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30年风雨兼程，突破了一个又一个传统“禁区”，闯过了一道又一道艰难险阻。成功与挫折相伴，反思与期盼链接，欢欣与忧虑交织，亲历了国民经济由温饱向小康的跨越，历史留给国人无数难以忘却的记忆，请看一个农民30年的心路历程……
　　
　　大学梦醒
　　
　　1977年高考恢复的时候，陕西合阳县的马恒超刚满18岁。“我在家里排行老三， 1975年初中毕业，父母就不让我继续上学了，原因是当时在农村招工、征兵、上大学都是要经过推荐，兄弟几个不可能都能得到这样的机会，大哥已经被推荐上大学了，我和二哥的希望就很渺茫。后来听到高考恢复的消息，我也曾想通过考试上大学。”马恒超回忆说。当时他跟家里人说了自己的想法，却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持，理由是必须要留个男孩在身边。
　　马恒超的二哥高中毕业基础更好，考大学他二哥当然更有希望，当教师的父亲告诉他以后还可以通过顶班来参加工作。 “父母说的话，我也必须听着。当时我心里想，不考就不考了，父母年纪大了也需要人照顾。”马恒超虽然思想上不愿意，并因此睡了几天，不出门也不吃饭，但是还是听从了家里的安排，并幻想有机会接替父亲就近参加工作，但是由于政策变化，后来班也没有顶成，他就无奈地留在家里安心务农。
　　
　　“大包干”带来的改变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当年还有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安徽凤阳小岗村十八位农民冒着坐牢的风险在“大包干”的契约上摁下指印,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而“大包干”就是后来著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形式。1979年1月，《人民日报》先后报道四川广汉县、贵州开阳县、云南元谋县、安徽省和广东省普遍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全国其他地区陆续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承认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合法性，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发出的第一个“一号文件”。
　　陕西地处西北，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风刮到了马恒超所在的合阳县，当时他已经当上了生产队长，对其中的利弊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过去种地是计划经济，强调以粮为纲，农民没有其他收入，打的粮食也大部分都要当公粮上缴。生产队没有主动权，农民没有积极性，各种政治运动也接二连三。当时农民的生活苦，生产队一年一个人能分一百多斤小麦，算下来一人一天就三、四两，剩下的就是用红薯、玉米等杂粮填肚子，多数人还常常吃不饱”。
　　1982年开始承包分地了，马恒超虽然不太懂，但也知道承包就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分了地，大家干活的积极性也高了，多收的归自己，想种什么自己决定。后来又提出土地承包到期30年不变，给大家吃了颗定心丸，过年蒸白馍也一年多过一年。”——陕西关中渭北地区风俗，过年的时候做很多白馍（馒头等），拜年的时候就提一袋子馍去。
　　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地还是原来的地，人还是原来的人，但村里每年的粮食产量逐步提高，马恒超家里的日子也越过越好。
　　
　　种苹果也能致富
　　
　　在实行联产承包的同时，国家鼓励种植经济作物增加农民的收入。1985年开始提倡改善农村产业结构，扶持养殖专业户。步入1986年,政府在全国实行科技体制改革，星火计划的一些成果也时常见于报纸和电视。八十年代后期，马恒超的家乡有人开始种植苹果，成为当地人致富的新途径。“我们那里的气候比较适宜种植苹果和西瓜。当时村里有一些人承包了大片土地种植苹果，我就和其他一些村民开始尝试销售。院子里挖了一个大苹果窖，每到苹果成熟季节就大量收购储藏，然后联系外省的商人销售，主要的去向是广州、四川。有段时间陕西苹果在全国都小有名气，我们也都挣了一些钱。”
　　当然，储藏苹果销售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要控制苹果窖的温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还要保持透气，马恒超所在的村里就曾有人由于窖里温度控制不好，苹果损失大半，辛辛苦苦半年还赔了近上万元。
