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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伏中的女权组织
2013年11月11日傍晚，荷兰阿姆斯特丹，一名年轻的女郎站在一家咖啡馆外。当晚的阿姆斯特丹只有零上几度，可女孩上身除了头戴一顶象征和平的花环，身体竟然完全裸露。
“你不买，我才能不卖！”，黑色的颜料在女孩的胸前写到。女孩和附近街区的几位伙伴正在以这样的行动，抗议荷兰政府的卖淫合法化政策。女孩认为，愚蠢的政策虽然起初的动机是保护失足妇女的权益，但实行13年来客观上却造成更多女性的苦难。
行动引来了路人围观，相关照片和视频很快在脸书、推特和YouTube上疯传。这是费曼组织（FEMEN）今年的又一次胜利。
“我成立费曼是因为我发现乌克兰的社会中没有女权主义者，这里是一个男性主导的国家，女人只是扮演一些不重要的消极角色。”安娜·荷索尔曾对媒体说。
2008年4月10日成立时，包括安娜在内费曼只有三名成员。那时的乌克兰是欧洲最贫穷的5个国家之一，而且每年都有大量妇女被贩卖或者流浪到欧洲，从事皮肉生意。甚至西欧国家还兴起了一种“皮肉旅游”方式，包机来东欧国家旅游的同时，顺便嫖妓快活。
起初，费曼的活动只是身穿挑逗的内衣，但2009年8月24日，成员奥克萨娜·莎蔲采用上身裸体方式抗议之后，德国《明镜周刊》等纷纷进行了报道，费曼组织活动的标志性特征也因此迅速定格了。而费曼组织的抗议议题也从最初的乌克兰女学生就学问题扩展到与女性有关的所有议题，甚至近年来已经延伸到其他公共领域。
凭借正直的价值取向和“培养年轻女性的领导力、智慧和品德”的组织文化，费曼不仅扩展到了乌克兰境外，还分别于2012年和2013年成立了法国分部和德国分部，成员已经有300人。费曼计划建成欧洲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女权团体。
“有很多人批评我们的方法，认为裸体太极端了些，有伤风化，”加林娜·索赞斯科对《今日俄罗斯》坦陈，“但在这个国家，这是让我们的声音被听到的唯一办法。如果我们只是举着标语游行，没有人会注意我们的主张。”
但脱掉衣服并不总是没有麻烦。国际文传电讯社乌克兰消息，今年8月27日，乌克兰警方曾经来到费曼的总部，因为在办公室内搜查出了手枪和手雷。费曼的领袖认为，这是有人预谋安排，但乌克兰警方还是“出于对组织成员的安全考量”，几番搜查办公室，并关闭了总部。费曼组织当然不会忘记在全欧洲的乌克兰使馆门前抗议，但据《乌克兰真理报》消息，10月初，费曼原来的总部已经变成了一家书店。
而费曼的女权活动仍然继续。10月28日，她们在沙特驻德国使馆门前抗议沙特禁止女性驾车；10月20日，她们在哥本哈根抗议法律未能惩处嫖娼者；10月9日，她们冲进西班牙天主教会，抗议教会对女性堕胎的禁止。
处境艰难的个人行动派
1993年，巴尔干半岛爆发波黑战争。伊娃·恩斯勒前往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接触了大量的受强奸女性，被她们的境遇深深触动，写作了《阴道独白》这一作品。
即使在美国，作品的名称也是惊世骇俗。但她在作品的序言中写到，她一定要用“阴道”作为标题：
“这个词被认为是不该说的，它是个看不见的词，是一个搅起焦虑、难堪、轻蔑和厌恶的词。但是，不被我们说出的东西，它就不被看见，得不到承认，不被记忆。我们不说的东西成为秘密，这些秘密产生羞耻、恐惧和神话。我把它说出来是希望有一天我能够轻松地说，不再觉得羞耻和不好意思。”
作品用第一人称写就，妇女在战争中所受迫害在作品中得到新的表达，文章中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女性的关爱，通过唤起女性个体意识的觉醒，呼唤社会对女性的尊重。
北京外国语大学准备演出改编后的这部戏，而特立独行的宣传方式，使之成为社交网络的头条。
一个叫做“北外性别行动小组”的社团在社交网络上贴出一组17张照片，照片里北外女生手举白板，上面的内容引发非议：“初夜是个P！”、“别把我当敏感词！”等等。
网络和媒体对这些照片给出了分歧的评价。部分人认为，女生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用这样的噱头夺人眼球，引起路人围观，扰乱社会秩序。如和讯网认为，北外女生的标语口号是“意识的堕落”，是一场“有伤风化的炒作罢了”。网友评价更为刻薄。有网友质问：“我们的大学培养出了什么学生！国家的未来何在？”他们对此表示痛心。《女声报》搜集了8个最常见、点赞最多的评论，语言堪称恶毒：“姑娘们，你们这样是在引人犯罪吗？”、“请自重，才会有尊重”，有些评论甚至采用了不适宜写在文中的词语。
