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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14日，全世界都被一个消息刷爆：朝鲜最高领导人的哥哥金正男在马来西亚机场被暗杀身亡。
暗杀并不是新鲜事情，可以说是一个残酷的现实。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达拉斯被刺身亡。1995年，以色列总理拉宾在特拉维夫被国际上明令禁用的“达姆弹”夺去生命。2007年，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被冲锋枪打死。2015年，俄罗斯前副总理涅姆佐夫在莫斯科遭枪击身亡。2016年，俄驻土耳其大使卡尔洛夫被土耳其警察枪杀。
说到暗杀，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中，无疑是一个高频词。
中国似乎是一个有暗杀传统的国家，但几乎所有著名的刺客都在司马迁的《史記》里面了。
晚清民国之际，暗杀事件忽然空前密集起来，革命党人在暗杀一道上，有今古两位“师父”。其中和他们同时代的“师父”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另一位年纪更大的“师父”是中国历史上的那些轻生重义的游侠们。晚清时，为激起国人的反抗意识，知识分子们一再倡导“尚侠”精神。后来成为著名报人的林白水，曾列举过暗杀的几大好处：第一不花钱；第二不要多联团体；第三不至若外人干涉；第四不至累地方多杀人命；第五可以杀一儆百。
1907年7月9日，《纽约时报》刊发新闻《安徽巡抚遭革命党刺杀身亡》，报道说：“汉口，7月8日讯：清国安徽巡抚（恩铭）昨日在安庆被人刺杀，刺客竟是该省警察局副局长。当时，这位高级警官正执行公务，负责护送数位政府要员参加省巡警学堂的毕业典礼。当巡抚正要进入学堂大门时，这名警官拔出手枪向他连开数枪，三颗子弹击中，巡抚当场毙命。刺客被立即抓获，并就地处决。斩首前，他承认自己属于极端革命组织的成员。此后，无进一步骚乱发生。”
刺客徐锡麟乃堂堂的四品道员、省巡警学堂堂长，职位品级既显赫，职务内容（新政）也很时髦，可谓极有前途。当两江总督端方用电报将此事告知北洋大臣袁世凯时，他用了“事奇极”三个字来表达自己的难以理解。
徐锡麟被捕后，在供词中坦然言及自己的革命志向和起义动机，最后结语是：“我自知即死，因将我宗旨大要，亲书数语，使天下后世，皆知我名，不胜荣幸之至。”审讯完毕后例行公事拍照，徐锡麟曾要求重拍，理由是前一张脸上没有笑容，不足以流传后世。
恩铭之死，带给清廷的震动，是辛亥前革命党组织的所有起义都无法比拟的。安庆地方当局不但对恩铭之死秘不发丧，而且城门紧闭，“凡似学生穿白洋纱衣裤者，皆须擒拿”。
徐锡麟坦言自己“做官本是假的”，而且声称还准备“再杀铁良、端方、良弼”，这背后的威慑效应是很显然的。据陶成章《浙案纪略》里说，“徐锡麟事起，铁良、端方惧。铁良遣安徽人程家柽来东京求和于党人，愿出万金以买其命”；铁良甚至于还愿意出巨资购买革命党报纸《民报》正准备刊发的一篇文章《勉励革命党人完成徐氏未尽之志》——所谓“徐氏未尽之志”，在铁良的角度理解，显然系那些未完成的暗杀；端方在给铁良的电报中也曾忧心忡忡地说：“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之一日”；京城的宫苑衙署，则迅速“添派卫兵及巡警队兵，驻扎防护”，如临大敌，官员们则“惶惧异常，有草木皆兵之象”；慈禧太后也通知了军机大臣，让他们以后将各衙门的引见人员带去内阁，不要再带到自己跟前。恩铭的死，第一次让朝廷产生了一种革命党人无处不有，无时不在，防不胜防的危机感，当时流行的说法是：“革命军不足畏，惟暗杀实可怕。”
