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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秋天的火焰
“在城市里找不到路固然无趣，但是如果你想在城市里迷失，就像一个人迷失在森林里那样，则需要练习……”本雅明在《柏林童年》里如是说。对于一位生长于北方平原，在乡村和矿区之间长大的年轻人来说，一座南方城市带给他的首先是一种“迷失”：林立的高楼、纵横交错的街衢、往来穿梭的车流、陌生而新鲜的方言，以及从人行道两侧的悬铃木间洒下的湿热的气息……那是1992年夏天，当我乘坐3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到达南京，一出车站就被道路两旁高大笔直的行道树吸引住了，仿佛有一个簇新的未来即将在眼前展开，涌动在身体里的欲望与诗情正被唤醒。那是一次少男少女般的美丽的邂逅。直到多年之后，我在诗人柏桦的书里读到这样的诗句：“春风释怀，落木开道/一曲音乐响彻大地/冲锋的骑手是一位英俊少女/……她激情的加速度/仍以死亡的加速度前进。”仿佛书写的正是那个“曾经的我”彼时的心情。20岁的我不可能想象得到，一年后毕业被分配至某大型国企时将要面临的一切——噪音、粉尘、化工原料刺鼻的气味、重复性的工作，与心中鼓胀的诗情之间产生无法相容的撕裂。我工作的第一个单位是个化T企业，位于南京江北的化工园区。这个化工园区主要南几个大型国企组成，高耸的烟囱、笨重的水泥厂房、盘曲的管道，仿佛是一座庞大的迷宫，沉滞、封闭，昔日辉煌的历史与逐渐衰落的气象奇异地共存着。那些日子，我在灰尘和酸雨中穿行，投身于经济建没的洪流，在铁的喘息中捶打青春，日复一日。
那是我的文学迷惘时期，诗歌成了唯一的精神出口，“围困”与“突围”的主题贯穿着思考和写作。当身边的年轻人逐渐顺应环境、祈求现世安稳的时候，我仍被诗歌的大火烘烤得寝食难安。1993年10月10日，记得那是一个晴天，杭州诗人梁晓明、刘翔到南京，与程尚、瓦兰、蓝天、张霖等几位诗人在南京大学举办诗歌活动，推广诗歌民刊《北回归线》《一行》和个人诗集。我特地从江北乘车赶到南大参加活动，买了他们的书。当天晚上在南大礼堂还有一个“93’中国先锋诗歌之夜”的朗诵会，但组织者似乎与学生会没有协调好，朗诵会未能按计划进行。我一直保存着那一期红色封面的《北回归线》，头条就是梁晓明的代表作《开篇》。在这组诗中，他把对存在的追思与咏唱提升到了光明澄澈的高度，是90年代最为纯粹和动人的抒情诗之一。几个月后，又一个周日清晨，我登上开往合肥的长途车，去拜访以先锋著称、曾对我的写作产生过启蒙作用的《诗歌报月刊》，面对看起来并不太“先锋”的值班编辑，我掏出一卷用方格稿纸誊抄的诗作，谦虚得像个小学生。其中有一首《雪夜诗稿》，直到多年之后才发表，或许代表了那一时期的精神自传——
在阴郁的风景中，我将永远推迟悲观
十字星在诗中闪耀，从寒霜到落日
拾阶而上的大风卷起粮食
粮食：天国的祭献
一群痛苦的生命要与你交换！
疯狂的轮轴，奔逃的丧家犬
黑芒之夜呀
一轮明月的寂静被谁吞没？
打在脸上的不仅是缅怀的旧时光
雨水和雪，痛快地洗着马骨头
我大病初愈
我秋天的火焰直立于肩
酷烈的闪电呵
深情的哀歌今夜要唱到极端！
诗中的“雪”来自北方，来自我的出生地，它占据精神的高寒地带，与“火焰”“十字星”等意象构成了抵抗生存暴力，抵抗灵魂物质化、空心化的神性元素。现在回头来看，20世纪90年代初是一个过渡性质的时期，理想主义的80年代已经过去，市场化转型还没有全面铺开，“它像是突然中止的80年代一个余音未尽的尾声，仍然带有坚执、高蹈的精神气质和强烈的对抗色彩，又似乎已感到困顿，而显出一丝茫然”（冷霜语）。那些年里，诗人作家们下海经商成为热潮，文学渐渐式微。几乎同时，出现了自由撰稿人和自由写作者，在离我单位不到500米的华能电厂，时任司炉工的朱文辞去了工作，写下小说《到大厂到底有多远》，后来他成了著名的小说家和导演，并和韩东策划了引起文学界争议的“断裂”事件。到大厂到底有多远呢？从市区到大厂，通常需要乘坐一个半小时的郊区车。因此那时的南京对我来说，仍是隔着一道浓浓江雾的陌生之地，意味着中心、爱情、活力和可能性，同时也带来失落和孤独;真正的生活似乎永远在“别处”，而现实中“小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只会加深它与精神世界之问的敌意。
