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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后真相”一词缘起于西方政治领域，通过媒体的运作投射到了其它报道之中。进入后真相时代，其多成见、重感觉、主话语、重态度的特点影响着受众的舆论视角。本文将从媒体议程设置、传播效果、传播过程和公众四个方面探讨报道中的舆论失焦原因，以期引导真相回归，让舆论不再失焦。
关键词：“后真相”;舆论失焦;议程设置;传播效果;传播过程
中图分类号： G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1）05-0070-03
2016年，《牛津英语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一词选入2016年年度词汇，“后真相”也逐步成为学界不断热议的话题。关于“后真相时代”的讨论，《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曾经将“社交媒体时代”等同于“后真相时代”[1]，在此，笔者引用这一观点，将2020年划入“后真相时代”范畴。
“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使得受众和读者接触到大量的新闻文本和信息，也更容易受到文本的情感动员，在接触新闻文本、理解信息含义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产生了关注点的偏差，使得“舆论失焦”现象得到助长，“后真相时代”成为其滋生蔓延的温床。随着社会一系列紧急事件的频发，相关报道层出不穷，但由于事件本身的公众性和刺激性、新闻媒体追逐热点而无核查、受众的恐慌情绪等原因，导致了在相关报道出现后，评论呈现多极化发展态势，出现一波又一波的“争斗”，公众的注意力逐渐分散，中心逐渐偏离事件本身。
一、“后真相”语境下报道中的舆论失焦
现象舆论失焦并不是后真相时代特有的产物，但是后真相时代的特点使得新闻报道出现了形变，助推了舆论失焦的发展。对此，张华认为，当下的中国网络舆论场体现出“后真相”的特征：成见在前、事实在后，情绪在前、客观在后，话语在前、真相在后，态度在前、认知在后[2]。王烨文认为，后真相背景下新闻报道具有反转常态化、新闻热点转移快、舆论指向情感化的特点[3]。综上，因公众固有认知而产生的偏见、情绪裹挟其自身迅速进行言论的宣泄，客观事实相较于情感态度对舆论的影响较小，公众的倾向和媒体最初的传播立场和情绪更能影响舆论。
在“后真相时代”下出现的舆论失焦现象也有了一定的解释。魏鸿灵认为，由于事件发生与新闻编写存在极短的时间差，相关部门难以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但互联网上存在的谣言空间和部分媒体利用事件本身的敏感性、刺激性，对公众进行情绪动员，导致公众对议题的注意力逐渐偏移，导致一系列消极后果[4]。笔者认为，在新时代新闻报道中，新闻发布方在网络平台发布的消息难以作为“独大”的一方进行议程设置，引导公众参与到特定的议题讨论中。受众的广泛参与、新闻文本的核查力度薄弱、新闻真相的不断挖掘等原因推动报道议题朝着多个方向展开，也不断地造成偏离于事件本身的争议。
（一）“后真相”缘起
普遍认为，最早提及“后真相”的文献可追溯至美国剧作家史蒂夫·特西奇（Steve Terich）于1992年在《国家》杂志（The Nation）发表的一篇文章。在文中，史蒂夫说到“我们作为自由的人民，已经自由地决定我们将生活在某种后真相世界里了”[5]。
“后真相”一词正式进入大众视野是12年后，拉尔·凯斯（Ralph Keyes）在《“后真相”时代》（The Post-truth Era）一书中提到的。 这时，人们才开始关注“后真相”。
（二） “后真相”与社交媒体引发舆论失焦
