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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西方文化冲击的中华文明、民族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滋生的时候，一批有忧患意识和社会良知的作家转向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寻找跨越千年的民族文化之根，“文化寻根”热勃然兴起，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发人深省的、有着厚重传统文化积淀的“文化寻根”小说和诗歌，表现出作者清醒的文化意识和重铸民族之魂的理想。这一思潮在80年代中期的几年内蔚然成风，然而却很快地靡然消散了。值得欣慰和庆贺的是，在“文化寻根”的热度减退之后，散文这一凝重深厚的文体继续高扬起了民族文化的大旗，继续探究悠久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底蕴，并在90年代形成了一股震撼文坛的创作潮流，从而成为新时期“文化寻根”意向最扎实沉稳的硕果。
1992年余秋雨《文化苦旅》一书的出版掀开了90年代散文的文化寻根之幕，将散文引领向一个新的创作领域。在这一时期，王充闾、夏坚勇、张承志、刘长春、素素等一批处于不同地域有着不同散文观念和创作理念的作家，不谋而合地写出了有着相似文化底蕴、文学风格和审美风范的优秀作品，成了散文“文化寻根”的杰出代表。他们的文化寻根意识和范围更加开阔和宏大，已不仅仅局限于对地域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追寻，而是将探索的眼光投向更加广阔更加辽远的中华大地，用行走的脚步、流动的视界去系统审视和梳理悠远厚重的中华文明。
余秋雨是最早卸下学术包袱，推开封闭书斋，走向广袤大地的散文作家。其“文化苦旅”的足迹遍及中华大地，通过“道士塔”、“莫高窟”、“白莲洞”等充满历史沧桑的物象和“庐山”、“西湖”、“三峡”、“都江堰”等体现着古老文明的名胜，展示了中华悠悠千年的苍凉的北方文化和柔婉的南方文化底蕴，表达了对中华民族兴衰变迁的追怀和感叹，历史的深邃感、沉重感、悲怆感流溢于字里行间。《道士塔》、《莫高窟》、《阳关雪》通过书写大漠苍苍中的历史遗迹和它们无可逆转的悲剧结局，展现了古老沧桑的北方文明的陷落，这里曾经是民族精神和民族骄傲之所在，但是由于不可弥补的历史错误，它们成了废墟和荒原，成了我们为之痛心疾首的坍塌的文明。但即使这样，它们仍然是无法割断的中华民族精神的见证和凝结，体现了“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1}。《江南小镇》、《白发苏州》、《西湖梦》书写了清新柔婉的江南文化，思考着千百年来中国政治与文化、宗教与哲学、入世与隐逸等影响中国文人心理的民族文化积淀，探寻传统文化之根对文人旷日持久的作用。《文化苦旅》之后，以《山居笔记》为代表的余秋雨散文对中华文化进行了更为广泛更为全面的挖掘，通过位于北方的宁古塔、渤海国、避暑山庄及至南方的黄州赤壁、岳麓书院、海南的“天涯海角”遗址，反思了包括城市文明、农业文明、女性文明、家园文明和商业文明在内的全方位的中华文明和其产生的文化根源，探讨了中华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和“生生不息”的传承性。
余秋雨对中华文明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审视和思考，探求古老文化之于现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这种文化寻根意识是系统的全面的普泛的，是具有整体的形而上意义的。与之不同，王充闾、夏坚勇、刘长春则执著于对传统文化底蕴中儒释道精神的开掘和继承。王充闾在对自然山水、名胜古迹和历史遗址的书写中融入了对民族精神尤其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思考。“凡是我们特别向往的名城胜迹，总是古代文化积淀深厚，文人墨客留下较多屐痕、墨痕的所在。