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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南部的固原，古属“雍州之域”，为戎人部落的居住之地。先秦时期，是欧亚草原文化与中国农耕文化的交汇融合之地带，战国时的秦国在境内瓦亭一带设置乌氏县(公元前337年前331年)，为宁夏最早的行政建制，秦昭襄王氏城从西南向东北跨过境内，成为中国早期的农牧分界线。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析北地郡置安定郡，郡治高平(今固原市原州区)是宁夏中南部、甘肃东南部。带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是汉王朝向西北匈奴用兵的后方基地与通往河西走廊的交通要隘。丝绸之路开通后，固原是长(安)凉(州)古道北路的咽喉要塞之地，僧侣、商客、贡使往来络绎，活动频繁。北魏太延二年(436年)置高平镇，正光五年(524年)改高平镇置原州。北周设原州总管府。唐以道统州，时属关内道，后为吐蕃所据。宋置镇戎军，是宋和西夏对垒的前沿阵地。元立开成府，为安西王行宫。明置固原州，又置三边总制府，为西北最高军事指挥机关。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里的文物考古发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诸多古文化遗址、遗迹的发现，座座重要墓葬的发掘和件件绚丽器物的出土，都见证着悠久的历史，承载着厚实的文明，展示着博大深邃的区域文化。从时间界域看，囊括了上起旧石器时代晚期，下至近现代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从空间范围而言，广泛分布于辖境内各县(区)；从独具特色讲，丰富多彩、璀璨瑰丽，珍品和精品多，尤其是诸多金银器，绚丽精美，形制和风格彰显了异域神韵。
彰显草原文化的饰物
春秋战国时期，宁夏南部处在欧亚草原文化的边缘地带。一般认为，先秦时期，中国北方地区出土器物的质地和造型艺术都受到了来自“斯基泰文化”的影响，使用丰富的动物纹图案和“格里芬”的造型艺术装饰人身饰品，并学到了以斯甚泰人为首的游牧民族佩戴黄龛饰品的习俗。固原青铜文化墓葬中发现了大量动物纹造型的金、铜饰牌和利用青铜浇铸出各种动物形饰，尤其是精美透雕饰牌，制作工艺简洁明快，做工精细，小巧玲珑，追求神似而又不拘泥于动物本身，显示出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引人注目，不乏精品。
金质怪兽纹饰牌(图1)，河乡战国墓出土。长6.2厘米、宽4.7厘米，重84.1克。造型为一猛兽，似虎，作站立行走状，面目狰狞，四只爪趾错列连接构成绳索纹的底边，长尾下垂构成侧边，上饰凹叶纹。身部用简洁的勾云纹、条纹、三角纹饰出虎身的斑斓状。
金质翼马纹饰牌(图2)，三营乡红庄村战国墓出土。长6.9厘米，宽4.5厘米，重94.2克，四周饰绳索纹边框，内雕一飞马，马背与腹部饰六只小鸟。马前肢着地，后两肢反转腾空做飞行状。若将其倒置，也能看见一奔跑似飞的马形图案。
金质虎抱鹿扣饰(图3)，头营乡坪乐村战国墓出土。直径3.1厘米，重26.5克。圆雕，正面作圆鼓形，整体纹饰为二虎二鹿，构成两组相同的虎鹿盘曲噬斗图饰。
鎏金虎纹饰牌(图4)，潘家庄农场战国墓出土。长8厘米、宽5厘米，浮雕出虎形纹饰，虎体大肥硕，作行走状，额部有一辫状装饰向上沿颈脊后伸平贴于背部，束端饰鸟头。
楔形金块(图5)，长2.5厘米，彭堡侯磨村战国墓出土。大头宽1.1厘米，厚0.5厘米，重12.4克。金块呈三角形，其功用或为当时的货币，是在黄金铸成的圆形金饼上，按等价在使用时进行切割，这件楔形金块应是从金饼上切割的一部分。或为交换至此作为其他功用。
金耳环(图6)，一付，杨郎乡马庄村战国墓出土。其中一个完整者长4厘米，重3.5克。圆形耳环，接口未焊接，下连有空心圆球，圆球下端有由两条金丝交错组成的珠球。同时出土的另一付金耳环(图7)长6厘米，各重15.5克，由包金耳环、金串链、葫芦形金叶片三部分组成。
凸显域外形韵的丝路遗珍
