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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老人和他们坚持了16年的“孝子孝孙奖”——奖品除了奖状，就是一盏台灯，价值35元
平时，村子里只剩老人与狗。狗聚集在村头，老人们聚集在村尾的棋牌室和活动中心。多数老人，即使不打牌，也喜欢蹲在那里。
这是浙江温州市文城县珊溪镇街头村现在的景象，也是目前中国很多农村常见的景象。
不过，街头村的老包和他的老兄弟们，觉得他们是村子里最具话语权的人。他们时常拍着村里年轻干部的肩膀说，孝敬你爹，要不然干部就别想当了。
这还不算什么。对村子里那些发起来的大款，老包们同样也不含糊，他们时常把那些开大奔的年轻人拦住，隔着车窗嚷着，对你妈不好，我就让你上报纸。
老包们并不是县里的领导，手里也无权，但他们觉得自己在干一份很重要的公益事业。这份公益事业不仅让他们说话顶用，更让他们觉得自己在影响整个村子的年轻人。
老包们的公益事业说白了，就是奖励村里的孝子。
每年重阳节，他们组织村里的老人敲锣打鼓地忙活一天，评选村里的大孝子。受此殊荣的年轻人，跟中了状元一样，老人们举着奖状围着村子热闹一整天，晚上还办晚会庆祝。
孝子们的奖品除了奖状，就是一盏台灯，价值35元。
为此，老包们坚持了16年。
他在当地设立一个“再婚奖”，专门奖励那些敢于晚年再婚的老人
老包的全名叫包学冠。
1999年，66岁的包学冠再婚，轰动了整个街头村。村民诟病的是他的“快”，老婆去世三年，他就“熬不住了”；更让人吃惊的是，他迎娶的竟是曾经的亲家母。
这门亲事是包学冠的小女儿促成的。小女儿有个婆婆，也是寡居多年，一人孤苦伶仃，生活不便。小女儿想，不如把两位老人聚在一起过。
这个想法遭到了家里人的反对，兄弟们都觉得这是给他们丢脸。
包学冠有三儿两女。两个女儿看得开，但儿子们都不支持。这事儿就不好办，家庭表决，三比二，始终谈不拢。
女儿们千方百计做亲戚们的工作。除了面子上过不去，大家反对的理由主要是财产问题。按照儿子们的说法，家里领进来的不仅是个吃饭的嘴，还是个分地的“口”。
包学冠不管这些，顶着压力硬是把亲家母接回家，他就图“人到晚年，就想找个人说说话”。
老包所在的街头村，是浙江温州最穷的地方之一。距离温州不到三个小时的车程，却因地处山区，与温州繁荣的市场相隔绝。
这个村子夹在温州的繁华和浙南的穷山恶水之间。村里人的心像一碗总是端不平的水，波澜不已。
这些年，年轻人都出去闯世界了，这是一个属于老人的村庄。
白天村里尽是步伐蹒跚的老人，老人与老人寒暄总是脱不了生活上那点事。日子过得好不好，儿女寄了多少钱，都瞒不过老人们。
老包在街头村算个文化人，读过7年书，做了一辈子老师，在村里颇有影响。他还是村里人眼里能享受公务员待遇、吃退休金的那少数人，至今每月能拿2000多的退休金。这在那些村民老人眼里不是个小数目。
在当地，老包这样的文化人，是黄昏恋的倡导人，更是公益事业的热心人。1999年再婚后，他在当地设立一个“再婚奖”，专门奖励那些敢于晚年再婚的老人。奖金虽不多，200块，但引起的轰动效应，让他成了省城的名人。
真正具备再婚勇气的老人还真不多，至今这份奖只颁发给过两位老人。
老包说，村子里不理解的年轻人依然占多数，冷眼不断，但我不管，老年权益保障里包括了再婚，“我们这么做是合情合法的”。
他身边的老人们晚景凄凉的有不少，但都拉不下脸，不敢走到一起。彼此孤苦，一病十几年直到去世。很多老人默默感叹，如果有伴，老人们也许不会走得这么快。
