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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心雕龙·谐隐》是《文心雕龙》中文体论的其中一篇,刘勰以专篇的形式对“谐隐”这种独特的文学文体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肯定了其存在的价值。
关键词:文心雕龙;谐隐;研究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系统、全面、深入,论述广泛且体大思精的文学批评巨著,在中国的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文学思想,对齐梁之前的文学成果及文学批评成果进行了总结,以精美的骈文,对语言文学的根本宗旨、创作方法和审美原则进行了探索和论述。清代学者章学诚在评价《文心雕龙》时说:“《文心》体大而虑周”,道明了刘勰此著作最大的特点。
《文心雕龙》中共有二十篇文体论,刘勰通过“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个方面,对当时文坛上存在的各种文体进行了探讨,全面论述了每一种文体的来龙去脉以及在创作上的要求,《谐隐》篇就是其中一篇。在此篇中刘勰以历史为线索对谐辞和隐语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其发展、性质、价值、得失等进行了论述。
谐辞和隐语早在先秦两汉时代就已经萌芽、发展。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 就有很多劳动人民通过隐晦性或戏谑性的语言讽刺、嘲弄贪婪 、昏愦的上层统治者的例子。到了魏晋南北朝 ,谐辞和隐语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谐隐之风颇为盛行。
谐辞和隐语这两种文体形式皆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刘勰把这二者通篇论述有其深意。谐辞和隐语在许多方面都有交叉之处,不能把二者截然分开。《谐隐》篇的开头总论谐隐时,刘勰举了“华元弃甲,城者发‘睅目’之讴”和“臧纥丧师,国人造‘侏儒’之歌”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都包含了谐辞、隐语两种文体因素,谐辞和隐语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在认识这一点以后,我们对《谐隐》篇的理解就更加深刻全面。
“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这是刘勰给谐辞下的定义,可见谐辞与后来的笑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刘勰把谐辞的发展分成了先秦和汉魏六朝两个历史阶段。前者的特点是“意在微讽,有足观者”、“辞虽倾回,意归义正”,而后者则缺少了讽喻的特质,以致于“无意时用”“有亏德音”。很明显,刘勰对先秦谐辞持肯定态度,而对汉魏六朝以来的谐辞则颇有非议。
“讔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刘勰在论述隐语时,把先秦时的隐语称作“隐”,而把汉魏以后的隐语称作“谜”。它们固然有历史传承的关系,但是刘勰却绝对没有把它们等同起来的意思。实际上,刘勰所说的“隐”大都意在谲谏,而“谜”则渐开后世谐谑之端了。刘勰不满于汉魏以后隐语“谬辞诋戏,无意规补”是很明显的,这是因为隐语发展到汉魏以后产生了很多弊端,丧失了其原有的讽劝意义。
谐隐文学滥觞于先秦,在这一时期,诗歌、史传文学、诸子散文中都有不少谐隐的作品。《诗经》中就有许多诙谐滑稽的诗篇,其中《卫风·淇奥》“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是现有文献可考的最早的谐隐文学观念之一。
在《左传》中经常出现一些诙谐隐晦的歌谣,如《左传·鲁宣公二年》“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左传·襄公四年》“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等。先秦的诸子散文中很多的寓言故事也都是谐隐文学的代表作品。除此之外,宋玉的一些俳谐辞赋也对后世谐隐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正如马积高所言:“辞赋就其主导倾向而言,是雅文学,然亦有较浅切或近徘谐者。宋玉《好色》己启其端。”
在《左传》中还记载了一些包含隐语的故事,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还无社与司马卯言,号申叔展,叔展曰:‘有麦麴乎?’曰:‘无’,‘有山鞠乎?’曰:‘无’。‘河鱼腹疾奈何?’曰:‘目于眢井而拯之,若为茅絰哭井,则已。’明日,萧溃。申叔展视其井,则茅絰存矣,号而出之。”等。除此之外,在《史记》和《战国策》中也有类似的故事记载。先秦时期谐辞隐语的作用,广泛的记载于史书之中,其重要的可以振兴政务营卫自身,次要一点的也有助于匡正错误和解除迷惑。
到了汉代,谐隐文学开始呈现出一种自觉地状态。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的“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都是代表之作。汉代的《隐书》有十八篇,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汉书》中都把它编录在杂赋的末尾。
