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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上世纪末至今，随着对“人口红利”消失可能带来的影响的大讨论越来越深入，“人口红利”一说的科学性也逐渐受到质疑，围绕着有没有人口红利、提出人口红利的理论依据、人口机会窗口关闭后带来的影响和后果，针对人口红利命题的研究是有必要的。本文从人口红利的概念界定谈起，运用人口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人口红利受关注的原因，针对这一价值命题进行分析与思考，阐述“人口红利”的研究仅仅是存在于学者主观研究中的价值命题，还未得到明确检验，决策者企业家们不应盲目跟风利用这一理论危言耸听，应该辩证的看待当前人口结构类型的转变对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的影响，适时应对好所谓红利到负债的角色转变。
关键词：人口红利 人口负担系数 价值命题
凤凰卫视去年播出一期《易富贤：中国人口危机2012将全面爆发》的节目，讨论的是人口学家易富贤博士发表文章指出，从2012年开始中国人口危机即将全面爆发，一系列恶果将逐渐显现。如果现在只是停止计划生育而不是鼓励生育的话，20多年之后，中国生育率最多像韩国一样，每年只出生600多万孩子。不到全球的二十分之一，出现大国空巢，中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易富贤博士认为有的人口学家吹嘘“人口红利”，在人口负债期中国将出现人口“泄洪”过程，人口一旦负增长，将一发不可收拾，中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易博士警告说：十二五期间，中国人口危机将全面爆
发。
正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日本、韩国与中国等东亚国家与地区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人口红利”被普遍认为是东亚经济成功的关键。在人口学界乃至经济学界，“人口红利”本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概念和判断标准，目前人口红利概念已然对于判断中国人口形势、经济形势、人口和相关经济政策的未来走向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多数研究者不停的向政府、企业灌输一个概念，那就是社会中如果能够工作的人太少了，而且需要抚养的人太多了，那么社会的负担就会变的沉重。因此计划生育和人口的老龄化会妨碍我们社会的发展。甚至有学者指出，印度未来由于人口红利优势，整体年龄结构偏轻，社会抚养率低，所以会比中国发展的好很多。针对人口红利这个命题的研究多偏重于应对策略、影响后果，研究者似乎疏忽于基本的概念界定，是否真如刘易斯拐点所言，到了那个点我们就会从天堂进入地狱？
1 何谓“人口红利”和“人口负担系数”
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使“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和使用。安德鲁·梅森最先在其论文中使用“人口红利”一词。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低、高”模式向“低、低、低”模式的演变过程中，中途会出现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年龄结构，即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这种“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储蓄率高，而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十分有利。人口学家将这段发展的黄金时期称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期”。人口负担系数即社会总抚养系数，是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在人口学上，一般把总抚养比小于50％的时期称为人口红利期。进入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打开，退出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人口红利或负债的产生是在人口结构类型发生转变的过程中人口负担系数小于0.5的一个时期。根据国际标准的人口结构类型分为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判断标准如表1。
国内学者根据这一人口负担系数对我国人口现状进行了诸多分析。学者认为自1970年代起，我国开始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出生率长期持续下降。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国社会总抚养系数已从1980年的61.8％，下降到2003年的40.5％，2009年可能降到37.3％的最低值。其后开始缓慢上升，2020年可升至45.0％，2040年可升至59.0％，根据前面的定义，1970年代到2020年代是我国的人口红利期。该时期由于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青少年人口比重的下降快于老年人口比重的提高，从而出现一个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青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都比较低，即“中间大，两头小”的局面，非常有利于社会积累和经济发展。而从2020年后，我国则进入“人口负债期”。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许多学者认为，到本世纪20年代，尽管总人口抚养系数仍低于50％，但届时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很高，已不能说中国仍处于人口红利期了。因此，他们将2015年作为我国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转变的“拐点”年。