公元三至七世纪是绿洲丝绸之路的畅盛期，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繁荣期。长(安)一凉(州)之道的北路途经宁夏境内190公里，形成了著名的“萧关古道”，而固原就是古道上的咽喉重镇，诸多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宗教传播的事实就发生在这里。大批蜚声中外的中西亚金银器、玻璃器、金银币等彰显异域色彩的器皿在这里出土，具有明显的波斯萨珊朝艺术风格，造型、纹饰和形韵都刻有深深的外来烙印。
镶松石金饰件(图8)，城南九龙山汉基出土。长9.4厘米，宽2.2厘米，另一件宽1.1厘米。呈带状，整体由连珠纹组成几何图案。两边分别由连珠纹、云纹组成几何纹带，中部用弧线与连珠构成上下对称的桃形或圆形图案，中饰突起圆心，镶嵌红绿松石。
金花饰(图9)，城南九龙山汉墓出土。高1.3厘米，宽0.9厘米。图案边缘饰细线条和小连珠纹，中部呈桃形，内镶嵌红绿松石。下部边缘左有有对称小孔，可能是木盒或者其他丁艺品上用于装饰的部件。
这三件金饰件的造型风格和工艺，属于西亚金属加工的锤揲法。锤揲法是利用金银质地较软、延展性强的特点，采用反复锤击的方法使器物成型，说明西亚的金属加工工艺，在汉代已传播到这里。
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境内广泛流行具有中西亚风格的一种壶，人们直接称为“胡瓶”，足见外来文化的影响。固原南郊乡深淘村北周天和四年(569年)的李贤夫妇合葬墓中，出土一件鎏金银瓶，精美绝伦，是通过丝绸之路流传到我国的稀世珍宝。
鎏金银瓶(图10)，通高37.5厘米，最大腹径12.8厘米，重1.5千克。银质，表面鎏金，环形单把，把上方铸一头戴贴发软冠，高鼻深目的人头，面向瓶口。瓶口为鸭嘴状流。银瓶腹中部半浮雕的六个人物，系手工打押而成，工艺精湛，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六个人物可分为三组，两人为一组，以瓶的把柄为界，从左起为第一组，中间为第二组，右边为第三组。这六个人物展现的故事源于古希腊神话传说，即“帕里斯裁判”和“特洛伊战争”。故事虽然源于希腊，实际上表现了中世纪西方古典艺术对东方地区的渗透传播。这种形式的金银器原本是萨珊王朝贵族享用的酒具，但这是一件具有萨珊风格的中亚巴克特利亚地区的制品。
舟形银耳杯(图11)，北魏，雷祖庙北魏漆棺画墓中出土。长10厘米、高5.5厘米，器身两端稍高，中部略低，通体呈舟形，平面为椭圆形。口沿中部两侧各附一月牙形马：边缘饰连珠纹。椭圆形底，底座边缘由一周12枚凸起的连珠纹组成，中凹。其制作工艺系手工打制，足部焊接而成，两耳为铜质鎏金，为后加工铆配，这是一件萨珊式舟形杯改造而成的器物。舟形杯是萨珊王朝上层贵族大规模宴饮时款待普通宾客的大众化用品。
嵌松石金耳环(图12)，原州区三营镇化平村北魏墓出土。直径4.8厘米。重14.7克与16.3克。呈环形，上嵌三行椭圆形绿松石，数量不等，错位排列。 嵌松石金耳环(图13)，原州区寨科乡李岔村北魏墓中出土。直径分别为3.4厘米和2.9厘米，重8.6克与6.6克。呈椭圆形，镶嵌桃形松绿石三行，红绿相间，错位排列，数量不等，接近耳部细尖，两端各有一小孔。
这两付耳环制作时均采用锤揲，经多次焊接而成，精美独特，做工精细。
金项圈(图14)，原州区寨科乡李岔村北魏墓出土。呈半圆环形，直径12厘米，用0.5毫米厚的金皮卷制而成，素面空心。
嵌宝石金戒指(图15)，南郊乡深沟村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属李贤妻吴辉佩戴之物，重10克。戒面中镶嵌一圆形蓝色宝石，石面上雕一裸体人物双手举弧形花环，环两端垂物，人物呈舞姿之势。蓝色宝石一般认为是青金石，微雕裸体人物的母题来自萨珊，说明其原产地是萨珊或中亚某地。其上雕刻的裸体人物，从姿势判断应是手持某种实物的舞伎。这枚戒指从纹饰风格和蕴含的文化内涵分析，也应是由中西亚传人。
隋唐时期，固原南郊“昭武九姓”之一的史系家族墓地中出土了大批中西文化交流的遗物，诸如金覆面、小玻璃器、蓝宝石印章、金花饰等。这些器物颇具中西亚风格，尤以金银器而著称。
金戒指(图16)，南郊史射勿隋墓出土。最大径2.9厘米，戒面直径1.9厘米，重30.2克。戒面原有镶嵌物，出土时已失，这种镶宝石戒指在北周李贤墓有出土，据认为是从中亚、西亚传人的。