但是偏居郊区并不意味着视野狭窄，一个人阅读的边界也可以是他世界的边界。那几年的阅读量是比较大的，除了一些西方文学经典，国内的包括《后朦胧诗全编》《海子诗全编》《骆一禾诗全编》，杨炼、欧阳江河、西川、陈东东、王家新、戈麦、陈超、朱大可等人的诗与诗论，以及苏童、格非、孙甘露、北村、余华等人的先锋小说。在他们的作品中，我看到一种有别于老一辈作家的异质性。然而，他们的成长毕竟受惠于那个思想解放、文学繁荣的年代，而我们这一代却是在退潮后的荒芜中开始写作，这意味着我们首先要处理时代与自身的黑暗。如果说幽暗意识正是现代诗的源泉，那么是生活與命运赐予了我更多的幽深体验，正如我在一首诗里写的，那是一口“深秋的井”，你无法用明晰的语言去描述，其中有“四溅的灵魂”，有“横飞的鹰肉和彩虹”，而你只能“以写作的速度落入其中”。彼时，作为文化地理意义上的空问尚未在与主体的对视中两两打开，错综复杂的当下生活还未及进入笔端，无法排解的是一种无根的漂泊感：“多年的诗篇漂泊在水上水漂在土上/土漂泊在我血流惨淡的白马的冬天”。（《深秋的井》
扎加耶夫斯基在他的长篇回忆散文《两座城市》中将人分为三类：定居者、移民和无家可归者。他认为自己属于第三类。他还认为，音乐是无家可归者的艺术，绘画属于定居者的艺术，而诗歌最适合移民，“那些不幸的人，携带着他们可怜的物品，站在深渊之上——在一代与一代之间、在大陆和大陆之间”。出生于东北、自小离家求学的我，缺少地域上的归属感。南京并非我的故乡，也不是写作赖以延续的根据地，甚至未必是我生命的归宿，像数不清的移民一样，我柄身于这座城市的一隅，仅此而已。在似曾相识又感到陌生的城市，当你在某个时刻停下匆忙的脚步，任凭车流与行人像河水穿过你感知的空间，你会很容易陷入刹那的恍惚之中。我是谁？我身处何地？紫金山下林荫道的疾驰，玄武湖上的泛舟，鸡鸣寺的钟声，总统府里斑驳的历史风云，湖南路上灯光隧道的璀璨拱顶，植物同里花团锦簇的笑脸……似乎都在提醒着你作为一个旅游者和观光客的身份。是的，你生活在这座城市，你在你不在的地方。 很多年里，我游走于石头、玻璃、汗水之间，听着商品流转发出清脆的声音，也看多了利益的倾轧和人性的卑污。黄昏后，我时常泡在街头巷尾的书店里，从拂动的纸页发现一些只言片语吐露的奇迹。我将一些往日的诗作拿出来，像展示一个敞开的伤口，上面还残留着搏斗之后的创痛与疤痕。然而对我来说，它们的意义更多的是一种见证。这些诗歌是一个生命个体精神成长的见证，尖锐、激越、沉哀、悲愤、孤绝，乃至分裂，都来自于在这座城市生存的真实体验，是这些体验赋予你一种语言形式。诗歌并非一种孤悬的语言织物，它与个体生命在时代中的境遇息息相关。
二 断刀的踪迹
2006年到先锋书店工作，于我来说是一次重要的人生转折。由地下车库改造的这家独立书店，极具人文品质和理想主义情怀，多年来已经成为南京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之一。书店如同一个缩小的世界，一座远离喧嚣的秘密花同，因为工作之故，我得以深入到这个空间的日常运营和每个细部，并参与了这个文化空间和精神空间的构建。本雅明对书籍和阅读经常有非常形象的表述，例如他说：“你从来不是在阅读书籍，而是住在里面，闲荡于行与行之间。”又如：“阅读的大雪把他覆盖得异常苍白。”假如你置身于书店，就能更深地体会到这些思想与修辞的美妙。
书店不仅是一个图书消费场所，也是一个公共文化空间，通过讲座、分享会等形式荟萃了一批活跃的文化精英，分享阅读经验和价值取向。在那期间，我接触到了南京的一些诗人、评论家朋友，如黄梵、育邦、何同彬、马铃薯兄弟等，也开始更多地了解、关注和参与到南京的文学现场。如果说我与“南京”这个概念得以产生比较清晰的联系，应该是从这个时候、在这个“空间”里开始的。
然而诗人的目光不应仅仅停留在语言和修辞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一些社会公共事件背后所折射出的社会问题尤为关注，那些无名者的呼喊、受辱者的眼泪，不公与不义，让我无法扭过头去，当作什么也没有发生。但这些真实存在的尖锐的疼痛，在我们当下的文学里几乎看不到，这使我一度感到闲惑。通过阅渎，我试图在政治、哲学、宗教、社会学等方面来寻找答案，并反思我们既有的文学观念和写作立场。诗人、作家出于维护文学的独立性的需要，要求给文学“祛魅”，反对某种强加于上的权威，固然没有错，但是太过强调文学的自律，将其绝对化，是否也造成了文学与外部世界的脱节？是否导向“对自我的精致化的放纵和对他者的责任的遗忘”？
带着以上的反思，在2009-2012年，我写了一批不那么“温和”的文字。包括组诗《见证的刀锋》《利器与兽迹》《这不是一个适合朗诵的时代》，诗论《开放的词场及其敌人》《诗歌的介入：悖论、存在与难度》等。在诗论中，我试图对长期模糊的“介入”诗学、“先锋诗歌”等概念进行梳理和辨析，自然这首先是出于解决我自身困惑的需要，读过文章的朋友应该能体会到，它是客观、明晰和积极的。在诗歌中，我希望将对历史与现实的批判融人到个人化的修辞当中，在美学的高度上彰显一种诗性正义。这一阶段或可称为我个人诗歌写作中的“断刀”时期。
一把断刀从流水的道路抽身，
在我身边凛然地竖立起来。
它无声无息，也不发出光亮，
漆黑的手柄插入夜的深水，
断裂的齿纹，像收割后的大地.
