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一些属于创伤儿童的记忆之外，学习与成长仍然充满着兴味。
　　中师附小在当时算是明星学校，里面的外省子弟人数较多，老师、校长大多受过日式教育。附小以音乐、美育著称，刚好这两项我都稍有天赋。
　　一年级的音乐导师萧碧珠是台中著名的钢琴家，她当时判定我为绝对音感，因为每回听音考试我总是拿一百分。虽然我没有步上此道，但音乐一直是我的狂喜与至乐。音乐的能量是属灵的，它勾起了我最深的表达欲望，而这些欲望通常是透过舞蹈的形式展现的。
　　说起舞蹈，我真的差一点成了芭蕾舞娘。台中当时有一位以严格教学闻名全省的舞蹈家——辜雅琴。六岁时母亲把我送到她那里学习，我的瓜子脸和瘦长的体形非常得到她的偏爱。
　　她对我寄予厚望，但教育的形式却是体罚。我如果跳得不合乎她的标准，她就拿出一根绑着铁丝的细藤条在我的手心抽打三下。那三下打得相当重，我的手总是一阵麻痹，好一会儿才能恢复正常。我禁不住对体罚的恐惧从此不肯再去学舞。辜老师后来很诚恳地写了一封信给我，希望我能持续下去，但我就是死也不肯了。日后想想因缘的来龙去脉，成为芭蕾舞者其实违反了我的心性，那种专注苦修的途径绝不是爱自由、爱多元化发展的我所能承担与满足的。
　　对我而言，绘画是另一项表达自我的方式。我的画时常被选出来参展，但总是得不到第一，不是第三，就是第四。我不习惯大胆用色，下意识地喜欢把颜色调混，画出来的风景或静物总是灰蒙蒙的。评分老师喜欢孩子们以明朗鲜艳的色调表现童趣，所以我无法拔群。
　　附小合唱团当时被誉为台湾的维也纳儿童合唱团，上一年级时我被级任导师廖先生介绍到团里，成为年纪最小的团员。我人长得瘦，但嗓门特别大，声音可以高得震耳欲聋，于是外号“雷婆”的我自然被编入了高音部。
　　我小时候有一种奇特的反应，每当大人的表情过于严肃或场面过于紧张时，我就忍不住地笑个不停，有时甚至歇斯底里到流眼泪的程度。上台北参加全省性的比赛如果我控制不住笑了起来，可想而知会是什么场面了，所幸一次也没发生过，因为我被选为高音部的独唱，荣誉感令我收拾起了玩心，一本正经地专注于歌唱。
　　回忆起另一段历史可就不那么有趣了，不但不有趣，简直是噩梦一场。
　　我碰到数学完全是转世老僧入了顽空定，脑子里一片虚空，怎么也起不了作用了。母亲发现自己的女儿竟然是个数学智障，真不知有多么忧心了。不论在当年或今日，数学永远是家长及学子们最紧张的科目，于是她特地为我请了一名家教到府恶补。这位家教使出浑身解數，企图让我明白鸡兔同笼、植树问题与流水问题的窍门，可他左解析右解析，我还是断电。最后没辙了，他只好把咱们家里所有的跳棋、象棋全摆在桌上，一颗颗地排好，为我具象地讲解起来，然而令我大惑不解的仍然是公式形成之前的问题——鸡兔为什么要同笼？后来母亲又请宋玉表哥找来他最好的朋友郭先生替我补习，情况终于改善了许多，但考起试来我还是无法及格。
　　数学不及格是要体罚的，我记得五年级的级任导师当时也是我们的数学老师，他长得有点像阿兰·德龙，许多女生私下都暗恋着他。他的小拇指上留着长长的指甲，除了抠痒之外还可以用来体罚数学不及格的学生。有一回我被他叫上讲台示众，因为数学只有三十分。他用那长长的指甲在我的头顶像啄木鸟般开始重重地啄，我被啄得脑浆都晃荡了，可仍然力持镇定，默默地从头数到尾，一共数了一百零一下。
　　回家之后我立刻向爸爸告状，爸爸第二天就到学校向校长抗议，从此这位老师体罚人的次数减少了许多，而我则成了班上的英雄人物。数学不及格已经是学生最大的恐惧与梦魇，还要加上体罚的羞辱，成绩更不可能好了。考数学缴白卷的恐慌与窘迫直到二十七岁时都还出现在我的梦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