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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汉语和英语中，隐喻的习语同中有异。由于中英思维认知模式的差异，汉语中的隐喻习语常使用双源域来映射同一个目标域，而英语的隐喻习语则常使用单源域来映射一个目标域。本文以Lakoff（1987）的“理想化认知模型”为视点，阐释汉英两种语言隐喻习语构建存在的同与异及其成因。
关键词： 隐喻成语 共同性 不同性 理想化认知模型
一、引言
丰富的汉语成语是语言经过长期锤炼而形成的固定短语。一般都是四字格式，形象生动，蕴含着独特的社会文化意义。作为汉民族约定俗成的语言行为的缩影，成语携带着汉民族文化的积淀印证。且汉语成语四字的语法结构具有多种形式，如主谓式：杞人忧天、胸有成竹；联合主谓式：水落石出、手舞足蹈；联合动宾式：养精蓄锐、防微杜渐；联合名词式：南辕北辙、镜花水月；联合动词式：突飞猛进、勇往直前等。
从上看出，汉语中的四字格隐喻成语常用两个源域（source domain）来映射同一个目标域（target domain），如借用“心”和“肉”这两个源域来隐喻惊恐不安、预感有灾祸临身的恐惧心情这一目标域：“心惊肉跳”。而与“心惊肉跳”相应的英语成语是“to make fresh creep”，而不是“to make fresh creep and heart beat”。而这种汉语隐喻成语又以联合主谓式、联合动宾式、联合名词式的四字格成语居多。
汉英两种语言里隐喻成语的不同表达方式无疑彰显了汉英民族的不同思维认知方式。对于汉英隐喻成语表达形式的同与异，本文将仅以汉语中的联合式四字格的隐喻成语为基点，从汉英民族的认知结构中，以Lakoff（1987）提出的“理想化认知模型”（Idealize Cognitive Models），简称ICM，探究汉英隐喻成语中内在认知机制方面的同与异。
二、“理想化认知模型”（ICM）理论
美国语言学家Lakoff认为，人对世界某一范畴的感知和概念化，可以在相应的ICM中反映出来。ICM具有如下特征：首先，它不是科学模型，而是文化观念且多半呈格式塔性状的意念集合体，并且和与其相对应的世界对应实体的吻合有程度上的差别，这种差别还因人和因文化而异。而ICM模式其实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的结构，其建构原则有四条：命题结构、意象—图式模式、隐喻模式和转喻模式。这里探讨的对象有密切关联的，主要是意象—图式模型和隐喻模型。所谓意象—图式模型，就是指人类对客观现实的知识是以形状等空间概念储存于大脑的，表现为图式性意象。而隐喻模型，是指一个意象—图式模型一旦从一个认知域映射到另一个认知域的相应结构上，由此形成的认知概念便是隐喻模型。人们对同等的事物的认识尽管有共同之处，但也有异同。且ICM的产生以人的身体经验为基础，通过概念化升华成民俗理论（folk theory），成为当代体验哲学（Experientialism）的主要内容，且认为人对世界的概念化带有生物、文化等人的相对因素，对世界的感知是一种能动过程。以体验主义为基础的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认为，人对世界的概念化、概念化导致的范畴化、图式化和语法化，取的是“世界→概念化→范畴化/图式化→语言形状”的历时语言学思维模式。由于其中关键部分概念化的结局是ICM，语言形式也带有ICM的踪影，因此在分析或研究带有这种踪影的语言时，就必须启动相应的ICM方式。在此主要以Lakoff所提出的ICM中的“意象－图式模型”和“隐喻模型”为视点，考查汉英隐喻成语生成同与异的认知缘由。
三、汉英隐喻成语的共同性
思维方式是对客观世界的形象表征，是语言隐喻。处于不同社会地位和环境、从事不同行业的个体和群体，都有不同的特点，因而思维方式也有不同。每个民族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之中，具有各自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从而形成各自的隐喻成语，既有民族性、时代性、区域性和社会性，也有各自的传统性，又有与其他民族互相渗透的通约性、共同性。不论产生于何种文化背景下的隐喻成语也就自然具有共性和同质性，表现出相类似的ICM。“既然语言扎根于人类的认知结构中，隐喻能反映出人类认知的心理基础，那么，跨文化的隐喻理应表现出某些相似性”（王广成、王秀卿，2000：49）。
“眼（目）”除了是动物的视觉器官外，也是人们行为、性格的体现，是“心灵的窗口”。汉英隐喻成语也因此经常借用“眼（目）”来表达人们的行为特征、性格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态度。汉语中有“眼疾手快”和“眼高手低”，用“眼”和“手”两个源域形容人们在处理问题中的方式。“眼明心亮”用“眼”和“手”两个源域来形容看待问题的态度。“掩人耳目”用“耳”和“目”两个源域来形容行为特征。类似的还有“眼大肚小”、“眼馋肚饱”等。英语中也有“cast one’s eyes over sb./sth.”来表示密切的关注，“make sheep’s eyes at sb.”来形容对他人的爱慕，“have an eye on sth.”来表示人对事物的鉴赏力。