在街头村，老人们想找个说话人的念头，很普遍。多数老人喜欢蹲在棋牌室一整天，只为找个说话的人。
这种可怕的孤独感，比温州人头脑开化得更早。老人们已经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年轻人都疯了一样地往外跑，一年到头见不到人影，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开着天南海北的车子回家。
村里没有年轻人，土地逐渐撂了荒。前些年，县里搞城镇化，把老人们搬到山下的社区。自此失去了土地，老人们的身份一下子变了，既不是城里人，也不算乡下人。
除了那些有退休金的干部和教师，村里大部分的老人，失去了传统的营生。渐渐地，来自外地的汇款成了老人们生活唯一的指望。老人们在家里的地位急转而下，很多老人觉得自己这个爹，“已经不是此前的一家之长了”。
在老包他们看来，这种矛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达到顶点。老包也就在那个时候试图为老人们做点事。说白了，也就是老人们自己给自己做点事。
孝田头，锅有谷；孝父母，自有福
街头村的老宅子里，至今还留有当年的古语，“孝田头，锅有谷；孝父母，自有福。”如今，这些东西更多的是作为景点被保留。
上世纪90年代初那几年，年轻人带回来的财富和村子里城镇化的速度，撕裂了街头村原有的宁静。
“我就差喊他们爹了。”村里老人刘际清家里比较穷，也最早地感受到了撕裂的那一刻。
刘际清有4个儿子、3个女儿，一家文化程度不高，在山上务农时，全家就一口猪，年底卖个几百块过活。几个儿子出门多年，每次回来大多是空手，甚至连回家的路费都掏不起，还要靠母亲一年来在山上采茶的十几块私房钱补给。
后来街头村的地皮分下来。这时家里需要钱给儿子盖房子，迫于无奈，父亲刘际清以每人400块钱，把3个女儿卖给山里人。
大女儿人老实，一声不吭地走了。老二和老三，都不认命，死活不依。老二明白得早，早早就跑出去做生意。老三刘冬美，当时只有14岁，还不了解这意味着什么。
房子最终盖起来了，父亲随即分家，把家里财产和几栋房子全分给4个儿子。分了家，伺候父母的重担事实上就落在14岁的刘冬美身上。
那时她开始学着给人带孩子，上山采茶。19岁出去打工，这些年赚的钱都放在母亲那保存。22岁那年，她想和朋友开店，回来取自己的积蓄，才知道这些钱都被母亲用来还哥哥们结婚欠下的债。
刘冬美后来与二姐在山东、河南、湖北、陕西做过生意，生意时好时坏。她最窘迫时，曾让父亲试着向几个哥哥求助，但这时父亲的话在家里已经没了分量。
1993年，母亲突发脑溢血，抢救了18天，需要人照顾，家里只来了大女儿和刘冬美。刘际清觉得，“养儿防老”那句话有点不管用。出院后，母亲自此下不了地。刘冬美不得不把生意丢在一边。如此半年，到了第二年，生意亏得一塌糊涂，看到父亲身体尚可，就又跑回义乌去做箱包生意。
一年后，刘冬美生意惨淡。此时，母亲再次脑出血。刘冬美回到家里，母亲大小便已经失禁，裤子全是湿的，家里人都躲得远远的，任由母亲痛苦地抽搐。3个女儿坚持要把母亲送到医院去抢救。最终，在女儿们的坚持下，母亲又从死亡边缘被拉了回来。母亲这次醒来，就不会说话了。
照顾了几个月，刘冬美还是惦记着生意的事。父亲知道她有难处，自己做主借了高利贷，作为启动资金，让她安心地去做生意。之后的十年，她给家里请了保姆，定期寄生活费，自己为生意奔波。