也有媒体对此有着不同的评价。美国《外交政策》杂志11月8日专门刊文评论这一事件——认为舆论地震本身就是女权行动的胜利，因为北外的当事人女生对此事的理解与大部分民众不同——这一大胆之举或许为中国社会推进女权主义思想提供契机。
剧作宣传的参与者，则表示已经不担心舆论的影响。她们的理解角度的确不同：“我们说出阴道，讲述阴道，因为我们已经不像我们的先行者那样，担心列位会怎么理解，因为我们深知，唯有我们不再担心，我们才能真正被说出，被理解，被正视。”
中山大学专门研究女性问题的柯倩婷副教授认为，当前社会有妖魔化女权主义倾向——女权主义者被曲解为：恨男人的、被抛弃的、没人爱的，似乎女权主义者“不仅想‘吞噬’外面的男人，还想‘吃掉’家里老小的幸福”。
实际上，女权主义者的行动与其他人的行动一样，是在向社会体制争取权利，让社会更公平美好。只是，如今作为个体的女权主义者只能以行为艺术般的表演博得关注。
难被理解的精英女权主义
对于北外女生的遭遇，中山大学退休教授艾晓明表示了声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艾晓明认为，演话剧是一个非常小的事情，但从中可以看出，社会对女权声音的抗拒还很强烈，忌讳女性明确说出一些女性专属的词语，“这让一切陷入混沌”。作为长期致力声援女性权益的学者，她明确支持北外同学的做法：“别管这一切，好好演戏。” 总的而言，像艾晓明这样的社会精英，表达起对女权的支持要从容得多。实际上，早在10年前，艾晓明的女权主义思想就在主流社会中非常突出，锋芒毕露，也正因此，反对她和恐惧她的人，都无法从语言上伤害她。那一代女权主义活动家，大都在体制内具有一定职位，占据着妇联或者学界的席位，而由他们建立的民间组织也能够得到体制帮助。
而域外的女权主义精英，更多的是用理论支持女权的实际活动。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就是这样的人。
在克里斯蒂娃之前，最早的女权运动更多表现为争取投票权、同工同酬等法律上的权利，力求妇女能够与男性享有一样的物质回报和政治权利。实际上，随着经济的发展，立法上已经能够确立这些形式上的平权。这些诉求，被称作是“第一波”女权运动的目标，在战后，基本上大多国家的法律都规定了女性的权益应当受到保护。
随后的女权运动转而争取更多的女性权利。因为即使在法律上明确了女权的平等，女性仍然受制于社会体制的束缚，在家庭、工作和生育权方面承受着现实层面的不平等。争取这些权利的运动被称作“第二波女权运动”。
但茱莉亚·克里斯蒂娃认为，女权运动只关注作为总体的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平衡，如受教育权、财产权，关注这些权利在法律和实践层面是否能够与男性取得总体上的平衡。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对此给出了更为细致的分析。她认为，一般性地讨论“一般的一种女人”应当有的“待遇”等外在条件是不够的，应当关注于女性个体的才华、天才，进一步了解女性，关心女性个体的创造性和带给世界的贡献。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克里斯蒂娃等新女权精英影响，行动起来的女权组织和个人越来越多，关注不同类型的女性的权益。
然而，即使是女权主义精英，也可能面临着如个体行动者那样的压力、困难。女权文学家、思想家安德丽娅·德沃金就曾经因为自己的女性身份而遭到侵犯。1964年，参加反越战游行的她被号称“民主”的美国警察逮捕入狱，并受到两名美国公务员严重的性侵犯。她在《新政治家》撰文，讲述她当时已经52岁，但仍然在巴黎酒店被蓄意强奸。
作为一个女权主义精英，她的勇敢无疑是应当称赞的。但那时仍然有很多人对此质疑——为什么当时不报警？甚至还有人说，52岁的她又老又丑，凭什么会被强奸。
德沃金只得认为，那些有想法的人，只是抱有成见。
漫漫女权路
第一波女权运动的诉求已经在大部分国家实现。1970年，英国的女性赢得了《同酬法案》，而法国女性也在1975年赢得了堕胎的权利；到1980年，美国女性在法律上已经能够自由地起诉性骚扰。在中国，《宪法》和《妇女权益保护法》的相应条文也从法律层面确立女性权益。
但现实层面上看，从如厕这样的小事，到就业中的歧视，再到政治话语的参与，女性还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平等地位。