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是推动“后真相”时代到来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也间接影响了舆论失焦现象的产生。
从媒体把关者的角度来说，海量的信息洪流使得信息内容把关相较以往更加艰难，信息发布不再是以“天”作为计算单位，而是以“分、秒”作为统计的单位，而网民数量的激增也使得把关的难度呈指数倍增长。
从传播平台来说，平台会有自己偏好的目标人群和侧重内容，受众也可以在不同的平台找到自己属意的内容。特别是大数据时代，算法技术的大面积应用加剧了这样一种现象，平台根据算法技术会将受众可能喜欢的内容持续地推送给他们，成为助建“信息茧房”的重要因素。
从传播内容的角度来说，在社交媒体上，最能切中当下社会情绪的内容是最易传播的，如关于暴力、犯罪、性别对立的内容往往更容易获得受众的注意。这些内容往往直白易懂，编写者的态度立场皆鲜明，能够迎合当下的社会心态，较易成为“阅读10万+”的爆款传播内容。
从受众的角度来说，由于个人知识体系、认知体系的不同，在不同情境下受到即时环境、心理因素等影响，受众对于同一信息的理解和认知也不同，往往会导致接收信息后的情感反馈出现偏移。从另一方面来说，受众是追逐热点和刺激的，在结束繁忙的工作之后，放松休闲的时间里受众更期待看到一些或轻松、或猎奇、或有趣的信息，囿于自身的兴趣爱好和情感投射，他们会更注重某一方面的内容而忽视其它信息。
以“家长控诉女儿被体罚，跑步致吐血”事件为例，由于爆发时间突然、媒体消息求证滞后、偶然因素相交、发布平台无事实核查，导致媒体能够报道的客观内容相对较少，且这一件事包含了对学校教师体罚学生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所以导致在事发的前两天内一些媒体进行了错误报道;為了争夺新闻文本的时效性和关注度，媒体普遍采用即写即发的战略，导致新闻的编写与事件进程的间隔很短;编写团队缺乏对该事件的全面认知，编写人员也带有一定的情感偏向，导致舆论倒向对小学女教师的声讨之中。网络公开自由的表达平台恰好为公众提供了情感宣泄的出口，使得性别对立和无脑讨伐的闹剧在初期报道之下频繁上演。
而这时，受众已不再过多关注事实本身的真相究竟为何。“后真相时代”的公众已然被恐慌、愤怒等情感裹挟，借着网络新媒体平台进行情感宣泄。由于前期部分媒体的用词不当和情感引导，导致公众在这一事件最开始的认知上产生偏差。 一方面，由于部分网民因以前被老师“体罚”过而共情，对新闻报道中事故照片毫不质疑，并以此作为宣泄口，批判教师素质和职业道德的问题;另一方面，公众在开放的社交媒体平台自由讨论话题人物，交换自我意见后，主流媒体就不再完全主导话题人物的舆论。话题人物的塑造来自于主流媒体报道和公众自由讨论后的立体塑造，其人物形象和精神符号不再是最初的呈现。如果人物形象与精神符号与初始相差较大，则会加剧原有议题在舆论中的偏移。
二、报道中的舆论失焦原因
前文提到，舆论失焦在“后真相时代”之前就已存在，但由于“后真相时代”大众注重情感、轻真相、重表达、轻理性的特性之下，舆论失焦成为目前舆论场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大众的情感在信息洪流的冲刷之中不断转变方向，而舆论也随着政府、媒体信息发布、设置议程，随着大众情感的宣泄不断被重塑、改造，随着新事件的出现不断转向、再议。下文笔者将从四个方面来探讨报道中舆论失焦的主要原因。
（一）媒体议程设置具有倾向性
近年来传统媒体逐渐式微，网络新媒体成为媒体工作者争夺受众资源的主要阵地。专业的媒体组织、人员、机构不再牢牢掌控话语权，Web2.0 的兴起使得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的节点，人人皆可发声向其它节点传播、解读内容。但由于个人学识、专业知识、道德水平、认知水平的不同，也造成了信息水平和质量参差不齐，文本内包含的个人情感态度丰富，不再中立和纯粹。
在开放的网络平台，部分自媒体为争夺受众点击率、博取注意力，通过带有明显倾向性和煽动性的框架进行议程设置，利用网民恐惧、仇恨、同情等情绪波动，获得大量留言点击。在报道初期，议题本身持有特性且易引发网民多样情绪，报道相关话题，特别是带有争议性的话题对媒体而言是获得关注度和点击量的机会。