直到前两年的春节，刘冬美发现，没人听得懂母亲的咿呀声，就算坐了一屋子的人，也听不懂母亲在叫水喝。父亲身体也日益不济，无法对母亲照顾得周全。躺在床上的母亲，很多时候难过得只能流泪。
刘冬美索性把生意了结，回家专心照顾母亲。一回就是两年，每天给母亲梳洗、洗尿布、按摩，唯一放松的时候就是打麻将。年近四十的她，还是一个人过。
夜里，她经常听到母亲抽泣，她知道母亲心里很苦，而她更是绝望，心里又很不平衡，时常想着想着就失声痛哭。
刘冬美正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哭诉。母亲躺在一进门的床上，中风多年的她，身体颤抖地发出啊啊啊的声音。“母亲讲不了话，她那样是示意我不要对外人讲这些。”刘冬美垂下眼睛，有些激动，“但我就是要把这些都说出来。”
前两天，刘冬美又与哥哥为了爸妈的事打了一架。她说，自己的心已经完全死了。阻止刘家兄妹走向最终翻脸的，是街头村的一群老人。刘冬美一度想到法院去起诉哥哥们，这个消息传到包学冠老人的耳朵里。
他有另一个身份——街头村老人协会副会长。这是一个民间组织，1991年应县里号召成立，主要为村里的老人服务。包学冠带领老人协会的一干领导，全是白发老头，年龄都在70岁以上，齐齐来到刘家劝解。
7兄妹依然互相推委，称各自情况不一，如果有人出200元，绝不会有人出500元。那时正好有个哥哥做完一个好几万的手术，会长罗文直就堵在他家，“你能拿出几万给自己看病，就不能拿出500给你父母过活？”
几个老头连续来了几次，终于起了作用。3个哥哥同意轮流出生活费，每月拿出1500元给家里。
对这个结果包学冠比较欣慰，他有点得意地说，我们这么多人去，他们脸上很没光的，邻居看到要笑话的。
“孝子孝孙”奖
上世纪90年代初那几年，不止是老刘家，村里关于赡养的矛盾越来越多，老包们看得心急。1992年，这帮老兄弟们，觉得与其每家每户走门说教、化解矛盾，不如建立一套长期有效的激励机制。
当时，老年协会有个秘书长吴左昌，也是个退休的中学老师。看到村里的情况，提议设立一个“孝子孝孙”奖，与“五好家庭”之类的传统奖项一起，每年在全体村民大会上，给得奖者带大红花，颁奖状，贴红榜。另外还敲锣打鼓，把得奖者送回家。这等礼遇，好似古代的秀才中举。
孝道奖由老年协会的老人们自己评选。评选标准第一条是遵守计划生育政策，第二条是积极踊跃征兵，第三条是遵纪守法，思想觉悟与党保持一致。后面的条数便是孝道的具体标准。
评选过程也颇为民主透明。首先400多个老年人分组汇报各街区的大致情况，并推荐人选，然后经组长总结再汇报给老协领导班子，定出若干候选人。其次，老协领导班子就人选展开激烈讨论，你支持你的候选人，我支持我的候选人。彼此事迹一摆出来，有的人觉得比不过就“投降”。最后把获奖者的名单张贴公示，若没村民异议，就报村委会批准，最终公布发奖。
老协会长罗文直是个严肃认真的退休干部。2007年老协新增加金婚老人评选。全村符合金婚以上的老年夫妻共58对，其中婚龄最长的为66年。有一对金婚老人，曾有过十几年的分居经历，罗文直就取消了这对老人的获奖资格。
正因为有这样一些严肃认真的老人，“孝子孝孙”的评奖持续了16年。
在村子里，人们不怕穷，最怕别人看不起。“一年只有一个人能获奖哎，在几千人面前，拿到奖状谁不羡慕？至少我心里就很自豪，因为知道我不会被人看不起。这种荣誉是可以祖辈传下去的，对所有人都是种约束。”一位被当地称为“绅士”的村副支书如此评价。当地人管威信高、能解决村民矛盾的人叫绅士。