两汉的谐隐文学还集中体现在辞赋上,许多辞赋作家都有谐隐辞赋作品,代表的辞赋作家如东方朔、枚皋、王褒、扬雄、司马相如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精神上的自由解放带来了文学的自觉,也刺激了世人的俳谐精神。戏谑之风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越来越多的文人把这种诙谐幽默运用到文学创作之中。“至魏文因俳说以著《笑书》,薛综凭宴会而发嘲调”“潘岳《丑妇》之属,束皙《卖饼》之类;尤而效之,盖以百数。魏晋滑稽,盛相驱扇。遂乃应玚之鼻,方于盗削卵;张华之形,比乎握舂杵。”刘勰的这段描述客观的反映了魏晋时期俳谐文创作的盛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隐语演化成谜语,“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炫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荀子的《蚕赋》,是产生谜语这一文体的先兆。除此之外,在《世说新语·捷悟》中也记载了有很多类似的故事。魏文帝曹丕、陈思王曹植、高贵乡公曹髦等都是喜爱作谜语之人,但很可惜的是,他们所作的谜语都没有保存下来。
“本体不雅,其流易弊”是刘勰对谐辞的评价。相比于处于正统地位的诗文来说,谐辞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文体,大体上语言通俗、浅易,缺乏文采。况且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是辞藻华美、对偶工巧的骈体文学,在这种对比下,谐辞就更显粗鄙。而且谐辞在发展演化的过程中,渐渐地出现了很多弊病,因此刘勰才作出“曾是莠言,有亏德音。”这样严厉的评价。
“谬辞诋戏,无意规补”是刘勰对隐语的评价。刘勰不满于汉魏以后的隐语是很明显的,这是因为隐语发展到汉魏以后已经丧失了其原有的讽劝的意义。刘勰论述谐隐的立足点是希望能引导它们继续走向劝诫讽喻的道路,所以给出这样的评价也是无可厚非的。
谐辞和隐语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刘勰在论述它们的过程中常把它们结合起来论述。“古之嘲隐,振危释惫。虽有丝麻,无弃菅蒯。会义适时,颇益讽诫。空戏滑稽,德音大坏。”这是刘勰对谐隐文学的总结,这个总结应该来说是比较客观的,在刘勰身处的那个时代,谐隐文学是比较繁盛的,但是已有些变质,而且这两种文体确实还没有能与诗赋等文体相抗衡的力量。“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虽然刘勰的这种比喻有些犀利,但当我们仔细分析当时其他文体的发展状况后,便也会赞同刘勰的这个评价了。
《文心雕龙·谐隐》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谐隐专论,对被排斥在正統文学之外的谐隐文学作出了系统的、全面的回顾和总结。通过对《谐隐》的研究,我们发现这种独特的文学形式有其自身的特质,不应该把它置于文学的边缘地带,尤其是它在汉魏六朝呈现出的繁盛局面,足以证明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学种类。
参考文献:
[1] 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
[2]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 [南朝梁]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 [清]章学诚著,叶长青注.文史通义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5] 詹瑛.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5.
关键词:文心雕龙;谐隐;研究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系统、全面、深入,论述广泛且体大思精的文学批评巨著,在中国的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文学思想,对齐梁之前的文学成果及文学批评成果进行了总结,以精美的骈文,对语言文学的根本宗旨、创作方法和审美原则进行了探索和论述。清代学者章学诚在评价《文心雕龙》时说:“《文心》体大而虑周”,道明了刘勰此著作最大的特点。
《文心雕龙》中共有二十篇文体论,刘勰通过“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个方面,对当时文坛上存在的各种文体进行了探讨,全面论述了每一种文体的来龙去脉以及在创作上的要求,《谐隐》篇就是其中一篇。在此篇中刘勰以历史为线索对谐辞和隐语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其发展、性质、价值、得失等进行了论述。
谐辞和隐语早在先秦两汉时代就已经萌芽、发展。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 就有很多劳动人民通过隐晦性或戏谑性的语言讽刺、嘲弄贪婪 、昏愦的上层统治者的例子。到了魏晋南北朝 ,谐辞和隐语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谐隐之风颇为盛行。
谐辞和隐语这两种文体形式皆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刘勰把这二者通篇论述有其深意。谐辞和隐语在许多方面都有交叉之处,不能把二者截然分开。《谐隐》篇的开头总论谐隐时,刘勰举了“华元弃甲,城者发‘睅目’之讴”和“臧纥丧师,国人造‘侏儒’之歌”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都包含了谐辞、隐语两种文体因素,谐辞和隐语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在认识这一点以后,我们对《谐隐》篇的理解就更加深刻全面。
“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这是刘勰给谐辞下的定义,可见谐辞与后来的笑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刘勰把谐辞的发展分成了先秦和汉魏六朝两个历史阶段。前者的特点是“意在微讽,有足观者”、“辞虽倾回,意归义正”,而后者则缺少了讽喻的特质,以致于“无意时用”“有亏德音”。很明显,刘勰对先秦谐辞持肯定态度,而对汉魏六朝以来的谐辞则颇有非议。