从上可以看出，汉英民族对出现于客观世界中的诸多现象以及对人性的认识往往具有类似的认知方式。语言隐喻是人类思维的重要手段，直接参与了人类的认知过程。因此，尽管汉英民族远隔千山万水，可彼此的语言隐喻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并且往往会借用同样的源域来隐喻同一目标域。
四、汉英隐喻成语的不同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比语言学之间的共同点的研究，正是为了找出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许余龙，2002：6）。尽管汉英隐喻成语有许多相同点，但也有显而易见的差别。在了解汉英隐喻成语具有共同性的同时，我们更需要审视这两种语言隐喻成语的不同、其内在的隐喻机制及其表达形式存在差异的成因。“文化现象因民族而异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不同的民族文化也就因此呈现出独特的个性。这种文化形态上的特异性不可避免地会昭示在语言的具体表达上”（王文斌，2000：37）。成语是不同民族思维方式和文化的结晶，无一避免地落上了文化差异的痕迹。我们可以看出汉语隐喻成语往往借用双源域来映射同一个目标域，而英语隐喻成语却往往仅用单源域来映射一个目标域。如：
汉四字格隐喻成语 英隐喻成语
风驰电掣 as quick as lightning
如火如荼 like a raging fire
金科玉律 the gold rule
画蛇添足 gilding the Lily
撕心裂肺 to tear one’s heart
如胶似漆 to remain glued to each other
翻云覆雨 to keep shifting like the clouds
鹅行鸭步 to waddle like a goose
交头接耳 to whisper into sb’s ear
洗心革面 to turn over a new leaf
从上可以看出汉英隐喻成语的差异。语言是思维的表达工具，它在形式上所表现出的差异，是与语言赖于生存的文化认知模式密切相关的。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植根于文化，而文化固有鲜明的民族性，不同的文化之间会呈示不同的文化形态。文化形态上的这种差异反映到语言层面上，则表现为各种语言表达形式的差异。在这一部分所描述的关于汉英隐喻成语表达形式的差异就是一个佐证。语言表达形式的根本性差异，肇始于文化思维的差异。“思维是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语言和思维方式都属于文化范畴”（曾剑平，2002：47）。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思维认知方式和一直相应的语言表达形式。换言之，不同的思维认知方式会折射出不同的语言图式。
“汉语的语言思维，是一种具象思维”（申小龙，1999：46）。这种具象思维，即形象思维，其特性表现在语言形式上，习惯借用意象组合使语言的表达内容形象生动。“古代中国人注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设象喻理，取象比类。形象思维通过自我体认形成心中的意象”（连淑能，2002：44）。而英语国家民族却擅长于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所谓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就是指以抽象概念为媒介进行逻辑思维，其特点就是将复杂的事物细分为单纯要素，有条不紊地进行条理化思维，具体表现为借助概念、判断、演绎和推理等思维方法。再者，汉民族偏爱平衡性和和谐性的思维，善于“天地合气，物偶自生”。受到道家文化阴阳五行的深刻影响，汉民族精神和中国人的整体思维习惯于从整体上去把握对象，强调“合二为一”，不是“一分为二”，二者反映的虽然是同样的客体，但其运动趋向是相反的。这种物偶式思维极深刻地影响了汉语的语言表达形式，如对仗、对偶等。而英民族的思维方法却擅长于把一切事物分为两个相对立的方面（dichotomy）的倾向，所关注的是实体，所论断的是事物的属性，强调非此即彼的排中律，“明确区分主体与客体，排除主观因素，物是物，物我二分”（连淑能，2002：43）。