金覆面(图17)，南郊唐代史道德墓中出土。金覆面由护额饰、护眉饰、护眼饰、护鼻饰、护唇饰、护鬓饰、护颌饰等11个构件组成。覆面是遮盖死者面部的一种葬具，这种葬俗历史悠久，范围广泛。在古代中国、古埃及、墨西哥的玛雅文化和古希腊都普遍存在覆面葬俗，体现了某种特定的埋葬思想。在我国发现的金覆面很少，所以该覆面意义非同寻常，其主要部位都是用金片打押而成，其上多有穿孔，方便与丝织物缀合。其中额饰为一半月托球，圆球或即太阳，当与西亚、中亚人崇拜日月的习俗有关。该墓主人属中亚粟特人，葬俗应与中亚地区有关，带有明显的异地风情。
兽面金饰(图18)，南郊唐代史道德墓中出土。高2.8厘米，宽3.1厘米，打押而成，单面花纹，形状似一兽面，顶部有对称的两卷耳。
动物纹圆形金饰(图19)，南郊唐代史道德墓中出土。直径3厘米，厚0.3厘米。打押而成，单面花纹。边饰一周花瓣，上有联珠纹样。其内亦有一圈联珠纹，并布满小突点。中央为一垂首的动物，顶有三角形耳，似有三条腿，作行进状，长尾顶端卷曲，可能是原缀于衣饰之类的物品上。这类饰有联珠纹样的动物纹圆形金饰明显具有中亚色彩。
金带扣(幽20)，长4.6厘米，宽3.2厘米。打押而成，前端呈椭圆形，后端为长方形，不同一般带扣处是中有一扣针可以活动，圆环后长方形饰上有三个排列为品字状的穿孔。
方形金筠(图21)，长1.9厘米、宽2.2厘米，打押而成，上有一长方形孔，两侧符有一穿孔，四边斜杀。
来自波斯萨珊的金银币
宁夏同原境内还出土了诸多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说明丝绸之路上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一并呈现出繁荣景象，且蕴含着当时商品贸易、经济往来的大量信息，是丝路遗珍的重要组成部分。类型主要有三种，即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东罗马金币仿制品。
萨珊银币通过丝绸之路上的商业贸易进入我国，并在一定范围内流通。由于萨珊王朝的新王即位后，就可以铸造以自己半身像为图案的新钱币，正面是国王的半身像，像旁有古波斯文，国王像和铭文的周围，环绕有细小联珠组成的圆圈。背面的图案，是古波斯国教——袄教(即拜火教)的祭坛，祭坛上燃有火焰，祭坛两侧有祭司或者国王、铸币地点和铸币年代。目前，在中国境内出土总数达2000枚以上，绝大多数分布于丝绸之路沿线，数量之多、地域之广，令人惊叹。从银币上打押的国王名字看，萨珊王朝12位国王制作的银币都曾流传到中国。
固原境内出土有两枚萨珊朝卑路斯(Peroz，459-484)银币(图22-1)。一枚出土于北魏漆棺画墓中，直径2.7厘米，重3.5克。圆形，正面为萨珊王卑路斯侧面肖像，肖像前自下而上有半周铭文，已模糊不清，完整的铭文一般应是“KaDI PiRU CIMLKA”，译意为“圣上，卑路斯，王”。背面亦有联珠纹组成的边框，中央为拜火教祭坛。祭坛上燃有火焰，火焰的左右侧为新月与五星。祭坛两侧各立一祭司相对作拱手状。右侧祭司身后有铸造地点的缩写，左侧铸造年代文字无法辨认。
另一枚出土于固原南郊隋史射匆墓出土(图22-2)。直径2.7厘米，重3.3克，圆形。正面由联珠纹构成边框，中为萨珊王侧面肖像，与北魏漆棺画墓出土的银币完全一致。背面不同之处是火焰两侧的新月在左，五星在右，与一般五星在左，新月在右相反，很少见。
东罗马金币在中国境内有十几处出土地点，大约出土50枚左右。金币均由正面图案、反面图案和正反面的铭文构成，在不同时期图案与铭文有细微变化。其在丝绸之路沿线广泛流传和使用，宁夏固原已出土金币及仿制品共有12枚。其中5枚出土于粟特墓葬群，5枚出土于北周建德四年(575年)田弘墓中，其他2枚为零星出土。以数量而言，田弘墓中一次出土5枚金币，在中国尚属首例。分别为：
列奥一世(Leo I 457-474)(图23)，直径1.54厘米，重2.6克，圆形。双面打押，正面为皇帝半身肖像，头戴盔，身着铠甲。右肩扛短矛，端露于左侧鬓边。左手持盾掩盖肩和胸部，头像两侧各有2孔，正面铭文为DNLEOPERPETVG；背面为一女神像，身体稍偏向右，右手扶一长双杆十字立柱，左侧有翼。从两肩起围绕头像有一周铭文VICTORI／AAVGGGI，CONOB。
查士丁一世(Justin I 518527)(图24)，直径1.67厘米、重2.9克，圆形。双面打押，正面为皇帝半身肖像，头戴王冠，身着铠甲，右手持标枪扛于右肩上。左手似持盾护左肩和胸部。有3孔，呈不对称三角形，其中一孔从王冠中间打穿，右上侧边缘处有半周铭文DNIVSI／(NVSPPAV)；背面为一胜利女神立像，右手执一长十字架，左侧有翼。铭文为VICTORIA／AAVGGGI／CON。