笔者认为，人口本身并不能产生所谓的“红利”，人口红利的概念仅仅是讲人口年龄结构出现橄榄型，产生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时机，至于能否得到这个红利取决于经济的增长是否能得到人口红利的正面效应，人口的这种结构类型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有利效应因素，而非当前某些学者认为的年轻人多就会得到人口红利，这样的理解夸大了人口机会窗口的作用，使之成为一个伪命题甚至假命题。
2 “人口红利”仅是个价值命题
2.1 价值命题的范畴
首先，让我们从价值命题讨论起。所谓命题，就是论点、观点。笔者认为基本分为三种，一种是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如能量守恒定律；一种是还没有被证明的，但也没有被证明是错误的，如很多社会命题和管理命题大多都是这样的，最著名的是数学问题哥德巴赫猜想；还有一种命题，是被证明了是错误的，或者只是在局部正确的，比如关于万能永动机的命题。
所谓价值是主体对客体的主观判断。价值有多重含义，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解释。哲学上的价值，反映的是主客体之间关系的范畴，指的是客体对于主体的效用或意义。价值本身具有客观性。这反映在价值关系的各个环节上，如人的需要、用来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满足人的需要的过程与结果等，都具有客观性。但反映主体对客体的认识的价值观却具有主观性。客体对于主体是否有用或有意义，由主体来判断，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尺度。因此，价值虽然有客观基础，但人们对价值的看法和追求差别很大。价值本身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客体有无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归根结底由具体的价值主体即具体的人进行主观评价的结果。
人口红利学说反映出人即主体对外部世界即客体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人口红利这个客体对于主体是否有用或者有意义，是有主体判断，主要是以满足主体人的需求，所以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命题，虽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并不能作为定理定义一样的很好作为理论支撑。
2.2 人口红利概念界定决定它仅是一个价值命题
根据前面所述人口红利的定义，笔者以为关于“人口红利”或“人口机会窗口”的解释，还缺乏科学的根据。首先可以让我们从基础的数据定义谈起，50%的人口负担系数是否可以说明人口负债期的到来并且影响经济的发展是不确定的。
这里我们以江苏省昆山市历年人口普查数据做个简单分析。下图是昆山市三次人口普查的年龄结构金字塔，我们发现属于典型的由年轻型向老年型过渡的一个客观过程，这个过程是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按照国际标准计算的人口负担系数来看，昆山市八十年代初期已然进入了的人口红利期（1982年是42.31%），且近三十年来人口负担系数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出现了有利经济发展的红利期，结论似乎应该是昆山市经济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
然而，国际标准普遍是按照65岁及以上人口计算老年负担，按照我国目前退休年龄的计算似乎这个人口红利期并没有这么长。并且目前柔性退休制度的试点也可以充分说明一点，老年负担人口并不是个绝对意义上的定值，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人口结构类型的转变，人口红利期的界定值也应该是动态改变的，而不应该“一刀切”定义在50%，主观定义的界定值是缺乏科学根据的，这让我们相信人口红利概念的界定仅是研究者主观研究中设定的考核值，仅仅是个价值命题而非经过检验论证的命题形式。
3 “人口红利”价值命题形成的原因及理论依据分析
3.1 劳动力受到空前关注
“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理论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人”是其主要原因和因素。当前社会大环境下，经济指标、经济内容成为衡量国家、地区甚至家庭的重要单位。人是经济的主体也是经济的受作用者，劳动力作为主要的生产因素而得到广泛关注。首先笔者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分析劳动力的重要作用。根据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A(t)LαKβ