去年的“孝子”评给43岁的村民王邦具。王是个生意人，经营长途运输。这类人在村里是敏感人物，此前都是老包们宣传孝道的反面教材，可这一回，是王的老丈人亲自推荐的，说他女婿这些年不容易，包办了岳父岳母所有的疾病医疗。这不是小数目，而是十几万。仅这一点，就感动了老包这些老人们。
王老板一时成了村里年轻人的典范。2008年，王邦具更是竞选当上了村长。这事在街头村引起的轰动不小，还上了报纸。
有些村民也说：这些年，王老板不断给老年协会捐款，孝道奖给他是因为钱。孝道奖的分量，通过王老板的成功竞选村长达到了一个顶点。不少村民相信，这个奖不仅关乎面子，还能带来实际的效应。
此类传言，一时把老包们的公益事业，推向一个颇受争议的境地。孝道的公信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诟病。
街头村有乡绅为家乡办事的传统
但缺钱的事实是明摆着的。老包们手里没钱，所有的活动费用除了来自400个老人一年5元的会费，就只能靠老协利用活动中心的资源带来微薄的创收，比如设立麻将室、出租桌椅等。
从最初老协成立，到建造老年活动中心，虽然镇上给予政策支持，但更多的要靠老人号召村民筹资才能实现。每当这时，老协的老人们，都率先捐钱。
1993年，老人们集资8万多，把村里第一个老年活动室建在山上。后来发现很多上了年纪的会员已经爬不上山，就又筹集十几万，买下珊溪镇供销社生产资料仓库，再花了七万把两层的砖房建成为老年大学、图书室、民乐协会、会议室等，供老人活动。
如今，老协的活动搞得好，远近村的老人都想加入老协，一有演出活动，老协活动中心被挤得水泄不通。
包学冠如今最大的心愿，就是扩建老协活动中心，这至少需要50万，而这对老人们来说无疑是笔天文数字，但包学冠依然信心十足，他已经带头捐了500元。
街头村有乡绅为家乡办事的传统，很多事情往往并不是第一个就想到政府，而是大家坐下来谈，看自己能贡献多少。
包学冠1988年就个人捐资3万元，在山上盖过学校，后来还捐过1万元造公路。他们包氏家族也有个基金会，旗下总共有4000多个姓包的人，分布在浙江和福建一带，每年都开大会，也评选“孝顺子孙”，还发奖金。
问及包学冠为何要做这么多，他深情地说，谁不爱故乡？
2008年重阳节，街头村老人协会，为300多位老者，举办“百老宴”。
30多桌酒席，提前两天就开始准备了。老协会员的孩子纷纷来帮忙，杀了二十几只鸭子，老人们很认真地蹲在地上为鸭子去毛。
当天宴会上，来了300多个老人，平均都在75岁以上，精神十足。宴会后，老人都感叹，这是他们这些年吃得最开心的一顿饭。每每在红白喜事上和众人吃饭，作为老人总是被白眼冷落。
一位老协的老人感叹，现在的老人都苦，我们必须要老人帮助老人。老协其实是一帮老人在孝敬老人。
凡是加入老协的会员，协会都对他做到生有所养，死有所葬。生病了，会去看他，送上30元的补品和10元补助。去世了，会送花圈和礼品，并张贴4大页关于生平的讣告，组织全村老人送他“上山”。今年村里有个五保户，无儿无女，就是老协为他送的终。老协所有的老人都明白，自己终有一天也会这么被兄弟们送上路。
如今，村里的老人，都已经接受孩子长年不在身边的现实。留在身边就赚不到钱，生活还是要继续，一切要向前看。
因此，老协的老人们，也开始提倡新形式的孝顺，孩子即使不在身边，只要能做到给老人请保姆、寄生活费、多打电话回家，都算是孝顺。
前几年，老协的人为给一家两兄弟评孝顺，到底应该给谁而争论不休。老大在村里，离得近照顾得比较多；老二在温州市，但也经常回来看望父母。最后，老人们决定把奖颁给老二，因为觉得他更代表村里大多数在外面的那拨人。这份惦记的心已然不易。得奖的老二，后来给老协捐赠了500元活动费，这让这些老人们至今都津津乐道。
