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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在古代类似现在的手机，是传递离人之间情感的重要工具。但是今天的我们，除了对着屏幕表达感情外，还能用什么方式表达对对方的思念呢？在这一点上，似乎古人比我们更高明，能以各种物品寄托各种情感送给思念之人。说他们高明，其实不如说他们更加用心，一个香囊、一个发簪、一把梳子，送给对方的每一件物品都被赋予了深深寓意，礼物不一定贵重，但背后的含义一定是让人感动的。
大约唐朝开始，民间通信组织逐渐形成。当时主要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商贸易的需要。首先在长安与洛阳之间，有了为民间商人服务的“驿驴”。当时还有一种叫“飞钱”的办法，就是各地商人把在长安贩卖货物所得的钱，存入各地方政府驻长安的办事机构，然后再凭收据到各地方官府如数取回，这也就是今天汇兑业务的萌芽。到了明朝才出现了专为民间传递信息的民信局。在西南各省也曾有“麻乡约”探亲带信的出现。相传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被迁往四川开垦的农民，由于思念家乡，相约每年推派代表回鄉探望，往返时带些土产和信件，过程的艰难可以想见，这份情的厚重更值得珍惜。
相比之下，如今的人情往来离“君子之交淡如水”、“礼轻情意重”的本意已越来越远。《仪礼》当中的《士相见礼》提到，士与士初次见面，一定要带着“贽”，就是见面的礼物。如果主人辞谢，那么客人要说：“不以贽，不敢见尊者。”意思是说，不带着礼物，怎么敢来见自己所尊敬的人呢？再看《仪礼》的《士昏礼》、《聘礼》等篇，我们就会明白人们进行礼节性的会见，也都是带着“贽”的。但是，古人送礼物，要遵守三条重要的道德原则，并不像现在这样庸俗。
第一条就是所送礼物要有道德隐喻。《士相见礼》中说，士相见用的礼物是雉（野鸡）。原因是，雉一旦被人包围、无法逃脱时，既不会惧怕人的恐吓，也不吃诱饵，而是迅速自杀，所以人很难抓到活的野鸡。用雉作为见面礼，并非由于它的味道鲜美，而是借此表达彼此要用“守节死义”的精神相互砥砺的意思。梅花在古代文人眼中具有凌寒傲霜、清高出尘的风骨，文人间也多以此相赠表达对对方的尊敬。历史上最为人所熟知的赠梅典故来自南朝诗人陆凯。他行走于横浦驿（今广东北江翁源） 梅岭之时，忽忆长安好友范晔，便折梅一枝，托驿使送去，并附纸赠诗云：“折梅逢驿使，寄予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温情至极，浪漫至极。
第二条是轻财重礼。先秦时期，如果长期没有盟会，诸侯之间就没有机会相见，久而久之，彼此的感情就会变得淡漠，因此要派使者互相聘问。作为国家礼的是圭、璋之类的玉器。使团到了聘往国，使者郑重地将圭璋交给东道国的国君，国君先要“辞玉”，也就是表示谦虚。接着举行“受玉”的仪式，郑重其事地收下礼品。让我们难以想象的是，在使者即将归国的时候，东道国国君又要举行“还玉”的礼仪，将先前收下的圭璋，原封不动地归还使者。既然客人是郑重其事送来的礼物，你已经收下了，为什么又要送还给客人，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当然不是，其中蕴涵着深刻的寓意。大家想想，如果东道国国君收下这份贵重的礼品，势必要再准备一份价值相当的礼品送给对方，这么一来一往，双方的关注点就会落到礼品的价值高低上，彼此为利而交，不仅会淹没聘礼的真正意义，而且会助长贿赂、贪财之风。因此，为了节省精力和财力，为天下垂范，人们又规定了“还玉”的礼节。
第三条原则是礼尚往来。 “还玉”的礼节，是要突出“轻财重礼”的意思，国君亲自做表率，谦让之风就会在民间兴起。古代士人有知识、讲情操，并非势利小人。如果彼此把钱财放在首位，为利而交，则利尽交散；只有为义而交，才能有恒久的友谊。在平辈之间，礼是讲究对等的。《礼记·曲礼》说：“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接受对方礼品而不回礼，有贪图对方财物之嫌。我们读《仪礼·士相见礼》可以知道，士甲拜见士乙，带去的礼物是一只雉。改日，士乙回访士甲，带去的礼物也是一只雉，就是士甲先前带去的那只雉。士乙很明白，他没有无缘无故接受士甲馈赠的理由。古人对于“还玉”、“还雉”礼节的设计非常高明，反映了中华传统的人文精神。
其实到了民国时期，文人间送礼也多是抛开价值，注重的是趣味和情感。抗战爆发后，苏州作家范烟桥迁居上海，认识了梅兰芳、周信芳、吴湖帆、郑午昌、汪亚尘、李祖夔、杨清磐等人。20人当时均为50岁，吴湖帆等发起组织成立了一个“千龄会”。约定每年正月十五或八月半聚会时，每人要准备同一款式的礼品20件带去交流，互相馈赠，除自留一份，其余的分送给其他成员。大家的礼品都是什么？据范烟桥后人回忆，抗战期间，梅兰芳蓄须明志，辍演居家，闲时常画梅花自遣。他有次带去的礼品就是画有梅花的折扇。吴湖帆、郑午昌、汪亚尘等名画家则分别画了松树、山水、金鱼等各自精心之作（屏条）。实业家蔡声白带去的礼品是他所属企业织的被面。
