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生存难的状况愈演愈烈。解决其借贷难题，要期待金融领域能借此危机有所改变，但对压在中小企业肩上的另一个重担——税负问题，同样不可忽略。
　　这还要追溯到对中国经济格局影响最大的一次经济改革。
　　布局
　　199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改革战略，宣布未来的改革将不只在边缘地带进攻，而且要在国有部门打“攻坚战”。
　　在这一战略的引领下，吴敬琏等人提出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方案被接纳，中央政府围绕价格、财政和税收三大主题，实施了一系列的重大变革。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分税制。
　　以分税制取代财政大包干制，其目的是改变中央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被动局面。从政府层面来看，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必须重新进行“合理设置”，否则，宏观调控将缺乏坚实基础。如果中央政府在改革中行动迟缓，而地方则积极试点和力求扩展，那么，加快改革很容易被理解为自下而上地冲破中央的领导和管理。
　　分税制的推行是改革史上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它带来的最重要结果，是中央在经济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中重新获得主动权。1995-2004年，中央财政收入平均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2%，但财政支出平均只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
　　在制度原理上，分税制是一项联邦财税制度，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均采用不同形式的分税制。然而这一制度在中国却发生“变异”，成了中央实现经济集权的手段。作为分税制的首倡者之一，吴敬琏在晚年对这一制度的实行现状非常不满，在他看来，推行分税制的前提是：必须清晰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分配。然而在执行中，这两项都被刻意地“回避”了。
　　困局
　　首先是事权不清。中央政府将公共服务的大部分支出转嫁到县及以下的政府头上。以2004年为例，地方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总收入中约占45%，但财政支出却约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72%。在中央上收省里的部分税权的同时，地方也上行下效。由于“支出责任”的过度分散化，逼得地方政府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企业”去赚钱。
　　其次是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中央将大部分税收持于手中，却不公开财政支出细目，拒绝建立对话协商机制，应转移到地方的那部分，从来不与地方讨论，而是以“项目建设”的方式落实，投资及决策权力集中于国务院的发展改革委员会及各大部委，地方政府毫无话语权，只好在北京设立“驻京办”，出现了所谓“跑部钱进”的恶劣局面。地方一“跑部”，中央的权威当然就至高无上了。
　　这两个问题，直白地说就是：地方把大部分的钱交上去了，但要花的钱却越来越多；中央把大部分的钱收上来了，但怎么花却从不跟地方商量。
　　在这一改革下，中国经济在产业结构、国有经济盈利模式、制造业格局、地方财政收入模式以及国民财富分配等方面，也均发生了戏剧性的重大转变。这些转变构筑出21世纪中国的基本面貌。这是一整套精心设计的关于国家能力建设的制度改革，中央政府重新获得了经济的主导权，并通过灵活的货币、信贷和产业政策，将之牢牢握于手中。直至今日，所有的经济特征仍未跳出当初的“变革之局”。
　　毋庸置疑，这次经济改革为中国的快速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但在当下，在占我国全部企业总数99%、贡献了60%GDP的中小企业举步维艰的时刻，政府能否有所动作，关乎着它们的未来与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