（二）传播效果：感觉胜于事实
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来说，受众对于这些“感觉”胜于事实的信息更加容易产生共鸣，因此也更容易选择相信。因为真相“永远是经过一定结构性或程序性处理过的被再现的‘真相’”，人们认识世界，所依赖的是“普适性的理性原则和经验性数据收集、统计、分析和客观性结论”，一旦理性原则和客观性原则不再成为接近真相的途径，人们唯一可以诉诸的就是主观性原则[6]。再者，社交媒体聚合了许多网络社群，他们因对同一事件相似的观点，对某样类别抱着同样的兴趣而组合在一起。网络社群不仅是一种新的群体形态，也是网络社会的一种新型组织方式。兴趣、观点、情感、价值观作为共同规范和链接纽带将网络社群组合，并加入社群化传播中。被“信息茧房”包围的受众更加注重跟社群成员的情感共鸣，在共鸣的过程中强化各种认识甚至偏见，成为加剧“后真相”的推动力。
（三）传播过程把关缺失
传统的媒体行业信息发布流程严谨而清晰，一则消息从编写到刊发再传播到受众手中，需要通过把关人的层层审核才能够面世。但在“后真相时代”，网络技术的普遍应用，信息传播权向公众下放，信息洪流不断冲击，导致在互联网平台上出现大量未经把关的信息文本。
由于各个“爆款”议题呈现发展性，文本信息具有一定的时效性，随着事件的最新发展而产生变动，没有足够的时间留给发布者进行核实与验证，一则新闻的刊发只需几秒就能传递到公众手中，突发事件的编写与发布尤其需要争分夺秒，才能够抓住热点占领先机，所以在抢占信息高地的过程中，编写刊发时的超短时间差导致发布者和编辑未能证实核查自己的稿件内容，使得大量未经把关的新闻涌向受众，造成了信息的误导和情感的鼓动，导致受众对原本议题的舆论产生偏移。
（四）公众情感偏好不同，信息茧房加剧
舆论失焦 身处“后真相时代”，人们更在乎情感的表达和主张，而轻视客观事实和道理。从受众的角度来说，人们的偏好各异，不同人看待同一件事物的角度也各有侧重，根据自身受教育的水平程度和文化素养情况，他们会更偏向于相信符合自身知识体系的信息，从而在后期产生关注点和讨论的偏移。
互联网平台根据后台算法数据，推算、收集、塑造用户的互联网形象，从使用习惯、浏览偏好到社群关系入手，为他们推送“专属定制内容”，如Facebook、微博、Bilibili、知乎等社交媒体上的个性化内容推荐到天涯、豆瓣、网易等聚合类信息平台的定制化信息推送，一个又一个的信息茧房如蜂窝状铺设蔓延，渐渐模糊了舆论焦点。
三、 结语
舆论失焦有迹可循，传播权利随着“后真相时代”的演进不断下放，编写权利随着UGC的普及，使得舆论呈现出自由化的趋势，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自由”的信息碎片也在很大程度上干扰受众进行观点的表达和情感的宣泄，因而，研究这一议题对“后真相时代”网络空间舆论治理也具有借鉴意义。政府、媒体平台完善对舆情的监管机制;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承担社会责任，完善文本事实核查制度;公民自觉提高自身媒体素养，培养对“真相”的敏感性，多元主体从多方面、多角度助推舆论场建设，才能净化舆论环境，引导真相回归，让舆论不再失焦。
参考文献：
[1]Art of Lie. Economist[EB/OL].http：//www.economist.com/news/briefing/21706498.
[2]张华.“后真相”时代的中国新闻业[J].新闻大学，2017（2）：30.
[3]王烨文.“后真相”现象產生的原因及应对策略[J].中国报业，2020（8）：62-63.
[4]魏鸿灵. 浅析“后真相”时代下的网络舆论失焦[J].新闻传播，2019（4）：28-29.
[5]Steve， Tesich. “The Watergate Syndrome： A Government of Lies”. The Nation， January，1992：12-14.
