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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转型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语境下的中国，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观冲突与融合。杨胜利是农业文明的代表，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向往，对英雄人物的顶礼膜拜，成为现代文明中的一个“圣人”；欧阳花作为都市文明的代表，是个实用主义者，为了个人的欲望，不认救命恩人。体现出了中国由农业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两代人的价值观的不同。杨红旗不要表扬了，一个农业文明的神话彻底终结了，杨无所适从。
关键词 价值观 实用主义 农业文明 无所适从
在某种意义上，价值观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不同时期与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其价值观也有区别。就中国而言，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价值观，也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观。1990年代中期是一个分界点，在转型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语境下的中国，出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观严重冲突，也是现代都市文明向传统农业文明的挑战。这种情况看起来很像一场价值倒错的悲剧，而今则早已成为握手言和的喜剧。由黄建新导演的影片《求求你，表扬我》很好地诠释了此种大背景之下不同的价值观冲突与融合的情况。
镜头在南京古旧的城墙上斑驳的路面上摇移，远处灰蒙的天空下，城市的高楼大厦依稀可见……故事发生在2004年的5月4日，从一个人在2月14日的雨夜救了一个险遭强奸的姑娘，而来到报社要求表扬展开。这个人叫杨红旗，是一个由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的农民，他的父亲杨胜利是一个受党教育多年平凡而伟大的人，破旧的小屋里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奖状。而被救的女大学生欧阳花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如花的年龄有着如花一样的前程。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人物所发生特定的故事，有着黄建新导演一贯的荒谬风格。
在《黑炮事件》中，赵书信因丢了一枚象棋子而被怀疑为特务，而卷入一场荒谬的调查之中，导致工程出现严重事故。反映了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下的某种荒诞现象。“用幽默的手法写阴惨的事迹”一直是黄建新1990年代以来的特点，他的都市三部曲《站直啰，别趴下=》(1992)，《背靠背，脸对脸》(1994)。《红灯停，绿灯行=》(1995)，都是以“新写实”的手法，注目城市。关注青年，以“黑色幽默”的形式反映出对都市社会中的小人物的生存窘相的无奈情绪。
但是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幸福。对于杨胜利(杨红旗父)而言，做好事就应该表扬，表扬完了。就会幸福。杨红旗关于幸福的定义是用三个类比来阐释的：我饿了，看到别人手里拿个肉包子，那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到别人穿这件厚棉袄，那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个坑，你蹲那了，那你就比我幸福。古记者认为：谁只要不被杨红旗缠着，那他就幸福。强奸犯在供认罪行时说：“我天天过情人节”，浮现一脸幸福。欧阳花的幸福就是有工作有朋友(古的朋友谈伟说：和一个女孩的幸福相比。咱们是不是有点卑鄙?)。钱钟书在《论快乐》中说：“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这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
而这种对于幸福的不同注解，恰恰体现出了中国由农业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两代人的价值观的不同。90年代中后期以来，社会的整体环境由于经济不断发展，社会财富在城市阶层的日益集中，以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商业流行文化的传播，导致了我国以城市为中心的消费主义的盛行。这种消费主义的社会行为模式反映在文化层面上就是用一种大众化、浅显化、时尚化、注重感官享受与及时享乐。“文化”被改造为仅仅是一种“消费”的过程。由此而引起的人的价值观念的改变与冲突也就应运而生了。“我一直被一种感受强烈地撼动着，那就是周围的巨大变化所形成的我未曾体会过的生存观念和信仰的大裂变，这包括与改革随之而来的各种问题，我试图去掌握它而无从下手。”《求》片的意义正在于表现这种无所适从。