新鲜的麦茬生生地指向天空。
……
这一阶段，与四川“非非”诗人的交流，尤其是周伦佑先生的诗学和文本，对我的思想与写作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在关于何为“先锋诗歌”的论述中，我认为，“先锋”必须具备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思想上的异质性，它表现在对权力叙事和主流话语的叛逆上：二是艺术上的前卫性，它表现在对既有文学观念和美学形式的破坏和变异上。相比狂飙突进的80年代，如今的境况是“从绞刑架到秋千”，先锋诗人们仿佛集体陷入了无物之阵，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颇具喜剧性的一面。因此，当下先锋诗的写作难度在于，必须将词语写作上升为思想写作，只有如此，才能穿过美学的空洞，刺人混乱而暴力的话语现场，介入、质疑、批判、拆解、审查、追问、重新反常化……
南京曾是国内先锋文学的重镇，80年代的“先锋小说”，由《钟山》杂志发起的“新写实”，作为第三代诗歌运动代表的“他们”，等等，可以说，在当代文学史上，南京的作家和诗人从未缺席。关于南北文学的差异、文学风格的形成与地理的关系，刘师培曾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认为“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务。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务，故所著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因此，南方文学一般表现为“清绮”“哀艳”，北方则“体峻词雄”“粗厉猛起”。这些论断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可一慨而论。尤其是在人口自由流动已成常态的今天，南人和北人的混容在类似南京这样的城市早已形成。我想，在强调地域性的同时，更应该推举个人性、独创性对地域性的超越。《斷刀》《修灯的人》《闪电》等拙作之所以后来被陈仲义、赵思运、宗仁发、霍俊明等评论家关注，可能与诗中提供的某些异质性元素有关。
三 细雨与蝴蝶
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十朝都会，虎踞龙盘，文化积淀深厚。朱白清曾经感叹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遗痕。你可以摩挲，可以凭吊，可以悠然遐想;想到六朝的兴废，王谢的风流，秦淮的艳迹……”南京文化有多元化、多中心的特色，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空间范畴，存在着不同特色的文化类型。归纳起来主要有：以秦淮夫子庙为代表的市井文化，以清凉山为代表的明清士人文化，以鸡呜寺、大报恩寺等为代表的佛教文化，以钟山、总统府为代表的民国文化等。
不知是命运的安排还是机缘巧合，2007年夏天我来到崇正书院工作，有幸进一步地了解和感受南京的文脉。位于清凉山上的崇正书院，是明朝著名学者耿定向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创办的，书院建好以后，耿定向任主讲，并选拔江南十四郡优秀学子到书院读书。江南大儒李贽、汤显祖、徐光启、方苞等都曾先后在此讲学。耿定向的高徒、时年27岁的焦竑担任学院的学长。崇正书院以弘扬良知心学为己任，成为当时南京的精英文化中心，影响颇大，一时间，出现了“海内士习，几为之一变”的气象。万历十七年（1589）焦竑在进士考试中一举夺魁，授翰林院修撰。焦竑晚年回到南京，重修了崇正书院，并在其中讲学，著书立说。明末著名科学家、政治家徐光启作为焦竑的学生，评价他的老师是“巨儒宿学，北面人宗”。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游历期间，曾专门到南京拜访焦竑这位大学者。 我在崇正书院的三年，如果抛开工作上的“形役”，于我内心来说犹如一种隐修。书院的古典建筑空间、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四季流转的自然环境，对人的意识和情感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建构作用。有一次在一个秋雨绵绵的黄昏，我独自坐在书院里，听着窗外潇潇的雨声，恍惚间似乎感觉坐在那里的不是我，而是几百年前的某个书生在灯下苦读，让人感觉到一种与古人默然共在的时空穿越感。我一边将读书和沉思作为日常功课，一边聚敛起失散的精气和写作的热情。
