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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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华文女作家山眼的《重逢1900》,以“内在时空”秩序与多重复调演绎,从眼下的庚子年回溯到120年前庚子年的晚清乡村,以小说男女主人公对自我与心灵家园的孤绝寻找为经,连接两个庚子年之间的东西方文明历史兴衰.以西方都市小镇与中国清末乡村的鲜明对比为纬,在两种文明的激烈冲突中,对东方文明衰颓于静止、西方文明疲命于物质的历史与现实困境,进行深刻剖析.但是在战争瘟疫灾难之下的中国乡村栗家庄,美国传教士沃森与乡绅栗宗翰两家为邻居,从隔膜、互识到相互救助的温暖情谊,开启两种文化的兼容与对比之镜,诠释文明多样性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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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华文女作家山眼的《重逢1900》,以“内在时空”秩序与多重复调演绎,从眼下的庚子年回溯到120年前庚子年的晚清乡村,以小说男女主人公对自我与心灵家园的孤绝寻找为经,连接两个庚子年之间的东西方文明历史兴衰.以西方都市小镇与中国清末乡村的鲜明对比为纬,在两种文明的激烈冲突中,对东方文明衰颓于静止、西方文明疲命于物质的历史与现实困境,进行深刻剖析.但是在战争瘟疫灾难之下的中国乡村栗家庄,美国传教士沃森与乡绅栗宗翰两家为邻居,从隔膜、互识到相互救助的温暖情谊,开启两种文化的兼容与对比之镜,诠释文明多样性与文化差异性融合的可能性,暗示被记忆激活的精神生命可以超越历史的“残垣断壁”,“自我”与“他者”的文化局限,从人类文化母体诞生新的文化胎体.尤其在这场全球性百年政经文化剧变、新冠疫情肆虐的危难之际,人类只有包容互信、同舟共济,才会有和平美好的未来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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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台港澳地区女作家群中,以诗人、小说家、学者、翻译家及大学文学院掌门人等多重身份跻身于其间的钟玲女士,格外引人注目.20世纪80年代德国出版的《世界中文小说选》,仅选录4位香港作家的4篇作品入选,其中就有钟玲的小说《窗的诱惑》,可见其在世界中文文学界的影响.钟玲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尝试短篇小说创作,其大部分小说所描写的爱情故事,几乎都与“死亡”有关.从“\'阴影\'下的启悟”“\'轮回\'式的悼亡”“\'黑原\'上的火光”“\'墓碑\'后的世界”“\'望安\
中国台湾女作家齐邦媛的自传体回忆录《巨流河》将个人史、家族史与民族史结合,为读者走近两代中国人颠沛流离的生活、展现出大时代背景下的悲欢离合提供了别样的视角.论文以接受美学理论为依托,深入探究齐邦媛创作对读者“期待视野”的满足,思考《巨流河》创作对当下传媒娱乐化的参考意义,在开拓《巨流河》研究视野的同时探求读者群体的共鸣点,积极推进海峡两岸的思想传承与文化交接,规避自传体回忆书写的误区,发挥作品在时代精神内涵铸造和艺术性探索的促进作用.
严歌苓的小说《芳华》,以“You Touched Me”为核心事件,通过深度的反思,描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军队文工团人的青春记忆和英雄人物的悲剧,表现了青春生命、人生价值、复杂人性和自我救赎的心灵之路.冯小刚根据同名小说执导的电影,通过特定年代时光的变迁,展示青春的靓丽、青春的冷酷、青春的惨烈、青春的无奈、青春的温馨等青春成长的历程,并以声画交融的艺术手法,放大了严酷环境下青春的芳华.影片关注人性的善恶选择,关注英雄人物的平凡,关注父辈们往昔的峥嵘岁月等话题,使广大观众意识到消逝的青春是美好的,但芳华则
短篇循环体小说《豹变》,通过东方与西方的时空叠加、生命的循环以及作家精神成长史三方面展现其逻辑自洽,运用多种人称形成回忆题材的叙事圈套,其背后蕴含了木心的生命意志.探讨《豹变》的“变与不变”,足见其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散文小说集,存在着客观可解的逻辑和坚韧的人生艺术观念,同时也开创了一种新小说文体的可能.
被称为“行吟诗人”的海归学者庄伟杰的诗歌作品,多用至真至醇的语言修辞书写自然美的感觉,偶尔闪现的沉静哲思和庞大的意象堆垒极易让人联想到海子的部分诗篇.经年累月的磨练与求索中,足见一个勤奋诗歌热爱者的不懈努力与实践轨迹.在多元共生、各种诗风劲吹的当下,独具个性特征、羁旅符号鲜明的诗歌作品,繁复华丽的修辞语用,具有一定的诗学意义和赏读价值.深厚的学养哲思成就别样的学者诗风,雄浑阔达的胸襟与视野造就深沉悠远的诗境.
陈河怀着对青春、对同时代人的爱与惑创作了长篇小说《外苏河之战》.他通过女主人公库小媛的身份寻找、真善美寻找以及爱情寻找植入了他对青春记忆的理解与反思,进而表述了他的文学观,即越是在难以把握之处,越要试着走出暗影,越要尽力描摹投影之后的真实,库小媛这一文学形象是陈河内心理想的一个反映.陈河对库小媛之死的必然性做了精彩的叙事安排,使《外苏河之战》这一文本在艺术和哲学高度上都呈现了真理的发生过程.
一、跨界成长和离散rn赵庆庆(以下简称赵):首先,祝贺您的最新随笔集《泉音》付梓问世!在2016年1月8日出版的加拿大华文大报《环球华报》上,洛夫、痖弦、梁锡华、西人汉学家王健(Jan Walls)和同济大学的评论家喻大翔教授,都予以很高的评价.请您讲讲创作《泉音》的过程,以及它对于您的意义.
一rn古大勇(以下简称古):顾彬先生,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访谈!您说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但更看重中国古代文学(如唐诗),总体上您是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好于现代文学,现代文学好于当代文学,这表现出“厚古薄今”的倾向,有种“时代决定论”的味道,越老的越值钱,是这样吗?您评价的标准是什么?
出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据时期、成长于二战后的一代台湾知识青年,大多经历了5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在台湾的兴起、60年代的留美学潮、70年代初台湾退出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的民族身份认同危机.此后,他们中的部分知识青年投入了保钓运动,从文学转向政治,并向社会主义阵营靠拢.陈若曦与郭松棻是这一代台湾青年知识群体中值得关注的两例,他们的人生轨迹指引了这一世代里一个知识青年群体的共同追求.他们参与《现代文学》杂志的创办,投身“文革”、钓运,介入高雄事件等历史时刻留下的生命影迹,镌印下了整个60至80年代的历史刻度,联结
将状态、程度补语结构中的"得"看作单纯而标准的关系标记(结构助词或补语标记)理据不足.首先,"得"并非单纯的关系标记."得"表完成,有内部标记功能,证据是:"V得"表体意义的形态手段受限,表现和"V了"平行;状态、程度补语结构比动结式和状中结构终结性更凸显.其次,"得"尚非标准的关系标记."得"和补语无语义关系,它要获得关系标记功能只能依靠和补语共现形成联想关系,该功能形成的标准是,联想关系的实现去语境化程度高,从言语理解看,即提取"得"能马上预示补语出现.实际情况是,"得"的理解依赖语境,它往往是在提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