其中，Y是产出；A(t)是综合技术水平；L是劳动力数；K是资本；α、β分别代表劳动力和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求关于时间的导数，得到Y′/Y=A(t)′/A(t)+αL′/L+βK′/K。Y′/Y表示总产出增长率，它是经济增长率的一个近似替代值；αL′/L代表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βK′/K代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见，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
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成为当下各国政府、公司、中小企业关注的热点，这直接影响着成本的核算。近年来出现的“用工荒”、“民工荒”似乎成为人口红利期结束的实践证明，认为转折点即将来临，50%的人口负担系数一旦达到经济体系就会崩盘。
笔者认为，近年来不仅存在用工荒的问题同样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这两着的同时出现可以很好说明一方面，劳动力短缺是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短缺问题，而非自然短缺。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加强对农村的扶持和建设，农村人口的发展机会日益多元化，外出打工不再是唯一选择，同时，农民工的意识不断增强，对自己的期望薪资不断增加。因此，原先的低工资招工模式难以招到所需的工人。人口红利仅是一个时机，而不能成为用工荒的理论解释，不能成为判断主体需要而填补的理论依据。
另外，劳动力的数量并不能决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一个国家要发展，人民要生活，要抚养大量的老人、孩子，这些靠的是财富。财富从生产力而来。首先必须弄清楚生产力不是劳动力。并且是劳动力也不一定能够创造财富而不消耗财富。
郎咸平和蒋正华先生，都极力赞同劳动力素质比劳动力数量更重要。郎教授认为资本实力雄厚的美国，出口的反而是劳动密集型商品，因为美国劳动力的效率和素质比别国高4倍左右，所以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别国相比也有竞争力，这就是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这也说明了人口红利期并非都能够带来红利，劳动力仅是一个要素。蒋正华举例“从清末到民国，中国劳动力一直很便宜，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实现经济起飞？”等经济现象为论据来说明人口红利是没有根据。这也就说明，人口红利并不能很好的成为经济现象的理论支撑，其本身缺乏科学论证，仅是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命题。
3.2 人口对消费、储蓄的影响
人口红利问题之所以被广受关注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主体人对于经济市场消费、储蓄的重要影响。笔者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入手，先分析人口对宏观经济消费储蓄的影响。首先解释一个经济学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
G=s/v（其中G是经济增长率，s是储蓄率，v是资本—产量比）
由于假设资本与劳动的配合比率是不变的，从而资本—产量比也是不变的。这样，经济增长实际上就取决于储蓄率s。同时从前述生产函数求导后Y′/Y=A(t)′/A(t)+αL′/L+βK′/K也可看到，资本积累K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储蓄是资本积累或投资的重要来源。所以，高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较高的楼市消费可能、较高的保障基金投资意识、较强的储蓄倾向等所谓的咨询公司分析报告都依据“人口红利期”理论作为支撑，劝服人们投资房市、购买基金、投身股市，叫嚣红利期后没有利润可取，人口负债期的可怕危害等等。
人口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口的活动影响着经济变化。人口通过消费储蓄行为决定着总体经济的增长，高储蓄带来经济增长，这也是部分学者提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依据。目前针对人口在储蓄消费的影响上，人口红利的研究一种单纯认为人口红利期产生高储蓄，产生正面经济效应，另一种中庸式研究赞同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产生红利。从这一点的经济学视角来看，假设的前提条件是人都是理性人，市场是完全自由市场。针对人口活动的关注形成了人们用定量理性的分析工具分析人口因素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从而回归到人作为主体，对于客体认识的问题，显而易见，人口红利这个价值命题并非完全理性界定，缺乏科学论证，不能作为投资者分析问题的主要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何亚福.人口红利之是非利弊[J].财经看点，2009，06：21.
[2]蔡昉.人口红利消失的隐忧[J].中国企业家，2006，07：97.
[3]王仲.人口红利对我过经济的影响研究[J].人口经济，2009，02：102.
[4]牟孛峰，高向东.人口红利与劳动力短缺[J]．经济师，2009，03：62.
[5]李亦菲.人口红利距人口负债仅一步之遥[J].大视点，2008，08：26.
[6]傅勇.人口红利的消失真的那么可怕？[J].同舟共进，2009，04：15.
[7]余南平.人口红利消失值得恐慌吗？[J].中国企业家，2006，07：99.