查士丁一世与查士丁尼一世共治(图25)，两枚，直径均1.62厘米，重2.6克和3.3克，圆形。双面打押，正面为两帝并肩坐于王座之上，头部均有神圣光环，两帝头部之间有一十字架。两帝左手各持一球体，右手微抬贴于胸前。两侧各有2孔，边缘有一周铭DNIVS／TINVS口TIVS／TINIANVSPPAVG／CONOB；
背面为一正面站立带翼神像，右手执一长柄十字架，左手托一圆球，球 上有一十字架。铭文为VICTORT／AAVGGGI，CONOB。
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527--565)(图26)，直径1.6厘米，重2.5克。圆形。双面打押，正面为皇帝半身肖像，头戴王冠，身着铠甲，冠带及盔甲均用联珠纹米表示。右手举一十字架。铭文为DNIVSTINI／ANVSPPAVT；背面为带翼的神像，右手执一长柄十字架，左手模糊，坐立亦难以分辨。铭文为(vICTORI)／AAVGGGA／CONOB。
固原南郊墓地中出土的5枚金币，只有史道洛墓出上查士丁二世(JustinⅡ565 578)金币为真(图27)，直径2.1厘米，重4.6克，圆形。正面为皇帝肖像，肖像的上部用拉丁文刻印该皇帝的名字。头戴珠饰皂冠，两耳侧垂珠饰，铭文为DNIVSTINVSPPAVG；背面刻印有阿波罗神的立像，铭文为VICTORIAAVGGG，底部铭文为CONOB，在肖像的两臂处各打有一孔，孔径2毫米。从制造年代(578年)到随葬年代(658年)，已有80年的流传经历。
金币仿制品四枚，唐代史索岩墓出土一枚(图28)，直径1.9厘米，重0.8克，剪边，仅余中间部分，很薄，单面花纹，上下均有一个穿孔。正面为一东罗马皇帝半身肖像，头戴盔，身穿甲铠，肩扛一短矛，耳际似有飘带，盔完全用小联珠纹组成，铭文难以辨认。唐代史诃耽墓出土一枚(图29)，直径2.3厘米，重2克，弦纹边框，单面花纹。正中为一东罗马皇帝肖像，头戴盔，身着铠甲，肩扛一短矛，铭文大多已经变形。这两枚金币，从图案、铭文分析，为仿制品。唐代史铁棒墓出土一枚(图30)，直径2.5厘米，重7克。单面压花纹，正面上方有一小穿孔，穿孔口有打磨过的痕迹。中为一国王侧面肖像，头戴王冠，脑后飘发，眼睛较大，鼻子凸尖，身着铠甲，头部有项圈，周有一圈铭文。铭文模糊难以辨认。从肖像完全呈侧面、雉堞状王冠等因素可以看出，它不是东罗马金币仿制品。而与阿尔达希尔三世(Ardashir TII，公元628630年)有着密切的关系。从重量上看可能是按照阿尔达希尔二世金币仿造的。阿尔达希尔三世会币或银币及其仿制品在中国境内均没有出土，属首次发现。金币上只有正面王像而无背面，可能与仿造者宗教信仰有关。庸代史道德墓山土一枚(图31)，自：径2厘米，重4克，圆形，双面打押图案，顶部有一孔。正而中央为一皇帝的侧面肖像，头戴盔，头盔刚小联珠组成，身穿铠甲，甲的边缘也用小联珠纹组成，肩扛短矛或标枪，矛头稍现。边有一周拉丁铭文，多已残损。背面为一胜利女神像，模糊不清。上亦有一周拉丁铭文，字迹模糊难以辨识，应为仿制品。
波斯萨珊金银币是北朝、隋唐间具有国际地位的通用货币，即便是其仿制品，也依然流通，因为使用贵金属仿造铸币，其流通价值是等同的。在中国境内发现的萨珊银币和尔罗码金币及仿造品，一部分是由商贾们作为货币带入，另一部分则是作为纪念品被带入，并且都在中国部分地区流通。仿制品的流入，一方面说明东罗马帝国与中国有着频繁的往来，另一方面说明东罗马为了摆脱萨珊人的封锁，与中国发生贸易关系，只能在中亚某一地区或“昭武九姓”即粟特人居住之地仿制其货币，然后通过丝绸之路运往各地。
具有游牧民族文化风格的器皿
金元时期，宁夏固原先后设立镇戎州、德顺州和安西王府，由于建立政权的统治者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因此，这里出土的许多金银器物带有明显的北方游牧民族文化风格。
马鞍前桥金饰件(图32)，原州区杨郎乡方家堡金墓出土。高5.3厘米，宽14.4厘米，重45.3克。两上角漫圆，下部呈锯齿形，中空。边有两圆形穿孔，用于固定在前桥上，中间有一钉孔。正中边侧亦有一长方形穿孔。双面打押花纹，图案相同，均为草叶缠枝纹托衬团花。
金碗(图33)，原州区彭堡乡元墓出土。高4.5厘米，重270克。直口稍敞，平底。碗一侧焊接一月牙形板耳，耳的正中与腹部焊接一指环状的把手，腹中部饰有一周1.5厘米宽的花纹带，纹饰主体为漫卷的忍冬，底为彩珠，板耳的外侧亦饰有与沿部一致的花纹带，底部饰有团花状的牡丹花纹。