女性如厕需要更多时间与空间。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传统建筑设计基于女性较少出行或成本考虑等因素，女厕的空间反而少于男性的。实际上，男女厕位比例需要达到1：2以上才能真正方便女性。在我国，直到今年，才有10余名男性律师、学者向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发表公开信，建议完善《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强制规定男女厕位比例。
在就业招聘中，如今明目张胆写明“不要女性”的招聘广告越来越少，但女性应聘者却往往因为年龄、婚否以及子女等因素被拒之门外。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曾于2010年发布调研报告，称60.70%的企业、43.44%的政府机关和38.61%的事业单位存在就业歧视现象，而性别歧视是其中最严重的，高达所有歧视行为中的68%。就业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则更加严重——2010年，中国城市工作年龄女性就业率只有60.8%，而20年前，这一数据为77.4%。
柯倩婷认为，当今中国女权的发展态势并不积极：女性性别意识觉醒无疾而终，女性权利的呐喊被媒体解读所消声，而仅仅的已有成果也被商业文化和男权社会制度所双重蚕食。她认为，女性主义的继续前进，“路漫漫且荆棘满途”。
好在中国的女权意识已经在部分人心中觉醒，不论这部分人是否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不久前，南方某媒体在微博中对性侵幼女行为作出了这样的评论。“这些年出现的官员和老板‘嫖宿幼女’，以及老人、农村小学老师等‘弱势群体’的性侵幼女，实际都是竞争、掠夺社会稀缺资源的种种暴虐中的一部分。”
尽管语言看似通顺，但还是被敏锐的网友发现了暗藏的逻辑问题。网友刘根勤评论道， 虽然抨击得声色俱厉，但把残害幼女说成资源抢夺，暗含的观点实在可怕。还有网友表示，不学性别理论就说这个议题就像糨糊一团，认为评论员实际是男权中心的。
这或许，可以预示着女权运动的美好未来。
2013年11月11日傍晚，荷兰阿姆斯特丹，一名年轻的女郎站在一家咖啡馆外。当晚的阿姆斯特丹只有零上几度，可女孩上身除了头戴一顶象征和平的花环，身体竟然完全裸露。
“你不买，我才能不卖！”，黑色的颜料在女孩的胸前写到。女孩和附近街区的几位伙伴正在以这样的行动，抗议荷兰政府的卖淫合法化政策。女孩认为，愚蠢的政策虽然起初的动机是保护失足妇女的权益，但实行13年来客观上却造成更多女性的苦难。
行动引来了路人围观，相关照片和视频很快在脸书、推特和YouTube上疯传。这是费曼组织（FEMEN）今年的又一次胜利。
“我成立费曼是因为我发现乌克兰的社会中没有女权主义者，这里是一个男性主导的国家，女人只是扮演一些不重要的消极角色。”安娜·荷索尔曾对媒体说。
2008年4月10日成立时，包括安娜在内费曼只有三名成员。那时的乌克兰是欧洲最贫穷的5个国家之一，而且每年都有大量妇女被贩卖或者流浪到欧洲，从事皮肉生意。甚至西欧国家还兴起了一种“皮肉旅游”方式，包机来东欧国家旅游的同时，顺便嫖妓快活。
起初，费曼的活动只是身穿挑逗的内衣，但2009年8月24日，成员奥克萨娜·莎蔲采用上身裸体方式抗议之后，德国《明镜周刊》等纷纷进行了报道，费曼组织活动的标志性特征也因此迅速定格了。而费曼组织的抗议议题也从最初的乌克兰女学生就学问题扩展到与女性有关的所有议题，甚至近年来已经延伸到其他公共领域。
凭借正直的价值取向和“培养年轻女性的领导力、智慧和品德”的组织文化，费曼不仅扩展到了乌克兰境外，还分别于2012年和2013年成立了法国分部和德国分部，成员已经有300人。费曼计划建成欧洲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女权团体。
“有很多人批评我们的方法，认为裸体太极端了些，有伤风化，”加林娜·索赞斯科对《今日俄罗斯》坦陈，“但在这个国家，这是让我们的声音被听到的唯一办法。如果我们只是举着标语游行，没有人会注意我们的主张。”
但脱掉衣服并不总是没有麻烦。国际文传电讯社乌克兰消息，今年8月27日，乌克兰警方曾经来到费曼的总部，因为在办公室内搜查出了手枪和手雷。费曼的领袖认为，这是有人预谋安排，但乌克兰警方还是“出于对组织成员的安全考量”，几番搜查办公室，并关闭了总部。费曼组织当然不会忘记在全欧洲的乌克兰使馆门前抗议，但据《乌克兰真理报》消息，10月初，费曼原来的总部已经变成了一家书店。
