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精准扶贫战略全面实施的一年，中央政府承诺到2020年7000多万贫困人口如期全部脱贫。中国的扶贫工作已经进行了整整30年，“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整村推进”都曾是主导性的扶贫方略，在不同的时代发挥了一定作用。现在，消除贫困到了“冲刺期”，政府主导的力量已经不足以形成覆盖。
　　2016年9月发生的“杨改兰事件”，再一次唤起了公众对乡村贫困问题的关注。这个家庭悲剧的背后，存在着贫困户识别的不合理之处。这也让我们意识到，彻底消除贫困还有很多难题需要解决。如何帮助贫困人口走向自我发展的道路，金融扶贫特别是面向贫困家庭的小额信贷是重要力量，由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的社会企业中和农信就是其中之一，他们以“打通农村金融最后100米”为使命，希望帮助那些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人获得可持续发展。

小额信贷天然的自动瞄准功能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受孟加拉模式的影响，小额信贷开始在中国农村试点。1996年，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的小额信贷项目部，即是中和农信的前身。“从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很多金融机构都开始做小额信贷，政策力度大一点、财政补贴多一点的时候，钱还是能下去，但是不可持续，准确率也差一些。从金融机构的角度讲，它们也很痛苦，因为还款率很低。所以，从90年代初期开始，国内开始探索学习国际上比较通行的格莱珉模式。”中和农信总经理刘冬文说，中和农信的前身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
　　近十年，以“扶贫助农”为宗旨的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在中国发展迅速，其中包括NGO、传统金融机构的小额信贷服务以及公益性小额贷款公司，虽然数目众多，但不同类型的机构都有各自的弱势。NGO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往往面临踩到法律和政策红线的风险，融资能力也因此受到掣肘，传统的金融机构则没有太多的积极性将服务下沉到贫困人口，也很难做到有效的风险控制。中和农信算是很好兼顾了扶贫效果与财务可持续性的少数成功者，目前是中国最大的公益小额信贷机构。
　　中和农信在全国18个省180个县的1700多个乡镇都驻扎了信贷员，截止到2016年10月30日，累计放款158万笔，放款总量178亿元，笔均贷款额度为1.6万元左右，有效客户36万人，累计服务客户超百万人，超过七成的客户从来没在其他金融机构贷过款。其目标是通过无需抵押、上门服务的小额信贷方式支持贫困地区中低收入家庭开展创收性活动，同时还提供多种形式的非金融服务，全面提升客户的综合能力，从而实现可持续脱贫致富。
　　由于其成功的运营机制和对“尤努斯模式”的成功中国化，今年5月，尤努斯创办的非盈利组织格莱珉信托将其目前在中国唯一直接参与运营、开展业务的机构格莱珉商都小额信贷委托给中和农信全权管理。
　　与传统的金融机构相比，中和农信的优势在于贷款无抵押、农户在7天之内就可以得到贷款，只需要打一个电话就有信贷员上门服务。刘冬文认为，小额信贷天然有自动瞄准的功能。“筛选贫困人口，给他们贴上标签，这是精准扶贫的一种做法，如果真的能够精准识别，效果也是比较好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发现，识别是有一定难度的，首先，所谓的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差别没有那么明显。其次，贫困是动态变化的，大病、突发的自然灾害、孩子考上大学或者准备结婚了要到城里买房，都有可能致贫。所以，长期来讲，靠单一的、高强度的手段识别是比较困难的。”刘冬文说，但小额信贷不一样，在设计产品的时候，会首先考虑准入门槛的问题，中和农信提供的贷款不需要抵押、公职人员的担保，同时，额度又比较小，平均额度为1.6万元，整贷零还。这样就可以将“大户”和做长期投资的人排除出去，将目标人群锁定在小农户和贫困户，让那些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贫困户在想发展生产但又无法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时，得到一个机会，同时也不会过度负债。