长颈银瓶(图34)，原州区开城镇元代安西王府遗址出土。高16.1厘米、口径5.1厘米、底经5.5厘米，盘口，长颈、溜肩、鼓腹，肩部饰有一周以花瓣纹为主的宽带纹样，镂空圈足，底部阴刻“王都统宅造”字样，口部及圈足有明显的焊痕。
金手镯(图35)，原州区开城镇元代安西王府遗址出土。高7.6厘米，宽5.9厘米，重50克。形制略呈桃形，圆形金条弯制而成，接口没有焊接，断开。
金帽顶(图36)，原州区开城镇安西王府遗址出土。长3.8厘米，宽2.8厘米，高3.5厘米。呈锥状，圆形，三角形镂空。整器饰绳纹，圆圈纹。
金带饰(图37)，原州区开城镇安西王府遗址出土。长14厘米，宽1.7厘米，长条形，面上中间饰有一条草叶纹饰，一端呈圆弧形，另一端为方形，略有收分。出土时形状平直，后来人为使之弯曲，形成现状。
(本文部分照片由冯国富提供)
彰显草原文化的饰物
春秋战国时期，宁夏南部处在欧亚草原文化的边缘地带。一般认为，先秦时期，中国北方地区出土器物的质地和造型艺术都受到了来自“斯基泰文化”的影响，使用丰富的动物纹图案和“格里芬”的造型艺术装饰人身饰品，并学到了以斯甚泰人为首的游牧民族佩戴黄龛饰品的习俗。固原青铜文化墓葬中发现了大量动物纹造型的金、铜饰牌和利用青铜浇铸出各种动物形饰，尤其是精美透雕饰牌，制作工艺简洁明快，做工精细，小巧玲珑，追求神似而又不拘泥于动物本身，显示出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引人注目，不乏精品。
金质怪兽纹饰牌(图1)，河乡战国墓出土。长6.2厘米、宽4.7厘米，重84.1克。造型为一猛兽，似虎，作站立行走状，面目狰狞，四只爪趾错列连接构成绳索纹的底边，长尾下垂构成侧边，上饰凹叶纹。身部用简洁的勾云纹、条纹、三角纹饰出虎身的斑斓状。
金质翼马纹饰牌(图2)，三营乡红庄村战国墓出土。长6.9厘米，宽4.5厘米，重94.2克，四周饰绳索纹边框，内雕一飞马，马背与腹部饰六只小鸟。马前肢着地，后两肢反转腾空做飞行状。若将其倒置，也能看见一奔跑似飞的马形图案。
金质虎抱鹿扣饰(图3)，头营乡坪乐村战国墓出土。直径3.1厘米，重26.5克。圆雕，正面作圆鼓形，整体纹饰为二虎二鹿，构成两组相同的虎鹿盘曲噬斗图饰。
鎏金虎纹饰牌(图4)，潘家庄农场战国墓出土。长8厘米、宽5厘米，浮雕出虎形纹饰，虎体大肥硕，作行走状，额部有一辫状装饰向上沿颈脊后伸平贴于背部，束端饰鸟头。
楔形金块(图5)，长2.5厘米，彭堡侯磨村战国墓出土。大头宽1.1厘米，厚0.5厘米，重12.4克。金块呈三角形，其功用或为当时的货币，是在黄金铸成的圆形金饼上，按等价在使用时进行切割，这件楔形金块应是从金饼上切割的一部分。或为交换至此作为其他功用。
金耳环(图6)，一付，杨郎乡马庄村战国墓出土。其中一个完整者长4厘米，重3.5克。圆形耳环，接口未焊接，下连有空心圆球，圆球下端有由两条金丝交错组成的珠球。同时出土的另一付金耳环(图7)长6厘米，各重15.5克，由包金耳环、金串链、葫芦形金叶片三部分组成。
凸显域外形韵的丝路遗珍
公元三至七世纪是绿洲丝绸之路的畅盛期，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繁荣期。长(安)一凉(州)之道的北路途经宁夏境内190公里，形成了著名的“萧关古道”，而固原就是古道上的咽喉重镇，诸多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宗教传播的事实就发生在这里。大批蜚声中外的中西亚金银器、玻璃器、金银币等彰显异域色彩的器皿在这里出土，具有明显的波斯萨珊朝艺术风格，造型、纹饰和形韵都刻有深深的外来烙印。
镶松石金饰件(图8)，城南九龙山汉基出土。长9.4厘米，宽2.2厘米，另一件宽1.1厘米。呈带状，整体由连珠纹组成几何图案。两边分别由连珠纹、云纹组成几何纹带，中部用弧线与连珠构成上下对称的桃形或圆形图案，中饰突起圆心，镶嵌红绿松石。
金花饰(图9)，城南九龙山汉墓出土。高1.3厘米，宽0.9厘米。图案边缘饰细线条和小连珠纹，中部呈桃形，内镶嵌红绿松石。下部边缘左有有对称小孔，可能是木盒或者其他丁艺品上用于装饰的部件。
这三件金饰件的造型风格和工艺，属于西亚金属加工的锤揲法。锤揲法是利用金银质地较软、延展性强的特点，采用反复锤击的方法使器物成型，说明西亚的金属加工工艺，在汉代已传播到这里。