而费曼的女权活动仍然继续。10月28日，她们在沙特驻德国使馆门前抗议沙特禁止女性驾车；10月20日，她们在哥本哈根抗议法律未能惩处嫖娼者；10月9日，她们冲进西班牙天主教会，抗议教会对女性堕胎的禁止。
处境艰难的个人行动派
1993年，巴尔干半岛爆发波黑战争。伊娃·恩斯勒前往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接触了大量的受强奸女性，被她们的境遇深深触动，写作了《阴道独白》这一作品。
即使在美国，作品的名称也是惊世骇俗。但她在作品的序言中写到，她一定要用“阴道”作为标题：
“这个词被认为是不该说的，它是个看不见的词，是一个搅起焦虑、难堪、轻蔑和厌恶的词。但是，不被我们说出的东西，它就不被看见，得不到承认，不被记忆。我们不说的东西成为秘密，这些秘密产生羞耻、恐惧和神话。我把它说出来是希望有一天我能够轻松地说，不再觉得羞耻和不好意思。”
作品用第一人称写就，妇女在战争中所受迫害在作品中得到新的表达，文章中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女性的关爱，通过唤起女性个体意识的觉醒，呼唤社会对女性的尊重。
北京外国语大学准备演出改编后的这部戏，而特立独行的宣传方式，使之成为社交网络的头条。
一个叫做“北外性别行动小组”的社团在社交网络上贴出一组17张照片，照片里北外女生手举白板，上面的内容引发非议：“初夜是个P！”、“别把我当敏感词！”等等。
网络和媒体对这些照片给出了分歧的评价。部分人认为，女生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用这样的噱头夺人眼球，引起路人围观，扰乱社会秩序。如和讯网认为，北外女生的标语口号是“意识的堕落”，是一场“有伤风化的炒作罢了”。网友评价更为刻薄。有网友质问：“我们的大学培养出了什么学生！国家的未来何在？”他们对此表示痛心。《女声报》搜集了8个最常见、点赞最多的评论，语言堪称恶毒：“姑娘们，你们这样是在引人犯罪吗？”、“请自重，才会有尊重”，有些评论甚至采用了不适宜写在文中的词语。
也有媒体对此有着不同的评价。美国《外交政策》杂志11月8日专门刊文评论这一事件——认为舆论地震本身就是女权行动的胜利，因为北外的当事人女生对此事的理解与大部分民众不同——这一大胆之举或许为中国社会推进女权主义思想提供契机。
剧作宣传的参与者，则表示已经不担心舆论的影响。她们的理解角度的确不同：“我们说出阴道，讲述阴道，因为我们已经不像我们的先行者那样，担心列位会怎么理解，因为我们深知，唯有我们不再担心，我们才能真正被说出，被理解，被正视。”
中山大学专门研究女性问题的柯倩婷副教授认为，当前社会有妖魔化女权主义倾向——女权主义者被曲解为：恨男人的、被抛弃的、没人爱的，似乎女权主义者“不仅想‘吞噬’外面的男人，还想‘吃掉’家里老小的幸福”。
实际上，女权主义者的行动与其他人的行动一样，是在向社会体制争取权利，让社会更公平美好。只是，如今作为个体的女权主义者只能以行为艺术般的表演博得关注。
难被理解的精英女权主义
对于北外女生的遭遇，中山大学退休教授艾晓明表示了声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艾晓明认为，演话剧是一个非常小的事情，但从中可以看出，社会对女权声音的抗拒还很强烈，忌讳女性明确说出一些女性专属的词语，“这让一切陷入混沌”。作为长期致力声援女性权益的学者，她明确支持北外同学的做法：“别管这一切，好好演戏。” 总的而言，像艾晓明这样的社会精英，表达起对女权的支持要从容得多。实际上，早在10年前，艾晓明的女权主义思想就在主流社会中非常突出，锋芒毕露，也正因此，反对她和恐惧她的人，都无法从语言上伤害她。那一代女权主义活动家，大都在体制内具有一定职位，占据着妇联或者学界的席位，而由他们建立的民间组织也能够得到体制帮助。
而域外的女权主义精英，更多的是用理论支持女权的实际活动。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就是这样的人。
在克里斯蒂娃之前，最早的女权运动更多表现为争取投票权、同工同酬等法律上的权利，力求妇女能够与男性享有一样的物质回报和政治权利。实际上，随着经济的发展，立法上已经能够确立这些形式上的平权。这些诉求，被称作是“第一波”女权运动的目标，在战后，基本上大多国家的法律都规定了女性的权益应当受到保护。