做金融机构不愿意做的事

　　近几年政府对农村金融的重视与扶持力度持续加大，尤其是2014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后，政策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大，各部委着力于政策落地，各省金融办也陆续出台发展规划以及配套政策。
　　在农村金融的供应渠道体系中，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原本应该发挥主体作用。但政府主导性的低利率小额信贷资金往往很难到达真正的贫困户手中，反而流向了“富人”。商业性金融则呈现主动边缘化，即便是农行、邮储银行这类成立了三农事业部的大型国有银行，分支网点基本也只铺设到县城、中心镇。部分村落只能偶见当地农信社的服务网点，很难找到其他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服务农村的动力和能力也没有得到充分释放，与其设计初衷相差甚远。
　　農村金融体系的弊病就为中和农信这样的社会企业提供了生存空间，成为一项有力的补充。“金融扶贫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扶持一些加工企业、经济合作社，通过对龙头企业的支持，间接带动一些贫困户脱贫致富。还有一类是直接到户，也就是中和农信做的工作。”刘冬文说，银行和农户之间永远是有距离的，银行需要抵押、公职人员的担保，但是农户很难够得上条件。这时候就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给农民增信，让他们够得着银行的门槛，通过财政担保、保险公司担保、贴息等方式，抬高农民的信用，保证他们能够从银行借到钱，这是目前政府大力推广的金融扶贫方式；还有一种则是将银行的服务下沉，建立微型金融机构，根据他们的需要创造一些信贷产品和服务方式，把贷款送到家门口。也就是说，不是改变农户，而是改变金融供给方。
　　尤努斯模式的中国化初期都曾面临举步维艰的处境，中和农信也不例外，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部阶段，听令于地方政府、管理不到位的问题也曾困扰这个新生的机构。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中和农信较为成功地解决了公益性小额信贷产权不清、管理不善、融资能力缺乏可持续性的通病。
　　按照刘冬文的描述，从1996年到2005年，是探索、创新、蓄势待发的十年。在服务方式上，学习国外的经验，整贷零还，让农民够得着、还得起，五户联保防范风险；在治理结构和运营模式上，则借势基金会管理改革，于2005年完成了机构改制，各地服务社全部脱离政府，由当地社团组织变成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下属分支机构。采用全国连锁化经营管理模式，保证机构能够在全国各个地方复制推广。
　　从2006年至今的十年，则是变革和提升期，“前十年把技术摸透了，运营模式也想清楚了，这十年就是怎么落实的问题，如何把小额信贷从一个项目转变成一个机构。”刘冬文说，过去单一依靠捐赠或者政府资金，压力是很小的，有多少钱就干多少事，但开始市场化融资后，思路就完全不一样了。正因如此，在产品和技术上，中和农信一直保持自己的创新理念。比如在五户联保小组贷款之外，开拓个人贷款；用多种方式推进非现金交易。
　　中和农信给自己的定位是做大型金融机构的得力帮手。刘冬文说，与大银行相比，长期服务农村市场的他们对贫困群体更为了解，熟悉他们的生产生活特点、信贷需求、生活习惯。最近几年农村人群特点发生了变化，过去主要服务50、60后，现在基本是70后、80后，需求变化决定了向他们供给的产品也要发生变化。
　　近几年，社会企业这种新型公益日渐受到重视，不独在业界，政府高层也开始关注社会企业在解决一些公共问题上可以发挥的作用。2014年，习近平视察了福建的社会企业典范金太阳养老机构，李克强在国务院会议上也曾提出公益创投、慈善信托、慈善金融的概念。作为公益性小额信贷的先行者，中和农信或许可以给更多有志于此的机构提供借鉴和启发。
　　社会企业的出发点在于运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这对于近年来乱象频发的公益圈来说，无疑是另一条规范化路径。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消除贫困，需要的不仅是对底层的施予式帮扶，更重要的是让贫困人口中有强烈改变现实愿望的那部分人得到发展机会，以市场化、专业化逻辑做公益的机构越来越多的时候，才能形成一股破局的力量，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

颁奖词

　　如何帮助贫困人口走向自我发展的道路，金融扶贫特别是面向贫困家庭的小额信贷是重要力量。中和农信比较好的兼顾了扶贫效果与财务可持续性，目前是中国最大的公益小额信贷机构。对于越来越多的力图通过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来说，中和农信能够提供一定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