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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经济的转型引起了群众阶层的分化，群众利益诉求多元化和多样化以及中国共产党角色的转化即由原来的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上述两种历史进程的变化，也给党群关系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而要优化党群关系就必须首先明确党群关系的几对范畴，这些范畴集中体现为：执政与代表、领导与服务、互信与依靠、参与与协商。
[关键词] 党群关系；执政与代表；领导与服务；互信与依靠；参与与协商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转型时期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主导权问题研究”（11XKS023）阶段性成果；浙江财 经大学2014年度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14YJSKC2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赵维钢（1994—），男，山西长治人，浙江财经大学2014级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伦理研究。
郭燕来（1978—），男，山西太原人，浙江财经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学、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
[中图分类号] D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02-0048-06 [收稿日期] 2016-01-05
新时期，党群关系的优化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命题。这一问题的凸显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从宏观方面来看，一方面，经济的转型引起了群众阶层的分化，群众利益诉求多元化和多样化；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角色的转化即由原来的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上述两种历史进程的变化，也给党群关系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而要优化党群关系就必须首先明确党群关系的几对范畴，这些范畴集中体现为：执政与代表、领导与服务、互信与依靠、参与与协商。
一、执政与代表
执政与代表是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现实功绩认同基础之上的授权关系。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代表群众来执掌政权，党权是由群众赋予的。“我们党是代表人民执掌政权，党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保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1]（P426）执政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权力结构当中处于核心的位置。所谓代表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执掌国家政权，这表明，党权是在民权授予的基础上，代表人民执掌和行使政权。代表也体现出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党权民授。这体现了权力合法性的问题，“合法性是对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它是政治权力和其遵从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过程。它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可。”[2]（P1）为了获得政权合法性的认同和支持，执政党一定要代表群众来执掌政权。第二层是党权民制。所谓党权民制就是党权要受到民众的制约和监督，权力在行使的过程当中是否体现了民意，是否违背了民意，等等，说到底，代表就是要按照民意的诉求来行使权力。
执政与代表充分体现了党群关系的内在关系，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民主国家中，任何政党都是代表民意的。所不同的是代表的程度和范围不同罢了，如在美国，民主党代表下层民众，共和党代表上层民众。而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同时还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代表。其代表的范围和程度都超过了其他国家的政党。我国的国体和政体都很好地体现了上述关系，从国体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3]中国共产党执政只不过是代表中国民众执掌政权罢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对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执政的最好诠释，“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4]（P279）从政体上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这些政权的具体组织形式都很好地体现了执政与代表的关系内涵。
在现实政治过程中，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执掌政权。执政与代表的关系也就从此确立，但是，由于历史的惯性，中国共产党角色的转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革命党的色彩依然很浓厚，比如，新中国成立后所采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依然是革命党常使用的政治手段。现代意义上的执政与代表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步确立的，特别是江泽民那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了在新世纪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该思想阐释了一系列有关执政与代表的重要思想，诸如，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执政环境等，最终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上做到“三个代表”。江泽民要求：“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必须正确认识我们手中权力的性质。只有把这个问题真正搞明白了，我们才能正确地看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必须认识到：第一，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是代表人民并领导人民去夺取政权的，革命胜利以后则要代表人民并领导人民掌握和行使好国家的各项权力。第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是来自于人民的，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说到底都是人民赋予的。”[4]（P420）