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境内广泛流行具有中西亚风格的一种壶，人们直接称为“胡瓶”，足见外来文化的影响。固原南郊乡深淘村北周天和四年(569年)的李贤夫妇合葬墓中，出土一件鎏金银瓶，精美绝伦，是通过丝绸之路流传到我国的稀世珍宝。
鎏金银瓶(图10)，通高37.5厘米，最大腹径12.8厘米，重1.5千克。银质，表面鎏金，环形单把，把上方铸一头戴贴发软冠，高鼻深目的人头，面向瓶口。瓶口为鸭嘴状流。银瓶腹中部半浮雕的六个人物，系手工打押而成，工艺精湛，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六个人物可分为三组，两人为一组，以瓶的把柄为界，从左起为第一组，中间为第二组，右边为第三组。这六个人物展现的故事源于古希腊神话传说，即“帕里斯裁判”和“特洛伊战争”。故事虽然源于希腊，实际上表现了中世纪西方古典艺术对东方地区的渗透传播。这种形式的金银器原本是萨珊王朝贵族享用的酒具，但这是一件具有萨珊风格的中亚巴克特利亚地区的制品。
舟形银耳杯(图11)，北魏，雷祖庙北魏漆棺画墓中出土。长10厘米、高5.5厘米，器身两端稍高，中部略低，通体呈舟形，平面为椭圆形。口沿中部两侧各附一月牙形马：边缘饰连珠纹。椭圆形底，底座边缘由一周12枚凸起的连珠纹组成，中凹。其制作工艺系手工打制，足部焊接而成，两耳为铜质鎏金，为后加工铆配，这是一件萨珊式舟形杯改造而成的器物。舟形杯是萨珊王朝上层贵族大规模宴饮时款待普通宾客的大众化用品。
嵌松石金耳环(图12)，原州区三营镇化平村北魏墓出土。直径4.8厘米。重14.7克与16.3克。呈环形，上嵌三行椭圆形绿松石，数量不等，错位排列。 嵌松石金耳环(图13)，原州区寨科乡李岔村北魏墓中出土。直径分别为3.4厘米和2.9厘米，重8.6克与6.6克。呈椭圆形，镶嵌桃形松绿石三行，红绿相间，错位排列，数量不等，接近耳部细尖，两端各有一小孔。
这两付耳环制作时均采用锤揲，经多次焊接而成，精美独特，做工精细。
金项圈(图14)，原州区寨科乡李岔村北魏墓出土。呈半圆环形，直径12厘米，用0.5毫米厚的金皮卷制而成，素面空心。
嵌宝石金戒指(图15)，南郊乡深沟村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属李贤妻吴辉佩戴之物，重10克。戒面中镶嵌一圆形蓝色宝石，石面上雕一裸体人物双手举弧形花环，环两端垂物，人物呈舞姿之势。蓝色宝石一般认为是青金石，微雕裸体人物的母题来自萨珊，说明其原产地是萨珊或中亚某地。其上雕刻的裸体人物，从姿势判断应是手持某种实物的舞伎。这枚戒指从纹饰风格和蕴含的文化内涵分析，也应是由中西亚传人。
隋唐时期，固原南郊“昭武九姓”之一的史系家族墓地中出土了大批中西文化交流的遗物，诸如金覆面、小玻璃器、蓝宝石印章、金花饰等。这些器物颇具中西亚风格，尤以金银器而著称。
金戒指(图16)，南郊史射勿隋墓出土。最大径2.9厘米，戒面直径1.9厘米，重30.2克。戒面原有镶嵌物，出土时已失，这种镶宝石戒指在北周李贤墓有出土，据认为是从中亚、西亚传人的。
金覆面(图17)，南郊唐代史道德墓中出土。金覆面由护额饰、护眉饰、护眼饰、护鼻饰、护唇饰、护鬓饰、护颌饰等11个构件组成。覆面是遮盖死者面部的一种葬具，这种葬俗历史悠久，范围广泛。在古代中国、古埃及、墨西哥的玛雅文化和古希腊都普遍存在覆面葬俗，体现了某种特定的埋葬思想。在我国发现的金覆面很少，所以该覆面意义非同寻常，其主要部位都是用金片打押而成，其上多有穿孔，方便与丝织物缀合。其中额饰为一半月托球，圆球或即太阳，当与西亚、中亚人崇拜日月的习俗有关。该墓主人属中亚粟特人，葬俗应与中亚地区有关，带有明显的异地风情。
兽面金饰(图18)，南郊唐代史道德墓中出土。高2.8厘米，宽3.1厘米，打押而成，单面花纹，形状似一兽面，顶部有对称的两卷耳。
动物纹圆形金饰(图19)，南郊唐代史道德墓中出土。直径3厘米，厚0.3厘米。打押而成，单面花纹。边饰一周花瓣，上有联珠纹样。其内亦有一圈联珠纹，并布满小突点。中央为一垂首的动物，顶有三角形耳，似有三条腿，作行进状，长尾顶端卷曲，可能是原缀于衣饰之类的物品上。这类饰有联珠纹样的动物纹圆形金饰明显具有中亚色彩。
金带扣(幽20)，长4.6厘米，宽3.2厘米。打押而成，前端呈椭圆形，后端为长方形，不同一般带扣处是中有一扣针可以活动，圆环后长方形饰上有三个排列为品字状的穿孔。
