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南 鸥：本刊栏目主持人。
叶延滨：当代诗人、散文杂文家、批评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曾先后任《星星》诗刊主编，北京广播学院文学艺术系主任，中国作家协会《诗刊》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迄今已出版个人文学专著47部，其中诗集有《不悔》（1983年）、《二重奏》（1985年）、《乳泉》（1986年）、《心的沉吟》（1986年）、《囚徒与白鸽》（1988年）、《叶延滨诗选》（1988年）、《在天堂与地狱之间》（1989年）、《蜜月箴言》（1989年）、《都市罗曼史》（1989年）、《血液的歌声》（1991年）、《禁果的诱惑》（1992年）、《现代九歌》（1992年）、《与你同行》（1993年）、《玫瑰火焰》（1994年）、《二十一世纪印象》（1997年）《美丽瞬间》（1999年）、《沧桑》（2002年）、《叶延滨短诗选》（2003年）、《年轮诗章》（2008年）、《时间背后的河流》（2010年）、《叶延滨自选集》（2011）等二十余部；
作品自1980年以来先后被收入了国内外500余种选集以及大学、中学课本。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俄、意、德、日、韩、罗马尼亚、波兰、马其顿文字。代表诗作《干妈》获中国作家协会（1979年——1980年）优秀中青年诗人诗歌奖，诗集《二重奏》获中国作家协会（1985年——1986年）第三届新诗集奖，其余还有诗歌、散文、杂文分别先后获四川文学奖、十月文学奖、郭沫若文学奖等50余种文学奖。
南 鸥：叶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百年新诗”纪念专题《世纪访谈》的专访。我始终认为一位诗人磨难的深度与广度自然决定其作品的质地与诗歌成就。我知道您有着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我在另一个选题《肖像的光芒》中谈到只有将诗人投放在历史的大幕之上，才能在历史苍茫的底片之上发现一位诗人的心灵密码，才能开掘其肖像的光芒，我想这个访谈就从您非同寻常令人震撼和遐思的传奇人生开始。据资料介绍，您中学时随母亲被下放到西昌，您与三位同学翻越千山万水到北京串联；您面对纷乱、残酷、荒谬的现实无法理解而给毛泽东写了长达七页长信的壮举；你在延安当知青时住在最最贫困的农家的悲伤；您大学梦的因祸得福等等奇异经历，我想朋友们一定很想知道这些故事，同时请您谈谈这些奇异经历对您的诗歌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
叶延滨：在西昌的那段日子，是影响我一生的成长时期。我是因为母亲下放到西昌，而从成都到西昌陪同母亲生活。我的母亲出身于一个东北大富商家庭，日本占领东北后流亡到北平求学，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算“红军时期”老干部，建国后先后被错误处分，开除党籍，降级下放。母亲下放大凉山当了老师，一年后回省城无望，于是我也在小学六年级时到了西昌陪母亲生活。从此我从“高干子弟”变成一个有“政治问题的下放老师”的孩子。我和农村孩子一起上学，穿草鞋，干农活，在乡村的川兴初中度过三年饥荒。我在西昌完成了我的中学学业，最为人常提起的是，我在文革中曾和三个同样受到歧视的同学陶学燊、王守智、张云洲，步行六千七百里路，历时四个月到北京串联。西昌让我知道并认识了中国底层，并且开始身为一个底层孩子靠自己打拼，闯自己的路，西昌造就和完成我一生所需要的训练——作为一个男人应有的“自信”和“自立”的能力。
给毛泽东写信是因为父亲在文革中被批斗。1966年文革运动开始，首先是从批斗大学校长发端，各大报纸上，北京大学揪斗陆平，南京大学批判匡亚明，重庆大学批判郑思群，《四川日报》六月上旬在头版也用几乎整版批判成都大学一把手叶XX。后来省城武斗越来越升级，局势危险。军管会把各厅、局和各大学的“走资派”集中在锦江宾馆办学习班。学习班外“武斗”，学习班里“文攻”，硝烟浓烈，不久就传出医学院的院长和一位大学副校长跳楼自杀。我面对连连发生的跳楼事件，面对如此荒谬而残酷的现实，我愤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达七页的长信。
长信自然是石沉大海，我就开始思考营救父亲的方法。父亲被我救出后，造反派在成都和大凉山搜找我，我从成都躲回大凉山，在街头突然被一群人围殴，正置“上山下乡”开始，我便到延安插队了。