[8]刘元春，孙立.人口红利说的四大误区[J].人口研究，2009，01.
[9]梁同贵.中国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的特色与应对策略[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院报，200，25（2）：42.
[10]付晨光.对我国人口红利和可持续发展的探讨[J].甘肃农业，2009，
07：50.
[11]聂彩仁.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企业的发展道路选择[J].改革与战略，2009，25(190)：161.
关键词：人口红利 人口负担系数 价值命题
凤凰卫视去年播出一期《易富贤：中国人口危机2012将全面爆发》的节目，讨论的是人口学家易富贤博士发表文章指出，从2012年开始中国人口危机即将全面爆发，一系列恶果将逐渐显现。如果现在只是停止计划生育而不是鼓励生育的话，20多年之后，中国生育率最多像韩国一样，每年只出生600多万孩子。不到全球的二十分之一，出现大国空巢，中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易富贤博士认为有的人口学家吹嘘“人口红利”，在人口负债期中国将出现人口“泄洪”过程，人口一旦负增长，将一发不可收拾，中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易博士警告说：十二五期间，中国人口危机将全面爆
发。
正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日本、韩国与中国等东亚国家与地区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人口红利”被普遍认为是东亚经济成功的关键。在人口学界乃至经济学界，“人口红利”本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概念和判断标准，目前人口红利概念已然对于判断中国人口形势、经济形势、人口和相关经济政策的未来走向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多数研究者不停的向政府、企业灌输一个概念，那就是社会中如果能够工作的人太少了，而且需要抚养的人太多了，那么社会的负担就会变的沉重。因此计划生育和人口的老龄化会妨碍我们社会的发展。甚至有学者指出，印度未来由于人口红利优势，整体年龄结构偏轻，社会抚养率低，所以会比中国发展的好很多。针对人口红利这个命题的研究多偏重于应对策略、影响后果，研究者似乎疏忽于基本的概念界定，是否真如刘易斯拐点所言，到了那个点我们就会从天堂进入地狱？
1 何谓“人口红利”和“人口负担系数”
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使“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和使用。安德鲁·梅森最先在其论文中使用“人口红利”一词。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低、高”模式向“低、低、低”模式的演变过程中，中途会出现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年龄结构，即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这种“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储蓄率高，而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十分有利。人口学家将这段发展的黄金时期称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期”。人口负担系数即社会总抚养系数，是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在人口学上，一般把总抚养比小于50％的时期称为人口红利期。进入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打开，退出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人口红利或负债的产生是在人口结构类型发生转变的过程中人口负担系数小于0.5的一个时期。根据国际标准的人口结构类型分为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判断标准如表1。
国内学者根据这一人口负担系数对我国人口现状进行了诸多分析。学者认为自1970年代起，我国开始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出生率长期持续下降。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国社会总抚养系数已从1980年的61.8％，下降到2003年的40.5％，2009年可能降到37.3％的最低值。其后开始缓慢上升，2020年可升至45.0％，2040年可升至59.0％，根据前面的定义，1970年代到2020年代是我国的人口红利期。该时期由于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青少年人口比重的下降快于老年人口比重的提高，从而出现一个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青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都比较低，即“中间大，两头小”的局面，非常有利于社会积累和经济发展。而从2020年后，我国则进入“人口负债期”。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许多学者认为，到本世纪20年代，尽管总人口抚养系数仍低于50％，但届时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很高，已不能说中国仍处于人口红利期了。因此，他们将2015年作为我国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转变的“拐点”年。