方形金筠(图21)，长1.9厘米、宽2.2厘米，打押而成，上有一长方形孔，两侧符有一穿孔，四边斜杀。
来自波斯萨珊的金银币
宁夏同原境内还出土了诸多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说明丝绸之路上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一并呈现出繁荣景象，且蕴含着当时商品贸易、经济往来的大量信息，是丝路遗珍的重要组成部分。类型主要有三种，即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东罗马金币仿制品。
萨珊银币通过丝绸之路上的商业贸易进入我国，并在一定范围内流通。由于萨珊王朝的新王即位后，就可以铸造以自己半身像为图案的新钱币，正面是国王的半身像，像旁有古波斯文，国王像和铭文的周围，环绕有细小联珠组成的圆圈。背面的图案，是古波斯国教——袄教(即拜火教)的祭坛，祭坛上燃有火焰，祭坛两侧有祭司或者国王、铸币地点和铸币年代。目前，在中国境内出土总数达2000枚以上，绝大多数分布于丝绸之路沿线，数量之多、地域之广，令人惊叹。从银币上打押的国王名字看，萨珊王朝12位国王制作的银币都曾流传到中国。
固原境内出土有两枚萨珊朝卑路斯(Peroz，459-484)银币(图22-1)。一枚出土于北魏漆棺画墓中，直径2.7厘米，重3.5克。圆形，正面为萨珊王卑路斯侧面肖像，肖像前自下而上有半周铭文，已模糊不清，完整的铭文一般应是“KaDI PiRU CIMLKA”，译意为“圣上，卑路斯，王”。背面亦有联珠纹组成的边框，中央为拜火教祭坛。祭坛上燃有火焰，火焰的左右侧为新月与五星。祭坛两侧各立一祭司相对作拱手状。右侧祭司身后有铸造地点的缩写，左侧铸造年代文字无法辨认。
另一枚出土于固原南郊隋史射匆墓出土(图22-2)。直径2.7厘米，重3.3克，圆形。正面由联珠纹构成边框，中为萨珊王侧面肖像，与北魏漆棺画墓出土的银币完全一致。背面不同之处是火焰两侧的新月在左，五星在右，与一般五星在左，新月在右相反，很少见。
东罗马金币在中国境内有十几处出土地点，大约出土50枚左右。金币均由正面图案、反面图案和正反面的铭文构成，在不同时期图案与铭文有细微变化。其在丝绸之路沿线广泛流传和使用，宁夏固原已出土金币及仿制品共有12枚。其中5枚出土于粟特墓葬群，5枚出土于北周建德四年(575年)田弘墓中，其他2枚为零星出土。以数量而言，田弘墓中一次出土5枚金币，在中国尚属首例。分别为：
列奥一世(Leo I 457-474)(图23)，直径1.54厘米，重2.6克，圆形。双面打押，正面为皇帝半身肖像，头戴盔，身着铠甲。右肩扛短矛，端露于左侧鬓边。左手持盾掩盖肩和胸部，头像两侧各有2孔，正面铭文为DNLEOPERPETVG；背面为一女神像，身体稍偏向右，右手扶一长双杆十字立柱，左侧有翼。从两肩起围绕头像有一周铭文VICTORI／AAVGGGI，CONOB。
查士丁一世(Justin I 518527)(图24)，直径1.67厘米、重2.9克，圆形。双面打押，正面为皇帝半身肖像，头戴王冠，身着铠甲，右手持标枪扛于右肩上。左手似持盾护左肩和胸部。有3孔，呈不对称三角形，其中一孔从王冠中间打穿，右上侧边缘处有半周铭文DNIVSI／(NVSPPAV)；背面为一胜利女神立像，右手执一长十字架，左侧有翼。铭文为VICTORIA／AAVGGGI／CON。
查士丁一世与查士丁尼一世共治(图25)，两枚，直径均1.62厘米，重2.6克和3.3克，圆形。双面打押，正面为两帝并肩坐于王座之上，头部均有神圣光环，两帝头部之间有一十字架。两帝左手各持一球体，右手微抬贴于胸前。两侧各有2孔，边缘有一周铭DNIVS／TINVS口TIVS／TINIANVSPPAVG／CONOB；
背面为一正面站立带翼神像，右手执一长柄十字架，左手托一圆球，球 上有一十字架。铭文为VICTORT／AAVGGGI，CONOB。
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527--565)(图26)，直径1.6厘米，重2.5克。圆形。双面打押，正面为皇帝半身肖像，头戴王冠，身着铠甲，冠带及盔甲均用联珠纹米表示。右手举一十字架。铭文为DNIVSTINI／ANVSPPAVT；背面为带翼的神像，右手执一长柄十字架，左手模糊，坐立亦难以分辨。铭文为(vICTORI)／AAVGGGA／CONOB。