问题的关键在于：随着党情、国情和世情的变化，特别是群众成分的多元化，党如何去代表这些多元的利益，如何“统揽全局，协调各方”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毛泽东早就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党员在中国人口中当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只有当这一小部分人反映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为他们的利益而工作时，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才是健康的。”[5]（P186-187）我们党既然要长期执政，那么就必须面对来自党内外的一切变化，从党内来看，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抬头”，宗旨观念淡薄，这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削弱党的执政基础。因为群众到什么时候都是我们的“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江泽民语重心长地指出：“由于我们党处在执政地位并长期执政，党内有一些人逐渐产生了一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他们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把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工作条件，看成是自己的所谓‘既得利益’，不是用这些职权和条件来为党、为人民更好地工作，而是用来为自己捞取不合理的、非法的私利……结果形成了一个欺压人民、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因为这样，他们终究要受到人民群众的反对。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绝不允许搞剥削阶级政党及其统治集团所追求的那种既得利益，也绝不能成为那样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果走到了那一步，我们党就必然要失败。”[4]（P183-184）从党外来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的分化也日渐严重，群众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和多样化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挑战，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要深入了解和善于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尤其要注意解决好在土地征用、城镇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过程中维护群众利益的问题。要切实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都要当作大事来对待，凡是群众提出的意见都要真心实意地去听取。”[6]（P363） 二、领导与服务
领导与服务是党对群众应该承担的责任。因为党是群众的先锋队，带领与引导群众是党的责任。党的宗旨规定了党的责任就是要服务群众。何为领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首先，从领导的本义来讲，所谓领导，就是党靠自身的先进性领导人民群众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众所周知，近代以来，中国形成了两大历史任务，前一个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后一个历史任务还在完成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靠的是自身的魅力和正确的政策，而不是空洞的说教。“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7]（P742）其次，从过程角度讲，“所谓领导，最根本的就是要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群众之中，为群众所掌握，从而实现对群众的领导。”[8]（P141）第三，从结果上讲，“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9]（P121）这表明了国家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而不是“官老爷”，至少也是一种相互平等的关系，这种关系符合现代法治的精神。“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10]（P864）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群众，让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所谓服务，主要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服务是一种意识。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要把自己当作群众中的一员，服务群众就是自己的工作。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11]（P218）。否则党就会丧失领导权。二是服务是一种能力。仅仅有服务意识还是不够的，还要不断增强自身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在当前社会环境下，领导干部要不断增强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落实科学发展的能力和实现中国梦的能力。能力的高低与服务质量有着很大的关系，一般来讲，二者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服务的好坏最终由群众来衡量和检验。“我们想事情，做工作，想的对不对，做得好不好，要有一个根本的衡量尺度，这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12]（P193-194）
领导与服务构成了党群关系的一对重要范畴，纵观中共党史，中国共产党是在不断加强自身先进性建设的基础上，获得群众的认可。换言之，“领导不是自封的，要看群众承认不承认，批准不批准。领导作风恶劣，群众就不会服从；领导犯了错误，群众就不批准。或者有人说，我革命时间长，本领大。但群众不跟你走，你就一事无成。”[11]（P157）这说明掌握了政权首先要掌握领导权，获得领导权是掌握政权的前提和基础，但是，掌握了政权之后要想继续执政依然还得“继续以往的领导”。而最重要的领导方法就是深入实际，了解群众的需求，并带领群众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这是党以往领导人民群众推翻“三座大山”得出的基本经验。“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11]（P217）服务群众一方面要解决群众当下最关心、最现实的需求，诸如，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低收入者保障房建设和分配的问题、大学生就业的问题以及医疗保险等问题，这些问题都解决好了，服务群众就落到了实处，而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另一方面，服务群众要建立相应的渠道和制度，“网络问政”以及党群联系制度等等，这些都是服务群众的制度保障，对此，党员干部必须“认真学习和遵守党章，增强党员意识，建立党员党性定期分析制度，拓宽党员服务群众渠道，构建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体系，健全让党员经常受教育、永葆先进性长效机制，使党员真正成为牢记宗旨、心系群众的先进分子”[13]（P52）。
在现实政治中，中国共产党从上个世纪40年代就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党领导人民群众推翻了“三座大山”，靠的不仅仅是理论的先进，而是实干的作风。“打土豪、分田地”，在党的领导下，让群众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从此以后，党的威信逐步树立起来。新中国建立之后，党继续领导人民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这个时期的领导与服务主要集中在解决群众的贫困问题，在实现小康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13]（P36）。