黄建新说：“我拍的电影中的人也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我亦知道在黑白之间是灰色，那就是我们普通百姓的生活空间。”片中的杨胜利是农业文明的代表，农业文化的典型特征就是“抒情性”，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因为相信一分辛劳就有一分收获，他们也吵吵嚷嚷要求有所回报。尤其是在建国后前三十年，人们有着对真善美终极目标的追求，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向往，产生了农业社会特有的“乌托邦”：一心为公，无私无利，对英雄人物顶礼膜拜。杨胜利满屋子的奖状就是有力的证明。他评先进、选劳模，生活补助全捐希望工程与灾区，得重病不住院，怕浪费国家的钱，导致晚节不保。对儿子的要求不是早日娶上媳妇，好抱上孙子延续后代，而是要求儿子像他一样为国家多作贡献。多得表扬。这种以国为家的政治话语。塑造了现代文明中的一个“圣人”、一个都市文明的“神话”。影片在这一节传达的意味很准确：从窗户射进来的一屡光照在红被下干瘦的喘着气的老人身上，阴暗破旧的小屋里，满屋的奖状闪着红光，庄严的音乐响起。这是天堂召唤的圣光，这是荣耀的红光，这是英雄的颂歌，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肃然起敬呢?这一张张的奖状就是方糖，就是电兔子，就是老人至死不渝的追求。
欧阳花作为现代都市文明的代表，是个实用主义者。作为受害者。她选择了沉默。因为曝光了罪犯，自己也成了一个有缺点的人。不利于生存。这种实用主义的结果是。将欲望这种自为的生命状态的东西，变成一种供理性精打细算的对象，进而给它套上了一件具有普遍性的公允而又合法的外衣。欲望成了可供人消费。可自我推销的东西。她可以答应给杨红旗物质上的全力满足，却无论如何不理解一个奖状对某些人的重要性。物质至上对一个需要精神抚慰的人来不管用之后，她不惜翻脸不认救命恩人，并假装外面下雨引起记者家庭内乱。以干扰记者的注意力，真相大白后她又表演自杀以挽回自己的脸面。也可以说，欲望是欧阳花的，也是我们现代人的方糖、电兔子。
杨红旗做好事，要求表扬，体现的是农民式的“钉是钉，铆是铆”的农民美学，这在张艺谋电影中反复出现的“古老风俗变前卫”的形式，在现代社会多元化的前提下只会碰钉子。进入城市的农民面临这种情况所受的精神创伤惨重，农业文明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迅速土崩瓦解、分崩离析，农业社会的乌托邦已成为远去的风景。片中结尾，杨红旗也不需要表扬了，他以极端的方式解决了矛盾：“把她干了”，这是农民特有奸诈、自私自利以及在现代城市中的不适应暴露无疑，一个农业文明的神话彻底终结了!这是杨红旗的无所适从。
记者古国歌是本片中故事的叙述者。也是导演所要呈现的另一种精神迷惘的无所适从。在他着手调查杨红旗和欧阳花的事件过程中，他的人生主导价值开始出现倾斜，一方面他被杨红旗的执着打动，愿意相信杨红旗，替他伸张正义：另一方面，他又被欧阳花的诱惑、伪装所羁绊，怀疑杨红旗，信任欧阳花，当这两种矛盾无法调和时，古国歌的价值构建开始出现坍塌，他在影片中说：“我已经分不清对错了。”与他有着强烈反差的是古国歌的妻子刑警米依。她敢爱敢恨，嫉恶如仇，有侠义精神。从一开始就断定欧阳花有问题，最终与古国歌分道扬镳。精神价值的困惑深刻地表现了人的存在，特别是当代人在现实社会条件及精神世界的困境。1993年文学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是当代知识分子对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精神现实的第一次集体示威。知识分子站在市场的大门前不肯入内。并高呼口号：终极价值、人文精神。其批判的主要对象是市场中的道德沦丧、价值失落问题，如今看来这种讨论已没有多少意义，它也成为远去的风景，知识分子也早已如鱼得水，在商业的大潮中乐此不彼。片中古国歌从南方逃到北方，以为可以找到一方净土，但是在天安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他依然碰到了杨红旗和他的父亲，他们逆潮流而走，一团红色，是那么显眼，那么与主流格格不入，其中寓意不言而喻。
关键词 价值观 实用主义 农业文明 无所适从
在某种意义上，价值观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不同时期与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其价值观也有区别。就中国而言，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价值观，也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观。1990年代中期是一个分界点，在转型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语境下的中国，出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观严重冲突，也是现代都市文明向传统农业文明的挑战。这种情况看起来很像一场价值倒错的悲剧，而今则早已成为握手言和的喜剧。由黄建新导演的影片《求求你，表扬我》很好地诠释了此种大背景之下不同的价值观冲突与融合的情况。
镜头在南京古旧的城墙上斑驳的路面上摇移，远处灰蒙的天空下，城市的高楼大厦依稀可见……故事发生在2004年的5月4日，从一个人在2月14日的雨夜救了一个险遭强奸的姑娘，而来到报社要求表扬展开。这个人叫杨红旗，是一个由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的农民，他的父亲杨胜利是一个受党教育多年平凡而伟大的人，破旧的小屋里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奖状。而被救的女大学生欧阳花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如花的年龄有着如花一样的前程。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人物所发生特定的故事，有着黄建新导演一贯的荒谬风格。
在《黑炮事件》中，赵书信因丢了一枚象棋子而被怀疑为特务，而卷入一场荒谬的调查之中，导致工程出现严重事故。反映了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下的某种荒诞现象。“用幽默的手法写阴惨的事迹”一直是黄建新1990年代以来的特点，他的都市三部曲《站直啰，别趴下=》(1992)，《背靠背，脸对脸》(1994)。《红灯停，绿灯行=》(1995)，都是以“新写实”的手法，注目城市。关注青年，以“黑色幽默”的形式反映出对都市社会中的小人物的生存窘相的无奈情绪。