固原南郊墓地中出土的5枚金币，只有史道洛墓出上查士丁二世(JustinⅡ565 578)金币为真(图27)，直径2.1厘米，重4.6克，圆形。正面为皇帝肖像，肖像的上部用拉丁文刻印该皇帝的名字。头戴珠饰皂冠，两耳侧垂珠饰，铭文为DNIVSTINVSPPAVG；背面刻印有阿波罗神的立像，铭文为VICTORIAAVGGG，底部铭文为CONOB，在肖像的两臂处各打有一孔，孔径2毫米。从制造年代(578年)到随葬年代(658年)，已有80年的流传经历。
金币仿制品四枚，唐代史索岩墓出土一枚(图28)，直径1.9厘米，重0.8克，剪边，仅余中间部分，很薄，单面花纹，上下均有一个穿孔。正面为一东罗马皇帝半身肖像，头戴盔，身穿甲铠，肩扛一短矛，耳际似有飘带，盔完全用小联珠纹组成，铭文难以辨认。唐代史诃耽墓出土一枚(图29)，直径2.3厘米，重2克，弦纹边框，单面花纹。正中为一东罗马皇帝肖像，头戴盔，身着铠甲，肩扛一短矛，铭文大多已经变形。这两枚金币，从图案、铭文分析，为仿制品。唐代史铁棒墓出土一枚(图30)，直径2.5厘米，重7克。单面压花纹，正面上方有一小穿孔，穿孔口有打磨过的痕迹。中为一国王侧面肖像，头戴王冠，脑后飘发，眼睛较大，鼻子凸尖，身着铠甲，头部有项圈，周有一圈铭文。铭文模糊难以辨认。从肖像完全呈侧面、雉堞状王冠等因素可以看出，它不是东罗马金币仿制品。而与阿尔达希尔三世(Ardashir TII，公元628630年)有着密切的关系。从重量上看可能是按照阿尔达希尔二世金币仿造的。阿尔达希尔三世会币或银币及其仿制品在中国境内均没有出土，属首次发现。金币上只有正面王像而无背面，可能与仿造者宗教信仰有关。庸代史道德墓山土一枚(图31)，自：径2厘米，重4克，圆形，双面打押图案，顶部有一孔。正而中央为一皇帝的侧面肖像，头戴盔，头盔刚小联珠组成，身穿铠甲，甲的边缘也用小联珠纹组成，肩扛短矛或标枪，矛头稍现。边有一周拉丁铭文，多已残损。背面为一胜利女神像，模糊不清。上亦有一周拉丁铭文，字迹模糊难以辨识，应为仿制品。
波斯萨珊金银币是北朝、隋唐间具有国际地位的通用货币，即便是其仿制品，也依然流通，因为使用贵金属仿造铸币，其流通价值是等同的。在中国境内发现的萨珊银币和尔罗码金币及仿造品，一部分是由商贾们作为货币带入，另一部分则是作为纪念品被带入，并且都在中国部分地区流通。仿制品的流入，一方面说明东罗马帝国与中国有着频繁的往来，另一方面说明东罗马为了摆脱萨珊人的封锁，与中国发生贸易关系，只能在中亚某一地区或“昭武九姓”即粟特人居住之地仿制其货币，然后通过丝绸之路运往各地。
具有游牧民族文化风格的器皿
金元时期，宁夏固原先后设立镇戎州、德顺州和安西王府，由于建立政权的统治者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因此，这里出土的许多金银器物带有明显的北方游牧民族文化风格。
马鞍前桥金饰件(图32)，原州区杨郎乡方家堡金墓出土。高5.3厘米，宽14.4厘米，重45.3克。两上角漫圆，下部呈锯齿形，中空。边有两圆形穿孔，用于固定在前桥上，中间有一钉孔。正中边侧亦有一长方形穿孔。双面打押花纹，图案相同，均为草叶缠枝纹托衬团花。
金碗(图33)，原州区彭堡乡元墓出土。高4.5厘米，重270克。直口稍敞，平底。碗一侧焊接一月牙形板耳，耳的正中与腹部焊接一指环状的把手，腹中部饰有一周1.5厘米宽的花纹带，纹饰主体为漫卷的忍冬，底为彩珠，板耳的外侧亦饰有与沿部一致的花纹带，底部饰有团花状的牡丹花纹。
长颈银瓶(图34)，原州区开城镇元代安西王府遗址出土。高16.1厘米、口径5.1厘米、底经5.5厘米，盘口，长颈、溜肩、鼓腹，肩部饰有一周以花瓣纹为主的宽带纹样，镂空圈足，底部阴刻“王都统宅造”字样，口部及圈足有明显的焊痕。
金手镯(图35)，原州区开城镇元代安西王府遗址出土。高7.6厘米，宽5.9厘米，重50克。形制略呈桃形，圆形金条弯制而成，接口没有焊接，断开。
金帽顶(图36)，原州区开城镇安西王府遗址出土。长3.8厘米，宽2.8厘米，高3.5厘米。呈锥状，圆形，三角形镂空。整器饰绳纹，圆圈纹。
金带饰(图37)，原州区开城镇安西王府遗址出土。长14厘米，宽1.7厘米，长条形，面上中间饰有一条草叶纹饰，一端呈圆弧形，另一端为方形，略有收分。出土时形状平直，后来人为使之弯曲，形成现状。
(本文部分照片由冯国富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