[6]蓝江.后真相时代意味着客观性的终结吗？[J].探索与争鸣，2017（4）：4-7.
[责任编辑：武典]
关键词：“后真相”;舆论失焦;议程设置;传播效果;传播过程
中图分类号： G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1）05-0070-03
2016年，《牛津英语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一词选入2016年年度词汇，“后真相”也逐步成为学界不断热议的话题。关于“后真相时代”的讨论，《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曾经将“社交媒体时代”等同于“后真相时代”[1]，在此，笔者引用这一观点，将2020年划入“后真相时代”范畴。
“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使得受众和读者接触到大量的新闻文本和信息，也更容易受到文本的情感动员，在接触新闻文本、理解信息含义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产生了关注点的偏差，使得“舆论失焦”现象得到助长，“后真相时代”成为其滋生蔓延的温床。随着社会一系列紧急事件的频发，相关报道层出不穷，但由于事件本身的公众性和刺激性、新闻媒体追逐热点而无核查、受众的恐慌情绪等原因，导致了在相关报道出现后，评论呈现多极化发展态势，出现一波又一波的“争斗”，公众的注意力逐渐分散，中心逐渐偏离事件本身。
一、“后真相”语境下报道中的舆论失焦
现象舆论失焦并不是后真相时代特有的产物，但是后真相时代的特点使得新闻报道出现了形变，助推了舆论失焦的发展。对此，张华认为，当下的中国网络舆论场体现出“后真相”的特征：成见在前、事实在后，情绪在前、客观在后，话语在前、真相在后，态度在前、认知在后[2]。王烨文认为，后真相背景下新闻报道具有反转常态化、新闻热点转移快、舆论指向情感化的特点[3]。综上，因公众固有认知而产生的偏见、情绪裹挟其自身迅速进行言论的宣泄，客观事实相较于情感态度对舆论的影响较小，公众的倾向和媒体最初的传播立场和情绪更能影响舆论。
在“后真相时代”下出现的舆论失焦现象也有了一定的解释。魏鸿灵认为，由于事件发生与新闻编写存在极短的时间差，相关部门难以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但互联网上存在的谣言空间和部分媒体利用事件本身的敏感性、刺激性，对公众进行情绪动员，导致公众对议题的注意力逐渐偏移，导致一系列消极后果[4]。笔者认为，在新时代新闻报道中，新闻发布方在网络平台发布的消息难以作为“独大”的一方进行议程设置，引导公众参与到特定的议题讨论中。受众的广泛参与、新闻文本的核查力度薄弱、新闻真相的不断挖掘等原因推动报道议题朝着多个方向展开，也不断地造成偏离于事件本身的争议。
（一）“后真相”缘起
普遍认为，最早提及“后真相”的文献可追溯至美国剧作家史蒂夫·特西奇（Steve Terich）于1992年在《国家》杂志（The Nation）发表的一篇文章。在文中，史蒂夫说到“我们作为自由的人民，已经自由地决定我们将生活在某种后真相世界里了”[5]。
“后真相”一词正式进入大众视野是12年后，拉尔·凯斯（Ralph Keyes）在《“后真相”时代》（The Post-truth Era）一书中提到的。 这时，人们才开始关注“后真相”。
（二） “后真相”与社交媒体引发舆论失焦
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是推动“后真相”时代到来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也间接影响了舆论失焦现象的产生。
从媒体把关者的角度来说，海量的信息洪流使得信息内容把关相较以往更加艰难，信息发布不再是以“天”作为计算单位，而是以“分、秒”作为统计的单位，而网民数量的激增也使得把关的难度呈指数倍增长。
