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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神话”在中国缺失，在西方则表现为史诗，小说与神话关系的特殊，使小说的审美价值具有了独特的意义，小说在回归神话中具有了新的现代性追求。
【关键词】小说;神话;史诗
小说一词是中国国有的，说可溯原义为说话，即后来的话本。“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县”通“悬”，指很高的荣誉，“大达”意为“大道”，小说与“大达”相对，即为小道，指琐碎的言论。“道”为到达，“达”又有表达、表述之意，所以此时的小说意为小型的学说，可以没有叙事成分，即是论述的道理。《论语》、《管锥编》在此意义上都是小说。直至东汉桓谭《新论》：“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小说家”列为十家之后，其下的定义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才稍与今日小说的意义相近，虽仍是“小知”、“小道”，但触及其讲求虚构，植根于生活的特点。
中国神话与中国小说的渊源关系，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早就指出：神话是中国小说的起源。神话是一个民族关于宇宙、社会认识的雏形，它的思维方式以感知作为基础，强调的是神秘互渗，往往把自我的需要、欲望等投射到客观对象中，表现出强烈的思维主观性。不只是就中国而言，对西方小说神话来说，神话在最早期表现为史诗，在自然科学得到发展之后，产生了一种理性的破除，引发了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冲突，两种小说的世界便产生了很大隔阂，小说在回归神话中具有了新的现代性追求。
小说与宗教、神学有关系，小说的“讲道理”，能塑造或构造人的意识形态，小说含义的发展历程可以描述为：“讲道理”→“讲道理+讲故事”→“借助讲道理的方式讲故事”，利用小说可以进行宗教式的宣传。乔伊斯在创作《尤利西斯》时，有意识地将《奥德修纪》作为小说的神话原型，使两者形成平行对应关系。神话史诗不仅为小说提供了一个参照框架;更重要的是，作者借用荷马史诗的原型意义和原型结构，表达了一个现代人寻找失落的自我的故事，并使之升華为一篇代表人类普遍经验的寓言。“神话原型的营构使得小说故事情节的线性叙述的完整性被打破，由纵向线性发展的情节设置转向了横向非线性发展的情节淡化，也就是说在连接方式上不再依靠传统的时序，神话原型成了一个具有充分艺术功能的结构手段，借助于它使得小说的情节结构获得了整体联系的可能性。”[1]由此可见，神话原型是疏离了现实的一种性灵化体验，用荣格的话来说就是“瞬间中隐藏着性质”，寥寥数笔简单勾勒的神话原型就是对世界最生动、最深刻的言说。
正如维柯所说：“人类总得要有某种信仰作为在社会中生活和行动的指南。”[2]文字起源于诗性智慧，它所记载下来的原始人类文物典章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就向科学性的历史提供史料，以便进行研究和批判。人在认识到一种事物，就是在创造出或构造出该种事物，例如认识到神实即创造出神，认识到历史实即创造出历史。[3]维柯所说的“神”和“天神意旨”实际上还是他的出发点“部落自然法”中的“自然”，原始人类所信奉的“神”或神道也在顺应自然趋势而不断演变，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这正符合维柯的“人类世界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哲学总纲。所以如果要懂得神话与历史的关系，就必须懂得神话时代的那种语言文字的意义。
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把古希腊的史诗时代称为“极幸福的时代”：“诺瓦利斯说，哲学其实就是思乡，就是渴求处处都像在家里舒适一样。所以，哲学，无论是作为生活形式还是作为规定生活形式的东西以及给诗提供内容的东西，总是‘内’与‘外’之间断裂的征兆，是自我与世界有本质区别的标志，是心灵与行动不一致的象征。所以，极幸福的诸时代是没有哲学的，或者也可以说，这种时代人人都是哲学家，都拥有每一种哲学的乌托邦目标……（心灵）也不知道它会迷失自我，也从未想要去寻找自我。这就是世界的史诗时代……于是，存在和命运、冒险和成功、生活和本质，就是同一概念。因为问题（写出史诗就是对它的创造性回答）就是：生活如何会成为本质性的？之所以没有人能接近荷马，并能与他媲美——而严格地说，只有他的诗作才是史诗——是因为他在精神的历史进程使问题提出之前，已经找到了答复”[4]。
“神话”的“话”字相当于讲故事，但“故事”这个词语本身就是一个圈套，它是指对于过去事情的描述，这便引发了虚构的发展，并且随着自然科学以及理性精神的统治地位的确立，这种虚构就逐渐成为对神话意识的一种颠覆，即使有些小说具有回归神话的表面形式。史诗在神话世界观上产生，但其发展最终是对神话世界观的否定。
“希腊人形而上地生活于其中的领域比我们的领域要小：所以我们绝不会逼真地置身其中，更确切地说：这个领域的完整性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先验本性，而对我们来说这个领域已一个角落里都隐藏着比希腊世界更丰富多彩的礼物和危险，然而，这种丰富多彩却扬弃它生存的基本的和积极的意义：总体。”[5]因此，艺术就变得独立了，它不再是一种摹写，因为所有的范本都消失了，它是一种创造出来的总体，因为形而上领域里的自然统一已被永久地破坏了。
在社会急剧转型、现代性追求骤然强烈的新时期，不少小说放弃了对现实生活单纯的直接的反映，更加热衷于从远古神话中获取创作的资源，小说创作的理想天国似乎又回到了远古的时代。但是随着启蒙现代性尤其是工具理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冲突愈演愈烈，完全回归“神话时代”显然已不可能。
参考文献：
[1] 王轻鸿：《回归中的现代性追求——新时期小说神话原型的价值取向》，《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2] 朱光潜：《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17页。
[3] 朱光潜：《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38页。
[4] [匈]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10月第1版，第20-21页。