布罗茨基曾为他钟爱的威尼斯写下长篇散文《水印》，其中写道：“镜子吸收身体，而身体吸收城市。”我差不多用了10年的时间才把南京消化进身体里。从北方到南方，从西方现代主义转向中国古典文学，从阅读粗犷、高迥、雄健、热烈的“北方”大陆，转向浸淫于细腻、婉曲、幽隐、唯美的流水“江南”。阅读、行走、写作，穿行于不同地域的经验也势必会影响到性情和视野，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诗在语调、意象、风格等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犹如火焰与细雨的交织，从整体写作来看，无意中构成了一种复调。
这几年因工作单位靠近玄武湖，时常有机会到湖边散步。“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诗人韦庄的塑像就立在湖边，像一个标志。到了春天，万物萌生，树影婆娑，高耸的城墙上寂寞了一冬的爬山虎伸出绿叶，蟾蜍的鼓呜也从池底浮了上来。有一次陪几位外地来的诗人夜游至此，听着阵阵蛙呜，一位诗人感叹说，几百年前、一千年前的蛙呜也是这个样子吧。我们的目光越过明城墙，越过紫峰大厦的尖顶，停留在一轮皎月的夜空，心中浩茫一片。我暗想，那蟾蜍也可能是老柳树里打坐的和尚吧，是禅堂外猛虎的鼾声，抑或是像细草一样荡漾的少女拨动了谁的春心？当我这样想的时候，眼前的雕像就不是一块石头了，柳丝轻抚的湖面也更加澄澈如镜。在虚怀纳物中，自然潜入了内心，而草木也在诗中葱茏起来。在我以往的诗中常常出现的狂暴不安的“雪”，让位给了“细雨”“蝴蝶”“湖心亭的锦瑟”，以及“松鸦的心跳与雪的寂静”……
当我说到雨，未知的天空变暗
灰色的筒瓦有了起伏的深意
正如我说到落日
一个时代像卡在喉咙里的果核
红嘴蓝背的雀鸟飞入丛林
——《雨之书》
很难说水面上漾动的波纹，真的
与你无关：那湖心亭的锦瑟
奏弄的芳菲，莫不是一个翕动的梦？
沉坠于时间深海的潜水钟
从久远的幽闭处升起，一种绽放的声音
淹没了奔逃的耳朵
——《蝴蝶之书》
雪后的山林有不忍落墨的空寂
水杉峭立，仿佛停止了生长
蓄积在树顶的古老的秘密
如一朵浮云——相对于尘世来说
那是完成一半的天堂
飞鸟不知去向，她们追求的消逝
像隐身于一行颤栗的诗
只留下锯齿形的风，急掠湖面
在比树冠更高的深处
松鸦的心跳与雪的寂静合而为一
——《树巢》
不知不觉我在南京已生活了26年，但我的写作还远不如她给予的恩情。南京仿佛一本打开的书，其问有着重叠的历史影像、文化符号和动人的面容，读完这本大书也许用一辈子还不够。南京也是一个有着多重灵魂的城市，线性的历史时问与延展的地理空问混融交织，层叠累积，兼容并蓄。去年10月，南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学之都”称号，可谓实至名归。南京历史上有名的作家、诗人太多了，仅就当代而言，有代表性的作家诗人绝不少于数十位，尤其是在南京生活写作了几十年的本土作家，他们应该比我更有资格书写“我与南京”的故事。
一个人与一个城市，一个作家与他生活的地域，其间必然会产生认同或抗拒的复杂关系，对此的观察和思考是有意义的，但是不应狭隘地理解地域性，根据地理形貌或行政区划对文学做简单的切割。正如一位诗人所说，不同空问的地域性往往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或者说不同的地域往往是同一事物的多个侧面。因此我们应该立体地综合地考察地域性的问题。对于诗人而占，地域的意义不在于提供某种独特的自然风物和文化符号，重要的是，诗人与地域之间应当建立起美学的、伦理的精神关联，并将地方性经验和精神建构有机地结合起来，将转化为内心元素的地域通过与其對称的修辞呈现出来。在近几年的诗歌写作中，我试图将对抗转化为对话，在倾听与凝视中去开启更多更新的话语空间。
2020.3
梁雪波，1973年生。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文学写作并发表作品。出版有诗集《午夜的断刀》《秋天的兵器》。曾获首届“江苏青年诗人双年奖”、第九届金陵文学奖等。现任职于江苏文艺出版社。