因为这些经历，我可以说是从底层和生死场上闯出来的，我身上的干部子弟标签对我一生没起作用，起作用的是我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血汗经历，他让我自信，也让我能自立，同时让我的写作关注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
南 鸥：众所周知，组诗《干妈》是您的成名作，我还注意到您参观奥赫里德市博物馆时写下的《存放眼泪的小瓶子》，在我看来这两首诗歌都体现了您文本的精神质地与美学特质，情感真诚而炽烈，令人动容。我想请您谈谈这两首诗歌的情感触点与创作过程。
叶延滨：《干妈》写于1980年。这是我插队延安农村曾经的一段真实经历。父亲得救后，我无法在成都和西昌立足，于是远赴延安“插队”。我在延安有一个亲哥哥。父母当年在延安，抗战胜利后奉命立即北上与蒋军抢东北。军令如山，只好把不足一岁的哥哥送给了当地农民曹守科做儿子。我到延安插队是“投亲”，但我不想寄人篱下，在延安的第一年我哥替我找到一对老贫农，我与他们共同生活了一年他们叫我“干儿”，我叫他们“干妈”和“干大”。这是陕北最穷的人家，只有一孔没有窗户的土窑洞，他俩睡在窑洞最里边的大炕上，大炕上有个大尿盆，我睡在门边的小土炕上，小土炕上有个小尿盆。这就是整个家的全部布局。这孔土窑，关上门就像坟，开了门就叫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我在延安的曹坪、中庄两个村子和军马场一共生活了四年，我接够了地气，尤其在干妈干大家我自信没有比这一年更难更苦的了，就像掉进深坑里，只要敢迈步，无论朝哪个向方，都是向上。
十年后我在北京上大学，得到了两们老人先后去世的消息。我写下了长诗《干妈》。内容基本是回忆共同生活的细节：老汉用我的毛巾擦汗，干妈跑了三十里路去公社给我买一盏煤油灯看书，夜里给我在衣缝里找虱子，给我留馍他们悄悄吃糠等。诗歌写出来当年有影响，我想有二个最重要的原因，一是真实地写了知青生活，几千万插队的知青从中找到自己的命运影子；二是写出了农村真实的穷困，诗中写道“如果大地贫瘠得像沙漠像弋壁，任何种子都会失去发芽的生命力”，算是为民一呼，喊出了文革造成的危机。 曾有人讥讽我写《干妈》煽情造作，我没有生气，我想他在我生活过一年的土窑洞里过一晚上他都受不了，怎么能设想二千多万知识青年为这个国家所承受的苦难与牺牲呢？
《存放眼泪的小瓶子》写于马其顿，那是另一个民族的苦难记忆，战士用血写，妇女用泪用，我觉得忘记苦难是可耻的，我觉得这是诗人的使命，真正的诗人应该忠于他的感情和明白诗歌的使命。
南 鸥：我注意到您的诗歌梦想是由改写《欧根·奥涅金》而被点燃的，请叶老师谈谈当时的过程。
叶延滨：我在延安插队，后来北京派了干部来管理知青，北京干部告诉我总后勤部来招工，动员我去，我答应了。到了集中地，才知是总后军马局延安军马场招工。我在基层甘沟二边当了几个月班长，就调到场部供应科当保管员，供应科还有两个知青小蔡和小刘，小蔡的爸是外交部的，小刘的爸是香港华润公司的，大概都在受审查。散落在名个连队的知青到场部就来找我们，其中有诗迷，带了本《欧根·奥涅金》大家传看，有人说故事好看，翻译得太拗口了，于是我们便动手改写，我改写得很认真，把自己都感动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诗歌，远距离仰望普希金。
几年后调到秦岭一部队工厂当新闻干事，到部队采访学习，当时全国只有一本《解放军文艺》，便给解放军文艺投稿，投了一年，收到雷抒雁一封退稿信，十分感动。后来读到一本诗集《红花满山》，发现平凡的部队生活还能这么写，于是一发不可收，开始发表一些描红作品。
南 鸥：中国新诗的发展始终与意识形态保持着甚为密切的关系，特别是那个异化的年代表现得更为突出，诗歌基本上被简化为图解意识形态的工具，丧失了应有的艺术水准，而您也深陷那个异化的年代，可您的诗歌与当时图解意识形态和语言僵化的诗歌有着天壤之别，在当时那个时代非常难能可贵。而且我还注意到您的诗歌文本与当时的朦胧诗也大相径庭，这充分说明你在精神上是一位主体性高度独立的诗人，朋友们一定很想知道您当时是如如确立自己的诗学主张的？
叶延滨：真正影响我其后的写作是文革后期，我被《延河》（当时改为《陕西文艺》）借调去当工农兵编辑，胡采、王汶石、杜鹏程等老一辈大家在一个小院里工作。重要的是特许我们这些业余编辑“供批判”从图书馆借封存的书。在这一时期我大概读了近百年的数百本中外诗集，从但丁、歌德、雪莱、海涅、惠特曼、普希金、洛尔迦、到马雅可夫斯基、叶夫图申科到庞德、叶芝、弗罗斯德、叶赛宁、艾吕雅、聂鲁达、埃利蒂斯、狄金森、桑德堡、艾略特、阿赫玛托娃……中国的诗人则从郭沫若、李金发、冯至，到当代溜了一遍。那是一个文化荒漠的时代，没有电影，没有电视，没有小说，所以我等于提前上了一次诗歌大学。我认定我原先所写的诗歌不属于我，我不能写那种太贴近风潮的应时诗，也不能写曾经影响过我的解放军文艺体，这些阅读让我重新定位自己。