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组织领导下，到1908年冬，反清革命者发动了八次起义，全部失败，大批仁人志士倒在血泊中。反对革命的维新派不失时机地出来冷嘲热讽。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一句“远距离革命家”，顿时成为同盟会领袖们的“符号”：以革命大话为号召，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你们这些头头还是好端端地在国外活着，那么多次起义，你们自己怎么不上战场？死了那么多人，你们怎么一点事没有？这个指责，真是要命。
怎样以实际行动回击“远距离革命家”的挖苦、挽回舆论形势呢？时为同盟会高干的汪精卫想出办法：他要去北京刺杀清廷高官，让社会看看，革命领袖可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让怀疑人士重振信心。
这一时期，暗杀者的身影非常另类，他们都处于风华正茂的年龄，大多出身于中产家庭，行事方式极端暴烈，他们用暗杀的方式在历史舞台上表现了一种英雄气象。从革命党选择暗杀的前因后果，以及吴樾等刺客殉身不恤的事迹来看，他们都并无私心，只是坚信唯有革命，才能实现“中国梦”。
辛亥革命以后，暗杀蜕变为争权夺利的工具。尚未掌握全国政权的革命党内部，热衷使用政治暗杀方法，来对付持不同意见者或不同派系的人。陶成章案是最恶的先例。做坏事开了头，恶性循环一环一环套下去。宋教仁被暗杀，整个国家被绑到战车上，进行了“二次革命”，又入内战深渊。
及至国民党执政，“重来门巷已全非”，以国家机器，对付民众先进，和先烈的初衷相去愈远，与清末民初的党人暗杀是性质完全迥异的两码事。暗杀政治形成为国家恐怖主义政治，国家距离现代法治道路越来越远。
过去提到民国暗杀，总少不了用诸如“诡异”、“血腥”、“谜团”等噱头，越耸动越好，而忽略了这一时期的历史效力。本刊重新撰写此选题，意在投射产生暗杀时代的生态背景。中国的现代文明之路，实在是崎岖漫长。
暗杀并不是新鲜事情，可以说是一个残酷的现实。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达拉斯被刺身亡。1995年，以色列总理拉宾在特拉维夫被国际上明令禁用的“达姆弹”夺去生命。2007年，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被冲锋枪打死。2015年，俄罗斯前副总理涅姆佐夫在莫斯科遭枪击身亡。2016年，俄驻土耳其大使卡尔洛夫被土耳其警察枪杀。
说到暗杀，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中，无疑是一个高频词。
中国似乎是一个有暗杀传统的国家，但几乎所有著名的刺客都在司马迁的《史記》里面了。
晚清民国之际，暗杀事件忽然空前密集起来，革命党人在暗杀一道上，有今古两位“师父”。其中和他们同时代的“师父”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另一位年纪更大的“师父”是中国历史上的那些轻生重义的游侠们。晚清时，为激起国人的反抗意识，知识分子们一再倡导“尚侠”精神。后来成为著名报人的林白水，曾列举过暗杀的几大好处：第一不花钱；第二不要多联团体；第三不至若外人干涉；第四不至累地方多杀人命；第五可以杀一儆百。
1907年7月9日，《纽约时报》刊发新闻《安徽巡抚遭革命党刺杀身亡》，报道说：“汉口，7月8日讯：清国安徽巡抚（恩铭）昨日在安庆被人刺杀，刺客竟是该省警察局副局长。当时，这位高级警官正执行公务，负责护送数位政府要员参加省巡警学堂的毕业典礼。当巡抚正要进入学堂大门时，这名警官拔出手枪向他连开数枪，三颗子弹击中，巡抚当场毙命。刺客被立即抓获，并就地处决。斩首前，他承认自己属于极端革命组织的成员。此后，无进一步骚乱发生。”