“在城市里找不到路固然无趣，但是如果你想在城市里迷失，就像一个人迷失在森林里那样，则需要练习……”本雅明在《柏林童年》里如是说。对于一位生长于北方平原，在乡村和矿区之间长大的年轻人来说，一座南方城市带给他的首先是一种“迷失”：林立的高楼、纵横交错的街衢、往来穿梭的车流、陌生而新鲜的方言，以及从人行道两侧的悬铃木间洒下的湿热的气息……那是1992年夏天，当我乘坐3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到达南京，一出车站就被道路两旁高大笔直的行道树吸引住了，仿佛有一个簇新的未来即将在眼前展开，涌动在身体里的欲望与诗情正被唤醒。那是一次少男少女般的美丽的邂逅。直到多年之后，我在诗人柏桦的书里读到这样的诗句：“春风释怀，落木开道/一曲音乐响彻大地/冲锋的骑手是一位英俊少女/……她激情的加速度/仍以死亡的加速度前进。”仿佛书写的正是那个“曾经的我”彼时的心情。20岁的我不可能想象得到，一年后毕业被分配至某大型国企时将要面临的一切——噪音、粉尘、化工原料刺鼻的气味、重复性的工作，与心中鼓胀的诗情之间产生无法相容的撕裂。我工作的第一个单位是个化T企业，位于南京江北的化工园区。这个化工园区主要南几个大型国企组成，高耸的烟囱、笨重的水泥厂房、盘曲的管道，仿佛是一座庞大的迷宫，沉滞、封闭，昔日辉煌的历史与逐渐衰落的气象奇异地共存着。那些日子，我在灰尘和酸雨中穿行，投身于经济建没的洪流，在铁的喘息中捶打青春，日复一日。
那是我的文学迷惘时期，诗歌成了唯一的精神出口，“围困”与“突围”的主题贯穿着思考和写作。当身边的年轻人逐渐顺应环境、祈求现世安稳的时候，我仍被诗歌的大火烘烤得寝食难安。1993年10月10日，记得那是一个晴天，杭州诗人梁晓明、刘翔到南京，与程尚、瓦兰、蓝天、张霖等几位诗人在南京大学举办诗歌活动，推广诗歌民刊《北回归线》《一行》和个人诗集。我特地从江北乘车赶到南大参加活动，买了他们的书。当天晚上在南大礼堂还有一个“93’中国先锋诗歌之夜”的朗诵会，但组织者似乎与学生会没有协调好，朗诵会未能按计划进行。我一直保存着那一期红色封面的《北回归线》，头条就是梁晓明的代表作《开篇》。在这组诗中，他把对存在的追思与咏唱提升到了光明澄澈的高度，是90年代最为纯粹和动人的抒情诗之一。几个月后，又一个周日清晨，我登上开往合肥的长途车，去拜访以先锋著称、曾对我的写作产生过启蒙作用的《诗歌报月刊》，面对看起来并不太“先锋”的值班编辑，我掏出一卷用方格稿纸誊抄的诗作，谦虚得像个小学生。其中有一首《雪夜诗稿》，直到多年之后才发表，或许代表了那一时期的精神自传——
在阴郁的风景中，我将永远推迟悲观
十字星在诗中闪耀，从寒霜到落日
拾阶而上的大风卷起粮食
粮食：天国的祭献
一群痛苦的生命要与你交换！
疯狂的轮轴，奔逃的丧家犬
黑芒之夜呀
一轮明月的寂静被谁吞没？
打在脸上的不仅是缅怀的旧时光
雨水和雪，痛快地洗着马骨头
我大病初愈
我秋天的火焰直立于肩
酷烈的闪电呵
深情的哀歌今夜要唱到极端！
诗中的“雪”来自北方，来自我的出生地，它占据精神的高寒地带，与“火焰”“十字星”等意象构成了抵抗生存暴力，抵抗灵魂物质化、空心化的神性元素。现在回头来看，20世纪90年代初是一个过渡性质的时期，理想主义的80年代已经过去，市场化转型还没有全面铺开，“它像是突然中止的80年代一个余音未尽的尾声，仍然带有坚执、高蹈的精神气质和强烈的对抗色彩，又似乎已感到困顿，而显出一丝茫然”（冷霜语）。那些年里，诗人作家们下海经商成为热潮，文学渐渐式微。几乎同时，出现了自由撰稿人和自由写作者，在离我单位不到500米的华能电厂，时任司炉工的朱文辞去了工作，写下小说《到大厂到底有多远》，后来他成了著名的小说家和导演，并和韩东策划了引起文学界争议的“断裂”事件。到大厂到底有多远呢？从市区到大厂，通常需要乘坐一个半小时的郊区车。因此那时的南京对我来说，仍是隔着一道浓浓江雾的陌生之地，意味着中心、爱情、活力和可能性，同时也带来失落和孤独;真正的生活似乎永远在“别处”，而现实中“小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只会加深它与精神世界之问的敌意。
但是偏居郊区并不意味着视野狭窄，一个人阅读的边界也可以是他世界的边界。那几年的阅读量是比较大的，除了一些西方文学经典，国内的包括《后朦胧诗全编》《海子诗全编》《骆一禾诗全编》，杨炼、欧阳江河、西川、陈东东、王家新、戈麦、陈超、朱大可等人的诗与诗论，以及苏童、格非、孙甘露、北村、余华等人的先锋小说。在他们的作品中，我看到一种有别于老一辈作家的异质性。然而，他们的成长毕竟受惠于那个思想解放、文学繁荣的年代，而我们这一代却是在退潮后的荒芜中开始写作，这意味着我们首先要处理时代与自身的黑暗。如果说幽暗意识正是现代诗的源泉，那么是生活與命运赐予了我更多的幽深体验，正如我在一首诗里写的，那是一口“深秋的井”，你无法用明晰的语言去描述，其中有“四溅的灵魂”，有“横飞的鹰肉和彩虹”，而你只能“以写作的速度落入其中”。彼时，作为文化地理意义上的空问尚未在与主体的对视中两两打开，错综复杂的当下生活还未及进入笔端，无法排解的是一种无根的漂泊感：“多年的诗篇漂泊在水上水漂在土上/土漂泊在我血流惨淡的白马的冬天”。（《深秋的井》
