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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是现代经济内涵式增长的源泉，表现为在经济体的边际报酬不断递增的同时，要素流动和经济活动不断向少数核心区域集聚。在要素自由流动条件下，如何从集聚发展走向协调发展，这不仅是新时代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破解效率与公平冲突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理论上亟需回答的两难问题。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经济和人口向大城市及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比较明显。”“我们必须适应新形势，谋划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
笔者认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条件下，要素流入发达区域并形成经济集聚的同时，会对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形成三个方面的正效应：一是要素流入发达区域获得更高收益后对欠发达区域的反馈效应；二是要素流出后使未流出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得以提升的效应；三是未流出要素为了发展形成的集聚效应。如果上述三大效应能够使欠发达区域获得比要素流动前更多的收益时，我们把这种经济集聚称之为“协调性集聚”。协调性集聚的实质是要素流动与集聚有利于欠发达区域要素收益率的提高，其促进欠发达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差异性，即欠发达区域在经济发展前提条件方面与发达区域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不仅可以使欠发达区域通过有别于发达区域的方式或途徑来达到发达区域所显示的那种发展水平或状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经过权衡取舍与优化匹配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往往使欠发达区域能够实现经济追赶。（2）非均衡性，即协调性集聚并不等于绝对均衡分布的集聚，不等于人口总量与GDP总量在区域间均衡分布的集聚，而是欠发达区域和发达区域在分工过程中通过各自的优势条件使其人均GDP水平趋同。（3）非同步性，即协调性集聚意味着不同区域的人均收入并非同时同步达到某个水平，而是经历一个先拉大差距再逐渐收敛的趋势，在集聚中实现人均收入水平的逐渐收敛或相等。
由此可见，协调性集聚既能提高要素流入区域的劳动生产率，也能够提高要素流出区域的劳动生产率。目前，虽然我国发展要素在大规模流向东部发达地区，并呈现进一步向超大城市和城市群集聚的趋势，但要素流动在要素配置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呈现出“协调性集聚”的趋势。要素流动后，欠发达地区低素质劳动力与发达地区高素质劳动力形成互补效应，会取得高于隐形失业期间的工资收入，高素质人才流向发达地区利用优越的创新环境能获得更高的报酬，而以上劳动力收入水平的提高又从需求侧激发了要素流出区域的市场潜能。比如打工者把收入带回来消费，一些年轻人虽然读完大学不愿意返乡，但到了适婚年龄会选择在家乡买房等等。
从要素流入的发达区域来看，发达的大城市和城市群地区一方面将大量重工业企业迁移到中西部，出现了资本要素流出和实体经济集聚规模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高质量劳动力的流入和研发人才集聚形成的创新效应，使这一区域的产业迈向更高层次，经济集聚趋向于虚拟集聚；从要素流出的欠发达区域来看，一方面要素反馈机制和要素边际生产力提高形成的需求规模的扩大会引致供给侧的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另一方面由于资本要素的流入和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使这一区域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趋向于实体经济集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法。”“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总思路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因此，有别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等政府主导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新时代我国市场主导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政策含义应该包括以下方面。
对发达的要素流入区域来说，要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体系，以适应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和虚拟经济集聚的需要。第一，要强化互联网、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数据连接，推动生产和消费的线上线下高度融合，使产业在网络化发展中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服务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第二，要积极探索企业离散型智能制造、流程型智能制造、网络协同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远程运维服务等新模式，使产品在智能化制造中不断降低知识和技术的空间溢出成本。第三，要加快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实现绿色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高效协同，增强城市自我净化与自我修复功力，以适应创新要素不断集聚的需要。第四，要深化教育、文化、医疗、养老以及食品安全等民生领域的改革，给予城市非户籍常住人口在就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平等待遇，让城市更有温度，更富创造力和竞争力。
对欠发达的要素流出区域来说，要建立健全要素自由流动机制，以适应要素收益率和回报率不断提高和实体经济集聚的需要。第一，要完善西部边疆、西南边疆以及西北内陆等落后区域的开放政策，促进区域内、区际和国际三重市场同时开放，降低交易费用，提高未流出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和收益率。第二，要以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为目标，完善基础设施的服务功能，提升基础设施的科技含量与智能化水平，积极承接发达地区的制造业转移。第三，要有效推进土地开发指标的跨区域交易，扩大土地要素经营规模，使落后地区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要积极探索户籍、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的有效途径，鼓励劳动要素自由流动和跨区域流动，提高劳动要素的收益率和回报率。
