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吴晓灵透露，在民生指数试编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就曾有意向将该指数纳入现有的官员考核体系，但是最终课题组没有将其提交给中组部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曾把GDP称作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然而，人们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发现人均GDP不断增加，自己的生活却并没有得到改善，有时反而更糟糕。
以日本为例，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即GNP，当时世界通行的方法是测量GNP，从1993年开始，衡量社会财富的指标才变成了国内生产总值，即GDP）超越当时的联邦德国，上升为发达国家第二位。
但从1970年5月开始，日本《朝日新闻》开始连载文章《见鬼去吧，国民生产总值！》日本当时正遭遇“浪费、公害、过劳、人口负增长”等问题。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范围内有关幸福测度和福祉研究变得越来越热门。
2008年法国总统萨科齐发起“幸福与测度经济进步”研究，这项研究在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领导下已历时18个月。
萨科齐希望通过这项研究来解放人们的思想禁锢，摆脱GDP崇拜，寻求更科学的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从而提高政府执政的公信力。
在中国，全国人大目前也在进行一个有关民生指数的研究。课题组的负责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
中国对唯GDP导向的矫正，意义深远。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会保障水平不高、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等，都是GDP无法呈现的。
但如今，GDP在中国已成为一个数字崇拜，尤其在对各级政府官员的考核依据中，GDP是唯一一个可统计量化的指标，同时也成为最有说服力的一个指标。
清华大学教授周黎安和李宏彬等人曾对1979年至2002年28个省和直辖市省级官员的晋升进行了经济模型研究分析，结果证明GDP增长对省级官员晋升有很大影响，而在任官员相对于前任官员的经济绩效也对他们升迁起到很大影响。
在2011年地方两会期间，一些官员仍然表示，现在上边年年给我们下任务，主要是GDP的任务指标和财政收入的任务指标。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是不统计地方GDP的，只看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表示，而中国政府除了层层加码，还要进行地方竞赛，使GDP成为强有力的指挥棒。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指出，在GDP激励机制下，地方政府有热情和冲动去卖地、增加投资、争取短期项目，却漠视社会福利的提高。
2010年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就在此时，“淡化GDP”被纳入了中国“十二五”规划的讨论范畴。在今年全国“两会”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最终版本上，明确表述了“弱化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评价考核”。
相关人士评价说，不唯GDP崇拜，但不等于不需要GDP。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吴晓灵领导的“民生指数”研究期望通过建立新的指标评价体系，最终影响中国政府绩效考核，改变当前“GDP挂帅”的发展模式。但从一开始，也受到学术界的诸多批评。
异议集中在指数选取的科学性、数据的可获得性、主观与客观数据的使用，以及未来长期发布的可操作性等方面。一位学者直言，“我根本不相信这些结论，很多主观评价不具备科学性，如果将来把主观和客观数据进行叠加，还会使很多数据丢失应有的信息。我都不信，怎么可能让地方政府信呢？”
不过，学界和地方政府都认为这个指数“应该做”，即便它非常不完善。
吴晓灵透露，在民生指数试编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就曾有意向将该指数纳入现有的官员考核体系，但是最终课题组没有将其提交给中组部。
基本的运作想法是，在指数做出后，并通过人大系统来使用这套指标体系，评价政府工作，同时依赖于社会舆论对政府改进工作形成的压力。
课题资助方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寄望“通过媒体对民生指数的关注来影响政府”。但他也担心，一旦纳入到政府系统考核，不排除各政府部门就会想方设法“美化”这个数据，因此，保持第三方的独立性很重要。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曾把GDP称作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然而，人们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发现人均GDP不断增加，自己的生活却并没有得到改善，有时反而更糟糕。
以日本为例，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即GNP，当时世界通行的方法是测量GNP，从1993年开始，衡量社会财富的指标才变成了国内生产总值，即GDP）超越当时的联邦德国，上升为发达国家第二位。
但从1970年5月开始，日本《朝日新闻》开始连载文章《见鬼去吧，国民生产总值！》日本当时正遭遇“浪费、公害、过劳、人口负增长”等问题。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范围内有关幸福测度和福祉研究变得越来越热门。
2008年法国总统萨科齐发起“幸福与测度经济进步”研究，这项研究在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领导下已历时18个月。
萨科齐希望通过这项研究来解放人们的思想禁锢，摆脱GDP崇拜，寻求更科学的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从而提高政府执政的公信力。
在中国，全国人大目前也在进行一个有关民生指数的研究。课题组的负责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
中国对唯GDP导向的矫正，意义深远。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会保障水平不高、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等，都是GDP无法呈现的。
但如今，GDP在中国已成为一个数字崇拜，尤其在对各级政府官员的考核依据中，GDP是唯一一个可统计量化的指标，同时也成为最有说服力的一个指标。
清华大学教授周黎安和李宏彬等人曾对1979年至2002年28个省和直辖市省级官员的晋升进行了经济模型研究分析，结果证明GDP增长对省级官员晋升有很大影响，而在任官员相对于前任官员的经济绩效也对他们升迁起到很大影响。
在2011年地方两会期间，一些官员仍然表示，现在上边年年给我们下任务，主要是GDP的任务指标和财政收入的任务指标。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是不统计地方GDP的，只看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表示，而中国政府除了层层加码，还要进行地方竞赛，使GDP成为强有力的指挥棒。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指出，在GDP激励机制下，地方政府有热情和冲动去卖地、增加投资、争取短期项目，却漠视社会福利的提高。
2010年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就在此时，“淡化GDP”被纳入了中国“十二五”规划的讨论范畴。在今年全国“两会”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最终版本上，明确表述了“弱化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评价考核”。
相关人士评价说，不唯GDP崇拜，但不等于不需要GDP。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吴晓灵领导的“民生指数”研究期望通过建立新的指标评价体系，最终影响中国政府绩效考核，改变当前“GDP挂帅”的发展模式。但从一开始，也受到学术界的诸多批评。
异议集中在指数选取的科学性、数据的可获得性、主观与客观数据的使用，以及未来长期发布的可操作性等方面。一位学者直言，“我根本不相信这些结论，很多主观评价不具备科学性，如果将来把主观和客观数据进行叠加，还会使很多数据丢失应有的信息。我都不信，怎么可能让地方政府信呢？”
不过，学界和地方政府都认为这个指数“应该做”，即便它非常不完善。
吴晓灵透露，在民生指数试编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就曾有意向将该指数纳入现有的官员考核体系，但是最终课题组没有将其提交给中组部。
基本的运作想法是，在指数做出后，并通过人大系统来使用这套指标体系，评价政府工作，同时依赖于社会舆论对政府改进工作形成的压力。
课题资助方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寄望“通过媒体对民生指数的关注来影响政府”。但他也担心，一旦纳入到政府系统考核，不排除各政府部门就会想方设法“美化”这个数据，因此，保持第三方的独立性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