刺客徐锡麟乃堂堂的四品道员、省巡警学堂堂长，职位品级既显赫，职务内容（新政）也很时髦，可谓极有前途。当两江总督端方用电报将此事告知北洋大臣袁世凯时，他用了“事奇极”三个字来表达自己的难以理解。
徐锡麟被捕后，在供词中坦然言及自己的革命志向和起义动机，最后结语是：“我自知即死，因将我宗旨大要，亲书数语，使天下后世，皆知我名，不胜荣幸之至。”审讯完毕后例行公事拍照，徐锡麟曾要求重拍，理由是前一张脸上没有笑容，不足以流传后世。
恩铭之死，带给清廷的震动，是辛亥前革命党组织的所有起义都无法比拟的。安庆地方当局不但对恩铭之死秘不发丧，而且城门紧闭，“凡似学生穿白洋纱衣裤者，皆须擒拿”。
徐锡麟坦言自己“做官本是假的”，而且声称还准备“再杀铁良、端方、良弼”，这背后的威慑效应是很显然的。据陶成章《浙案纪略》里说，“徐锡麟事起，铁良、端方惧。铁良遣安徽人程家柽来东京求和于党人，愿出万金以买其命”；铁良甚至于还愿意出巨资购买革命党报纸《民报》正准备刊发的一篇文章《勉励革命党人完成徐氏未尽之志》——所谓“徐氏未尽之志”，在铁良的角度理解，显然系那些未完成的暗杀；端方在给铁良的电报中也曾忧心忡忡地说：“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之一日”；京城的宫苑衙署，则迅速“添派卫兵及巡警队兵，驻扎防护”，如临大敌，官员们则“惶惧异常，有草木皆兵之象”；慈禧太后也通知了军机大臣，让他们以后将各衙门的引见人员带去内阁，不要再带到自己跟前。恩铭的死，第一次让朝廷产生了一种革命党人无处不有，无时不在，防不胜防的危机感，当时流行的说法是：“革命军不足畏，惟暗杀实可怕。”
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组织领导下，到1908年冬，反清革命者发动了八次起义，全部失败，大批仁人志士倒在血泊中。反对革命的维新派不失时机地出来冷嘲热讽。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一句“远距离革命家”，顿时成为同盟会领袖们的“符号”：以革命大话为号召，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你们这些头头还是好端端地在国外活着，那么多次起义，你们自己怎么不上战场？死了那么多人，你们怎么一点事没有？这个指责，真是要命。
怎样以实际行动回击“远距离革命家”的挖苦、挽回舆论形势呢？时为同盟会高干的汪精卫想出办法：他要去北京刺杀清廷高官，让社会看看，革命领袖可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让怀疑人士重振信心。
这一时期，暗杀者的身影非常另类，他们都处于风华正茂的年龄，大多出身于中产家庭，行事方式极端暴烈，他们用暗杀的方式在历史舞台上表现了一种英雄气象。从革命党选择暗杀的前因后果，以及吴樾等刺客殉身不恤的事迹来看，他们都并无私心，只是坚信唯有革命，才能实现“中国梦”。
辛亥革命以后，暗杀蜕变为争权夺利的工具。尚未掌握全国政权的革命党内部，热衷使用政治暗杀方法，来对付持不同意见者或不同派系的人。陶成章案是最恶的先例。做坏事开了头，恶性循环一环一环套下去。宋教仁被暗杀，整个国家被绑到战车上，进行了“二次革命”，又入内战深渊。
及至国民党执政，“重来门巷已全非”，以国家机器，对付民众先进，和先烈的初衷相去愈远，与清末民初的党人暗杀是性质完全迥异的两码事。暗杀政治形成为国家恐怖主义政治，国家距离现代法治道路越来越远。
过去提到民国暗杀，总少不了用诸如“诡异”、“血腥”、“谜团”等噱头，越耸动越好，而忽略了这一时期的历史效力。本刊重新撰写此选题，意在投射产生暗杀时代的生态背景。中国的现代文明之路，实在是崎岖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