笔者认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条件下，要素流入发达区域并形成经济集聚的同时，会对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形成三个方面的正效应：一是要素流入发达区域获得更高收益后对欠发达区域的反馈效应；二是要素流出后使未流出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得以提升的效应；三是未流出要素为了发展形成的集聚效应。如果上述三大效应能够使欠发达区域获得比要素流动前更多的收益时，我们把这种经济集聚称之为“协调性集聚”。协调性集聚的实质是要素流动与集聚有利于欠发达区域要素收益率的提高，其促进欠发达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差异性，即欠发达区域在经济发展前提条件方面与发达区域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不仅可以使欠发达区域通过有别于发达区域的方式或途徑来达到发达区域所显示的那种发展水平或状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经过权衡取舍与优化匹配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往往使欠发达区域能够实现经济追赶。（2）非均衡性，即协调性集聚并不等于绝对均衡分布的集聚，不等于人口总量与GDP总量在区域间均衡分布的集聚，而是欠发达区域和发达区域在分工过程中通过各自的优势条件使其人均GDP水平趋同。（3）非同步性，即协调性集聚意味着不同区域的人均收入并非同时同步达到某个水平，而是经历一个先拉大差距再逐渐收敛的趋势，在集聚中实现人均收入水平的逐渐收敛或相等。
由此可见，协调性集聚既能提高要素流入区域的劳动生产率，也能够提高要素流出区域的劳动生产率。目前，虽然我国发展要素在大规模流向东部发达地区，并呈现进一步向超大城市和城市群集聚的趋势，但要素流动在要素配置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呈现出“协调性集聚”的趋势。要素流动后，欠发达地区低素质劳动力与发达地区高素质劳动力形成互补效应，会取得高于隐形失业期间的工资收入，高素质人才流向发达地区利用优越的创新环境能获得更高的报酬，而以上劳动力收入水平的提高又从需求侧激发了要素流出区域的市场潜能。比如打工者把收入带回来消费，一些年轻人虽然读完大学不愿意返乡，但到了适婚年龄会选择在家乡买房等等。
从要素流入的发达区域来看，发达的大城市和城市群地区一方面将大量重工业企业迁移到中西部，出现了资本要素流出和实体经济集聚规模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高质量劳动力的流入和研发人才集聚形成的创新效应，使这一区域的产业迈向更高层次，经济集聚趋向于虚拟集聚；从要素流出的欠发达区域来看，一方面要素反馈机制和要素边际生产力提高形成的需求规模的扩大会引致供给侧的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另一方面由于资本要素的流入和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使这一区域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趋向于实体经济集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法。”“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总思路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因此，有别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等政府主导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新时代我国市场主导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政策含义应该包括以下方面。
对发达的要素流入区域来说，要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体系，以适应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和虚拟经济集聚的需要。第一，要强化互联网、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数据连接，推动生产和消费的线上线下高度融合，使产业在网络化发展中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服务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第二，要积极探索企业离散型智能制造、流程型智能制造、网络协同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远程运维服务等新模式，使产品在智能化制造中不断降低知识和技术的空间溢出成本。第三，要加快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实现绿色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高效协同，增强城市自我净化与自我修复功力，以适应创新要素不断集聚的需要。第四，要深化教育、文化、医疗、养老以及食品安全等民生领域的改革，给予城市非户籍常住人口在就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平等待遇，让城市更有温度，更富创造力和竞争力。
对欠发达的要素流出区域来说，要建立健全要素自由流动机制，以适应要素收益率和回报率不断提高和实体经济集聚的需要。第一，要完善西部边疆、西南边疆以及西北内陆等落后区域的开放政策，促进区域内、区际和国际三重市场同时开放，降低交易费用，提高未流出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和收益率。第二，要以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为目标，完善基础设施的服务功能，提升基础设施的科技含量与智能化水平，积极承接发达地区的制造业转移。第三，要有效推进土地开发指标的跨区域交易，扩大土地要素经营规模，使落后地区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要积极探索户籍、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的有效途径，鼓励劳动要素自由流动和跨区域流动，提高劳动要素的收益率和回报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