“讔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刘勰在论述隐语时,把先秦时的隐语称作“隐”,而把汉魏以后的隐语称作“谜”。它们固然有历史传承的关系,但是刘勰却绝对没有把它们等同起来的意思。实际上,刘勰所说的“隐”大都意在谲谏,而“谜”则渐开后世谐谑之端了。刘勰不满于汉魏以后隐语“谬辞诋戏,无意规补”是很明显的,这是因为隐语发展到汉魏以后产生了很多弊端,丧失了其原有的讽劝意义。
谐隐文学滥觞于先秦,在这一时期,诗歌、史传文学、诸子散文中都有不少谐隐的作品。《诗经》中就有许多诙谐滑稽的诗篇,其中《卫风·淇奥》“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是现有文献可考的最早的谐隐文学观念之一。
在《左传》中经常出现一些诙谐隐晦的歌谣,如《左传·鲁宣公二年》“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左传·襄公四年》“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等。先秦的诸子散文中很多的寓言故事也都是谐隐文学的代表作品。除此之外,宋玉的一些俳谐辞赋也对后世谐隐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正如马积高所言:“辞赋就其主导倾向而言,是雅文学,然亦有较浅切或近徘谐者。宋玉《好色》己启其端。”
在《左传》中还记载了一些包含隐语的故事,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还无社与司马卯言,号申叔展,叔展曰:‘有麦麴乎?’曰:‘无’,‘有山鞠乎?’曰:‘无’。‘河鱼腹疾奈何?’曰:‘目于眢井而拯之,若为茅絰哭井,则已。’明日,萧溃。申叔展视其井,则茅絰存矣,号而出之。”等。除此之外,在《史记》和《战国策》中也有类似的故事记载。先秦时期谐辞隐语的作用,广泛的记载于史书之中,其重要的可以振兴政务营卫自身,次要一点的也有助于匡正错误和解除迷惑。
到了汉代,谐隐文学开始呈现出一种自觉地状态。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的“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都是代表之作。汉代的《隐书》有十八篇,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汉书》中都把它编录在杂赋的末尾。
两汉的谐隐文学还集中体现在辞赋上,许多辞赋作家都有谐隐辞赋作品,代表的辞赋作家如东方朔、枚皋、王褒、扬雄、司马相如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精神上的自由解放带来了文学的自觉,也刺激了世人的俳谐精神。戏谑之风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越来越多的文人把这种诙谐幽默运用到文学创作之中。“至魏文因俳说以著《笑书》,薛综凭宴会而发嘲调”“潘岳《丑妇》之属,束皙《卖饼》之类;尤而效之,盖以百数。魏晋滑稽,盛相驱扇。遂乃应玚之鼻,方于盗削卵;张华之形,比乎握舂杵。”刘勰的这段描述客观的反映了魏晋时期俳谐文创作的盛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隐语演化成谜语,“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炫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荀子的《蚕赋》,是产生谜语这一文体的先兆。除此之外,在《世说新语·捷悟》中也记载了有很多类似的故事。魏文帝曹丕、陈思王曹植、高贵乡公曹髦等都是喜爱作谜语之人,但很可惜的是,他们所作的谜语都没有保存下来。
“本体不雅,其流易弊”是刘勰对谐辞的评价。相比于处于正统地位的诗文来说,谐辞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文体,大体上语言通俗、浅易,缺乏文采。况且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是辞藻华美、对偶工巧的骈体文学,在这种对比下,谐辞就更显粗鄙。而且谐辞在发展演化的过程中,渐渐地出现了很多弊病,因此刘勰才作出“曾是莠言,有亏德音。”这样严厉的评价。
“谬辞诋戏,无意规补”是刘勰对隐语的评价。刘勰不满于汉魏以后的隐语是很明显的,这是因为隐语发展到汉魏以后已经丧失了其原有的讽劝的意义。刘勰论述谐隐的立足点是希望能引导它们继续走向劝诫讽喻的道路,所以给出这样的评价也是无可厚非的。
谐辞和隐语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刘勰在论述它们的过程中常把它们结合起来论述。“古之嘲隐,振危释惫。虽有丝麻,无弃菅蒯。会义适时,颇益讽诫。空戏滑稽,德音大坏。”这是刘勰对谐隐文学的总结,这个总结应该来说是比较客观的,在刘勰身处的那个时代,谐隐文学是比较繁盛的,但是已有些变质,而且这两种文体确实还没有能与诗赋等文体相抗衡的力量。“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虽然刘勰的这种比喻有些犀利,但当我们仔细分析当时其他文体的发展状况后,便也会赞同刘勰的这个评价了。
《文心雕龙·谐隐》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谐隐专论,对被排斥在正統文学之外的谐隐文学作出了系统的、全面的回顾和总结。通过对《谐隐》的研究,我们发现这种独特的文学形式有其自身的特质,不应该把它置于文学的边缘地带,尤其是它在汉魏六朝呈现出的繁盛局面,足以证明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学种类。
参考文献:
[1] 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
[2]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 [南朝梁]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 [清]章学诚著,叶长青注.文史通义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5] 詹瑛.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