笔者认为，人口本身并不能产生所谓的“红利”，人口红利的概念仅仅是讲人口年龄结构出现橄榄型，产生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时机，至于能否得到这个红利取决于经济的增长是否能得到人口红利的正面效应，人口的这种结构类型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有利效应因素，而非当前某些学者认为的年轻人多就会得到人口红利，这样的理解夸大了人口机会窗口的作用，使之成为一个伪命题甚至假命题。
2 “人口红利”仅是个价值命题
2.1 价值命题的范畴
首先，让我们从价值命题讨论起。所谓命题，就是论点、观点。笔者认为基本分为三种，一种是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如能量守恒定律；一种是还没有被证明的，但也没有被证明是错误的，如很多社会命题和管理命题大多都是这样的，最著名的是数学问题哥德巴赫猜想；还有一种命题，是被证明了是错误的，或者只是在局部正确的，比如关于万能永动机的命题。
所谓价值是主体对客体的主观判断。价值有多重含义，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解释。哲学上的价值，反映的是主客体之间关系的范畴，指的是客体对于主体的效用或意义。价值本身具有客观性。这反映在价值关系的各个环节上，如人的需要、用来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满足人的需要的过程与结果等，都具有客观性。但反映主体对客体的认识的价值观却具有主观性。客体对于主体是否有用或有意义，由主体来判断，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尺度。因此，价值虽然有客观基础，但人们对价值的看法和追求差别很大。价值本身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客体有无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归根结底由具体的价值主体即具体的人进行主观评价的结果。
人口红利学说反映出人即主体对外部世界即客体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人口红利这个客体对于主体是否有用或者有意义，是有主体判断，主要是以满足主体人的需求，所以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命题，虽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并不能作为定理定义一样的很好作为理论支撑。
2.2 人口红利概念界定决定它仅是一个价值命题
根据前面所述人口红利的定义，笔者以为关于“人口红利”或“人口机会窗口”的解释，还缺乏科学的根据。首先可以让我们从基础的数据定义谈起，50%的人口负担系数是否可以说明人口负债期的到来并且影响经济的发展是不确定的。
这里我们以江苏省昆山市历年人口普查数据做个简单分析。下图是昆山市三次人口普查的年龄结构金字塔，我们发现属于典型的由年轻型向老年型过渡的一个客观过程，这个过程是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按照国际标准计算的人口负担系数来看，昆山市八十年代初期已然进入了的人口红利期（1982年是42.31%），且近三十年来人口负担系数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出现了有利经济发展的红利期，结论似乎应该是昆山市经济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
然而，国际标准普遍是按照65岁及以上人口计算老年负担，按照我国目前退休年龄的计算似乎这个人口红利期并没有这么长。并且目前柔性退休制度的试点也可以充分说明一点，老年负担人口并不是个绝对意义上的定值，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人口结构类型的转变，人口红利期的界定值也应该是动态改变的，而不应该“一刀切”定义在50%，主观定义的界定值是缺乏科学根据的，这让我们相信人口红利概念的界定仅是研究者主观研究中设定的考核值，仅仅是个价值命题而非经过检验论证的命题形式。
3 “人口红利”价值命题形成的原因及理论依据分析
3.1 劳动力受到空前关注
“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理论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人”是其主要原因和因素。当前社会大环境下，经济指标、经济内容成为衡量国家、地区甚至家庭的重要单位。人是经济的主体也是经济的受作用者，劳动力作为主要的生产因素而得到广泛关注。首先笔者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分析劳动力的重要作用。根据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A(t)LαKβ
其中，Y是产出；A(t)是综合技术水平；L是劳动力数；K是资本；α、β分别代表劳动力和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求关于时间的导数，得到Y′/Y=A(t)′/A(t)+αL′/L+βK′/K。Y′/Y表示总产出增长率，它是经济增长率的一个近似替代值；αL′/L代表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βK′/K代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见，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