文革结束后，我写了一批揭露文革的“冰下的激流”组诗，1980年6月《诗刊》头题发表我写文革背景的《那时我还是个孩子》组诗。这组诗引起了《诗刊》重视，这是我参加首届青春诗会的原因。在青春诗会我与当时大红的舒婷、顾城、江河成了朋友，但我认为我与他们不完全一样，我的底层人生经验让我对这个国家和这块土地有不同的理解。我原先提交的是一组比较个人化和现代感浓重的诗作，在诗会期间我完成了《干妈》，邵燕祥建议我换上新作《干妈》，没想到刊物一出来，《干妈》居然大红，特别是在各个大学里，我知道那些当过知青的老三届与文革后进大学的新三届，是我的知音，我在为他们发声。
广泛的涉猎中外名诗和参与首届青春诗会的经历，让我从此以后，在诗坛不抱团，也不入伙，独立行走。此后在《星星》和《诗刊》工作，更让我对自己写作低调，同时努力与各种诗歌流派都有交往。虽也得罪过一两个诗江湖上的红人，众多的诗人还是对我十分友好。从1986年在《星星》担任领导，直到《诗刊》退休迄今三十年，我坚持不在自己办的刊物上发自己的作品，不为自己搞研讨会，不将自己作品参加评奖活动。这让我在较为自在的情况下坚持写自己的诗歌。年年都有新作入选各地的选本，这让我感到高兴。
南 鸥：您在1980年首届“青春诗会”的研讨会上谈到“在今天的时代和社会中，一个诗人要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点；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找到与人民心灵的相通点；在源远流长的艺术长河中找到自己的探索点。三点决定一个平面，我的诗就放在这个平面上。”在我看来，这三个基点在今天仍然具有相当普遍的指导性意义，它支撑人们的思考与创作，并由此构成一位诗人创作的视野与格局，我想请叶老师谈谈这三个基点如何影响您的创作。
叶延滨：在1980年参加首届青春诗会时，我说过一个诗人要找到在这个时代的人生坐标点，要找到与民众心灵的相通点，要找到诗歌艺术的新的探索点，三点决定了我的诗歌创作的平面。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觉得无论成功还是失败，这是我坚持写作的支点。
写诗并能坚持写自己喜欢的诗只有两条，一是相知，二是相爱。相知者，要多读诗，读古今中外的名作，读多了就知道真正的好诗是什么，也知道自已适合写什么样的诗。相爱者，与诗有缘，不以诗谋取功名利益，真爱就能坚持，坚持者自然进入诗意人生的状态。爱诗并写诗进一种人生修炼，完善自我，是最主要的成功。能否写出传世之作，则是另一种机缘。我说的三个支点，也可以这么讲：处在何种时代，这是你的诗“运”。有无诗歌的艺术天赋，这是你的诗“命”。能否得到更多读者的认同，这是你的诗“缘”。有命有运有缘者，必成大气。
南 鸥：今年是《星星》诗刊创刊60周年，您在《星星》诗刊工作了12年，而后又在《诗刊》主编的工作岗位上工作12年直到退休，这在我国诗歌界是罕见的。从新诗百年的历史来看，诗歌刊物对新诗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星星》诗刊与《诗刊》这样重要的诗歌期刊对于诗人的创作有着相当意义的导向性，我想请您谈谈诗歌刊物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叶延滨：我在1980年参加《诗刊》首届“青春诗会”的时候，我说过，我曾梦想过当将军，也想过当科学家，真的没想过当诗人，更没有想过当什么主编。不过好像舒婷在青春诗会上说过，我们这一群人中，叶延滨会当《诗刊》主编。大家都当玩笑话听。但命运使然，宽巷子走不了，逼到这窄胡同里了。那就尽职尽心的干好这份工作吧。回首往事，我可以说一句，两个刊物，办《星星》基本上是我说了算，办《诗刊》不全是按自己的想法工作。但都有六个字：尽了心，尽了力。尽心尽力者，办刊物，出于公心，不论亲疏和个人好恶，凡好作品，绝对给版面；办刊物，不谋私利，刊物是公器不是私产，主编在诗坛算公众人物了，一言一行，其实都在众人眼里。 诗歌刊物对诗坛应该有引领作用。仅以《星星》为例，创办六十年来，就一直努力坚守诗歌精神。有人用体制内外，官办民办来区分刊物的作用，其实并非如此。没有诗歌精神的坚守，无论官办民办，都会让人感受到小家子气的“圈子“。
南 鸥：随着互联网上的迅猛发展，人们话语权的释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制与平台，人们对诗歌刊物的依赖也随之消减。但是对于诗歌互联网是个双刃剑，一方面互联网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自由表达的空间，一些优秀的诗人脱颖而出，与此同时泥沙俱下，对诗歌造成了一定的伤害。请问诗歌纸质刊物如何进一步发挥自己的优势，不断提升自己的影响力，继续担当起引领的作用？
叶延滨：纸媒的诗歌刊物，相对自媒体和网络，要严谨得多，也会冷清很多。但是诗歌刊物应该保持其学术的品位，用真正优秀的力作引导诗坛，不是相反，跟着网络点赞起哄。可以通过网络扩大刊物的影响，重要的是刊物知道自己的责任，也坚守学术和艺术的标准。