汉英民族的这些思维差异，体现在隐喻成语上，就是汉语隐喻成语在形式上常为四字格，对称偶化昭然，显示出“物生有两”、“二气感应”的特征，设双象而喻同理，表现出重直观和主观体验。而英语的隐喻成语在形式上不拘长短，往往以单象喻一理，表现出重客观思维，注重对客体属性或特征的判断。由此可见，ICM不仅体现于系统性的隐喻图式，而且还体现于语言的表达形式。在汉语里，隐喻成语的ICM往往就是双源域建构，而在英语里，其隐喻成语的ICM则往往表现为单源域建构。
五、结语
（1）汉英隐喻成语的认知对比研究，除有助于加深对这类成语所存在的同异的成因及其内在的认知机制的认识之外，对外语教学及其汉英互译具有重要的意义，能使学习者和翻译者认识到汉语的隐喻成语常借用双源域来映射同一个目标域，而英语隐喻成语则常用单源域，如汉语“兴风作浪”若用英语表达，就是“to make waves”。
（2）本文仅探讨了汉英隐喻成语的大致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绝对。英语也有双源域的隐喻成语，如“on pins and needles”（如坐针毡）等。同时，汉语中的隐喻成语也有单源域的，如“易如反掌”等，但汉语的双源域隐喻成语在数量上要大大多于英语的双源域隐喻成语，这是因为两种语言的不同文化认知模式。可这种差异到底存在多大的比例，目前尚无人进行过统计研究。
参考文献：
［1］Fauconnier，G.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2］Lakoff，G.Women，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3］陈传锋，黄希庭，余华.词素的结构对称效应：结构对称汉语成语认知特点的进一步研究［J］.心理科学，2000，（3）.
［4］连淑能.论中西思维方式［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2）.
［5］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M］.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
［6］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7］王广成，王秀卿.隐喻的认知基础与跨文化的相似性［J］.外语教学，2000，（1）.
［8］王文斌，林波.英语幽默言语的认知语用探究［J］.外国语，2003，（3）.
［9］许余龙.对比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10］曾剑平.从词语看汉英民族的思维差异［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5）.
关键词： 隐喻成语 共同性 不同性 理想化认知模型
一、引言
丰富的汉语成语是语言经过长期锤炼而形成的固定短语。一般都是四字格式，形象生动，蕴含着独特的社会文化意义。作为汉民族约定俗成的语言行为的缩影，成语携带着汉民族文化的积淀印证。且汉语成语四字的语法结构具有多种形式，如主谓式：杞人忧天、胸有成竹；联合主谓式：水落石出、手舞足蹈；联合动宾式：养精蓄锐、防微杜渐；联合名词式：南辕北辙、镜花水月；联合动词式：突飞猛进、勇往直前等。
从上看出，汉语中的四字格隐喻成语常用两个源域（source domain）来映射同一个目标域（target domain），如借用“心”和“肉”这两个源域来隐喻惊恐不安、预感有灾祸临身的恐惧心情这一目标域：“心惊肉跳”。而与“心惊肉跳”相应的英语成语是“to make fresh creep”，而不是“to make fresh creep and heart beat”。而这种汉语隐喻成语又以联合主谓式、联合动宾式、联合名词式的四字格成语居多。
汉英两种语言里隐喻成语的不同表达方式无疑彰显了汉英民族的不同思维认知方式。对于汉英隐喻成语表达形式的同与异，本文将仅以汉语中的联合式四字格的隐喻成语为基点，从汉英民族的认知结构中，以Lakoff（1987）提出的“理想化认知模型”（Idealize Cognitive Models），简称ICM，探究汉英隐喻成语中内在认知机制方面的同与异。
二、“理想化认知模型”（ICM）理论
美国语言学家Lakoff认为，人对世界某一范畴的感知和概念化，可以在相应的ICM中反映出来。ICM具有如下特征：首先，它不是科学模型，而是文化观念且多半呈格式塔性状的意念集合体，并且和与其相对应的世界对应实体的吻合有程度上的差别，这种差别还因人和因文化而异。而ICM模式其实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的结构，其建构原则有四条：命题结构、意象—图式模式、隐喻模式和转喻模式。这里探讨的对象有密切关联的，主要是意象—图式模型和隐喻模型。所谓意象—图式模型，就是指人类对客观现实的知识是以形状等空间概念储存于大脑的，表现为图式性意象。而隐喻模型，是指一个意象—图式模型一旦从一个认知域映射到另一个认知域的相应结构上，由此形成的认知概念便是隐喻模型。