纵观新中国的历史，前三十年的领导与服务主要解决“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的历史任务，后三十年乃至建国一百年前后主要解决“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中共90多年的历史，党领导人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任何人都不容置疑的，但是，随着党的角色的转化和群众成分的分化，在领导与服务群众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最近发生的一些案例，如，融安县长安镇国土资源管理所副所长朱某说：“我就是推诿，不为人民办事，不负责任！”云南执法人员骂游客滚蛋：永远别来香格里拉，都说明了党员干部队伍中一些公职人员、公务人员“官老爷”气派十足，服务意识淡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解决上述问题。在笔者看来，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靠对干部的思想教育来实现，更为重要的是让群众来评价和监督官员，同时鼓励媒体的曝光，发现一起就处理一起，绝不姑息这些所谓的“官老爷”，同时建立起相应的制度来规范和约束领导干部的行为，形塑其为群众服务的意识。 三、互信与依靠
相信与依靠是中国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相互态度。党群关系就是一种“鱼水关系”，党离开群众就好比鱼离开水，便失去了执政的根基和力量的源泉。所谓互信是指党与群众要相互信任。它主要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党要相信群众。相信群众就是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党的领导、党的一切工作，都要依靠人民，相信人民，汲取人民的智慧，尊重人民的创造，接受人民的监督。这里既有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有共产党人的工作方法。我们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做群众之所需，诚心诚意为广大群众谋利益，道理正在这里。”[12]（P181）同时，党要相信群众也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14]（P371-372）二是群众要相信党。过去，党领导群众实现了当家作主的夙愿，这为群众相信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相信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它既是一个心理的态度又是行为的支持，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党要为群众服务的基础上，只要能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群众就会相信党。总之，互信是党群关系之间的一种心理态度和价值取向，离开互信，党群关系将是十分危险的。“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15]（P423）所谓依靠，就是依赖和凭借的对象和力量。在党群关系中，依靠也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党要依靠人民群众。群众是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离开群众，党将失去合法性的源泉。二是群众要依靠党。这主要是由党的历史功绩和党的性质决定的。事实证明：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才是正确的选择。
互信与依靠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群众之间的态度和行为。这对范畴在现实当中主要通过以下措施来实现：一是向群众问政、问需和问计。领导干部首先通过调查来发现群众的需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0]（P791），民意不在高处，而在低处。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去农村要到村到户，去工厂要到车间到班组，亲自听取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想什么，盼什么，欢迎什么，反对什么。每个领导干部都要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交一些知心朋友，经常促膝交谈。这样，在工作指导上才有可能真正做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真正切合实际”[16]（P308-309）。在了解群众需求和意见的基础上，对这些“无机”的意见进行分类、归纳和整理。合理的予以采纳，不合理的予以说服。“群众的意见，不外是几种情况。有合理的，合理的就接受，就去做，不做不对，不做就是官僚主义。有一部分基本合理，合理的部分就做，办不到的要解释。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要去做工作，进行说服。”[11]（P273）二是通过惩治贪官来维护互信关系。腐败腐蚀着党群之间的互信，损毁着党在群众中的形象，要维护互信与依靠就必须毫不手软地惩处腐败，通过惩处腐败，来获得群众的信任。“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9]（P297）
从党成立之日到今天，互信与依靠就一直伴随着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党的意识形态、纲领和政策无不体现共产党的宗旨是为群众服务的，更为关键的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党所倡导的这一切，在现实当中基本得到了实现，最终取得了群众的信任。正是在信任的基础上，党与群众相互依靠，党的队伍不断壮大，革命的积极性越来越高，陈毅老总曾经感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党进一步依靠群众发动了“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这对打击分裂势力，巩固新生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党依靠人民群众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群众追求幸福生活的潜能都激发出来，形成了社会发展的强大合力和动力，三十多年来的成就很好地说明了上述观点。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上，互信与依靠始终是党群关系的一个重要范畴。但是，任何事物“过了头”就会产生极端的效果。党群关系中互信与依靠亦是如此。互信与依靠都应该有“度”，过分信任与依靠或过分不信任与不依靠都是事物的两个极端。在现实政治中，党群之间过分互信与依靠的典型事件就是“文化大革命”，尽管“文革”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但是，这与党群之间过分互信与依靠是有着直接关系的。事实上，过分互信就是一种盲信，过分依靠群众有可能导致“民粹主义”。“文革”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党群过分互信与依靠的结果。在当前社会环境下，由于腐败案件的频发、两极分化较为严重、物价上涨等等因素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党群之间的信任关系，甚至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信任危机”。对于上述两个问题，在笔者看来，我们要不断完善我们的政治制度和创新工作机制来解决上述问题。一方面，在现有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民意的表达渠道，特别是借助现代网络的媒介来了解民意，“要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推行领导干部接待群众制度，完善党政领导干部和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搭建多种形式的沟通平台，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要建立健全社情民意分析机制，加强群众心理研究，及时了解群众心声和实际需求。”[17]（P203-204）同时，加大对腐败的预防和惩处力度，切实保障“权为民所用”；另一方面，探索新形势下党群关系工作机制的新方法和新举措。“要认真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探索群众工作新思路新方法，创新群众工作机制，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工作。”[17]（P203）