南 鸥：近两年诗歌似乎正在回暖，一是各种诗歌评奖与诗歌活动越来越多，二是人们通过手机移动终端发布诗歌和阅读诗歌，再加上微信群的呼啸而来，更是让诗歌爱你没商量。但是诗歌活动更多依然流于形式，对诗歌的发展似乎没有多大的建设性的意义，而手机终端的零碎阅读仅仅呈现为浅表性的阅读，除了留下花花绿绿的礼仪性点赞，真正进入内心的阅读并不多。请问叶老师，当下诗歌现场的这一份活跃是否能够迎来汉语诗歌真正的繁荣？
叶延滨：信息时代让每个人都能享受信息大餐，这是前无古人的好事。所有的大餐都会产生后续效果——减少食量与拒绝“拉圾食品”。极端的是对其“辟谷”，关电视关手机关电视。辟谷虽快，但不可持久。
手机和自媒体的广泛使用，使大众重新喜欢这样形式传情表意。自媒体上公众号大多数是卡拉OK级别的自我抒发，不因为有人唱卡拉0K，就说他是音乐家，这个判断力，无论是唱者还是听者，都是有的。但是一碰到诗歌，人们就晕了。其实大多数只是在公众号里“卡拉OK”诗歌，友情点赞，只是说他人脉广，不能说他诗就好。明白了就好判断。多数人喜欢用诗传情表意，也表明了公众文化水平在提高。
南 鸥：您在一篇访谈中谈到“从古至今基本上所有的诗人都是业余写作者，专业诗人极少，现代社会更是如此。因此，一个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在社会上能自立且有担当的人，在职场是老板或员工，从政是领导或下属，在家是父母或子女，这些角色是社会身份。”我知道是事实，但这似乎会带来一个内心与身份分裂的问题，我想问叶老师诗人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中处理好不同的角色，才能令自己在面对诗歌时始终保持一种从容与安静的心态与生命的姿势？
叶延滨：和小说写作、戏剧写作不一样，从古至今基本上所有的诗人都是业余写作者，专业诗人极少，现代社会更是如此。因此一个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社会上能自立有担当的人，经商在职场是老板或员工，从政是领导或者是下属，在家庭是父母或子女，这些角色是社会身份，每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中不断转化自己的角色，以尽自己的职责。只有在进入写作状态的时候，才摆脱这些社会身份，成为一个全心面对诗歌的诗人。所以现代社会真正的诗人应有健全人格，应有健康诗风。何谓健康？现代社会让我们明白，每个社会人都在不同的场合要进入不同的角色，这是现代社会多元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智慧的进步。一个不能适应不同社会角色，以至动辄“内心与身份分裂”的人，不说他心胸不够强大，至少是人格不健全的表现。过去有的诗评家推崇的某些名诗人有的是社会角色失败，有的是人生精神失常，以至形成一种误判，以为真正的诗人就是那些一事无成、只会吟风弄月的疯子癫子或吃软饭者。这种误导至少对绝大多数优秀的诗人不公平，也是对诗歌功能的歪曲，对诗意人生的抹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提倡诗意人生，我想首先是让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更健康，人格更健全。
南 鸥：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多元是我们时代的历史趋势与总体特征，对于诗歌来说，多元似乎掩盖着诗与非诗的界限？我认为诗歌终究是“语言的艺术”，她有其质的规定性，也就是说诗与非诗是有鲜明界限的，请问叶老师诗歌是否有其质的规定性，如果有这个质的规定性体现在那几个方面？
叶延滨：判断好诗，不是一句两句话说得清楚。最近我在各地讲学，力图正本清源，从十个方面讲清诗与非诗的界限，许多是老命题，但是根，也是源。
简单讲可以有大体的指向。一是精神指向，引领读者向上、向善、向美。向上，多给人正能量，不鼓吹颓废厌世和极端思潮。向善，让人心存善念懂得善恶，不宣扬极端利己色情暴力拜金主义。向美，引领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不展示丑陋下流阴暗心理。二是艺术追求，在诗歌艺术上有创新，有探索，有突破，在继承传统的过程中为传统增加新的经典。
诗歌从一开始就引领着人类向上向善向美，正是这样引领，中国人从《诗经》开始，走过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至五四新诗的情感历史长河，展示了这个东方伟大民族的大美精神世界。无论我们能否成为一个诗人，热爱诗歌者，其短暂一生是在与一个古老而伟大民族精神同行，灵魂同在！
