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在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中始终有一个“神话”情结,沈从文小说尤其是表达他理想的湘西小说更积淀着这样一个“神话”情结,而这也正与“文学是移位的神话”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相契合。本文从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创作中显示的“神话”情结入手,用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来阐释沈从文本人及其湘西小说创作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心理因素,而这也正是沈从文“神话”情结形成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神话”情结 沈从文小说 文化心理因素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传奇作家,他创作的湘西系列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始终有一个“神话”情结,因为“神话”是人类无力改变自然、社会时通过幻想象形式来改造自然社会所达到的一个理想的境界。这是每个人心中都具有的一个情结,在这一层面上,沈从文小说尤其是表达他理想的湘西小说更积淀着这样一个“神话”情结。加拿大著名文学理论家弗莱认为“文学是移位的神话”,更加印证了沈从文这位受西方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潮影响的文体大师的观点。从特定角度说,“神话”具有西方基督教文化中“伊甸园”的地位,重返“伊甸园”,这是西方文学中一个常见的母题。它反映出西方对人类精神家园的终极关怀。与此相应,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就如同作家的理想家园的原型。但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理想家园的神话,也不是沈从文精神历程的终点。在重返“湘西”家园之后,他终于发现那里也远不是人类的理想归宿,因为那里也无法适应人类的“现代竞争”,其本身也发生着流变。在现实中,它既是“世外桃源”,又是“人间地狱”。因此,沈从文在梦断湘西桃源之后,他要超越“桃源”,去追寻人类新的理想家园——“神话”湘西。
一 作家个人意识和社会大众集体无意识的冲突表现
在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为什么俄狄浦斯会犯下弑父娶母这样大逆不道的错误?为什么他在避免犯这个错误的过程中,仍难逃命运的捉弄,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了自己的亲身父亲拉伊奥斯?为什么这样的悲剧会经久不衰地打动一代又一代读者和观众呢?
按照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分析,由于艺术是集体无意识的表现,是人类集体心灵深处的回声,是原始意象和原始幻觉的象征。因此,当我们阅读这种艺术作品时,就好像回到了某种原型的情境。而“一旦原型的情境发生,我们会突然获得一种不寻常的轻松感,仿佛被一种强大的力量运载或超度,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起在我们心中回响。”因此,受这个理论的影响出现了一个“荣格学派”,剑桥大学教授M•鲍特金就深受影响,她是这样认识俄狄浦斯的悲剧的:
“《俄狄浦斯王》表现了一种原型性冲突,即遭受瘟疫的社会群体与导致这场瘟疫的主人公个人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是每个人在心理发展过程中都要经历的本人的自我形象与群体的自我形象之间冲突的外化表现。悲剧冲突的解决在观众心理中引起某种释放感,它在心理功能上十分接近宗教上的净化和赎罪。欣赏悲剧使观众直接参与到与伟大悲剧神话所传达的道德的、心理的传统中去,获得某种集中的精神体验。”
后来,神话原型批评的集大成者弗莱综合了荣格学派的主要观点,建立了“文学是移位的神话”理论。按照弗莱观点,文学并非作家个人的独创,相反,文学与神话密切相关。神话表达了原始人的欲望和幻想。换句话说,神的为所欲为的超人性只是人类欲望的隐喻性表达。随着科学的兴起,原始人的欲望幻想受到压抑,神话趋于消亡,但它“移位”(即变形)为文学而继续存在,神也相应变成了文学中的各类人物。弗莱借此还把包括神话作品在内的文学分为五种模式:一是主人公是超人的神的神话故事;二是主人公是童话人物或传奇英雄的各种浪漫传奇、传说、民间故事、童话等;三是被称为人间英雄或领袖的史诗和悲剧;四是主人公是普通人的故事;五是主人公在智力体力上都不如一般人的反讽文学模式。在上述五种模式中,神话是最基本的模式,是所有其它模式的原型,其他诸种模式都是神话的种种变异。
依照荣格和弗莱的观点,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古希腊悲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古希腊人原始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况且古希腊悲剧素材本身就都是取材于古希腊神话。