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成为当下各国政府、公司、中小企业关注的热点，这直接影响着成本的核算。近年来出现的“用工荒”、“民工荒”似乎成为人口红利期结束的实践证明，认为转折点即将来临，50%的人口负担系数一旦达到经济体系就会崩盘。
笔者认为，近年来不仅存在用工荒的问题同样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这两着的同时出现可以很好说明一方面，劳动力短缺是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短缺问题，而非自然短缺。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加强对农村的扶持和建设，农村人口的发展机会日益多元化，外出打工不再是唯一选择，同时，农民工的意识不断增强，对自己的期望薪资不断增加。因此，原先的低工资招工模式难以招到所需的工人。人口红利仅是一个时机，而不能成为用工荒的理论解释，不能成为判断主体需要而填补的理论依据。
另外，劳动力的数量并不能决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一个国家要发展，人民要生活，要抚养大量的老人、孩子，这些靠的是财富。财富从生产力而来。首先必须弄清楚生产力不是劳动力。并且是劳动力也不一定能够创造财富而不消耗财富。
郎咸平和蒋正华先生，都极力赞同劳动力素质比劳动力数量更重要。郎教授认为资本实力雄厚的美国，出口的反而是劳动密集型商品，因为美国劳动力的效率和素质比别国高4倍左右，所以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别国相比也有竞争力，这就是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这也说明了人口红利期并非都能够带来红利，劳动力仅是一个要素。蒋正华举例“从清末到民国，中国劳动力一直很便宜，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实现经济起飞？”等经济现象为论据来说明人口红利是没有根据。这也就说明，人口红利并不能很好的成为经济现象的理论支撑，其本身缺乏科学论证，仅是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命题。
3.2 人口对消费、储蓄的影响
人口红利问题之所以被广受关注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主体人对于经济市场消费、储蓄的重要影响。笔者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入手，先分析人口对宏观经济消费储蓄的影响。首先解释一个经济学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
G=s/v（其中G是经济增长率，s是储蓄率，v是资本—产量比）
由于假设资本与劳动的配合比率是不变的，从而资本—产量比也是不变的。这样，经济增长实际上就取决于储蓄率s。同时从前述生产函数求导后Y′/Y=A(t)′/A(t)+αL′/L+βK′/K也可看到，资本积累K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储蓄是资本积累或投资的重要来源。所以，高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较高的楼市消费可能、较高的保障基金投资意识、较强的储蓄倾向等所谓的咨询公司分析报告都依据“人口红利期”理论作为支撑，劝服人们投资房市、购买基金、投身股市，叫嚣红利期后没有利润可取，人口负债期的可怕危害等等。
人口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口的活动影响着经济变化。人口通过消费储蓄行为决定着总体经济的增长，高储蓄带来经济增长，这也是部分学者提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依据。目前针对人口在储蓄消费的影响上，人口红利的研究一种单纯认为人口红利期产生高储蓄，产生正面经济效应，另一种中庸式研究赞同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产生红利。从这一点的经济学视角来看，假设的前提条件是人都是理性人，市场是完全自由市场。针对人口活动的关注形成了人们用定量理性的分析工具分析人口因素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从而回归到人作为主体，对于客体认识的问题，显而易见，人口红利这个价值命题并非完全理性界定，缺乏科学论证，不能作为投资者分析问题的主要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何亚福.人口红利之是非利弊[J].财经看点，2009，06：21.
[2]蔡昉.人口红利消失的隐忧[J].中国企业家，2006，07：97.
[3]王仲.人口红利对我过经济的影响研究[J].人口经济，2009，02：102.
[4]牟孛峰，高向东.人口红利与劳动力短缺[J]．经济师，2009，03：62.
[5]李亦菲.人口红利距人口负债仅一步之遥[J].大视点，2008，08：26.
[6]傅勇.人口红利的消失真的那么可怕？[J].同舟共进，2009，04：15.
[7]余南平.人口红利消失值得恐慌吗？[J].中国企业家，2006，07：99.
[8]刘元春，孙立.人口红利说的四大误区[J].人口研究，2009，01.
[9]梁同贵.中国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的特色与应对策略[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院报，200，25（2）：42.
[10]付晨光.对我国人口红利和可持续发展的探讨[J].甘肃农业，2009，
07：50.
[11]聂彩仁.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企业的发展道路选择[J].改革与战略，2009，25(19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