随后的女权运动转而争取更多的女性权利。因为即使在法律上明确了女权的平等，女性仍然受制于社会体制的束缚，在家庭、工作和生育权方面承受着现实层面的不平等。争取这些权利的运动被称作“第二波女权运动”。
但茱莉亚·克里斯蒂娃认为，女权运动只关注作为总体的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平衡，如受教育权、财产权，关注这些权利在法律和实践层面是否能够与男性取得总体上的平衡。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对此给出了更为细致的分析。她认为，一般性地讨论“一般的一种女人”应当有的“待遇”等外在条件是不够的，应当关注于女性个体的才华、天才，进一步了解女性，关心女性个体的创造性和带给世界的贡献。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克里斯蒂娃等新女权精英影响，行动起来的女权组织和个人越来越多，关注不同类型的女性的权益。
然而，即使是女权主义精英，也可能面临着如个体行动者那样的压力、困难。女权文学家、思想家安德丽娅·德沃金就曾经因为自己的女性身份而遭到侵犯。1964年，参加反越战游行的她被号称“民主”的美国警察逮捕入狱，并受到两名美国公务员严重的性侵犯。她在《新政治家》撰文，讲述她当时已经52岁，但仍然在巴黎酒店被蓄意强奸。
作为一个女权主义精英，她的勇敢无疑是应当称赞的。但那时仍然有很多人对此质疑——为什么当时不报警？甚至还有人说，52岁的她又老又丑，凭什么会被强奸。
德沃金只得认为，那些有想法的人，只是抱有成见。
漫漫女权路
第一波女权运动的诉求已经在大部分国家实现。1970年，英国的女性赢得了《同酬法案》，而法国女性也在1975年赢得了堕胎的权利；到1980年，美国女性在法律上已经能够自由地起诉性骚扰。在中国，《宪法》和《妇女权益保护法》的相应条文也从法律层面确立女性权益。
但现实层面上看，从如厕这样的小事，到就业中的歧视，再到政治话语的参与，女性还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平等地位。
女性如厕需要更多时间与空间。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传统建筑设计基于女性较少出行或成本考虑等因素，女厕的空间反而少于男性的。实际上，男女厕位比例需要达到1：2以上才能真正方便女性。在我国，直到今年，才有10余名男性律师、学者向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发表公开信，建议完善《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强制规定男女厕位比例。
在就业招聘中，如今明目张胆写明“不要女性”的招聘广告越来越少，但女性应聘者却往往因为年龄、婚否以及子女等因素被拒之门外。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曾于2010年发布调研报告，称60.70%的企业、43.44%的政府机关和38.61%的事业单位存在就业歧视现象，而性别歧视是其中最严重的，高达所有歧视行为中的68%。就业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则更加严重——2010年，中国城市工作年龄女性就业率只有60.8%，而20年前，这一数据为77.4%。
柯倩婷认为，当今中国女权的发展态势并不积极：女性性别意识觉醒无疾而终，女性权利的呐喊被媒体解读所消声，而仅仅的已有成果也被商业文化和男权社会制度所双重蚕食。她认为，女性主义的继续前进，“路漫漫且荆棘满途”。
好在中国的女权意识已经在部分人心中觉醒，不论这部分人是否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不久前，南方某媒体在微博中对性侵幼女行为作出了这样的评论。“这些年出现的官员和老板‘嫖宿幼女’，以及老人、农村小学老师等‘弱势群体’的性侵幼女，实际都是竞争、掠夺社会稀缺资源的种种暴虐中的一部分。”
尽管语言看似通顺，但还是被敏锐的网友发现了暗藏的逻辑问题。网友刘根勤评论道， 虽然抨击得声色俱厉，但把残害幼女说成资源抢夺，暗含的观点实在可怕。还有网友表示，不学性别理论就说这个议题就像糨糊一团，认为评论员实际是男权中心的。
这或许，可以预示着女权运动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