜：理工科不太了解，文科方面我认为课程设置有些死板。现在很多课程创新变化非常厉害，在设置方面不能和现实脱节。现在内地高校也会借鉴香港，比如大学面试方法、出题、对待学生的态度。主要是要靠自身能动性。
大多数人对香港高校的认知，似乎更多来源于近年频繁见诸报端的与内地高校“争夺状元”捷报：“录取线超清华北大”、“状元花落港校”，当然偶尔也会有“港大状元退学”等消息穿插其中。仅香港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两所高校去年便录取了35名内地各省市高考状元，让清华北大不得不惊呼“狼来了”。
如果仅仅是从香港高校在亚洲乃至全球的排名而言，已经很容易窥探出内地学生放弃清华北大，转而投奔港校的心理。在英国教育组织（QS）发布的2013-2014全球大学综合排名中，香港八所公立大学中有六所在全球300强中各占一席，其中香港大学位列第26，香港中文大学位列第39，而成立时间仅23年的香港科技大学则位列第34。同时在此榜单里，北京大学位列第46，清华大学位列第48。
“排名超过清华北大那是一定的，其实香港很多大学都超过清华北大。人文科学如果严格意义要进行比较的话，其实它们（内地高校）还真的不太有竞争力。”香港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兼传理学院院长黄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坦率：“香港高校的优势得益于全英语教学、长期的体制保障、秉承英式大学的传统、注重研究和教学等多个因素。”香港浸会大学在QS发布的2013-2014亚洲大学综合排名中名列48位。
复活节前夕，位于九龙塘的浸会大学善衡校区里的紫荆花开得轰轰烈烈，学校面积不大，看不见明显的大门，校园没有被围墙围起来，最醒目的标志是临街图书馆大楼墙面雕刻的校徽，也需要来者隔着一条街才能一窥全貌。
2014年1月1日，浸会大学任命黄煜为协理副校长，同时兼任传理学院院长。《留学生》记者在黄煜位于传理视艺大楼的办公室见到他，此时，他刚结束一场会议，正在向助手交待接下来的任务。黄煜语速飞快，解释问题时的手势悬在半空中，幅度很大，对几乎十年前颁布的法例所涵盖的具体时间内容、问题涉及到的各种数字都记得丝毫不差。1988年，黄煜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同年获得中英友好奖学金赴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攻读传播学博士，1994年获博士学位后，来到浸会大学做新闻学讲师，已经在此工作20年。
当被《留学生》记者问及大学排名到底是不是衡量大学优劣的重要指标时，黄煜表示排名勉强不来，而学校肩负的使命才是发展真谛：“自己的使命：教学、研究、服务社会，这三样必须坚持。给学生最好的教育，做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然后服务于社会。”
教授治校的弊端
留学生：西方大学是否普遍是教授治校？香港的大学也采用这种治校方式吗？
黄煜：严格意义上来讲是这样，但不同国家会有不同偏好。美国高校偏向教授治校，英国和香港治校方式可叫做混合制。香港是典型的混合制，沿用英式体制，有大学拨款委员会UGC（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有很强行政治校的属性。一些情况下教授权利比较大，但也有很多地方教授权限会受制于行政管制。这部分包括研究经费发放、学生名额设定、招生。因此，香港八所大学有高度同质性，如果完全教授治校的话，各间大学会具备不同个性。教授方面最重要是教学自主和研究自由，这两点基本都能保证。英国大学教育有很强的行政干预，因为钱来自于政府，政府有权力话事。美国没有一个教育部拨款给各间大学，所以政府管不到，只能由学校自行管理，校长本身是一位学者的话，那也是教授治校的一部分。
留学生：教授的权利体现在哪些方面？