叶延滨：当代诗人、散文杂文家、批评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曾先后任《星星》诗刊主编，北京广播学院文学艺术系主任，中国作家协会《诗刊》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迄今已出版个人文学专著47部，其中诗集有《不悔》（1983年）、《二重奏》（1985年）、《乳泉》（1986年）、《心的沉吟》（1986年）、《囚徒与白鸽》（1988年）、《叶延滨诗选》（1988年）、《在天堂与地狱之间》（1989年）、《蜜月箴言》（1989年）、《都市罗曼史》（1989年）、《血液的歌声》（1991年）、《禁果的诱惑》（1992年）、《现代九歌》（1992年）、《与你同行》（1993年）、《玫瑰火焰》（1994年）、《二十一世纪印象》（1997年）《美丽瞬间》（1999年）、《沧桑》（2002年）、《叶延滨短诗选》（2003年）、《年轮诗章》（2008年）、《时间背后的河流》（2010年）、《叶延滨自选集》（2011）等二十余部；
作品自1980年以来先后被收入了国内外500余种选集以及大学、中学课本。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俄、意、德、日、韩、罗马尼亚、波兰、马其顿文字。代表诗作《干妈》获中国作家协会（1979年——1980年）优秀中青年诗人诗歌奖，诗集《二重奏》获中国作家协会（1985年——1986年）第三届新诗集奖，其余还有诗歌、散文、杂文分别先后获四川文学奖、十月文学奖、郭沫若文学奖等50余种文学奖。
南 鸥：叶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百年新诗”纪念专题《世纪访谈》的专访。我始终认为一位诗人磨难的深度与广度自然决定其作品的质地与诗歌成就。我知道您有着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我在另一个选题《肖像的光芒》中谈到只有将诗人投放在历史的大幕之上，才能在历史苍茫的底片之上发现一位诗人的心灵密码，才能开掘其肖像的光芒，我想这个访谈就从您非同寻常令人震撼和遐思的传奇人生开始。据资料介绍，您中学时随母亲被下放到西昌，您与三位同学翻越千山万水到北京串联；您面对纷乱、残酷、荒谬的现实无法理解而给毛泽东写了长达七页长信的壮举；你在延安当知青时住在最最贫困的农家的悲伤；您大学梦的因祸得福等等奇异经历，我想朋友们一定很想知道这些故事，同时请您谈谈这些奇异经历对您的诗歌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
叶延滨：在西昌的那段日子，是影响我一生的成长时期。我是因为母亲下放到西昌，而从成都到西昌陪同母亲生活。我的母亲出身于一个东北大富商家庭，日本占领东北后流亡到北平求学，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算“红军时期”老干部，建国后先后被错误处分，开除党籍，降级下放。母亲下放大凉山当了老师，一年后回省城无望，于是我也在小学六年级时到了西昌陪母亲生活。从此我从“高干子弟”变成一个有“政治问题的下放老师”的孩子。我和农村孩子一起上学，穿草鞋，干农活，在乡村的川兴初中度过三年饥荒。我在西昌完成了我的中学学业，最为人常提起的是，我在文革中曾和三个同样受到歧视的同学陶学燊、王守智、张云洲，步行六千七百里路，历时四个月到北京串联。西昌让我知道并认识了中国底层，并且开始身为一个底层孩子靠自己打拼，闯自己的路，西昌造就和完成我一生所需要的训练——作为一个男人应有的“自信”和“自立”的能力。
给毛泽东写信是因为父亲在文革中被批斗。1966年文革运动开始，首先是从批斗大学校长发端，各大报纸上，北京大学揪斗陆平，南京大学批判匡亚明，重庆大学批判郑思群，《四川日报》六月上旬在头版也用几乎整版批判成都大学一把手叶XX。后来省城武斗越来越升级，局势危险。军管会把各厅、局和各大学的“走资派”集中在锦江宾馆办学习班。学习班外“武斗”，学习班里“文攻”，硝烟浓烈，不久就传出医学院的院长和一位大学副校长跳楼自杀。我面对连连发生的跳楼事件，面对如此荒谬而残酷的现实，我愤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达七页的长信。
长信自然是石沉大海，我就开始思考营救父亲的方法。父亲被我救出后，造反派在成都和大凉山搜找我，我从成都躲回大凉山，在街头突然被一群人围殴，正置“上山下乡”开始，我便到延安插队了。
因为这些经历，我可以说是从底层和生死场上闯出来的，我身上的干部子弟标签对我一生没起作用，起作用的是我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血汗经历，他让我自信，也让我能自立，同时让我的写作关注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