二 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价值取向——“移位的神话”
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再来看沈从文描写湘西世界的众多小说,如代表作《边城》、《神巫之爱》、《龙朱》、《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等篇什,都是沈从文创作的一种神话的变异故事——一种“移位的神话”。它们是作家用原始文化心理和理想来救治现代文明所带来弊端时发生的拯救与反拯救冲突所体现的群体意识与主人公个体意识之间的冲突外化表现。这种冲突所带来的悲剧正是作家自觉不自觉地践行“文学是移位的神话”创作悲剧小说的体现。
沈从文的一部分小说就是在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改写”的,最典型的是小说集《月下小景》。据沈从文在《〈月下小景〉题记》中说,里面的故事除《月下小景》外,其他八篇:《寻觅》、《女人》、《爱欲》、《猎人故事》、《一个农夫的故事》、《医生》、《慷慨的王子》、《扇陀》,都出自《法苑珠林》所引的佛经故事。这些小说故事情节大多生动曲折,神奇迷离,是很有魅力的。而《媚金•豹子•与那羊》则是在湘西民间故事的基础上改写的,沈从文将原故事中豹子因贪睡而爽约改为因寻找定情礼物小羊而爽约,经过这样的改写,更加突出了豹子对媚金的一片痴情。根据湘西民间故事改写的还有《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阿金》等小说,虽然很难一一考证沈从文有多少小说直接取材于湘西的民间故事,但可以肯定这类小说不在少数。
在沈从文的以湘西故土为题材的作品中,古老的传说和因这一点点传说而演绎成的故事又占突出的位置,如他的《神巫之爱》、《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等等。他根据民间风俗和佛经故事材料改编的小说,尽情地讴歌了带着原始性的湘西少数民族的爱情生活,景美,人美,歌美,情更美,说不尽得婉转动人。透过这些故事,作者以自己憧憬的理想的社会生活寻找着历史的根据。因而,人们在他所提供的画面上很容易感受到一种深厚的历史文化意味。在他笔下的民族和男男女女,都有着古远的历史和悠久的传说,这历史和传说也似乎在今天仍一幕幕地上演和重现着,如传统的民族盛会,为纪念楚人伟大的诗歌先驱者屈原而保留下来的击鼓而齐揖的端午龙舟比赛,再加上一年一度的祭土谢神仪式,娱神男巫女巫的法式和程序、热闹殷勤的仪仗队伍等等。可以说,沈从文把家乡的民风民俗民情的场面和情景展现得酣畅淋漓。作家还常常有意识地淡化故事的时代背景,设置若今若古的时空环境,即,浓墨重绘湘西地方景色——河里航行的船只,河边的吊脚楼……给所描绘的人物活动的场景制造了特有的生活氛围;同时,他还借少数民族和偏远地区自然形态的生活,富有传奇性地描画自己理想世界的图景,把读者引入一个美妙神奇的梦一般的“蓬莱仙境”。因此,他的这些小说都较为鲜明地体现了作家自觉不自觉遵循“文学是移位的神话”这一创作原则,体现了作家的“神话”情结。
沈从文虽然倾心于传统生活方式的自然和谐,但没有一味地陶醉于虚幻的理想世界中,他也看到了这种生活方式在现实中所受到的腐蚀与侵害。其实,作家越是欣赏、怀念传统文化形态和生活秩序,就越愤激于现实中各种力量对这种生活的冲击和破坏。他的《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便描写了七个躲进山洞过着原始野蛮而自由平等生活的男子怎样对政府设司置官、实行地方统治的不满;又怎样受到官府的剿杀后毁灭了“一切的平均,一切公道”的生活。另一长篇代表作《长河》里的湘西边地同大都市相沟通,人们已习惯于从《申报》和外来人口中了解“边城”世界之外的变化,并时时感到这种变化对边城生活的威胁:老水手对“新生活”的恐慌和惊惧;桔子园主滕长顺实际受到的政治迫害和经济欺诈;三黑子和夭夭对压迫势力的愤慨与反抗……这些都反映了乡村日渐开放的生活结构和都市势力向山野农村的侵害的现实。
三 集体无意识精神的体现
荣格认为,由于艺术是集体无意识的表现,是人类集体心灵深处的回声,是原始意象和原始幻觉的象征,因此,当我们阅读这种艺术作品的时候,就好像回到了某种原型的情境。沈从文描写湘西社会的小说,往往过分强调湘西社会的特异性,使其与现代中国的动荡相隔绝,并且认定在古老的历史地域上延续着祭鬼祀神等风俗习惯是真正深层次的文化形态,把对祖先崇拜,对命运的笃信,性生活的混乱和本能的表现等等原始的、甚至有一种愚昧野蛮的生活习惯都当作一种古朴的、符合人类天性的生活形式,并赋予审美观照,显示了无限的向往和呼唤的激情。这也正像沈从文自己所说的“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它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从沈从文的作品来看,他是想以原始文化的野性和活力,注入汉民族集体,使其重获生机。如他的一篇小说《虎雏》,讲述了这样一个有趣故事:他曾经下决心将一个聪明而相貌文雅的小兵培养成文明人,小兵也十分乐意,遂留在了上海。他给小兵请了最好的老师,给他做体面的衣服,置齐了他上学所需的一切用具,甚至已经替他选好了学校,只等文化补习告一段落,便送他上学。小兵学习进步飞快,主人公也在踌躇满志地注视着文明工程的前景。但是,好景不长,时机稍稍对头,小兵就野性复发,杀了人,逃回湘西去了。“我”的沮丧,不光是这文明再造工程的失败,而是对自我价值选择的怀疑:
