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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心雕龙·谐隐》是《文心雕龙》中文体论的其中一篇，刘勰以专篇的形式对“谐隐”这种独特的文学文体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肯定了其存在的价值。
关键词：文心雕龙;谐隐;研究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系统、全面、深入，论述广泛且体大思精的文学批评巨著，在中国的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文学思想，对齐梁之前的文学成果及文学批评成果进行了总结，以精美的骈文，对语言文学的根本宗旨、创作方法和审美原则进行了探索和论述。清代学者章学诚在评价《文心雕龙》时说：“《文心》体大而虑周”，道明了刘勰此著作最大的特点。
《文心雕龙》中共有二十篇文体论，刘勰通过“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个方面，对当时文坛上存在的各种文体进行了探讨，全面论述了每一种文体的来龙去脉以及在创作上的要求，《谐隐》篇就是其中一篇。在此篇中刘勰以历史为线索对谐辞和隐语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其发展、性质、价值、得失等进行了论述。
谐辞和隐语早在先秦两汉时代就已经萌芽、发展。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 就有很多劳动人民通过隐晦性或戏谑性的语言讽刺、嘲弄贪婪 、昏愦的上层统治者的例子。到了魏晋南北朝 ，谐辞和隐语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谐隐之风颇为盛行。
谐辞和隐语这两种文体形式皆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刘勰把这二者通篇论述有其深意。谐辞和隐语在许多方面都有交叉之处，不能把二者截然分开。《谐隐》篇的开头总论谐隐时，刘勰举了“华元弃甲，城者发‘睅目’之讴”和“臧纥丧师，国人造‘侏儒’之歌”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都包含了谐辞、隐语两种文体因素，谐辞和隐语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在认识这一点以后，我们对《谐隐》篇的理解就更加深刻全面。
“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这是刘勰给谐辞下的定义，可见谐辞与后来的笑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刘勰把谐辞的发展分成了先秦和汉魏六朝两个历史阶段。前者的特点是“意在微讽，有足观者”、“辞虽倾回，意归义正”，而后者则缺少了讽喻的特质，以致于“无意时用”“有亏德音”。很明显，刘勰对先秦谐辞持肯定态度，而对汉魏六朝以来的谐辞则颇有非议。
“讔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刘勰在论述隐语时，把先秦时的隐语称作“隐”，而把汉魏以后的隐语称作“谜”。它们固然有历史传承的关系，但是刘勰却绝对没有把它们等同起来的意思。实际上，刘勰所说的“隐”大都意在谲谏，而“谜”则渐开后世谐谑之端了。刘勰不满于汉魏以后隐语“谬辞诋戏，无意规补”是很明显的，这是因为隐语发展到汉魏以后产生了很多弊端，丧失了其原有的讽劝意义。
谐隐文学滥觞于先秦，在这一时期，诗歌、史传文学、诸子散文中都有不少谐隐的作品。《诗经》中就有许多诙谐滑稽的诗篇，其中《卫风·淇奥》“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是现有文献可考的最早的谐隐文学观念之一。
在《左传》中经常出现一些诙谐隐晦的歌谣，如《左传·鲁宣公二年》“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左传·襄公四年》“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等。先秦的诸子散文中很多的寓言故事也都是谐隐文学的代表作品。除此之外，宋玉的一些俳谐辞赋也对后世谐隐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正如马积高所言：“辞赋就其主导倾向而言，是雅文学，然亦有较浅切或近徘谐者。宋玉《好色》己启其端。”
在《左传》中还记载了一些包含隐语的故事，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还无社与司马卯言，号申叔展，叔展曰：‘有麦麴乎？’曰：‘无’，‘有山鞠乎？’曰：‘无’。‘河鱼腹疾奈何？’曰：‘目于眢井而拯之，若为茅絰哭井，则已。’明日，萧溃。申叔展视其井，则茅絰存矣，号而出之。”等。除此之外，在《史记》和《战国策》中也有类似的故事记载。先秦时期谐辞隐语的作用，广泛的记载于史书之中，其重要的可以振兴政务营卫自身，次要一点的也有助于匡正错误和解除迷惑。
到了汉代，谐隐文学开始呈现出一种自觉地状态。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的“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都是代表之作。汉代的《隐书》有十八篇，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汉书》中都把它编录在杂赋的末尾。