人们对同等的事物的认识尽管有共同之处，但也有异同。且ICM的产生以人的身体经验为基础，通过概念化升华成民俗理论（folk theory），成为当代体验哲学（Experientialism）的主要内容，且认为人对世界的概念化带有生物、文化等人的相对因素，对世界的感知是一种能动过程。以体验主义为基础的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认为，人对世界的概念化、概念化导致的范畴化、图式化和语法化，取的是“世界→概念化→范畴化/图式化→语言形状”的历时语言学思维模式。由于其中关键部分概念化的结局是ICM，语言形式也带有ICM的踪影，因此在分析或研究带有这种踪影的语言时，就必须启动相应的ICM方式。在此主要以Lakoff所提出的ICM中的“意象－图式模型”和“隐喻模型”为视点，考查汉英隐喻成语生成同与异的认知缘由。
三、汉英隐喻成语的共同性
思维方式是对客观世界的形象表征，是语言隐喻。处于不同社会地位和环境、从事不同行业的个体和群体，都有不同的特点，因而思维方式也有不同。每个民族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之中，具有各自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从而形成各自的隐喻成语，既有民族性、时代性、区域性和社会性，也有各自的传统性，又有与其他民族互相渗透的通约性、共同性。不论产生于何种文化背景下的隐喻成语也就自然具有共性和同质性，表现出相类似的ICM。“既然语言扎根于人类的认知结构中，隐喻能反映出人类认知的心理基础，那么，跨文化的隐喻理应表现出某些相似性”（王广成、王秀卿，2000：49）。
“眼（目）”除了是动物的视觉器官外，也是人们行为、性格的体现，是“心灵的窗口”。汉英隐喻成语也因此经常借用“眼（目）”来表达人们的行为特征、性格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态度。汉语中有“眼疾手快”和“眼高手低”，用“眼”和“手”两个源域形容人们在处理问题中的方式。“眼明心亮”用“眼”和“手”两个源域来形容看待问题的态度。“掩人耳目”用“耳”和“目”两个源域来形容行为特征。类似的还有“眼大肚小”、“眼馋肚饱”等。英语中也有“cast one’s eyes over sb./sth.”来表示密切的关注，“make sheep’s eyes at sb.”来形容对他人的爱慕，“have an eye on sth.”来表示人对事物的鉴赏力。
从上可以看出，汉英民族对出现于客观世界中的诸多现象以及对人性的认识往往具有类似的认知方式。语言隐喻是人类思维的重要手段，直接参与了人类的认知过程。因此，尽管汉英民族远隔千山万水，可彼此的语言隐喻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并且往往会借用同样的源域来隐喻同一目标域。
四、汉英隐喻成语的不同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比语言学之间的共同点的研究，正是为了找出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许余龙，2002：6）。尽管汉英隐喻成语有许多相同点，但也有显而易见的差别。在了解汉英隐喻成语具有共同性的同时，我们更需要审视这两种语言隐喻成语的不同、其内在的隐喻机制及其表达形式存在差异的成因。“文化现象因民族而异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不同的民族文化也就因此呈现出独特的个性。这种文化形态上的特异性不可避免地会昭示在语言的具体表达上”（王文斌，2000：37）。成语是不同民族思维方式和文化的结晶，无一避免地落上了文化差异的痕迹。我们可以看出汉语隐喻成语往往借用双源域来映射同一个目标域，而英语隐喻成语却往往仅用单源域来映射一个目标域。如：
汉四字格隐喻成语 英隐喻成语
风驰电掣 as quick as lightning
如火如荼 like a raging fire
金科玉律 the gold rule
画蛇添足 gilding the Lily
撕心裂肺 to tear one’s heart
如胶似漆 to remain glued to each other
翻云覆雨 to keep shifting like the clouds
鹅行鸭步 to waddle like a goose
交头接耳 to whisper into sb’s ear
洗心革面 to turn over a new leaf