南 鸥：众所周知，组诗《干妈》是您的成名作，我还注意到您参观奥赫里德市博物馆时写下的《存放眼泪的小瓶子》，在我看来这两首诗歌都体现了您文本的精神质地与美学特质，情感真诚而炽烈，令人动容。我想请您谈谈这两首诗歌的情感触点与创作过程。
叶延滨：《干妈》写于1980年。这是我插队延安农村曾经的一段真实经历。父亲得救后，我无法在成都和西昌立足，于是远赴延安“插队”。我在延安有一个亲哥哥。父母当年在延安，抗战胜利后奉命立即北上与蒋军抢东北。军令如山，只好把不足一岁的哥哥送给了当地农民曹守科做儿子。我到延安插队是“投亲”，但我不想寄人篱下，在延安的第一年我哥替我找到一对老贫农，我与他们共同生活了一年他们叫我“干儿”，我叫他们“干妈”和“干大”。这是陕北最穷的人家，只有一孔没有窗户的土窑洞，他俩睡在窑洞最里边的大炕上，大炕上有个大尿盆，我睡在门边的小土炕上，小土炕上有个小尿盆。这就是整个家的全部布局。这孔土窑，关上门就像坟，开了门就叫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我在延安的曹坪、中庄两个村子和军马场一共生活了四年，我接够了地气，尤其在干妈干大家我自信没有比这一年更难更苦的了，就像掉进深坑里，只要敢迈步，无论朝哪个向方，都是向上。
十年后我在北京上大学，得到了两们老人先后去世的消息。我写下了长诗《干妈》。内容基本是回忆共同生活的细节：老汉用我的毛巾擦汗，干妈跑了三十里路去公社给我买一盏煤油灯看书，夜里给我在衣缝里找虱子，给我留馍他们悄悄吃糠等。诗歌写出来当年有影响，我想有二个最重要的原因，一是真实地写了知青生活，几千万插队的知青从中找到自己的命运影子；二是写出了农村真实的穷困，诗中写道“如果大地贫瘠得像沙漠像弋壁，任何种子都会失去发芽的生命力”，算是为民一呼，喊出了文革造成的危机。 曾有人讥讽我写《干妈》煽情造作，我没有生气，我想他在我生活过一年的土窑洞里过一晚上他都受不了，怎么能设想二千多万知识青年为这个国家所承受的苦难与牺牲呢？
《存放眼泪的小瓶子》写于马其顿，那是另一个民族的苦难记忆，战士用血写，妇女用泪用，我觉得忘记苦难是可耻的，我觉得这是诗人的使命，真正的诗人应该忠于他的感情和明白诗歌的使命。
南 鸥：我注意到您的诗歌梦想是由改写《欧根·奥涅金》而被点燃的，请叶老师谈谈当时的过程。
叶延滨：我在延安插队，后来北京派了干部来管理知青，北京干部告诉我总后勤部来招工，动员我去，我答应了。到了集中地，才知是总后军马局延安军马场招工。我在基层甘沟二边当了几个月班长，就调到场部供应科当保管员，供应科还有两个知青小蔡和小刘，小蔡的爸是外交部的，小刘的爸是香港华润公司的，大概都在受审查。散落在名个连队的知青到场部就来找我们，其中有诗迷，带了本《欧根·奥涅金》大家传看，有人说故事好看，翻译得太拗口了，于是我们便动手改写，我改写得很认真，把自己都感动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诗歌，远距离仰望普希金。
几年后调到秦岭一部队工厂当新闻干事，到部队采访学习，当时全国只有一本《解放军文艺》，便给解放军文艺投稿，投了一年，收到雷抒雁一封退稿信，十分感动。后来读到一本诗集《红花满山》，发现平凡的部队生活还能这么写，于是一发不可收，开始发表一些描红作品。
南 鸥：中国新诗的发展始终与意识形态保持着甚为密切的关系，特别是那个异化的年代表现得更为突出，诗歌基本上被简化为图解意识形态的工具，丧失了应有的艺术水准，而您也深陷那个异化的年代，可您的诗歌与当时图解意识形态和语言僵化的诗歌有着天壤之别，在当时那个时代非常难能可贵。而且我还注意到您的诗歌文本与当时的朦胧诗也大相径庭，这充分说明你在精神上是一位主体性高度独立的诗人，朋友们一定很想知道您当时是如如确立自己的诗学主张的？
叶延滨：真正影响我其后的写作是文革后期，我被《延河》（当时改为《陕西文艺》）借调去当工农兵编辑，胡采、王汶石、杜鹏程等老一辈大家在一个小院里工作。重要的是特许我们这些业余编辑“供批判”从图书馆借封存的书。在这一时期我大概读了近百年的数百本中外诗集，从但丁、歌德、雪莱、海涅、惠特曼、普希金、洛尔迦、到马雅可夫斯基、叶夫图申科到庞德、叶芝、弗罗斯德、叶赛宁、艾吕雅、聂鲁达、埃利蒂斯、狄金森、桑德堡、艾略特、阿赫玛托娃……中国的诗人则从郭沫若、李金发、冯至，到当代溜了一遍。那是一个文化荒漠的时代，没有电影，没有电视，没有小说，所以我等于提前上了一次诗歌大学。我认定我原先所写的诗歌不属于我，我不能写那种太贴近风潮的应时诗，也不能写曾经影响过我的解放军文艺体，这些阅读让我重新定位自己。