扎加耶夫斯基在他的长篇回忆散文《两座城市》中将人分为三类：定居者、移民和无家可归者。他认为自己属于第三类。他还认为，音乐是无家可归者的艺术，绘画属于定居者的艺术，而诗歌最适合移民，“那些不幸的人，携带着他们可怜的物品，站在深渊之上——在一代与一代之间、在大陆和大陆之间”。出生于东北、自小离家求学的我，缺少地域上的归属感。南京并非我的故乡，也不是写作赖以延续的根据地，甚至未必是我生命的归宿，像数不清的移民一样，我柄身于这座城市的一隅，仅此而已。在似曾相识又感到陌生的城市，当你在某个时刻停下匆忙的脚步，任凭车流与行人像河水穿过你感知的空间，你会很容易陷入刹那的恍惚之中。我是谁？我身处何地？紫金山下林荫道的疾驰，玄武湖上的泛舟，鸡鸣寺的钟声，总统府里斑驳的历史风云，湖南路上灯光隧道的璀璨拱顶，植物同里花团锦簇的笑脸……似乎都在提醒着你作为一个旅游者和观光客的身份。是的，你生活在这座城市，你在你不在的地方。 很多年里，我游走于石头、玻璃、汗水之间，听着商品流转发出清脆的声音，也看多了利益的倾轧和人性的卑污。黄昏后，我时常泡在街头巷尾的书店里，从拂动的纸页发现一些只言片语吐露的奇迹。我将一些往日的诗作拿出来，像展示一个敞开的伤口，上面还残留着搏斗之后的创痛与疤痕。然而对我来说，它们的意义更多的是一种见证。这些诗歌是一个生命个体精神成长的见证，尖锐、激越、沉哀、悲愤、孤绝，乃至分裂，都来自于在这座城市生存的真实体验，是这些体验赋予你一种语言形式。诗歌并非一种孤悬的语言织物，它与个体生命在时代中的境遇息息相关。
二 断刀的踪迹
2006年到先锋书店工作，于我来说是一次重要的人生转折。由地下车库改造的这家独立书店，极具人文品质和理想主义情怀，多年来已经成为南京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之一。书店如同一个缩小的世界，一座远离喧嚣的秘密花同，因为工作之故，我得以深入到这个空间的日常运营和每个细部，并参与了这个文化空间和精神空间的构建。本雅明对书籍和阅读经常有非常形象的表述，例如他说：“你从来不是在阅读书籍，而是住在里面，闲荡于行与行之间。”又如：“阅读的大雪把他覆盖得异常苍白。”假如你置身于书店，就能更深地体会到这些思想与修辞的美妙。
书店不仅是一个图书消费场所，也是一个公共文化空间，通过讲座、分享会等形式荟萃了一批活跃的文化精英，分享阅读经验和价值取向。在那期间，我接触到了南京的一些诗人、评论家朋友，如黄梵、育邦、何同彬、马铃薯兄弟等，也开始更多地了解、关注和参与到南京的文学现场。如果说我与“南京”这个概念得以产生比较清晰的联系，应该是从这个时候、在这个“空间”里开始的。
然而诗人的目光不应仅仅停留在语言和修辞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一些社会公共事件背后所折射出的社会问题尤为关注，那些无名者的呼喊、受辱者的眼泪，不公与不义，让我无法扭过头去，当作什么也没有发生。但这些真实存在的尖锐的疼痛，在我们当下的文学里几乎看不到，这使我一度感到闲惑。通过阅渎，我试图在政治、哲学、宗教、社会学等方面来寻找答案，并反思我们既有的文学观念和写作立场。诗人、作家出于维护文学的独立性的需要，要求给文学“祛魅”，反对某种强加于上的权威，固然没有错，但是太过强调文学的自律，将其绝对化，是否也造成了文学与外部世界的脱节？是否导向“对自我的精致化的放纵和对他者的责任的遗忘”？
带着以上的反思，在2009-2012年，我写了一批不那么“温和”的文字。包括组诗《见证的刀锋》《利器与兽迹》《这不是一个适合朗诵的时代》，诗论《开放的词场及其敌人》《诗歌的介入：悖论、存在与难度》等。在诗论中，我试图对长期模糊的“介入”诗学、“先锋诗歌”等概念进行梳理和辨析，自然这首先是出于解决我自身困惑的需要，读过文章的朋友应该能体会到，它是客观、明晰和积极的。在诗歌中，我希望将对历史与现实的批判融人到个人化的修辞当中，在美学的高度上彰显一种诗性正义。这一阶段或可称为我个人诗歌写作中的“断刀”时期。
一把断刀从流水的道路抽身，
在我身边凛然地竖立起来。
它无声无息，也不发出光亮，
漆黑的手柄插入夜的深水，
断裂的齿纹，像收割后的大地.