　　卖苹果的时机掌握也很重要，早了卖不上价钱，迟了天气转暖苹果损失大，客户也少。曾经有一年，春节过后马恒超的窖里还有一些苹果没有销售出去，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客户，就决定自己雇车到广州去卖。初春的陕西气温还比较低，他的苹果保存的不错，看起来成色也好，花了将近两天时间运到广州，开始也能卖上好价钱，还暗自高兴。谁知不出三天苹果大量腐烂，且一发而不可收拾，只好处理了事。好日子没几年，由于苹果保管的难度，加之后来种植苹果的人太多，导致卖不上价钱，有些人就把自己的果园毁了重新种地。当然，还有少数人在坚持种植苹果，这几年也慢慢有起色，也能够做到温饱不愁。
　　
　　因地制宜，开办乡镇企业
　　
　　销售苹果的生意不好做了，不过马恒超还是不死心，千方百计想找条致富路。八十年代初国家就开始号召发展乡镇企业，1979年中央下发规定，新办社队企业可以免税2～3年。对当时乡镇企业大发展开了绿灯。（注：该法规废止后，被1996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的乡镇企业法等法规代替）。从山东到江浙，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但在陕西乡镇企业还是凤毛麟角。
　　1992年国务院《关于促进乡镇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报告》出台，乡镇企业进入了新的告诉发展时期。1994年开始，依托当地的煤矿，马恒超所在的村里开始兴起一股建蜂窝煤厂的风潮，最多的时候村里有九家蜂窝煤厂，制作和销售带动剩余劳力两百多人，占了全村劳力大约三分之二。“当时我看做这个有戏，就用之前存下的钱办了蜂窝煤厂，最多时雇了几十个工人，自己还有一辆卡车，那会我手下工人的月收入比当地公务员工资还高。最好的时候是1998年，我前一年从四川宜宾购买了一台新式煤球机，加上原来的旧机器，一天平均能生产3000多个蜂窝煤，除掉工人工资和煤炭成本还有300多元利润，当年的纯利润就超过8万多。那时，大半个合阳县的蜂窝煤都是我们村在供应，还远销西安、渭南等地。”
　　当然，开煤球厂也是非常辛苦的，也有一定的风险，马恒超说“那几年由于我们村蜂窝煤厂多，用电负荷太大，经常安排晚上分批开机制作蜂窝煤，晚上开机安全问题显得就尤其重要，出点事故可能几个月就白干了，还有机器出了问题工人没法干活，你也得照样付工资”。
　　同样是由于过度竞争，其他村的蜂窝煤厂也越来越多，后来大部分因为亏损而停产，其中也包括马恒超的厂。不过有了这段经历，村里人的思路也开始活泛起来。蜂窝煤厂关了，许多人没有选择回去继续从事种田，而是找新的挣钱途径。宁夏比陕西更落后，于是村里几十个人就跑到宁夏做装潢，一年也能挣两万多，还有人则利用经营蜂窝煤厂时买来的卡车、四轮拖拉机跑起了运输。
　　马恒超2000年我把煤球厂关了，拿着几年来挣下的钱开了个建材店，从西安、广州等地的厂家进货。随着城市商品房的增多，及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老百姓对住房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建材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马恒超主要经营瓷砖、木地板，但是同行业的竞争非常激烈，虽然能勉强做下去，钱还是越来越难挣了，因为人们的观念都在变化，进城做生意的农民也越来越多。
　　目前，马恒超所在的村里有钱的经商，有车的开始跑运输，还有些人跑到外面打工。“村里七、八成的年轻人都出去工作或经商，少部分人留下来种地做小生意。种粮食倒是不影响，现在机械化程度高了，以前夏收要四十来天来才能彻底结束，现在收割机两天就能做完。我同村的一个堂弟就花了十六万多元买了两台收割机，每年夏收和秋收时节从南到北横贯几个省，收入也挺不错。” 马恒超说。
　　
　　把握政策，环保也能变契机
　　
　　迈入21世纪，节能减排日益受到政府重视。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相关目标。2005年的陕西，围绕渭河治理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并关闭了数家违规排污的造纸企业。2006年国家发布了加强环保工作的规定，各省从城市到农村都开始了相关改造。这时候的马恒超，正在跟妹妹一起合办茶树菇种植厂，听闻这个消息，敏锐的从环保中发现了契机。
　　“2006年的时候，我从县里当公务员的二哥处得知,出于环保考虑国家要整顿造纸业。提倡再生纸控制原浆纸。当时我就动了心思，觉得这是个好项目。我四处凑钱接下一家别人转让的造纸厂，买了生产再生纸的设备，还去申请了相关的生产许可。”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了马恒超的眼光。国家对造纸业的控制力度不断加强，当地下发了相关文件整改不达标和无生产许可的造纸企业。一夜之间大量的小造纸厂关闭，再生纸成了紧俏商品。马恒超跟其他几家造纸厂合作成立了股份有限公司，占了四分之一的股份。生产出的产品根本不愁销售，原来的两台机器到现在扩大到九台。折腾了三十年，马恒超总算迈上了财富增长的快车道。
　　
　　评述：马恒超带着浓重的当地口音，看上去与普通的陕西关中农民并无二致。与千千万万的农民子弟一样，他的命运从1978年发生了根本改变。敢于创新是人们成功的前提条件，机会总是被站在风口浪尖的人接住。回首当初埋头种地的日子，蜂窝煤厂关闭时的无奈，马恒超的眼底藏着无尽的唏嘘，也有着无尽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