“至于一个野蛮的灵魂,装在一个美丽的盒子里,在我故乡是不是一件常有的事情,我还不大知道,我所知道的,是那些山同水,使地方草木虫蛇皆非常厉害”。(《虎雏》)
实际上,这已经暗示小兵结局的必然性。表明他所竭力追求的文明信念,在小兵所展示的原始粗犷的生活面前,苍白以致失语。
这是一个文化现象,既然是一个文化现象,就应把它放到整个文化体系中去观察、去研究。神话原型批评就是要求从整体上来把握文学类型的共性及演变规律,把每部作品置于整个文学关系中,从宏观上把文学视为一体。当我们用神话原型批评的视角去审视沈从文小说,把它放到整个文化体系中去观察、去研究时,就会发现它折射出人们在远古时期的一些心理机制和品格,反映出原始人类的生活状态和信仰。这些与人们的集体无意识相契合,引起了人们的共鸣。
沈从文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体现出来的对原始文化、原始人的思维与现代科技文明和现代理性观念相抗衡,表现出一种浪漫主义的怀古心理,这正契合了神话原型批评把文学的来源归之于原始文化心理和文学文化传统的神秘主义色彩理论。因此,沈从文本人也成了一个“神话”情结的守望者。
参考文献:
[1][瑞士]荣格,冯川等编译:《心理学与文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
[2][加]弗莱:《批评的剖析》,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3]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4]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5] 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6] 刘洪涛:《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7] 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8] [瑞士]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冯川等编译:《心理学与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9] 苏雪林:《沈从文论》,《苏雪林选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作者简介:
张翠敏,女,1965—,河北秦皇岛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工作单位: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
张翠荣,女,1959—,河北秦皇岛人,大专,教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教育学,工作单位:河北卢龙县教育局。
关键词:“神话”情结 沈从文小说 文化心理因素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传奇作家,他创作的湘西系列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始终有一个“神话”情结,因为“神话”是人类无力改变自然、社会时通过幻想象形式来改造自然社会所达到的一个理想的境界。这是每个人心中都具有的一个情结,在这一层面上,沈从文小说尤其是表达他理想的湘西小说更积淀着这样一个“神话”情结。加拿大著名文学理论家弗莱认为“文学是移位的神话”,更加印证了沈从文这位受西方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潮影响的文体大师的观点。从特定角度说,“神话”具有西方基督教文化中“伊甸园”的地位,重返“伊甸园”,这是西方文学中一个常见的母题。它反映出西方对人类精神家园的终极关怀。与此相应,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就如同作家的理想家园的原型。但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理想家园的神话,也不是沈从文精神历程的终点。在重返“湘西”家园之后,他终于发现那里也远不是人类的理想归宿,因为那里也无法适应人类的“现代竞争”,其本身也发生着流变。在现实中,它既是“世外桃源”,又是“人间地狱”。因此,沈从文在梦断湘西桃源之后,他要超越“桃源”,去追寻人类新的理想家园——“神话”湘西。
一 作家个人意识和社会大众集体无意识的冲突表现
在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为什么俄狄浦斯会犯下弑父娶母这样大逆不道的错误?为什么他在避免犯这个错误的过程中,仍难逃命运的捉弄,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了自己的亲身父亲拉伊奥斯?为什么这样的悲剧会经久不衰地打动一代又一代读者和观众呢?