从传播平台来说，平台会有自己偏好的目标人群和侧重内容，受众也可以在不同的平台找到自己属意的内容。特别是大数据时代，算法技术的大面积应用加剧了这样一种现象，平台根据算法技术会将受众可能喜欢的内容持续地推送给他们，成为助建“信息茧房”的重要因素。
从传播内容的角度来说，在社交媒体上，最能切中当下社会情绪的内容是最易传播的，如关于暴力、犯罪、性别对立的内容往往更容易获得受众的注意。这些内容往往直白易懂，编写者的态度立场皆鲜明，能够迎合当下的社会心态，较易成为“阅读10万+”的爆款传播内容。
从受众的角度来说，由于个人知识体系、认知体系的不同，在不同情境下受到即时环境、心理因素等影响，受众对于同一信息的理解和认知也不同，往往会导致接收信息后的情感反馈出现偏移。从另一方面来说，受众是追逐热点和刺激的，在结束繁忙的工作之后，放松休闲的时间里受众更期待看到一些或轻松、或猎奇、或有趣的信息，囿于自身的兴趣爱好和情感投射，他们会更注重某一方面的内容而忽视其它信息。
以“家长控诉女儿被体罚，跑步致吐血”事件为例，由于爆发时间突然、媒体消息求证滞后、偶然因素相交、发布平台无事实核查，导致媒体能够报道的客观内容相对较少，且这一件事包含了对学校教师体罚学生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所以导致在事发的前两天内一些媒体进行了错误报道;為了争夺新闻文本的时效性和关注度，媒体普遍采用即写即发的战略，导致新闻的编写与事件进程的间隔很短;编写团队缺乏对该事件的全面认知，编写人员也带有一定的情感偏向，导致舆论倒向对小学女教师的声讨之中。网络公开自由的表达平台恰好为公众提供了情感宣泄的出口，使得性别对立和无脑讨伐的闹剧在初期报道之下频繁上演。
而这时，受众已不再过多关注事实本身的真相究竟为何。“后真相时代”的公众已然被恐慌、愤怒等情感裹挟，借着网络新媒体平台进行情感宣泄。由于前期部分媒体的用词不当和情感引导，导致公众在这一事件最开始的认知上产生偏差。 一方面，由于部分网民因以前被老师“体罚”过而共情，对新闻报道中事故照片毫不质疑，并以此作为宣泄口，批判教师素质和职业道德的问题;另一方面，公众在开放的社交媒体平台自由讨论话题人物，交换自我意见后，主流媒体就不再完全主导话题人物的舆论。话题人物的塑造来自于主流媒体报道和公众自由讨论后的立体塑造，其人物形象和精神符号不再是最初的呈现。如果人物形象与精神符号与初始相差较大，则会加剧原有议题在舆论中的偏移。
二、报道中的舆论失焦原因
前文提到，舆论失焦在“后真相时代”之前就已存在，但由于“后真相时代”大众注重情感、轻真相、重表达、轻理性的特性之下，舆论失焦成为目前舆论场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大众的情感在信息洪流的冲刷之中不断转变方向，而舆论也随着政府、媒体信息发布、设置议程，随着大众情感的宣泄不断被重塑、改造，随着新事件的出现不断转向、再议。下文笔者将从四个方面来探讨报道中舆论失焦的主要原因。
（一）媒体议程设置具有倾向性
近年来传统媒体逐渐式微，网络新媒体成为媒体工作者争夺受众资源的主要阵地。专业的媒体组织、人员、机构不再牢牢掌控话语权，Web2.0 的兴起使得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的节点，人人皆可发声向其它节点传播、解读内容。但由于个人学识、专业知识、道德水平、认知水平的不同，也造成了信息水平和质量参差不齐，文本内包含的个人情感态度丰富，不再中立和纯粹。
在开放的网络平台，部分自媒体为争夺受众点击率、博取注意力，通过带有明显倾向性和煽动性的框架进行议程设置，利用网民恐惧、仇恨、同情等情绪波动，获得大量留言点击。在报道初期，议题本身持有特性且易引发网民多样情绪，报道相关话题，特别是带有争议性的话题对媒体而言是获得关注度和点击量的机会。
（二）传播效果：感觉胜于事实