四、参与与协商
参与与协商是中国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一种互动方式。所谓参与，《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参加事务的计划、讨论、处理”[18]（P129）。所谓协商，就是中国共产党要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呼声、吸收群众的智慧。协商在党群关系方面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内涵：第一，协商是科学决策的内在要求。科学的决策往往是党与群众理性协商的结果。“凡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事情，应当和群众商量，不能凭主观愿望办事。”[19]（P1473）这在客观上要求，群众要有知情权和言论自由的表达权，在群众关心的问题方面，党与群众进行对话和协商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合法性。第二，协商是密切党群关系的有效方式。协商的前提就是要求党政干部要把群众看作是“历史的创造者”，要尊重民意，而不是统治的对象。平等对待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请教。反之，只能割裂党群关系，损坏党在群众中的形象。第三，协商是党群达成共识的重要方式。共识不是自发形成的产物，而是协商基础上产生的结果。社会改革，只有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才可以形成强劲的动力，协商就是党群之间达成共识的一种重要方式。所以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20]（P27） 参与与协商是新时期党群关系的一对重要范畴，因为在新的历史时期，群众的利益意识和民主意识在不断增强，在很大程度上，群众的利益意识是他们进行参与与协商，表达自身诉求的一种内在的动力。“人的行为大致依照着自己的需求和利益而定。”[21]（P150）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群众的利益意识不断增强，参与与协商也就成为了新的历史时期党群关系的一对重要范畴。为了回应群众的需求，党根据群众在实践中的现实需求创造出了民主恳谈、政务公开等符合中国群众治理的重要举措。事实上，温岭的民主恳谈与广东的乌坎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时期群众对参与与协商的诉求，为此，要求党要不断拓宽群众政治参与与协商的渠道，开发和创新参与与协商的机制和措施。“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20]（P27）这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新时期党群关系范畴参与与协商的权威表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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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瞿秋白.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责编校对：赵哲]
[关键词] 党群关系；执政与代表；领导与服务；互信与依靠；参与与协商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转型时期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主导权问题研究”（11XKS023）阶段性成果；浙江财 经大学2014年度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14YJSKC2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赵维钢（1994—），男，山西长治人，浙江财经大学2014级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伦理研究。
郭燕来（1978—），男，山西太原人，浙江财经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学、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
[中图分类号] D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02-0048-06 [收稿日期] 2016-01-05
新时期，党群关系的优化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命题。这一问题的凸显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从宏观方面来看，一方面，经济的转型引起了群众阶层的分化，群众利益诉求多元化和多样化；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角色的转化即由原来的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上述两种历史进程的变化，也给党群关系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而要优化党群关系就必须首先明确党群关系的几对范畴，这些范畴集中体现为：执政与代表、领导与服务、互信与依靠、参与与协商。
一、执政与代表
执政与代表是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现实功绩认同基础之上的授权关系。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代表群众来执掌政权，党权是由群众赋予的。“我们党是代表人民执掌政权，党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保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1]（P426）执政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权力结构当中处于核心的位置。所谓代表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执掌国家政权，这表明，党权是在民权授予的基础上，代表人民执掌和行使政权。代表也体现出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党权民授。这体现了权力合法性的问题，“合法性是对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它是政治权力和其遵从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过程。它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可。”[2]（P1）为了获得政权合法性的认同和支持，执政党一定要代表群众来执掌政权。第二层是党权民制。所谓党权民制就是党权要受到民众的制约和监督，权力在行使的过程当中是否体现了民意，是否违背了民意，等等，说到底，代表就是要按照民意的诉求来行使权力。