黄煜：收生、课程制订、教学，研究方向和方式基本上都是教授说了算，教授拥有很大的学术自主权。教授组建有委员会，通过委员会制订学期课程，通过审批之后就可开设，同时也有招生委员会负责招收学生，还能进行监管。这些都是教授治校比较重要的部分。
留学生：不同的治校方式对高校有怎样的影响？
黄煜：行政治校一定程度会牵制教授和学生的学习自主性，一个千篇一律的规定对教学质量会有很大影响。教学需要充分，使用同样的教科书，同一种教法，最后教出来的学生基本上没有太多特点。香港有充分的教学机制，学生可以选老师，也可以修选修课，老师做所有研究都是按照自由意志进行，有充分的自主权，不会接到指派任务。因为研究要按照研究本身的规律，比如说问题的学术价值在哪里，能否在国际上进行交流等，这些都是考量。大学本来就是一个自由、开放、追求知识的地方。如果没有这个必要保证，“大学”的本意会打折。教授治校精髓就是通过教授的研究去培养学生，他们是主体。行政系统的管制和干预越少越好。混合制就兼顾，但是它也有两者的弊端，如果弄得不好就是两者弊端，如果弄好了就是两者的优点全部在里面。
留学生：纯粹教授治校有没有弊端？
黄煜：弊端也许是教授有时会采取比较极端的方式。比如他认为现在的传媒科目没用，全部砍掉，都可以自由决定，但或许会是错的决定。
留学生：美国大学教育是教授治校，他们如何应对上述问题？
黄煜：美国有三四千所大学，这些大学有公立与私立，会存在竞争。教授走极端也会是一面旗帜，学生可以进行选择。
排名的较量
留学生：什么原因使近年内地学生将香港的大学作为择校重点呢？
黄煜：香港政策比较好，同样读一个硕士的费用只相当于英国和澳洲的一半，美国的三分之一。同时也是英文教学，很多学生去了英美某些大学，反而发现香港可能教学质量更好，香港华人社会又提供了先天条件，种种原因使其成为英美以外最好的选择。很多人可以通过香港再到英美，或者回到大陆，或者留港。种种因素综合起来，香港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它为你进一步的发展和退路都留有余地，金钱损耗也不那么大。
留学生：香港的大学国际排名上升很快，有三所大学排名超过清华北大，对排名你们如何看待？ 黄煜：排名超过清华北大那是一定的，其实香港很多大学都超过清华北大。人文科学如果严格意义要进行比较的话，其实它们（内地高校）还真的不太有竞争力。外国也要拉拢中国，所以挑选几所主要的大学，把旗舰大学放在一起，你自己认为这两所最好，那就把它们放在一起。对排名本身要持一种相对的看法，每一种排名都设置了所谓的参照系、参数、比重，他想让你上升时，会通过一定比重来权衡，不想让你上升也可以。香港在这个游戏里是比较被动的。因为排名有各种算法，香港不能为了排名而去刻意改变自己，但是香港也不会太吃亏，因为两个最著名的传媒机构老家都是在英国，他本身对曾经的殖民地都有一种“照顾”，这个词也许不是那么准确，包括新加坡也一样。对排名既要重视，也不能太重视，应该从学识的角度。这些机构我们都去采访，它们都有很多其他特定相比，要通过排名来影响一些事情。香港的大学属于尖子大学序列中稍微偏下游。以香港只是一座城市而言是非常好的，得益于英语教学、长期的体制保障、秉承英式大学的传统、注重研究和教学，学生也不错，虽然不是那么拔尖，相对来说也是很好的。
留学生：所以对待排名，你们更多是把它作为参照系统，并不是如外界想象那么重要？
黄煜：说完全不看那也是假的。可是看完以后发现很多参照系，你根本改变不了。比如就其中一项“大学声誉”的调研，会给大中华地区一万个以上教授发出问卷：“请讲出一所到三所香港最好的大学。”那几乎所有人心中所想到的就是港大、中文大、科技大，这个排列是正常的，不可能排到浸会。在排名里有一个衡量标准是关于博士生的数量，香港的博士生由政府分配，浸会这样人文学科导向的大学，本身分配到的很少，一年有130多人，而港大有一千多人，排名中有关研究力量方面会用博士生来衡量，你能改变吗？不能。另外还有师生比例、科研经费，这些比重较客观，但客观条件都不超过50%，大量东西通过其他来加权，它的思维方法、调查方法、指标设立，以及对整体的处理，都反映了它的特定想法。
留学生：按照你刚才所讲的情况，学校研究力量和排名，学校管理者更看重哪方面？
