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截锅贴孝敬外婆
　　锅贴馍，北方面食之一。把生面饼子贴在锅上烙熟，下面焦黄香脆，上面松软适口。1959年，我在河南嵩县第一中学上初中。腊月二十三晚上，食堂给每个学生分了半个锅贴馍，有二两多重。除了半个锅贴，大铁锅里飘着白菜叶的咸汤可以随便喝。
　　那时，我已经饿得双腿浮肿。可以想象，这半个锅贴对我的巨大诱惑。但我只喝了一肚子咸水，把锅贴省了下来，用手绢包好。腊月二十六放寒假，我走了40多里路赶回家，把锅贴馍呈献给生病卧床的外婆。外婆喜出望外，一定要让我妈尝尝，我妈哪里舍得尝。外祖母也没舍得一次吃完，分成好几次吃了。
　　（李春兰/文，摘自《快乐老人报》）
　　与炸药同眠
　　1960年3月，我和石油技校1000多名师生参加开挖百—克水渠大会战。当年7月，我所在的二连搬迁到第二工程地段。刚到地方，连长就带着图纸，和排长去看开挖水渠的任务点。这里地势高、地不平，有的地方甚至需要凿隧道穿过。更难办的是，这段水渠下边岩石成堆，一看就知道是块难啃的骨头。
　　刚开始几天，大家还感觉比较轻松，每天也还都能完成任务，可挖到大约1米深的时候，大家就再也挖不动了。当时水渠指挥部的其他几个连队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整个挖水渠的工程进度受到了影响。
　　水渠工程指挥部经过研究决定，向克拉玛依市政府申请调用炸药实施爆破施工。几天后，指挥部给我们连队送来2吨炸药和10箱雷管。连长让我们卸在离连部30多米的空地上，用帆布盖好，通知大家晚上开生产会议。因为当时我患了胃病在休息，所以领导决定让我看守炸药。
　　没想到，第二天下了一场小雨，堆放炸药的地方严重积水。为避免再次出现这种情况，连部在地势较高的地方挖了一个地窝子，将雷管炸药都放进地窝子里，我就住在里面看守。
　　晚上，我就用10多箱炸药搭成了一个简易的单人铺，枕头就是两箱雷管。当时我对雷管炸药的危险性毫无常识，也根本没意识到这有多危险。那段时间，我按连部的料单，给前来领料的各排班发放雷管和炸药，就这么过了近1个月。
　　眼看还剩几百公斤炸药了，这时其他连队发生了炸药意外爆炸事故，水渠指挥部立即组织人员下来进行安全检查。当检查组来到我们连队，看到我竟然睡在雷管炸药上时，检查人员吓出了一身冷汗，让我立即搬出地窝子，并把雷管收回到指挥部。
　　事后，连长在班排长会议上对这件事做了检讨，我也对安全生产的重要性有了切身体会。
　　（郭森/文，摘自《中国石油报》）
　　在外交部当厨师
　　1956年，经组织审查批准，我被调往北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食堂当厨师。
　　当时，周恩来是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部长助理是乔冠华。外交部食堂每天有1000多人就餐。周总理每年都要来外交部很多次，每次来，食堂是他必看之地。因此，我在外交部食堂工作的近两年中，每次和周总理近距离接触我都记得，共有13次。周总理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每到开饭时间，他就到食堂看看这个同志打的饭，尝尝那个同志买的菜。
　　外交部的副部长是张闻天、姬鹏飞、章汉夫，有专人为他们做饭。但是，他们的家人从不搞特殊，都是在食堂买饭，或拿回家吃，或在食堂吃，从没有见过谁多吃多占。每到开饭时间，大家在一起，其乐融融。
　　那时，和我国建交的仅有十几个国家。来了外宾，若是高规格的，如国家领导人，就去国际饭店；低规格的，就由外交部礼宾司负责接待。因此，为了招待客人，我学会了做各种西餐。
　　“一专多能”是我在外交部工作时的常态：来了外宾，我们就到机场当欢迎群众；文化部在中南海举办文化活动招待会，发“票”给我们去当观众，因此，我也有幸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每年国庆节也让我们参加国庆游行，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1957年，外交部调我到我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当厨师。遗憾的是，这时我接到家中母亲病危的电报，领导就安排我回了老家，结束了在外交部当厨师的工作生涯。
　　（赵树平/文，摘自《新老年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