新鲜的麦茬生生地指向天空。
……
这一阶段，与四川“非非”诗人的交流，尤其是周伦佑先生的诗学和文本，对我的思想与写作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在关于何为“先锋诗歌”的论述中，我认为，“先锋”必须具备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思想上的异质性，它表现在对权力叙事和主流话语的叛逆上：二是艺术上的前卫性，它表现在对既有文学观念和美学形式的破坏和变异上。相比狂飙突进的80年代，如今的境况是“从绞刑架到秋千”，先锋诗人们仿佛集体陷入了无物之阵，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颇具喜剧性的一面。因此，当下先锋诗的写作难度在于，必须将词语写作上升为思想写作，只有如此，才能穿过美学的空洞，刺人混乱而暴力的话语现场，介入、质疑、批判、拆解、审查、追问、重新反常化……
南京曾是国内先锋文学的重镇，80年代的“先锋小说”，由《钟山》杂志发起的“新写实”，作为第三代诗歌运动代表的“他们”，等等，可以说，在当代文学史上，南京的作家和诗人从未缺席。关于南北文学的差异、文学风格的形成与地理的关系，刘师培曾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认为“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务。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务，故所著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因此，南方文学一般表现为“清绮”“哀艳”，北方则“体峻词雄”“粗厉猛起”。这些论断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可一慨而论。尤其是在人口自由流动已成常态的今天，南人和北人的混容在类似南京这样的城市早已形成。我想，在强调地域性的同时，更应该推举个人性、独创性对地域性的超越。《斷刀》《修灯的人》《闪电》等拙作之所以后来被陈仲义、赵思运、宗仁发、霍俊明等评论家关注，可能与诗中提供的某些异质性元素有关。
三 细雨与蝴蝶
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十朝都会，虎踞龙盘，文化积淀深厚。朱白清曾经感叹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遗痕。你可以摩挲，可以凭吊，可以悠然遐想;想到六朝的兴废，王谢的风流，秦淮的艳迹……”南京文化有多元化、多中心的特色，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空间范畴，存在着不同特色的文化类型。归纳起来主要有：以秦淮夫子庙为代表的市井文化，以清凉山为代表的明清士人文化，以鸡呜寺、大报恩寺等为代表的佛教文化，以钟山、总统府为代表的民国文化等。
不知是命运的安排还是机缘巧合，2007年夏天我来到崇正书院工作，有幸进一步地了解和感受南京的文脉。位于清凉山上的崇正书院，是明朝著名学者耿定向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创办的，书院建好以后，耿定向任主讲，并选拔江南十四郡优秀学子到书院读书。江南大儒李贽、汤显祖、徐光启、方苞等都曾先后在此讲学。耿定向的高徒、时年27岁的焦竑担任学院的学长。崇正书院以弘扬良知心学为己任，成为当时南京的精英文化中心，影响颇大，一时间，出现了“海内士习，几为之一变”的气象。万历十七年（1589）焦竑在进士考试中一举夺魁，授翰林院修撰。焦竑晚年回到南京，重修了崇正书院，并在其中讲学，著书立说。明末著名科学家、政治家徐光启作为焦竑的学生，评价他的老师是“巨儒宿学，北面人宗”。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游历期间，曾专门到南京拜访焦竑这位大学者。 我在崇正书院的三年，如果抛开工作上的“形役”，于我内心来说犹如一种隐修。书院的古典建筑空间、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四季流转的自然环境，对人的意识和情感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建构作用。有一次在一个秋雨绵绵的黄昏，我独自坐在书院里，听着窗外潇潇的雨声，恍惚间似乎感觉坐在那里的不是我，而是几百年前的某个书生在灯下苦读，让人感觉到一种与古人默然共在的时空穿越感。我一边将读书和沉思作为日常功课，一边聚敛起失散的精气和写作的热情。