平时，村子里只剩老人与狗。狗聚集在村头，老人们聚集在村尾的棋牌室和活动中心。多数老人，即使不打牌，也喜欢蹲在那里。
这是浙江温州市文城县珊溪镇街头村现在的景象，也是目前中国很多农村常见的景象。
不过，街头村的老包和他的老兄弟们，觉得他们是村子里最具话语权的人。他们时常拍着村里年轻干部的肩膀说，孝敬你爹，要不然干部就别想当了。
这还不算什么。对村子里那些发起来的大款，老包们同样也不含糊，他们时常把那些开大奔的年轻人拦住，隔着车窗嚷着，对你妈不好，我就让你上报纸。
老包们并不是县里的领导，手里也无权，但他们觉得自己在干一份很重要的公益事业。这份公益事业不仅让他们说话顶用，更让他们觉得自己在影响整个村子的年轻人。
老包们的公益事业说白了，就是奖励村里的孝子。
每年重阳节，他们组织村里的老人敲锣打鼓地忙活一天，评选村里的大孝子。受此殊荣的年轻人，跟中了状元一样，老人们举着奖状围着村子热闹一整天，晚上还办晚会庆祝。
孝子们的奖品除了奖状，就是一盏台灯，价值35元。
为此，老包们坚持了16年。
他在当地设立一个“再婚奖”，专门奖励那些敢于晚年再婚的老人
老包的全名叫包学冠。
1999年，66岁的包学冠再婚，轰动了整个街头村。村民诟病的是他的“快”，老婆去世三年，他就“熬不住了”；更让人吃惊的是，他迎娶的竟是曾经的亲家母。
这门亲事是包学冠的小女儿促成的。小女儿有个婆婆，也是寡居多年，一人孤苦伶仃，生活不便。小女儿想，不如把两位老人聚在一起过。
这个想法遭到了家里人的反对，兄弟们都觉得这是给他们丢脸。
包学冠有三儿两女。两个女儿看得开，但儿子们都不支持。这事儿就不好办，家庭表决，三比二，始终谈不拢。
女儿们千方百计做亲戚们的工作。除了面子上过不去，大家反对的理由主要是财产问题。按照儿子们的说法，家里领进来的不仅是个吃饭的嘴，还是个分地的“口”。
包学冠不管这些，顶着压力硬是把亲家母接回家，他就图“人到晚年，就想找个人说说话”。
老包所在的街头村，是浙江温州最穷的地方之一。距离温州不到三个小时的车程，却因地处山区，与温州繁荣的市场相隔绝。
这个村子夹在温州的繁华和浙南的穷山恶水之间。村里人的心像一碗总是端不平的水，波澜不已。
这些年，年轻人都出去闯世界了，这是一个属于老人的村庄。
白天村里尽是步伐蹒跚的老人，老人与老人寒暄总是脱不了生活上那点事。日子过得好不好，儿女寄了多少钱，都瞒不过老人们。
老包在街头村算个文化人，读过7年书，做了一辈子老师，在村里颇有影响。他还是村里人眼里能享受公务员待遇、吃退休金的那少数人，至今每月能拿2000多的退休金。这在那些村民老人眼里不是个小数目。
在当地，老包这样的文化人，是黄昏恋的倡导人，更是公益事业的热心人。1999年再婚后，他在当地设立一个“再婚奖”，专门奖励那些敢于晚年再婚的老人。奖金虽不多，200块，但引起的轰动效应，让他成了省城的名人。
真正具备再婚勇气的老人还真不多，至今这份奖只颁发给过两位老人。
老包说，村子里不理解的年轻人依然占多数，冷眼不断，但我不管，老年权益保障里包括了再婚，“我们这么做是合情合法的”。
他身边的老人们晚景凄凉的有不少，但都拉不下脸，不敢走到一起。彼此孤苦，一病十几年直到去世。很多老人默默感叹，如果有伴，老人们也许不会走得这么快。
在街头村，老人们想找个说话人的念头，很普遍。多数老人喜欢蹲在棋牌室一整天，只为找个说话的人。