文革结束后，我写了一批揭露文革的“冰下的激流”组诗，1980年6月《诗刊》头题发表我写文革背景的《那时我还是个孩子》组诗。这组诗引起了《诗刊》重视，这是我参加首届青春诗会的原因。在青春诗会我与当时大红的舒婷、顾城、江河成了朋友，但我认为我与他们不完全一样，我的底层人生经验让我对这个国家和这块土地有不同的理解。我原先提交的是一组比较个人化和现代感浓重的诗作，在诗会期间我完成了《干妈》，邵燕祥建议我换上新作《干妈》，没想到刊物一出来，《干妈》居然大红，特别是在各个大学里，我知道那些当过知青的老三届与文革后进大学的新三届，是我的知音，我在为他们发声。
广泛的涉猎中外名诗和参与首届青春诗会的经历，让我从此以后，在诗坛不抱团，也不入伙，独立行走。此后在《星星》和《诗刊》工作，更让我对自己写作低调，同时努力与各种诗歌流派都有交往。虽也得罪过一两个诗江湖上的红人，众多的诗人还是对我十分友好。从1986年在《星星》担任领导，直到《诗刊》退休迄今三十年，我坚持不在自己办的刊物上发自己的作品，不为自己搞研讨会，不将自己作品参加评奖活动。这让我在较为自在的情况下坚持写自己的诗歌。年年都有新作入选各地的选本，这让我感到高兴。
南 鸥：您在1980年首届“青春诗会”的研讨会上谈到“在今天的时代和社会中，一个诗人要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点；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找到与人民心灵的相通点；在源远流长的艺术长河中找到自己的探索点。三点决定一个平面，我的诗就放在这个平面上。”在我看来，这三个基点在今天仍然具有相当普遍的指导性意义，它支撑人们的思考与创作，并由此构成一位诗人创作的视野与格局，我想请叶老师谈谈这三个基点如何影响您的创作。
叶延滨：在1980年参加首届青春诗会时，我说过一个诗人要找到在这个时代的人生坐标点，要找到与民众心灵的相通点，要找到诗歌艺术的新的探索点，三点决定了我的诗歌创作的平面。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觉得无论成功还是失败，这是我坚持写作的支点。
写诗并能坚持写自己喜欢的诗只有两条，一是相知，二是相爱。相知者，要多读诗，读古今中外的名作，读多了就知道真正的好诗是什么，也知道自已适合写什么样的诗。相爱者，与诗有缘，不以诗谋取功名利益，真爱就能坚持，坚持者自然进入诗意人生的状态。爱诗并写诗进一种人生修炼，完善自我，是最主要的成功。能否写出传世之作，则是另一种机缘。我说的三个支点，也可以这么讲：处在何种时代，这是你的诗“运”。有无诗歌的艺术天赋，这是你的诗“命”。能否得到更多读者的认同，这是你的诗“缘”。有命有运有缘者，必成大气。
南 鸥：今年是《星星》诗刊创刊60周年，您在《星星》诗刊工作了12年，而后又在《诗刊》主编的工作岗位上工作12年直到退休，这在我国诗歌界是罕见的。从新诗百年的历史来看，诗歌刊物对新诗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星星》诗刊与《诗刊》这样重要的诗歌期刊对于诗人的创作有着相当意义的导向性，我想请您谈谈诗歌刊物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叶延滨：我在1980年参加《诗刊》首届“青春诗会”的时候，我说过，我曾梦想过当将军，也想过当科学家，真的没想过当诗人，更没有想过当什么主编。不过好像舒婷在青春诗会上说过，我们这一群人中，叶延滨会当《诗刊》主编。大家都当玩笑话听。但命运使然，宽巷子走不了，逼到这窄胡同里了。那就尽职尽心的干好这份工作吧。回首往事，我可以说一句，两个刊物，办《星星》基本上是我说了算，办《诗刊》不全是按自己的想法工作。但都有六个字：尽了心，尽了力。尽心尽力者，办刊物，出于公心，不论亲疏和个人好恶，凡好作品，绝对给版面；办刊物，不谋私利，刊物是公器不是私产，主编在诗坛算公众人物了，一言一行，其实都在众人眼里。 诗歌刊物对诗坛应该有引领作用。仅以《星星》为例，创办六十年来，就一直努力坚守诗歌精神。有人用体制内外，官办民办来区分刊物的作用，其实并非如此。没有诗歌精神的坚守，无论官办民办，都会让人感受到小家子气的“圈子“。
南 鸥：随着互联网上的迅猛发展，人们话语权的释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制与平台，人们对诗歌刊物的依赖也随之消减。但是对于诗歌互联网是个双刃剑，一方面互联网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自由表达的空间，一些优秀的诗人脱颖而出，与此同时泥沙俱下，对诗歌造成了一定的伤害。请问诗歌纸质刊物如何进一步发挥自己的优势，不断提升自己的影响力，继续担当起引领的作用？
叶延滨：纸媒的诗歌刊物，相对自媒体和网络，要严谨得多，也会冷清很多。但是诗歌刊物应该保持其学术的品位，用真正优秀的力作引导诗坛，不是相反，跟着网络点赞起哄。可以通过网络扩大刊物的影响，重要的是刊物知道自己的责任，也坚守学术和艺术的标准。