[5] [匈]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10月第1版，第24-25页。
【关键词】小说;神话;史诗
小说一词是中国国有的，说可溯原义为说话，即后来的话本。“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县”通“悬”，指很高的荣誉，“大达”意为“大道”，小说与“大达”相对，即为小道，指琐碎的言论。“道”为到达，“达”又有表达、表述之意，所以此时的小说意为小型的学说，可以没有叙事成分，即是论述的道理。《论语》、《管锥编》在此意义上都是小说。直至东汉桓谭《新论》：“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小说家”列为十家之后，其下的定义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才稍与今日小说的意义相近，虽仍是“小知”、“小道”，但触及其讲求虚构，植根于生活的特点。
中国神话与中国小说的渊源关系，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早就指出：神话是中国小说的起源。神话是一个民族关于宇宙、社会认识的雏形，它的思维方式以感知作为基础，强调的是神秘互渗，往往把自我的需要、欲望等投射到客观对象中，表现出强烈的思维主观性。不只是就中国而言，对西方小说神话来说，神话在最早期表现为史诗，在自然科学得到发展之后，产生了一种理性的破除，引发了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冲突，两种小说的世界便产生了很大隔阂，小说在回归神话中具有了新的现代性追求。
小说与宗教、神学有关系，小说的“讲道理”，能塑造或构造人的意识形态，小说含义的发展历程可以描述为：“讲道理”→“讲道理+讲故事”→“借助讲道理的方式讲故事”，利用小说可以进行宗教式的宣传。乔伊斯在创作《尤利西斯》时，有意识地将《奥德修纪》作为小说的神话原型，使两者形成平行对应关系。神话史诗不仅为小说提供了一个参照框架;更重要的是，作者借用荷马史诗的原型意义和原型结构，表达了一个现代人寻找失落的自我的故事，并使之升華为一篇代表人类普遍经验的寓言。“神话原型的营构使得小说故事情节的线性叙述的完整性被打破，由纵向线性发展的情节设置转向了横向非线性发展的情节淡化，也就是说在连接方式上不再依靠传统的时序，神话原型成了一个具有充分艺术功能的结构手段，借助于它使得小说的情节结构获得了整体联系的可能性。”[1]由此可见，神话原型是疏离了现实的一种性灵化体验，用荣格的话来说就是“瞬间中隐藏着性质”，寥寥数笔简单勾勒的神话原型就是对世界最生动、最深刻的言说。
正如维柯所说：“人类总得要有某种信仰作为在社会中生活和行动的指南。”[2]文字起源于诗性智慧，它所记载下来的原始人类文物典章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就向科学性的历史提供史料，以便进行研究和批判。人在认识到一种事物，就是在创造出或构造出该种事物，例如认识到神实即创造出神，认识到历史实即创造出历史。[3]维柯所说的“神”和“天神意旨”实际上还是他的出发点“部落自然法”中的“自然”，原始人类所信奉的“神”或神道也在顺应自然趋势而不断演变，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这正符合维柯的“人类世界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哲学总纲。所以如果要懂得神话与历史的关系，就必须懂得神话时代的那种语言文字的意义。
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把古希腊的史诗时代称为“极幸福的时代”：“诺瓦利斯说，哲学其实就是思乡，就是渴求处处都像在家里舒适一样。所以，哲学，无论是作为生活形式还是作为规定生活形式的东西以及给诗提供内容的东西，总是‘内’与‘外’之间断裂的征兆，是自我与世界有本质区别的标志，是心灵与行动不一致的象征。所以，极幸福的诸时代是没有哲学的，或者也可以说，这种时代人人都是哲学家，都拥有每一种哲学的乌托邦目标……（心灵）也不知道它会迷失自我，也从未想要去寻找自我。这就是世界的史诗时代……于是，存在和命运、冒险和成功、生活和本质，就是同一概念。因为问题（写出史诗就是对它的创造性回答）就是：生活如何会成为本质性的？之所以没有人能接近荷马，并能与他媲美——而严格地说，只有他的诗作才是史诗——是因为他在精神的历史进程使问题提出之前，已经找到了答复”[4]。
“神话”的“话”字相当于讲故事，但“故事”这个词语本身就是一个圈套，它是指对于过去事情的描述，这便引发了虚构的发展，并且随着自然科学以及理性精神的统治地位的确立，这种虚构就逐渐成为对神话意识的一种颠覆，即使有些小说具有回归神话的表面形式。史诗在神话世界观上产生，但其发展最终是对神话世界观的否定。
“希腊人形而上地生活于其中的领域比我们的领域要小：所以我们绝不会逼真地置身其中，更确切地说：这个领域的完整性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先验本性，而对我们来说这个领域已一个角落里都隐藏着比希腊世界更丰富多彩的礼物和危险，然而，这种丰富多彩却扬弃它生存的基本的和积极的意义：总体。”[5]因此，艺术就变得独立了，它不再是一种摹写，因为所有的范本都消失了，它是一种创造出来的总体，因为形而上领域里的自然统一已被永久地破坏了。
在社会急剧转型、现代性追求骤然强烈的新时期，不少小说放弃了对现实生活单纯的直接的反映，更加热衷于从远古神话中获取创作的资源，小说创作的理想天国似乎又回到了远古的时代。但是随着启蒙现代性尤其是工具理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冲突愈演愈烈，完全回归“神话时代”显然已不可能。
参考文献：
[1] 王轻鸿：《回归中的现代性追求——新时期小说神话原型的价值取向》，《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2] 朱光潜：《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17页。
[3] 朱光潜：《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38页。
[4] [匈]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10月第1版，第20-21页。
[5] [匈]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10月第1版，第24-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