按照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分析,由于艺术是集体无意识的表现,是人类集体心灵深处的回声,是原始意象和原始幻觉的象征。因此,当我们阅读这种艺术作品时,就好像回到了某种原型的情境。而“一旦原型的情境发生,我们会突然获得一种不寻常的轻松感,仿佛被一种强大的力量运载或超度,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起在我们心中回响。”因此,受这个理论的影响出现了一个“荣格学派”,剑桥大学教授M•鲍特金就深受影响,她是这样认识俄狄浦斯的悲剧的:
“《俄狄浦斯王》表现了一种原型性冲突,即遭受瘟疫的社会群体与导致这场瘟疫的主人公个人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是每个人在心理发展过程中都要经历的本人的自我形象与群体的自我形象之间冲突的外化表现。悲剧冲突的解决在观众心理中引起某种释放感,它在心理功能上十分接近宗教上的净化和赎罪。欣赏悲剧使观众直接参与到与伟大悲剧神话所传达的道德的、心理的传统中去,获得某种集中的精神体验。”
后来,神话原型批评的集大成者弗莱综合了荣格学派的主要观点,建立了“文学是移位的神话”理论。按照弗莱观点,文学并非作家个人的独创,相反,文学与神话密切相关。神话表达了原始人的欲望和幻想。换句话说,神的为所欲为的超人性只是人类欲望的隐喻性表达。随着科学的兴起,原始人的欲望幻想受到压抑,神话趋于消亡,但它“移位”(即变形)为文学而继续存在,神也相应变成了文学中的各类人物。弗莱借此还把包括神话作品在内的文学分为五种模式:一是主人公是超人的神的神话故事;二是主人公是童话人物或传奇英雄的各种浪漫传奇、传说、民间故事、童话等;三是被称为人间英雄或领袖的史诗和悲剧;四是主人公是普通人的故事;五是主人公在智力体力上都不如一般人的反讽文学模式。在上述五种模式中,神话是最基本的模式,是所有其它模式的原型,其他诸种模式都是神话的种种变异。
依照荣格和弗莱的观点,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古希腊悲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古希腊人原始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况且古希腊悲剧素材本身就都是取材于古希腊神话。
二 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价值取向——“移位的神话”
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再来看沈从文描写湘西世界的众多小说,如代表作《边城》、《神巫之爱》、《龙朱》、《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等篇什,都是沈从文创作的一种神话的变异故事——一种“移位的神话”。它们是作家用原始文化心理和理想来救治现代文明所带来弊端时发生的拯救与反拯救冲突所体现的群体意识与主人公个体意识之间的冲突外化表现。这种冲突所带来的悲剧正是作家自觉不自觉地践行“文学是移位的神话”创作悲剧小说的体现。
沈从文的一部分小说就是在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改写”的,最典型的是小说集《月下小景》。据沈从文在《〈月下小景〉题记》中说,里面的故事除《月下小景》外,其他八篇:《寻觅》、《女人》、《爱欲》、《猎人故事》、《一个农夫的故事》、《医生》、《慷慨的王子》、《扇陀》,都出自《法苑珠林》所引的佛经故事。这些小说故事情节大多生动曲折,神奇迷离,是很有魅力的。而《媚金•豹子•与那羊》则是在湘西民间故事的基础上改写的,沈从文将原故事中豹子因贪睡而爽约改为因寻找定情礼物小羊而爽约,经过这样的改写,更加突出了豹子对媚金的一片痴情。根据湘西民间故事改写的还有《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阿金》等小说,虽然很难一一考证沈从文有多少小说直接取材于湘西的民间故事,但可以肯定这类小说不在少数。
在沈从文的以湘西故土为题材的作品中,古老的传说和因这一点点传说而演绎成的故事又占突出的位置,如他的《神巫之爱》、《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等等。他根据民间风俗和佛经故事材料改编的小说,尽情地讴歌了带着原始性的湘西少数民族的爱情生活,景美,人美,歌美,情更美,说不尽得婉转动人。透过这些故事,作者以自己憧憬的理想的社会生活寻找着历史的根据。因而,人们在他所提供的画面上很容易感受到一种深厚的历史文化意味。在他笔下的民族和男男女女,都有着古远的历史和悠久的传说,这历史和传说也似乎在今天仍一幕幕地上演和重现着,如传统的民族盛会,为纪念楚人伟大的诗歌先驱者屈原而保留下来的击鼓而齐揖的端午龙舟比赛,再加上一年一度的祭土谢神仪式,娱神男巫女巫的法式和程序、热闹殷勤的仪仗队伍等等。可以说,沈从文把家乡的民风民俗民情的场面和情景展现得酣畅淋漓。作家还常常有意识地淡化故事的时代背景,设置若今若古的时空环境,即,浓墨重绘湘西地方景色——河里航行的船只,河边的吊脚楼……给所描绘的人物活动的场景制造了特有的生活氛围;同时,他还借少数民族和偏远地区自然形态的生活,富有传奇性地描画自己理想世界的图景,把读者引入一个美妙神奇的梦一般的“蓬莱仙境”。因此,他的这些小说都较为鲜明地体现了作家自觉不自觉遵循“文学是移位的神话”这一创作原则,体现了作家的“神话”情结。