执政与代表充分体现了党群关系的内在关系，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民主国家中，任何政党都是代表民意的。所不同的是代表的程度和范围不同罢了，如在美国，民主党代表下层民众，共和党代表上层民众。而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同时还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代表。其代表的范围和程度都超过了其他国家的政党。我国的国体和政体都很好地体现了上述关系，从国体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3]中国共产党执政只不过是代表中国民众执掌政权罢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对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执政的最好诠释，“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4]（P279）从政体上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这些政权的具体组织形式都很好地体现了执政与代表的关系内涵。
在现实政治过程中，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执掌政权。执政与代表的关系也就从此确立，但是，由于历史的惯性，中国共产党角色的转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革命党的色彩依然很浓厚，比如，新中国成立后所采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依然是革命党常使用的政治手段。现代意义上的执政与代表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步确立的，特别是江泽民那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了在新世纪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该思想阐释了一系列有关执政与代表的重要思想，诸如，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执政环境等，最终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上做到“三个代表”。江泽民要求：“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必须正确认识我们手中权力的性质。只有把这个问题真正搞明白了，我们才能正确地看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必须认识到：第一，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是代表人民并领导人民去夺取政权的，革命胜利以后则要代表人民并领导人民掌握和行使好国家的各项权力。第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是来自于人民的，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说到底都是人民赋予的。”[4]（P420）
问题的关键在于：随着党情、国情和世情的变化，特别是群众成分的多元化，党如何去代表这些多元的利益，如何“统揽全局，协调各方”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毛泽东早就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党员在中国人口中当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只有当这一小部分人反映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为他们的利益而工作时，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才是健康的。”[5]（P186-187）我们党既然要长期执政，那么就必须面对来自党内外的一切变化，从党内来看，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抬头”，宗旨观念淡薄，这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削弱党的执政基础。因为群众到什么时候都是我们的“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江泽民语重心长地指出：“由于我们党处在执政地位并长期执政，党内有一些人逐渐产生了一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他们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把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工作条件，看成是自己的所谓‘既得利益’，不是用这些职权和条件来为党、为人民更好地工作，而是用来为自己捞取不合理的、非法的私利……结果形成了一个欺压人民、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因为这样，他们终究要受到人民群众的反对。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绝不允许搞剥削阶级政党及其统治集团所追求的那种既得利益，也绝不能成为那样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果走到了那一步，我们党就必然要失败。”[4]（P183-184）从党外来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的分化也日渐严重，群众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和多样化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挑战，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要深入了解和善于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尤其要注意解决好在土地征用、城镇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过程中维护群众利益的问题。要切实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都要当作大事来对待，凡是群众提出的意见都要真心实意地去听取。”[6]（P363） 二、领导与服务
领导与服务是党对群众应该承担的责任。因为党是群众的先锋队，带领与引导群众是党的责任。党的宗旨规定了党的责任就是要服务群众。何为领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首先，从领导的本义来讲，所谓领导，就是党靠自身的先进性领导人民群众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众所周知，近代以来，中国形成了两大历史任务，前一个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后一个历史任务还在完成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靠的是自身的魅力和正确的政策，而不是空洞的说教。“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7]（P742）其次，从过程角度讲，“所谓领导，最根本的就是要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群众之中，为群众所掌握，从而实现对群众的领导。”