当然，我们说送礼不是目的，主要是觉得表达情感还可以有更多的方式。其实，如今年轻人对重钱物的送礼方式是反感的，而追求的是新潮、前卫、先进的东西，如果想出更经济、更有创意的表达形式，肯定会被很多人接受。
大约唐朝开始，民间通信组织逐渐形成。当时主要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商贸易的需要。首先在长安与洛阳之间，有了为民间商人服务的“驿驴”。当时还有一种叫“飞钱”的办法，就是各地商人把在长安贩卖货物所得的钱，存入各地方政府驻长安的办事机构，然后再凭收据到各地方官府如数取回，这也就是今天汇兑业务的萌芽。到了明朝才出现了专为民间传递信息的民信局。在西南各省也曾有“麻乡约”探亲带信的出现。相传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被迁往四川开垦的农民，由于思念家乡，相约每年推派代表回鄉探望，往返时带些土产和信件，过程的艰难可以想见，这份情的厚重更值得珍惜。
相比之下，如今的人情往来离“君子之交淡如水”、“礼轻情意重”的本意已越来越远。《仪礼》当中的《士相见礼》提到，士与士初次见面，一定要带着“贽”，就是见面的礼物。如果主人辞谢，那么客人要说：“不以贽，不敢见尊者。”意思是说，不带着礼物，怎么敢来见自己所尊敬的人呢？再看《仪礼》的《士昏礼》、《聘礼》等篇，我们就会明白人们进行礼节性的会见，也都是带着“贽”的。但是，古人送礼物，要遵守三条重要的道德原则，并不像现在这样庸俗。
第一条就是所送礼物要有道德隐喻。《士相见礼》中说，士相见用的礼物是雉（野鸡）。原因是，雉一旦被人包围、无法逃脱时，既不会惧怕人的恐吓，也不吃诱饵，而是迅速自杀，所以人很难抓到活的野鸡。用雉作为见面礼，并非由于它的味道鲜美，而是借此表达彼此要用“守节死义”的精神相互砥砺的意思。梅花在古代文人眼中具有凌寒傲霜、清高出尘的风骨，文人间也多以此相赠表达对对方的尊敬。历史上最为人所熟知的赠梅典故来自南朝诗人陆凯。他行走于横浦驿（今广东北江翁源） 梅岭之时，忽忆长安好友范晔，便折梅一枝，托驿使送去，并附纸赠诗云：“折梅逢驿使，寄予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温情至极，浪漫至极。
第二条是轻财重礼。先秦时期，如果长期没有盟会，诸侯之间就没有机会相见，久而久之，彼此的感情就会变得淡漠，因此要派使者互相聘问。作为国家礼的是圭、璋之类的玉器。使团到了聘往国，使者郑重地将圭璋交给东道国的国君，国君先要“辞玉”，也就是表示谦虚。接着举行“受玉”的仪式，郑重其事地收下礼品。让我们难以想象的是，在使者即将归国的时候，东道国国君又要举行“还玉”的礼仪，将先前收下的圭璋，原封不动地归还使者。既然客人是郑重其事送来的礼物，你已经收下了，为什么又要送还给客人，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当然不是，其中蕴涵着深刻的寓意。大家想想，如果东道国国君收下这份贵重的礼品，势必要再准备一份价值相当的礼品送给对方，这么一来一往，双方的关注点就会落到礼品的价值高低上，彼此为利而交，不仅会淹没聘礼的真正意义，而且会助长贿赂、贪财之风。因此，为了节省精力和财力，为天下垂范，人们又规定了“还玉”的礼节。
第三条原则是礼尚往来。 “还玉”的礼节，是要突出“轻财重礼”的意思，国君亲自做表率，谦让之风就会在民间兴起。古代士人有知识、讲情操，并非势利小人。如果彼此把钱财放在首位，为利而交，则利尽交散；只有为义而交，才能有恒久的友谊。在平辈之间，礼是讲究对等的。《礼记·曲礼》说：“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接受对方礼品而不回礼，有贪图对方财物之嫌。我们读《仪礼·士相见礼》可以知道，士甲拜见士乙，带去的礼物是一只雉。改日，士乙回访士甲，带去的礼物也是一只雉，就是士甲先前带去的那只雉。士乙很明白，他没有无缘无故接受士甲馈赠的理由。古人对于“还玉”、“还雉”礼节的设计非常高明，反映了中华传统的人文精神。
其实到了民国时期，文人间送礼也多是抛开价值，注重的是趣味和情感。抗战爆发后，苏州作家范烟桥迁居上海，认识了梅兰芳、周信芳、吴湖帆、郑午昌、汪亚尘、李祖夔、杨清磐等人。20人当时均为50岁，吴湖帆等发起组织成立了一个“千龄会”。约定每年正月十五或八月半聚会时，每人要准备同一款式的礼品20件带去交流，互相馈赠，除自留一份，其余的分送给其他成员。大家的礼品都是什么？据范烟桥后人回忆，抗战期间，梅兰芳蓄须明志，辍演居家，闲时常画梅花自遣。他有次带去的礼品就是画有梅花的折扇。吴湖帆、郑午昌、汪亚尘等名画家则分别画了松树、山水、金鱼等各自精心之作（屏条）。实业家蔡声白带去的礼品是他所属企业织的被面。
当然，我们说送礼不是目的，主要是觉得表达情感还可以有更多的方式。其实，如今年轻人对重钱物的送礼方式是反感的，而追求的是新潮、前卫、先进的东西，如果想出更经济、更有创意的表达形式，肯定会被很多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