但是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幸福。对于杨胜利(杨红旗父)而言，做好事就应该表扬，表扬完了。就会幸福。杨红旗关于幸福的定义是用三个类比来阐释的：我饿了，看到别人手里拿个肉包子，那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到别人穿这件厚棉袄，那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个坑，你蹲那了，那你就比我幸福。古记者认为：谁只要不被杨红旗缠着，那他就幸福。强奸犯在供认罪行时说：“我天天过情人节”，浮现一脸幸福。欧阳花的幸福就是有工作有朋友(古的朋友谈伟说：和一个女孩的幸福相比。咱们是不是有点卑鄙?)。钱钟书在《论快乐》中说：“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这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
而这种对于幸福的不同注解，恰恰体现出了中国由农业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两代人的价值观的不同。90年代中后期以来，社会的整体环境由于经济不断发展，社会财富在城市阶层的日益集中，以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商业流行文化的传播，导致了我国以城市为中心的消费主义的盛行。这种消费主义的社会行为模式反映在文化层面上就是用一种大众化、浅显化、时尚化、注重感官享受与及时享乐。“文化”被改造为仅仅是一种“消费”的过程。由此而引起的人的价值观念的改变与冲突也就应运而生了。“我一直被一种感受强烈地撼动着，那就是周围的巨大变化所形成的我未曾体会过的生存观念和信仰的大裂变，这包括与改革随之而来的各种问题，我试图去掌握它而无从下手。”《求》片的意义正在于表现这种无所适从。
黄建新说：“我拍的电影中的人也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我亦知道在黑白之间是灰色，那就是我们普通百姓的生活空间。”片中的杨胜利是农业文明的代表，农业文化的典型特征就是“抒情性”，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因为相信一分辛劳就有一分收获，他们也吵吵嚷嚷要求有所回报。尤其是在建国后前三十年，人们有着对真善美终极目标的追求，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向往，产生了农业社会特有的“乌托邦”：一心为公，无私无利，对英雄人物顶礼膜拜。杨胜利满屋子的奖状就是有力的证明。他评先进、选劳模，生活补助全捐希望工程与灾区，得重病不住院，怕浪费国家的钱，导致晚节不保。对儿子的要求不是早日娶上媳妇，好抱上孙子延续后代，而是要求儿子像他一样为国家多作贡献。多得表扬。这种以国为家的政治话语。塑造了现代文明中的一个“圣人”、一个都市文明的“神话”。影片在这一节传达的意味很准确：从窗户射进来的一屡光照在红被下干瘦的喘着气的老人身上，阴暗破旧的小屋里，满屋的奖状闪着红光，庄严的音乐响起。这是天堂召唤的圣光，这是荣耀的红光，这是英雄的颂歌，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肃然起敬呢?这一张张的奖状就是方糖，就是电兔子，就是老人至死不渝的追求。
欧阳花作为现代都市文明的代表，是个实用主义者。作为受害者。她选择了沉默。因为曝光了罪犯，自己也成了一个有缺点的人。不利于生存。这种实用主义的结果是。将欲望这种自为的生命状态的东西，变成一种供理性精打细算的对象，进而给它套上了一件具有普遍性的公允而又合法的外衣。欲望成了可供人消费。可自我推销的东西。她可以答应给杨红旗物质上的全力满足，却无论如何不理解一个奖状对某些人的重要性。物质至上对一个需要精神抚慰的人来不管用之后，她不惜翻脸不认救命恩人，并假装外面下雨引起记者家庭内乱。以干扰记者的注意力，真相大白后她又表演自杀以挽回自己的脸面。也可以说，欲望是欧阳花的，也是我们现代人的方糖、电兔子。
杨红旗做好事，要求表扬，体现的是农民式的“钉是钉，铆是铆”的农民美学，这在张艺谋电影中反复出现的“古老风俗变前卫”的形式，在现代社会多元化的前提下只会碰钉子。进入城市的农民面临这种情况所受的精神创伤惨重，农业文明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迅速土崩瓦解、分崩离析，农业社会的乌托邦已成为远去的风景。片中结尾，杨红旗也不需要表扬了，他以极端的方式解决了矛盾：“把她干了”，这是农民特有奸诈、自私自利以及在现代城市中的不适应暴露无疑，一个农业文明的神话彻底终结了!这是杨红旗的无所适从。
记者古国歌是本片中故事的叙述者。也是导演所要呈现的另一种精神迷惘的无所适从。在他着手调查杨红旗和欧阳花的事件过程中，他的人生主导价值开始出现倾斜，一方面他被杨红旗的执着打动，愿意相信杨红旗，替他伸张正义：另一方面，他又被欧阳花的诱惑、伪装所羁绊，怀疑杨红旗，信任欧阳花，当这两种矛盾无法调和时，古国歌的价值构建开始出现坍塌，他在影片中说：“我已经分不清对错了。”与他有着强烈反差的是古国歌的妻子刑警米依。她敢爱敢恨，嫉恶如仇，有侠义精神。从一开始就断定欧阳花有问题，最终与古国歌分道扬镳。精神价值的困惑深刻地表现了人的存在，特别是当代人在现实社会条件及精神世界的困境。1993年文学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是当代知识分子对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精神现实的第一次集体示威。知识分子站在市场的大门前不肯入内。并高呼口号：终极价值、人文精神。其批判的主要对象是市场中的道德沦丧、价值失落问题，如今看来这种讨论已没有多少意义，它也成为远去的风景，知识分子也早已如鱼得水，在商业的大潮中乐此不彼。片中古国歌从南方逃到北方，以为可以找到一方净土，但是在天安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他依然碰到了杨红旗和他的父亲，他们逆潮流而走，一团红色，是那么显眼，那么与主流格格不入，其中寓意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