[8]（P141）第三，从结果上讲，“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9]（P121）这表明了国家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而不是“官老爷”，至少也是一种相互平等的关系，这种关系符合现代法治的精神。“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10]（P864）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群众，让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所谓服务，主要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服务是一种意识。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要把自己当作群众中的一员，服务群众就是自己的工作。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11]（P218）。否则党就会丧失领导权。二是服务是一种能力。仅仅有服务意识还是不够的，还要不断增强自身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在当前社会环境下，领导干部要不断增强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落实科学发展的能力和实现中国梦的能力。能力的高低与服务质量有着很大的关系，一般来讲，二者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服务的好坏最终由群众来衡量和检验。“我们想事情，做工作，想的对不对，做得好不好，要有一个根本的衡量尺度，这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12]（P193-194）
领导与服务构成了党群关系的一对重要范畴，纵观中共党史，中国共产党是在不断加强自身先进性建设的基础上，获得群众的认可。换言之，“领导不是自封的，要看群众承认不承认，批准不批准。领导作风恶劣，群众就不会服从；领导犯了错误，群众就不批准。或者有人说，我革命时间长，本领大。但群众不跟你走，你就一事无成。”[11]（P157）这说明掌握了政权首先要掌握领导权，获得领导权是掌握政权的前提和基础，但是，掌握了政权之后要想继续执政依然还得“继续以往的领导”。而最重要的领导方法就是深入实际，了解群众的需求，并带领群众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这是党以往领导人民群众推翻“三座大山”得出的基本经验。“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11]（P217）服务群众一方面要解决群众当下最关心、最现实的需求，诸如，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低收入者保障房建设和分配的问题、大学生就业的问题以及医疗保险等问题，这些问题都解决好了，服务群众就落到了实处，而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另一方面，服务群众要建立相应的渠道和制度，“网络问政”以及党群联系制度等等，这些都是服务群众的制度保障，对此，党员干部必须“认真学习和遵守党章，增强党员意识，建立党员党性定期分析制度，拓宽党员服务群众渠道，构建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体系，健全让党员经常受教育、永葆先进性长效机制，使党员真正成为牢记宗旨、心系群众的先进分子”[13]（P52）。
在现实政治中，中国共产党从上个世纪40年代就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党领导人民群众推翻了“三座大山”，靠的不仅仅是理论的先进，而是实干的作风。“打土豪、分田地”，在党的领导下，让群众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从此以后，党的威信逐步树立起来。新中国建立之后，党继续领导人民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这个时期的领导与服务主要集中在解决群众的贫困问题，在实现小康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13]（P36）。
纵观新中国的历史，前三十年的领导与服务主要解决“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的历史任务，后三十年乃至建国一百年前后主要解决“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中共90多年的历史，党领导人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任何人都不容置疑的，但是，随着党的角色的转化和群众成分的分化，在领导与服务群众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最近发生的一些案例，如，融安县长安镇国土资源管理所副所长朱某说：“我就是推诿，不为人民办事，不负责任！”云南执法人员骂游客滚蛋：永远别来香格里拉，都说明了党员干部队伍中一些公职人员、公务人员“官老爷”气派十足，服务意识淡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解决上述问题。在笔者看来，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靠对干部的思想教育来实现，更为重要的是让群众来评价和监督官员，同时鼓励媒体的曝光，发现一起就处理一起，绝不姑息这些所谓的“官老爷”，同时建立起相应的制度来规范和约束领导干部的行为，形塑其为群众服务的意识。 三、互信与依靠
相信与依靠是中国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相互态度。党群关系就是一种“鱼水关系”，党离开群众就好比鱼离开水，便失去了执政的根基和力量的源泉。所谓互信是指党与群众要相互信任。它主要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党要相信群众。相信群众就是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党的领导、党的一切工作，都要依靠人民，相信人民，汲取人民的智慧，尊重人民的创造，接受人民的监督。这里既有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有共产党人的工作方法。我们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做群众之所需，诚心诚意为广大群众谋利益，道理正在这里。”[12]（P181）同时，党要相信群众也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14]（P371-372）二是群众要相信党。过去，党领导群众实现了当家作主的夙愿，这为群众相信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相信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它既是一个心理的态度又是行为的支持，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党要为群众服务的基础上，只要能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群众就会相信党。总之，互信是党群关系之间的一种心理态度和价值取向，离开互信，党群关系将是十分危险的。“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15]（P423）所谓依靠，就是依赖和凭借的对象和力量。在党群关系中，依靠也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党要依靠人民群众。群众是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离开群众，党将失去合法性的源泉。二是群众要依靠党。这主要是由党的历史功绩和党的性质决定的。事实证明：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才是正确的选择。