黄煜：对于排名，学校能做的不多。但学校自己的使命：教学、研究、服务社会，这三样必须坚持。将其发展成一个亚洲地区最好的全人教育大学，给学生最好的教育，做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然后服务于社会。浸会大学在国内成立了三个研究院，主要是理工科和医学，弥补香港的空间设备和资源的不足。
留学生：无论用何种数据衡量，欧美大学一直稳居全球排名前20位。这些大学给内地和香港的大学什么启示？
黄煜：我认为美国的大学最重要的启示就是教授权利方面。像普林斯顿、哈佛、耶鲁等最领先的大学，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教授治校做得很好；二就是研发经费、教学经费等资源很充足。美国的大学开很多课，有些课哪怕很少人上，也坚持开，很多偏门课程不会取消。这些特别好的大学，追求的是社会政治意义、社会发展、社会协调与多元化，更多追求抽象、长远的价值，也导致他们培养出的学生不太一样。
留学生：香港的教育优势如何保持？
黄煜：如果一国两制能够保持，香港教育的优势还可以保持很长时间。因为法制、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教学品质保障、英语教学等，这种优势暂时还看不到马上被替代的趋势。
筹款像商人？还不够
留学生：有一种说法，香港的大学校长要担负很多外联工作，看起来像商人，你怎么看？
黄煜：美国的大学是这样，职责明确，大学校长最主要的任务是筹款，与社会建立联系。学务、教学由常务副校长来主管。香港政府近几年缩减部分费用，需要大学自己去筹款。所以大学的校长开始有美国的校长功能，以前是不需要去做筹款的。香港大学的前校长徐立之任期十年里一共筹得100亿港元，平均一年10亿。我们大学的校长上任大概三年不到，已经筹了十几亿。但如果用百分比来打个比方，香港的校长筹款事宜只相当于美国的30%，还远远没到那个程度，基本上还是以校内事务为主。
留学生：香港各间大学的主要经费来源于政府还是社会筹集？
黄煜：香港公立大学大概80%以上的主体经费来自于政府拨款。政府拨款包括两部分，教学大概占拨款总额的70%多，另外研究占20%左右。学费收入一部分来自于研究生和副学士，但不多，本科生学费对学校而言很少，主要是政府补贴，如果学校办得好的话这方面会有一点收入。
留学生：政府按什么标准拨款给各所大学？
黄煜：按照学生人数和专业的比重，比如医学会多拨一些款。此前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教授任职十年间一共筹集到将近100亿港币，一般用作奖学金的设立，以及学校建筑费。但相比政府拨款来说，社会筹集并不算多。政府给港大一年拨款50亿港币左右。
留学生：政府拨款会不会每年调整比重增加或减少？
黄煜：这方面主要表现在研究经费上，所以大学要拼命做研究，会竞争名次。
留学生：政府会不会具体要求学校如何分配和使用拨款？
黄煜：对开设课程、分配学生名额，会有条文规定，也会通过拨款来影响。但是具体运作，各大院校还是有自主权。
留学生：过去香港的大学校长会做筹款工作吗？
黄煜：以前大学的编制待遇是比照公务员系统，增加一个人、发展课程都有严格规定。后来金融危机使香港经济陷入困境，2003年，政府通过了一项 “脱钩计划”，政府每年给大学一笔固定的资金，如果不够的话，大学可以通过捐助、筹集和自负盈亏来获取一些资金，补上差额。当时政府又推出了一项“配对计划”，如果捐助达100万，政府就再另外给100万。从这个时候开始带动捐款。
竞争标准看齐国际
留学生：如何看待大学的社会影响力？
黄煜：大学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因为大学产出知识、思想、效率，意在让毕业的学生成为社会栋梁，反过来也给大学带来无形资产。毫无疑问，各间大学最看重的就是培养出什么人才，也许人才过了十年二十年就成了社会的领袖人物，就会更大程度上影响这个产业，影响很多创意。 留学生：如何理解“一流大学”这个概念？