南 鸥：近两年诗歌似乎正在回暖，一是各种诗歌评奖与诗歌活动越来越多，二是人们通过手机移动终端发布诗歌和阅读诗歌，再加上微信群的呼啸而来，更是让诗歌爱你没商量。但是诗歌活动更多依然流于形式，对诗歌的发展似乎没有多大的建设性的意义，而手机终端的零碎阅读仅仅呈现为浅表性的阅读，除了留下花花绿绿的礼仪性点赞，真正进入内心的阅读并不多。请问叶老师，当下诗歌现场的这一份活跃是否能够迎来汉语诗歌真正的繁荣？
叶延滨：信息时代让每个人都能享受信息大餐，这是前无古人的好事。所有的大餐都会产生后续效果——减少食量与拒绝“拉圾食品”。极端的是对其“辟谷”，关电视关手机关电视。辟谷虽快，但不可持久。
手机和自媒体的广泛使用，使大众重新喜欢这样形式传情表意。自媒体上公众号大多数是卡拉OK级别的自我抒发，不因为有人唱卡拉0K，就说他是音乐家，这个判断力，无论是唱者还是听者，都是有的。但是一碰到诗歌，人们就晕了。其实大多数只是在公众号里“卡拉OK”诗歌，友情点赞，只是说他人脉广，不能说他诗就好。明白了就好判断。多数人喜欢用诗传情表意，也表明了公众文化水平在提高。
南 鸥：您在一篇访谈中谈到“从古至今基本上所有的诗人都是业余写作者，专业诗人极少，现代社会更是如此。因此，一个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在社会上能自立且有担当的人，在职场是老板或员工，从政是领导或下属，在家是父母或子女，这些角色是社会身份。”我知道是事实，但这似乎会带来一个内心与身份分裂的问题，我想问叶老师诗人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中处理好不同的角色，才能令自己在面对诗歌时始终保持一种从容与安静的心态与生命的姿势？
叶延滨：和小说写作、戏剧写作不一样，从古至今基本上所有的诗人都是业余写作者，专业诗人极少，现代社会更是如此。因此一个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社会上能自立有担当的人，经商在职场是老板或员工，从政是领导或者是下属，在家庭是父母或子女，这些角色是社会身份，每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中不断转化自己的角色，以尽自己的职责。只有在进入写作状态的时候，才摆脱这些社会身份，成为一个全心面对诗歌的诗人。所以现代社会真正的诗人应有健全人格，应有健康诗风。何谓健康？现代社会让我们明白，每个社会人都在不同的场合要进入不同的角色，这是现代社会多元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智慧的进步。一个不能适应不同社会角色，以至动辄“内心与身份分裂”的人，不说他心胸不够强大，至少是人格不健全的表现。过去有的诗评家推崇的某些名诗人有的是社会角色失败，有的是人生精神失常，以至形成一种误判，以为真正的诗人就是那些一事无成、只会吟风弄月的疯子癫子或吃软饭者。这种误导至少对绝大多数优秀的诗人不公平，也是对诗歌功能的歪曲，对诗意人生的抹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提倡诗意人生，我想首先是让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更健康，人格更健全。
南 鸥：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多元是我们时代的历史趋势与总体特征，对于诗歌来说，多元似乎掩盖着诗与非诗的界限？我认为诗歌终究是“语言的艺术”，她有其质的规定性，也就是说诗与非诗是有鲜明界限的，请问叶老师诗歌是否有其质的规定性，如果有这个质的规定性体现在那几个方面？
叶延滨：判断好诗，不是一句两句话说得清楚。最近我在各地讲学，力图正本清源，从十个方面讲清诗与非诗的界限，许多是老命题，但是根，也是源。
简单讲可以有大体的指向。一是精神指向，引领读者向上、向善、向美。向上，多给人正能量，不鼓吹颓废厌世和极端思潮。向善，让人心存善念懂得善恶，不宣扬极端利己色情暴力拜金主义。向美，引领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不展示丑陋下流阴暗心理。二是艺术追求，在诗歌艺术上有创新，有探索，有突破，在继承传统的过程中为传统增加新的经典。
诗歌从一开始就引领着人类向上向善向美，正是这样引领，中国人从《诗经》开始，走过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至五四新诗的情感历史长河，展示了这个东方伟大民族的大美精神世界。无论我们能否成为一个诗人，热爱诗歌者，其短暂一生是在与一个古老而伟大民族精神同行，灵魂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