沈从文虽然倾心于传统生活方式的自然和谐,但没有一味地陶醉于虚幻的理想世界中,他也看到了这种生活方式在现实中所受到的腐蚀与侵害。其实,作家越是欣赏、怀念传统文化形态和生活秩序,就越愤激于现实中各种力量对这种生活的冲击和破坏。他的《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便描写了七个躲进山洞过着原始野蛮而自由平等生活的男子怎样对政府设司置官、实行地方统治的不满;又怎样受到官府的剿杀后毁灭了“一切的平均,一切公道”的生活。另一长篇代表作《长河》里的湘西边地同大都市相沟通,人们已习惯于从《申报》和外来人口中了解“边城”世界之外的变化,并时时感到这种变化对边城生活的威胁:老水手对“新生活”的恐慌和惊惧;桔子园主滕长顺实际受到的政治迫害和经济欺诈;三黑子和夭夭对压迫势力的愤慨与反抗……这些都反映了乡村日渐开放的生活结构和都市势力向山野农村的侵害的现实。
三 集体无意识精神的体现
荣格认为,由于艺术是集体无意识的表现,是人类集体心灵深处的回声,是原始意象和原始幻觉的象征,因此,当我们阅读这种艺术作品的时候,就好像回到了某种原型的情境。沈从文描写湘西社会的小说,往往过分强调湘西社会的特异性,使其与现代中国的动荡相隔绝,并且认定在古老的历史地域上延续着祭鬼祀神等风俗习惯是真正深层次的文化形态,把对祖先崇拜,对命运的笃信,性生活的混乱和本能的表现等等原始的、甚至有一种愚昧野蛮的生活习惯都当作一种古朴的、符合人类天性的生活形式,并赋予审美观照,显示了无限的向往和呼唤的激情。这也正像沈从文自己所说的“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它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从沈从文的作品来看,他是想以原始文化的野性和活力,注入汉民族集体,使其重获生机。如他的一篇小说《虎雏》,讲述了这样一个有趣故事:他曾经下决心将一个聪明而相貌文雅的小兵培养成文明人,小兵也十分乐意,遂留在了上海。他给小兵请了最好的老师,给他做体面的衣服,置齐了他上学所需的一切用具,甚至已经替他选好了学校,只等文化补习告一段落,便送他上学。小兵学习进步飞快,主人公也在踌躇满志地注视着文明工程的前景。但是,好景不长,时机稍稍对头,小兵就野性复发,杀了人,逃回湘西去了。“我”的沮丧,不光是这文明再造工程的失败,而是对自我价值选择的怀疑:
“至于一个野蛮的灵魂,装在一个美丽的盒子里,在我故乡是不是一件常有的事情,我还不大知道,我所知道的,是那些山同水,使地方草木虫蛇皆非常厉害”。(《虎雏》)
实际上,这已经暗示小兵结局的必然性。表明他所竭力追求的文明信念,在小兵所展示的原始粗犷的生活面前,苍白以致失语。
这是一个文化现象,既然是一个文化现象,就应把它放到整个文化体系中去观察、去研究。神话原型批评就是要求从整体上来把握文学类型的共性及演变规律,把每部作品置于整个文学关系中,从宏观上把文学视为一体。当我们用神话原型批评的视角去审视沈从文小说,把它放到整个文化体系中去观察、去研究时,就会发现它折射出人们在远古时期的一些心理机制和品格,反映出原始人类的生活状态和信仰。这些与人们的集体无意识相契合,引起了人们的共鸣。
沈从文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体现出来的对原始文化、原始人的思维与现代科技文明和现代理性观念相抗衡,表现出一种浪漫主义的怀古心理,这正契合了神话原型批评把文学的来源归之于原始文化心理和文学文化传统的神秘主义色彩理论。因此,沈从文本人也成了一个“神话”情结的守望者。
参考文献:
[1][瑞士]荣格,冯川等编译:《心理学与文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
[2][加]弗莱:《批评的剖析》,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3]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4]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5] 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6] 刘洪涛:《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7] 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8] [瑞士]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冯川等编译:《心理学与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9] 苏雪林:《沈从文论》,《苏雪林选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作者简介:
张翠敏,女,1965—,河北秦皇岛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工作单位: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
张翠荣,女,1959—,河北秦皇岛人,大专,教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教育学,工作单位:河北卢龙县教育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