黄煜：对一所一流大学而言，资源和硬件设施必不可少。最为重要的还是要学术、教育自主，加强国际交流，要有一个比对物。另外就是课程设置、研究和教学人员方面，全面有实质性的提升。这些条件都齐备之后，就会吸引最优秀的学生，也就有了良性循环。再回到教授这方面，要有相当的学术和教育标准作为衡量，而不是用行政、排名等来衡量。
留学生：对一所大学而言，硬件和软件哪个更重要？
黄煜：主要还是软件，但由于现在科技发展，硬件设施对教学影响很大。好的硬件对大学教学品质提升有很大帮助，或者说这两者唇齿相依。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学校长都会花很多精力去筹款。
留学生：高等教育国际化所带来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黄煜：眼界要放宽，眼光所及不能只限于本地或者本区域，而要跟世界上最优秀、最精英的大学进行一种竞争和互相促进，不然标准就放低了。为什么我们认为剑桥、哈佛这些学校特别好？首先他们有一大批最精英的教授在做世界一流的研究；第二，他们最好的教员教最先进的知识给学生；第三，他们吸引了最优异的学生，同时有一整套研究和教学文化。这几样东西加在一起，通过时间积累自然形成特色和优良传统。
留学生：如果将香港八所公立大学放在全球范围内去比较，有什么困境？
黄煜：对尖子大学来说，除了研究和教员，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学生。香港生源主要来自本地，学生的多元化来说比较缺乏，虽然近几年增加了外来学生，但也有比例限制，就本科生来说，本地生要占80%。而国际名校三分之一的生源向全世界开放，三分之二是本国，这是香港的大学永远没法和这些大学比较的方面。内地的北大和清华，学生也来自全国各城市。香港每年参加高考的人数，以前是4万多，现在是6万多，大学在6万多人里选拔1.5万人，而内地有接近1000万的考生。
教师薪酬吸引力不大
留学生：香港的大学校长选拔机制是怎样的？
黄煜：选拔机制和西方基本一样。首先会组建遴选委员会，一般校长选拔要通过董事会，董事会主席会亲自带队进行遴选；第二，在全球登出广告；第三，通过猎头公司推荐合适人选。这几项需要三到六个月，之后形成候选名单，开始真正地选拔。选拔通过好几层渠道，最后候选人要见学生、老师和董事会，将他的治校理念与大家探讨，听取意见，一层一层接受挑战。如果大家反映比较正面，才会进入遴选委员会面试。最终才是董事会正式宣布结果，整个过程一般会进行八个月到两年，很长。
留学生：香港高校教师薪酬待遇属于全球前列，是这样吗？
黄煜：香港高校薪酬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现在只能说偏高，因为港币跟美元挂钩，现在美元和十多年前相比，贬值大概30%。另外，香港社会比较干净，老师只是拿一份工资，其他科研费、奖金、报销费都有很严格的制度规范。所以相对而言香港的工资已经没有太大吸引力。
留学生：你如何看待大学领导层的角色？
黄煜：校长的视野、能力、领导方式，对重大决策的采纳、否定或者开辟等，都会影响大学的发展走势，这点毫无疑问。我担任协理副校长兼传理学院院长，有双重的职责。作为传理学院院长，主要是保持传理学院的领先地位，在学术和教学上希望和同事能够同心同德，吸纳最好的学生，让他们受到最优质的教育。作为协理副校长，我主要分管与内地的合作交流，包括研究基地建设。浸会大学在常熟、海门和深圳各有三个研究院，要发展好这几个研究渠道。
留学生：学生通过高校学习，应该培养什么品质？
黄煜：要做一位诚实的公民，这是所有大学所希望的，先要踏实，然后勇于创新。可是这些东西都是说着容易做着难，我希望他们通过四年大学教育，能够拥有完整的世界观，对社会有一定承担。
留学生：对内地高校你有没有自己的建议？
黄煜：理工科不太了解，文科方面我认为课程设置有些死板。现在很多课程创新变化非常厉害，在设置方面不能和现实脱节。现在内地高校也会借鉴香港，比如大学面试方法、出题、对待学生的态度。主要是要靠自身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