两汉的谐隐文学还集中体现在辞赋上，许多辞赋作家都有谐隐辞赋作品，代表的辞赋作家如东方朔、枚皋、王褒、扬雄、司马相如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精神上的自由解放带来了文学的自觉，也刺激了世人的俳谐精神。戏谑之风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越来越多的文人把这种诙谐幽默运用到文学创作之中。“至魏文因俳说以著《笑书》，薛综凭宴会而发嘲调”“潘岳《丑妇》之属，束皙《卖饼》之类;尤而效之，盖以百数。魏晋滑稽，盛相驱扇。遂乃应玚之鼻，方于盗削卵;张华之形，比乎握舂杵。”刘勰的这段描述客观的反映了魏晋时期俳谐文创作的盛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隐语演化成谜语，“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炫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荀子的《蚕赋》，是产生谜语这一文体的先兆。除此之外，在《世说新语·捷悟》中也记载了有很多类似的故事。魏文帝曹丕、陈思王曹植、高贵乡公曹髦等都是喜爱作谜语之人，但很可惜的是，他们所作的谜语都没有保存下来。
“本体不雅，其流易弊”是刘勰对谐辞的评价。相比于处于正统地位的诗文来说，谐辞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文体，大体上语言通俗、浅易，缺乏文采。况且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是辞藻华美、对偶工巧的骈体文学，在这种对比下，谐辞就更显粗鄙。而且谐辞在发展演化的过程中，渐渐地出现了很多弊病，因此刘勰才作出“曾是莠言，有亏德音。”这样严厉的评价。
“谬辞诋戏，无意规补”是刘勰对隐语的评价。刘勰不满于汉魏以后的隐语是很明显的，这是因为隐语发展到汉魏以后已经丧失了其原有的讽劝的意义。刘勰论述谐隐的立足点是希望能引导它们继续走向劝诫讽喻的道路，所以给出这样的评价也是无可厚非的。
谐辞和隐语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刘勰在论述它们的过程中常把它们结合起来论述。“古之嘲隐，振危释惫。虽有丝麻，无弃菅蒯。会义适时，颇益讽诫。空戏滑稽，德音大坏。”这是刘勰对谐隐文学的总结，这个总结应该来说是比较客观的，在刘勰身处的那个时代，谐隐文学是比较繁盛的，但是已有些变质，而且这两种文体确实还没有能与诗赋等文体相抗衡的力量。“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虽然刘勰的这种比喻有些犀利，但当我们仔细分析当时其他文体的发展状况后，便也会赞同刘勰的这个评价了。
《文心雕龙·谐隐》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谐隐专论，对被排斥在正統文学之外的谐隐文学作出了系统的、全面的回顾和总结。通过对《谐隐》的研究，我们发现这种独特的文学形式有其自身的特质，不应该把它置于文学的边缘地带，尤其是它在汉魏六朝呈现出的繁盛局面，足以证明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学种类。
参考文献：
[1] 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
[2]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 [南朝梁]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 [清]章学诚著，叶长青注.文史通义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5] 詹瑛.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5.
关键词：文心雕龙;谐隐;研究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系统、全面、深入，论述广泛且体大思精的文学批评巨著，在中国的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文学思想，对齐梁之前的文学成果及文学批评成果进行了总结，以精美的骈文，对语言文学的根本宗旨、创作方法和审美原则进行了探索和论述。清代学者章学诚在评价《文心雕龙》时说：“《文心》体大而虑周”，道明了刘勰此著作最大的特点。
《文心雕龙》中共有二十篇文体论，刘勰通过“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个方面，对当时文坛上存在的各种文体进行了探讨，全面论述了每一种文体的来龙去脉以及在创作上的要求，《谐隐》篇就是其中一篇。在此篇中刘勰以历史为线索对谐辞和隐语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其发展、性质、价值、得失等进行了论述。
谐辞和隐语早在先秦两汉时代就已经萌芽、发展。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 就有很多劳动人民通过隐晦性或戏谑性的语言讽刺、嘲弄贪婪 、昏愦的上层统治者的例子。到了魏晋南北朝 ，谐辞和隐语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谐隐之风颇为盛行。
谐辞和隐语这两种文体形式皆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刘勰把这二者通篇论述有其深意。谐辞和隐语在许多方面都有交叉之处，不能把二者截然分开。《谐隐》篇的开头总论谐隐时，刘勰举了“华元弃甲，城者发‘睅目’之讴”和“臧纥丧师，国人造‘侏儒’之歌”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都包含了谐辞、隐语两种文体因素，谐辞和隐语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在认识这一点以后，我们对《谐隐》篇的理解就更加深刻全面。
“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这是刘勰给谐辞下的定义，可见谐辞与后来的笑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刘勰把谐辞的发展分成了先秦和汉魏六朝两个历史阶段。前者的特点是“意在微讽，有足观者”、“辞虽倾回，意归义正”，而后者则缺少了讽喻的特质，以致于“无意时用”“有亏德音”。很明显，刘勰对先秦谐辞持肯定态度，而对汉魏六朝以来的谐辞则颇有非议。