这种可怕的孤独感，比温州人头脑开化得更早。老人们已经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年轻人都疯了一样地往外跑，一年到头见不到人影，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开着天南海北的车子回家。
村里没有年轻人，土地逐渐撂了荒。前些年，县里搞城镇化，把老人们搬到山下的社区。自此失去了土地，老人们的身份一下子变了，既不是城里人，也不算乡下人。
除了那些有退休金的干部和教师，村里大部分的老人，失去了传统的营生。渐渐地，来自外地的汇款成了老人们生活唯一的指望。老人们在家里的地位急转而下，很多老人觉得自己这个爹，“已经不是此前的一家之长了”。
在老包他们看来，这种矛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达到顶点。老包也就在那个时候试图为老人们做点事。说白了，也就是老人们自己给自己做点事。
孝田头，锅有谷；孝父母，自有福
街头村的老宅子里，至今还留有当年的古语，“孝田头，锅有谷；孝父母，自有福。”如今，这些东西更多的是作为景点被保留。
上世纪90年代初那几年，年轻人带回来的财富和村子里城镇化的速度，撕裂了街头村原有的宁静。
“我就差喊他们爹了。”村里老人刘际清家里比较穷，也最早地感受到了撕裂的那一刻。
刘际清有4个儿子、3个女儿，一家文化程度不高，在山上务农时，全家就一口猪，年底卖个几百块过活。几个儿子出门多年，每次回来大多是空手，甚至连回家的路费都掏不起，还要靠母亲一年来在山上采茶的十几块私房钱补给。
后来街头村的地皮分下来。这时家里需要钱给儿子盖房子，迫于无奈，父亲刘际清以每人400块钱，把3个女儿卖给山里人。
大女儿人老实，一声不吭地走了。老二和老三，都不认命，死活不依。老二明白得早，早早就跑出去做生意。老三刘冬美，当时只有14岁，还不了解这意味着什么。
房子最终盖起来了，父亲随即分家，把家里财产和几栋房子全分给4个儿子。分了家，伺候父母的重担事实上就落在14岁的刘冬美身上。
那时她开始学着给人带孩子，上山采茶。19岁出去打工，这些年赚的钱都放在母亲那保存。22岁那年，她想和朋友开店，回来取自己的积蓄，才知道这些钱都被母亲用来还哥哥们结婚欠下的债。
刘冬美后来与二姐在山东、河南、湖北、陕西做过生意，生意时好时坏。她最窘迫时，曾让父亲试着向几个哥哥求助，但这时父亲的话在家里已经没了分量。
1993年，母亲突发脑溢血，抢救了18天，需要人照顾，家里只来了大女儿和刘冬美。刘际清觉得，“养儿防老”那句话有点不管用。出院后，母亲自此下不了地。刘冬美不得不把生意丢在一边。如此半年，到了第二年，生意亏得一塌糊涂，看到父亲身体尚可，就又跑回义乌去做箱包生意。
一年后，刘冬美生意惨淡。此时，母亲再次脑出血。刘冬美回到家里，母亲大小便已经失禁，裤子全是湿的，家里人都躲得远远的，任由母亲痛苦地抽搐。3个女儿坚持要把母亲送到医院去抢救。最终，在女儿们的坚持下，母亲又从死亡边缘被拉了回来。母亲这次醒来，就不会说话了。
照顾了几个月，刘冬美还是惦记着生意的事。父亲知道她有难处，自己做主借了高利贷，作为启动资金，让她安心地去做生意。之后的十年，她给家里请了保姆，定期寄生活费，自己为生意奔波。
直到前两年的春节，刘冬美发现，没人听得懂母亲的咿呀声，就算坐了一屋子的人，也听不懂母亲在叫水喝。父亲身体也日益不济，无法对母亲照顾得周全。躺在床上的母亲，很多时候难过得只能流泪。