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来说，受众对于这些“感觉”胜于事实的信息更加容易产生共鸣，因此也更容易选择相信。因为真相“永远是经过一定结构性或程序性处理过的被再现的‘真相’”，人们认识世界，所依赖的是“普适性的理性原则和经验性数据收集、统计、分析和客观性结论”，一旦理性原则和客观性原则不再成为接近真相的途径，人们唯一可以诉诸的就是主观性原则[6]。再者，社交媒体聚合了许多网络社群，他们因对同一事件相似的观点，对某样类别抱着同样的兴趣而组合在一起。网络社群不仅是一种新的群体形态，也是网络社会的一种新型组织方式。兴趣、观点、情感、价值观作为共同规范和链接纽带将网络社群组合，并加入社群化传播中。被“信息茧房”包围的受众更加注重跟社群成员的情感共鸣，在共鸣的过程中强化各种认识甚至偏见，成为加剧“后真相”的推动力。
（三）传播过程把关缺失
传统的媒体行业信息发布流程严谨而清晰，一则消息从编写到刊发再传播到受众手中，需要通过把关人的层层审核才能够面世。但在“后真相时代”，网络技术的普遍应用，信息传播权向公众下放，信息洪流不断冲击，导致在互联网平台上出现大量未经把关的信息文本。
由于各个“爆款”议题呈现发展性，文本信息具有一定的时效性，随着事件的最新发展而产生变动，没有足够的时间留给发布者进行核实与验证，一则新闻的刊发只需几秒就能传递到公众手中，突发事件的编写与发布尤其需要争分夺秒，才能够抓住热点占领先机，所以在抢占信息高地的过程中，编写刊发时的超短时间差导致发布者和编辑未能证实核查自己的稿件内容，使得大量未经把关的新闻涌向受众，造成了信息的误导和情感的鼓动，导致受众对原本议题的舆论产生偏移。
（四）公众情感偏好不同，信息茧房加剧
舆论失焦 身处“后真相时代”，人们更在乎情感的表达和主张，而轻视客观事实和道理。从受众的角度来说，人们的偏好各异，不同人看待同一件事物的角度也各有侧重，根据自身受教育的水平程度和文化素养情况，他们会更偏向于相信符合自身知识体系的信息，从而在后期产生关注点和讨论的偏移。
互联网平台根据后台算法数据，推算、收集、塑造用户的互联网形象，从使用习惯、浏览偏好到社群关系入手，为他们推送“专属定制内容”，如Facebook、微博、Bilibili、知乎等社交媒体上的个性化内容推荐到天涯、豆瓣、网易等聚合类信息平台的定制化信息推送，一个又一个的信息茧房如蜂窝状铺设蔓延，渐渐模糊了舆论焦点。
三、 结语
舆论失焦有迹可循，传播权利随着“后真相时代”的演进不断下放，编写权利随着UGC的普及，使得舆论呈现出自由化的趋势，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自由”的信息碎片也在很大程度上干扰受众进行观点的表达和情感的宣泄，因而，研究这一议题对“后真相时代”网络空间舆论治理也具有借鉴意义。政府、媒体平台完善对舆情的监管机制;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承担社会责任，完善文本事实核查制度;公民自觉提高自身媒体素养，培养对“真相”的敏感性，多元主体从多方面、多角度助推舆论场建设，才能净化舆论环境，引导真相回归，让舆论不再失焦。
参考文献：
[1]Art of Lie. Economist[EB/OL].http：//www.economist.com/news/briefing/21706498.
[2]张华.“后真相”时代的中国新闻业[J].新闻大学，2017（2）：30.
[3]王烨文.“后真相”现象產生的原因及应对策略[J].中国报业，2020（8）：62-63.
[4]魏鸿灵. 浅析“后真相”时代下的网络舆论失焦[J].新闻传播，2019（4）：28-29.
[5]Steve， Tesich. “The Watergate Syndrome： A Government of Lies”. The Nation， January，1992：12-14.
[6]蓝江.后真相时代意味着客观性的终结吗？[J].探索与争鸣，2017（4）：4-7.
[责任编辑：武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