从上可以看出汉英隐喻成语的差异。语言是思维的表达工具，它在形式上所表现出的差异，是与语言赖于生存的文化认知模式密切相关的。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植根于文化，而文化固有鲜明的民族性，不同的文化之间会呈示不同的文化形态。文化形态上的这种差异反映到语言层面上，则表现为各种语言表达形式的差异。在这一部分所描述的关于汉英隐喻成语表达形式的差异就是一个佐证。语言表达形式的根本性差异，肇始于文化思维的差异。“思维是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语言和思维方式都属于文化范畴”（曾剑平，2002：47）。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思维认知方式和一直相应的语言表达形式。换言之，不同的思维认知方式会折射出不同的语言图式。
“汉语的语言思维，是一种具象思维”（申小龙，1999：46）。这种具象思维，即形象思维，其特性表现在语言形式上，习惯借用意象组合使语言的表达内容形象生动。“古代中国人注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设象喻理，取象比类。形象思维通过自我体认形成心中的意象”（连淑能，2002：44）。而英语国家民族却擅长于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所谓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就是指以抽象概念为媒介进行逻辑思维，其特点就是将复杂的事物细分为单纯要素，有条不紊地进行条理化思维，具体表现为借助概念、判断、演绎和推理等思维方法。再者，汉民族偏爱平衡性和和谐性的思维，善于“天地合气，物偶自生”。受到道家文化阴阳五行的深刻影响，汉民族精神和中国人的整体思维习惯于从整体上去把握对象，强调“合二为一”，不是“一分为二”，二者反映的虽然是同样的客体，但其运动趋向是相反的。这种物偶式思维极深刻地影响了汉语的语言表达形式，如对仗、对偶等。而英民族的思维方法却擅长于把一切事物分为两个相对立的方面（dichotomy）的倾向，所关注的是实体，所论断的是事物的属性，强调非此即彼的排中律，“明确区分主体与客体，排除主观因素，物是物，物我二分”（连淑能，2002：43）。
汉英民族的这些思维差异，体现在隐喻成语上，就是汉语隐喻成语在形式上常为四字格，对称偶化昭然，显示出“物生有两”、“二气感应”的特征，设双象而喻同理，表现出重直观和主观体验。而英语的隐喻成语在形式上不拘长短，往往以单象喻一理，表现出重客观思维，注重对客体属性或特征的判断。由此可见，ICM不仅体现于系统性的隐喻图式，而且还体现于语言的表达形式。在汉语里，隐喻成语的ICM往往就是双源域建构，而在英语里，其隐喻成语的ICM则往往表现为单源域建构。
五、结语
（1）汉英隐喻成语的认知对比研究，除有助于加深对这类成语所存在的同异的成因及其内在的认知机制的认识之外，对外语教学及其汉英互译具有重要的意义，能使学习者和翻译者认识到汉语的隐喻成语常借用双源域来映射同一个目标域，而英语隐喻成语则常用单源域，如汉语“兴风作浪”若用英语表达，就是“to make waves”。
（2）本文仅探讨了汉英隐喻成语的大致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绝对。英语也有双源域的隐喻成语，如“on pins and needles”（如坐针毡）等。同时，汉语中的隐喻成语也有单源域的，如“易如反掌”等，但汉语的双源域隐喻成语在数量上要大大多于英语的双源域隐喻成语，这是因为两种语言的不同文化认知模式。可这种差异到底存在多大的比例，目前尚无人进行过统计研究。
参考文献：
［1］Fauconnier，G.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2］Lakoff，G.Women，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3］陈传锋，黄希庭，余华.词素的结构对称效应：结构对称汉语成语认知特点的进一步研究［J］.心理科学，2000，（3）.
［4］连淑能.论中西思维方式［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2）.
［5］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M］.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
［6］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7］王广成，王秀卿.隐喻的认知基础与跨文化的相似性［J］.外语教学，2000，（1）.
［8］王文斌，林波.英语幽默言语的认知语用探究［J］.外国语，2003，（3）.
［9］许余龙.对比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10］曾剑平.从词语看汉英民族的思维差异［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