刘冬美索性把生意了结，回家专心照顾母亲。一回就是两年，每天给母亲梳洗、洗尿布、按摩，唯一放松的时候就是打麻将。年近四十的她，还是一个人过。
夜里，她经常听到母亲抽泣，她知道母亲心里很苦，而她更是绝望，心里又很不平衡，时常想着想着就失声痛哭。
刘冬美正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哭诉。母亲躺在一进门的床上，中风多年的她，身体颤抖地发出啊啊啊的声音。“母亲讲不了话，她那样是示意我不要对外人讲这些。”刘冬美垂下眼睛，有些激动，“但我就是要把这些都说出来。”
前两天，刘冬美又与哥哥为了爸妈的事打了一架。她说，自己的心已经完全死了。阻止刘家兄妹走向最终翻脸的，是街头村的一群老人。刘冬美一度想到法院去起诉哥哥们，这个消息传到包学冠老人的耳朵里。
他有另一个身份——街头村老人协会副会长。这是一个民间组织，1991年应县里号召成立，主要为村里的老人服务。包学冠带领老人协会的一干领导，全是白发老头，年龄都在70岁以上，齐齐来到刘家劝解。
7兄妹依然互相推委，称各自情况不一，如果有人出200元，绝不会有人出500元。那时正好有个哥哥做完一个好几万的手术，会长罗文直就堵在他家，“你能拿出几万给自己看病，就不能拿出500给你父母过活？”
几个老头连续来了几次，终于起了作用。3个哥哥同意轮流出生活费，每月拿出1500元给家里。
对这个结果包学冠比较欣慰，他有点得意地说，我们这么多人去，他们脸上很没光的，邻居看到要笑话的。
“孝子孝孙”奖
上世纪90年代初那几年，不止是老刘家，村里关于赡养的矛盾越来越多，老包们看得心急。1992年，这帮老兄弟们，觉得与其每家每户走门说教、化解矛盾，不如建立一套长期有效的激励机制。
当时，老年协会有个秘书长吴左昌，也是个退休的中学老师。看到村里的情况，提议设立一个“孝子孝孙”奖，与“五好家庭”之类的传统奖项一起，每年在全体村民大会上，给得奖者带大红花，颁奖状，贴红榜。另外还敲锣打鼓，把得奖者送回家。这等礼遇，好似古代的秀才中举。
孝道奖由老年协会的老人们自己评选。评选标准第一条是遵守计划生育政策，第二条是积极踊跃征兵，第三条是遵纪守法，思想觉悟与党保持一致。后面的条数便是孝道的具体标准。
评选过程也颇为民主透明。首先400多个老年人分组汇报各街区的大致情况，并推荐人选，然后经组长总结再汇报给老协领导班子，定出若干候选人。其次，老协领导班子就人选展开激烈讨论，你支持你的候选人，我支持我的候选人。彼此事迹一摆出来，有的人觉得比不过就“投降”。最后把获奖者的名单张贴公示，若没村民异议，就报村委会批准，最终公布发奖。
老协会长罗文直是个严肃认真的退休干部。2007年老协新增加金婚老人评选。全村符合金婚以上的老年夫妻共58对，其中婚龄最长的为66年。有一对金婚老人，曾有过十几年的分居经历，罗文直就取消了这对老人的获奖资格。
正因为有这样一些严肃认真的老人，“孝子孝孙”的评奖持续了16年。
在村子里，人们不怕穷，最怕别人看不起。“一年只有一个人能获奖哎，在几千人面前，拿到奖状谁不羡慕？至少我心里就很自豪，因为知道我不会被人看不起。这种荣誉是可以祖辈传下去的，对所有人都是种约束。”一位被当地称为“绅士”的村副支书如此评价。当地人管威信高、能解决村民矛盾的人叫绅士。
去年的“孝子”评给43岁的村民王邦具。王是个生意人，经营长途运输。这类人在村里是敏感人物，此前都是老包们宣传孝道的反面教材，可这一回，是王的老丈人亲自推荐的，说他女婿这些年不容易，包办了岳父岳母所有的疾病医疗。这不是小数目，而是十几万。仅这一点，就感动了老包这些老人们。