互信与依靠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群众之间的态度和行为。这对范畴在现实当中主要通过以下措施来实现：一是向群众问政、问需和问计。领导干部首先通过调查来发现群众的需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0]（P791），民意不在高处，而在低处。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去农村要到村到户，去工厂要到车间到班组，亲自听取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想什么，盼什么，欢迎什么，反对什么。每个领导干部都要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交一些知心朋友，经常促膝交谈。这样，在工作指导上才有可能真正做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真正切合实际”[16]（P308-309）。在了解群众需求和意见的基础上，对这些“无机”的意见进行分类、归纳和整理。合理的予以采纳，不合理的予以说服。“群众的意见，不外是几种情况。有合理的，合理的就接受，就去做，不做不对，不做就是官僚主义。有一部分基本合理，合理的部分就做，办不到的要解释。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要去做工作，进行说服。”[11]（P273）二是通过惩治贪官来维护互信关系。腐败腐蚀着党群之间的互信，损毁着党在群众中的形象，要维护互信与依靠就必须毫不手软地惩处腐败，通过惩处腐败，来获得群众的信任。“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9]（P297）
从党成立之日到今天，互信与依靠就一直伴随着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党的意识形态、纲领和政策无不体现共产党的宗旨是为群众服务的，更为关键的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党所倡导的这一切，在现实当中基本得到了实现，最终取得了群众的信任。正是在信任的基础上，党与群众相互依靠，党的队伍不断壮大，革命的积极性越来越高，陈毅老总曾经感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党进一步依靠群众发动了“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这对打击分裂势力，巩固新生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党依靠人民群众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群众追求幸福生活的潜能都激发出来，形成了社会发展的强大合力和动力，三十多年来的成就很好地说明了上述观点。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上，互信与依靠始终是党群关系的一个重要范畴。但是，任何事物“过了头”就会产生极端的效果。党群关系中互信与依靠亦是如此。互信与依靠都应该有“度”，过分信任与依靠或过分不信任与不依靠都是事物的两个极端。在现实政治中，党群之间过分互信与依靠的典型事件就是“文化大革命”，尽管“文革”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但是，这与党群之间过分互信与依靠是有着直接关系的。事实上，过分互信就是一种盲信，过分依靠群众有可能导致“民粹主义”。“文革”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党群过分互信与依靠的结果。在当前社会环境下，由于腐败案件的频发、两极分化较为严重、物价上涨等等因素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党群之间的信任关系，甚至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信任危机”。对于上述两个问题，在笔者看来，我们要不断完善我们的政治制度和创新工作机制来解决上述问题。一方面，在现有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民意的表达渠道，特别是借助现代网络的媒介来了解民意，“要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推行领导干部接待群众制度，完善党政领导干部和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搭建多种形式的沟通平台，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要建立健全社情民意分析机制，加强群众心理研究，及时了解群众心声和实际需求。”[17]（P203-204）同时，加大对腐败的预防和惩处力度，切实保障“权为民所用”；另一方面，探索新形势下党群关系工作机制的新方法和新举措。“要认真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探索群众工作新思路新方法，创新群众工作机制，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工作。”[17]（P203）
四、参与与协商
参与与协商是中国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一种互动方式。所谓参与，《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参加事务的计划、讨论、处理”[18]（P129）。所谓协商，就是中国共产党要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呼声、吸收群众的智慧。协商在党群关系方面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内涵：第一，协商是科学决策的内在要求。科学的决策往往是党与群众理性协商的结果。“凡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事情，应当和群众商量，不能凭主观愿望办事。”[19]（P1473）这在客观上要求，群众要有知情权和言论自由的表达权，在群众关心的问题方面，党与群众进行对话和协商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合法性。第二，协商是密切党群关系的有效方式。协商的前提就是要求党政干部要把群众看作是“历史的创造者”，要尊重民意，而不是统治的对象。平等对待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请教。反之，只能割裂党群关系，损坏党在群众中的形象。第三，协商是党群达成共识的重要方式。共识不是自发形成的产物，而是协商基础上产生的结果。社会改革，只有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才可以形成强劲的动力，协商就是党群之间达成共识的一种重要方式。所以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20]（P27） 参与与协商是新时期党群关系的一对重要范畴，因为在新的历史时期，群众的利益意识和民主意识在不断增强，在很大程度上，群众的利益意识是他们进行参与与协商，表达自身诉求的一种内在的动力。“人的行为大致依照着自己的需求和利益而定。”[21]（P150）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群众的利益意识不断增强，参与与协商也就成为了新的历史时期党群关系的一对重要范畴。为了回应群众的需求，党根据群众在实践中的现实需求创造出了民主恳谈、政务公开等符合中国群众治理的重要举措。事实上，温岭的民主恳谈与广东的乌坎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时期群众对参与与协商的诉求，为此，要求党要不断拓宽群众政治参与与协商的渠道，开发和创新参与与协商的机制和措施。“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20]（P27）这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新时期党群关系范畴参与与协商的权威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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