“讔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刘勰在论述隐语时，把先秦时的隐语称作“隐”，而把汉魏以后的隐语称作“谜”。它们固然有历史传承的关系，但是刘勰却绝对没有把它们等同起来的意思。实际上，刘勰所说的“隐”大都意在谲谏，而“谜”则渐开后世谐谑之端了。刘勰不满于汉魏以后隐语“谬辞诋戏，无意规补”是很明显的，这是因为隐语发展到汉魏以后产生了很多弊端，丧失了其原有的讽劝意义。
谐隐文学滥觞于先秦，在这一时期，诗歌、史传文学、诸子散文中都有不少谐隐的作品。《诗经》中就有许多诙谐滑稽的诗篇，其中《卫风·淇奥》“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是现有文献可考的最早的谐隐文学观念之一。
在《左传》中经常出现一些诙谐隐晦的歌谣，如《左传·鲁宣公二年》“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左传·襄公四年》“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等。先秦的诸子散文中很多的寓言故事也都是谐隐文学的代表作品。除此之外，宋玉的一些俳谐辞赋也对后世谐隐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正如马积高所言：“辞赋就其主导倾向而言，是雅文学，然亦有较浅切或近徘谐者。宋玉《好色》己启其端。”
在《左传》中还记载了一些包含隐语的故事，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还无社与司马卯言，号申叔展，叔展曰：‘有麦麴乎？’曰：‘无’，‘有山鞠乎？’曰：‘无’。‘河鱼腹疾奈何？’曰：‘目于眢井而拯之，若为茅絰哭井，则已。’明日，萧溃。申叔展视其井，则茅絰存矣，号而出之。”等。除此之外，在《史记》和《战国策》中也有类似的故事记载。先秦时期谐辞隐语的作用，广泛的记载于史书之中，其重要的可以振兴政务营卫自身，次要一点的也有助于匡正错误和解除迷惑。
到了汉代，谐隐文学开始呈现出一种自觉地状态。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的“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都是代表之作。汉代的《隐书》有十八篇，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汉书》中都把它编录在杂赋的末尾。
两汉的谐隐文学还集中体现在辞赋上，许多辞赋作家都有谐隐辞赋作品，代表的辞赋作家如东方朔、枚皋、王褒、扬雄、司马相如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精神上的自由解放带来了文学的自觉，也刺激了世人的俳谐精神。戏谑之风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越来越多的文人把这种诙谐幽默运用到文学创作之中。“至魏文因俳说以著《笑书》，薛综凭宴会而发嘲调”“潘岳《丑妇》之属，束皙《卖饼》之类;尤而效之，盖以百数。魏晋滑稽，盛相驱扇。遂乃应玚之鼻，方于盗削卵;张华之形，比乎握舂杵。”刘勰的这段描述客观的反映了魏晋时期俳谐文创作的盛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隐语演化成谜语，“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炫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荀子的《蚕赋》，是产生谜语这一文体的先兆。除此之外，在《世说新语·捷悟》中也记载了有很多类似的故事。魏文帝曹丕、陈思王曹植、高贵乡公曹髦等都是喜爱作谜语之人，但很可惜的是，他们所作的谜语都没有保存下来。
“本体不雅，其流易弊”是刘勰对谐辞的评价。相比于处于正统地位的诗文来说，谐辞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文体，大体上语言通俗、浅易，缺乏文采。况且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是辞藻华美、对偶工巧的骈体文学，在这种对比下，谐辞就更显粗鄙。而且谐辞在发展演化的过程中，渐渐地出现了很多弊病，因此刘勰才作出“曾是莠言，有亏德音。”这样严厉的评价。
“谬辞诋戏，无意规补”是刘勰对隐语的评价。刘勰不满于汉魏以后的隐语是很明显的，这是因为隐语发展到汉魏以后已经丧失了其原有的讽劝的意义。刘勰论述谐隐的立足点是希望能引导它们继续走向劝诫讽喻的道路，所以给出这样的评价也是无可厚非的。
谐辞和隐语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刘勰在论述它们的过程中常把它们结合起来论述。“古之嘲隐，振危释惫。虽有丝麻，无弃菅蒯。会义适时，颇益讽诫。空戏滑稽，德音大坏。”这是刘勰对谐隐文学的总结，这个总结应该来说是比较客观的，在刘勰身处的那个时代，谐隐文学是比较繁盛的，但是已有些变质，而且这两种文体确实还没有能与诗赋等文体相抗衡的力量。“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虽然刘勰的这种比喻有些犀利，但当我们仔细分析当时其他文体的发展状况后，便也会赞同刘勰的这个评价了。
《文心雕龙·谐隐》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谐隐专论，对被排斥在正統文学之外的谐隐文学作出了系统的、全面的回顾和总结。通过对《谐隐》的研究，我们发现这种独特的文学形式有其自身的特质，不应该把它置于文学的边缘地带，尤其是它在汉魏六朝呈现出的繁盛局面，足以证明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学种类。
参考文献：
[1] 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
[2]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 [南朝梁]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 [清]章学诚著，叶长青注.文史通义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5] 詹瑛.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