王老板一时成了村里年轻人的典范。2008年，王邦具更是竞选当上了村长。这事在街头村引起的轰动不小，还上了报纸。
有些村民也说：这些年，王老板不断给老年协会捐款，孝道奖给他是因为钱。孝道奖的分量，通过王老板的成功竞选村长达到了一个顶点。不少村民相信，这个奖不仅关乎面子，还能带来实际的效应。
此类传言，一时把老包们的公益事业，推向一个颇受争议的境地。孝道的公信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诟病。
街头村有乡绅为家乡办事的传统
但缺钱的事实是明摆着的。老包们手里没钱，所有的活动费用除了来自400个老人一年5元的会费，就只能靠老协利用活动中心的资源带来微薄的创收，比如设立麻将室、出租桌椅等。
从最初老协成立，到建造老年活动中心，虽然镇上给予政策支持，但更多的要靠老人号召村民筹资才能实现。每当这时，老协的老人们，都率先捐钱。
1993年，老人们集资8万多，把村里第一个老年活动室建在山上。后来发现很多上了年纪的会员已经爬不上山，就又筹集十几万，买下珊溪镇供销社生产资料仓库，再花了七万把两层的砖房建成为老年大学、图书室、民乐协会、会议室等，供老人活动。
如今，老协的活动搞得好，远近村的老人都想加入老协，一有演出活动，老协活动中心被挤得水泄不通。
包学冠如今最大的心愿，就是扩建老协活动中心，这至少需要50万，而这对老人们来说无疑是笔天文数字，但包学冠依然信心十足，他已经带头捐了500元。
街头村有乡绅为家乡办事的传统，很多事情往往并不是第一个就想到政府，而是大家坐下来谈，看自己能贡献多少。
包学冠1988年就个人捐资3万元，在山上盖过学校，后来还捐过1万元造公路。他们包氏家族也有个基金会，旗下总共有4000多个姓包的人，分布在浙江和福建一带，每年都开大会，也评选“孝顺子孙”，还发奖金。
问及包学冠为何要做这么多，他深情地说，谁不爱故乡？
2008年重阳节，街头村老人协会，为300多位老者，举办“百老宴”。
30多桌酒席，提前两天就开始准备了。老协会员的孩子纷纷来帮忙，杀了二十几只鸭子，老人们很认真地蹲在地上为鸭子去毛。
当天宴会上，来了300多个老人，平均都在75岁以上，精神十足。宴会后，老人都感叹，这是他们这些年吃得最开心的一顿饭。每每在红白喜事上和众人吃饭，作为老人总是被白眼冷落。
一位老协的老人感叹，现在的老人都苦，我们必须要老人帮助老人。老协其实是一帮老人在孝敬老人。
凡是加入老协的会员，协会都对他做到生有所养，死有所葬。生病了，会去看他，送上30元的补品和10元补助。去世了，会送花圈和礼品，并张贴4大页关于生平的讣告，组织全村老人送他“上山”。今年村里有个五保户，无儿无女，就是老协为他送的终。老协所有的老人都明白，自己终有一天也会这么被兄弟们送上路。
如今，村里的老人，都已经接受孩子长年不在身边的现实。留在身边就赚不到钱，生活还是要继续，一切要向前看。
因此，老协的老人们，也开始提倡新形式的孝顺，孩子即使不在身边，只要能做到给老人请保姆、寄生活费、多打电话回家，都算是孝顺。
前几年，老协的人为给一家两兄弟评孝顺，到底应该给谁而争论不休。老大在村里，离得近照顾得比较多；老二在温州市，但也经常回来看望父母。最后，老人们决定把奖颁给老二，因为觉得他更代表村里大多数在外面的那拨人。这份惦记的心已然不易。得奖的老二，后来给老协捐赠了500元活动费，这让这些老人们至今都津津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