布罗茨基曾为他钟爱的威尼斯写下长篇散文《水印》，其中写道：“镜子吸收身体，而身体吸收城市。”我差不多用了10年的时间才把南京消化进身体里。从北方到南方，从西方现代主义转向中国古典文学，从阅读粗犷、高迥、雄健、热烈的“北方”大陆，转向浸淫于细腻、婉曲、幽隐、唯美的流水“江南”。阅读、行走、写作，穿行于不同地域的经验也势必会影响到性情和视野，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诗在语调、意象、风格等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犹如火焰与细雨的交织，从整体写作来看，无意中构成了一种复调。
这几年因工作单位靠近玄武湖，时常有机会到湖边散步。“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诗人韦庄的塑像就立在湖边，像一个标志。到了春天，万物萌生，树影婆娑，高耸的城墙上寂寞了一冬的爬山虎伸出绿叶，蟾蜍的鼓呜也从池底浮了上来。有一次陪几位外地来的诗人夜游至此，听着阵阵蛙呜，一位诗人感叹说，几百年前、一千年前的蛙呜也是这个样子吧。我们的目光越过明城墙，越过紫峰大厦的尖顶，停留在一轮皎月的夜空，心中浩茫一片。我暗想，那蟾蜍也可能是老柳树里打坐的和尚吧，是禅堂外猛虎的鼾声，抑或是像细草一样荡漾的少女拨动了谁的春心？当我这样想的时候，眼前的雕像就不是一块石头了，柳丝轻抚的湖面也更加澄澈如镜。在虚怀纳物中，自然潜入了内心，而草木也在诗中葱茏起来。在我以往的诗中常常出现的狂暴不安的“雪”，让位给了“细雨”“蝴蝶”“湖心亭的锦瑟”，以及“松鸦的心跳与雪的寂静”……
当我说到雨，未知的天空变暗
灰色的筒瓦有了起伏的深意
正如我说到落日
一个时代像卡在喉咙里的果核
红嘴蓝背的雀鸟飞入丛林
——《雨之书》
很难说水面上漾动的波纹，真的
与你无关：那湖心亭的锦瑟
奏弄的芳菲，莫不是一个翕动的梦？
沉坠于时间深海的潜水钟
从久远的幽闭处升起，一种绽放的声音
淹没了奔逃的耳朵
——《蝴蝶之书》
雪后的山林有不忍落墨的空寂
水杉峭立，仿佛停止了生长
蓄积在树顶的古老的秘密
如一朵浮云——相对于尘世来说
那是完成一半的天堂
飞鸟不知去向，她们追求的消逝
像隐身于一行颤栗的诗
只留下锯齿形的风，急掠湖面
在比树冠更高的深处
松鸦的心跳与雪的寂静合而为一
——《树巢》
不知不觉我在南京已生活了26年，但我的写作还远不如她给予的恩情。南京仿佛一本打开的书，其问有着重叠的历史影像、文化符号和动人的面容，读完这本大书也许用一辈子还不够。南京也是一个有着多重灵魂的城市，线性的历史时问与延展的地理空问混融交织，层叠累积，兼容并蓄。去年10月，南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学之都”称号，可谓实至名归。南京历史上有名的作家、诗人太多了，仅就当代而言，有代表性的作家诗人绝不少于数十位，尤其是在南京生活写作了几十年的本土作家，他们应该比我更有资格书写“我与南京”的故事。
一个人与一个城市，一个作家与他生活的地域，其间必然会产生认同或抗拒的复杂关系，对此的观察和思考是有意义的，但是不应狭隘地理解地域性，根据地理形貌或行政区划对文学做简单的切割。正如一位诗人所说，不同空问的地域性往往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或者说不同的地域往往是同一事物的多个侧面。因此我们应该立体地综合地考察地域性的问题。对于诗人而占，地域的意义不在于提供某种独特的自然风物和文化符号，重要的是，诗人与地域之间应当建立起美学的、伦理的精神关联，并将地方性经验和精神建构有机地结合起来，将转化为内心元素的地域通过与其對称的修辞呈现出来。在近几年的诗歌写作中，我试图将对抗转化为对话，在倾听与凝视中去开启更多更新的话语空间。
2020.3
梁雪波，1973年生。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文学写作并发表作品。出版有诗集《午夜的断刀》《秋天的兵器》。曾获首届“江苏青年诗人双年奖”、第九届金陵文学奖等。现任职于江苏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