……虽然是在观赏现实的景、接触现代的事，却又是徜徉于一个富有文化底蕴的历史文化长廊。”{2}在一个个充满历史感和沧桑感的史迹中思考，达到与传统的相遇，寻找民族文化之根源。庄子思想是作者最为推崇的传统文化资源，纵贯他散文的也是旷达超脱的道家思想。《寂寞濠梁》通过苦苦寻觅庄子发出“濠梁间想”遗迹的历程，系统地阐释了庄子思想和其魅力之所在，表达了对悠然忘我情怀和幽静孤寂心境的渴求。《桐江波上一丝风》中作者通过隐士严光在隐逸中获得与天地自然同在的超脱和陶醉感，表达了对在庄子思想感召下产生的隐逸文化的赞赏。在《青山魂》中，作者认为李白忘我的“醉饮”就是拥抱生命、热爱生命、充分享受生命的表现，是个体生命意识的彻底解放和真正觉醒的代表，李白的精神风貌及其诗文的内涵，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结晶。
与王充闾对道家文化的偏爱不同，夏坚勇在《湮没的辉煌》里侧重于对儒家文化的坚守和执著。“我写的很沉重，因为我从具象化的断壁颓垣中看到的往往是一个历史大时代，特别是这一历史大时代中文化精神的涌动和流变……抚摸着古老民族胴体上的伤痕，我常常震颤不已，对文明的惋叹，对生命的珍爱，对自然山水中理性精神的探求，汇聚成一种冷冽的忧患意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历史感悟吧。”{3}这种忧患意识就是跨越千年的儒家积极入世、兼济苍生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根蒂。作者欣赏《东林悲风》中被残酷迫害却坚守着文化信仰的东林党人，因为他们有着为国为民的道义和良知，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入世、高标独立的人格力量。正是知识分子坚守着儒家的这种精神，使得他们虽然身躯柔弱，却能够用自己喷涌的热血和强悍的生命去祭奠那生生不息、怆然傲岸的民族精神。刘长春的《天台山笔记——与远年灵魂的对话》以作为我国儒道释“三教合一”文化代表的天台山为核心，描写了与天台山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文人和历史故事，记录了他们与天台山的对话，呼唤着这些远年的灵魂。“世俗的‘天台山文化’尊承儒家文化传统，而秀美的山水则滋育了佛教的‘天台宗’与道教的‘丹道南宗’，儒道释互相交汇合流，在天台山区域产生了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文化精神与文化人格，在这个氛围浓郁的文化之邦得到了良好的发育，许多文化精英作为精神与人格的独立者而昂然挺立于世。”{4}这里曾经抚平李白心灵的紊乱和不安，使他恢复清新飘逸、超脱豁达；这里曾经承载了寒山子的原始野性和望空谩骂的狂放不羁；这里曾经生活过一生不仕却忧国忧民的诗人戴复古；这里曾经养育了有着铮铮铁骨，代表民族希望和脊梁的一代鸿儒方孝儒……天台山滋生和传承了复杂的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栖息着中国文人的精神和骨气，这种民族精神和文化根底历历再现于刘长春的散文世界里，也是今天“台州市的硬气与迂”的精神源头。
苍茫的东北文化和原始的西部文化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知识分子永远不能舍弃的心理情愫。素素选择了她的故土——辽阔的大东北，在亲身寻觅和行走的历程中探求东北文化，用女性的笔书写了“雄性”的东北。在《独语东北》中，素素展现了东北的名胜古迹：辽西的牛河梁遗址、牡丹江边的龙泉府遗址、阿什河畔的金上京会宁府、大兴安岭嘎仙洞、深山老林的座山雕老巢、长白山天池，也描写了有着血泪和耻辱的瑷珲、大连、沈阳、旅顺口等城市，同时还写到了东北的风俗：二人转、秋千架、火炕、冰雕、放山、关东烟……这些东北的山川风物、民俗历史和古迹遗址串起了悠长的东北文化，展现了包括红山文化、渤海文化、人参文化、土匪文化在内的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东北文化。如果说素素对于东北文化的展现是一种故土情结的体现，那么张承志描写西部文化的散文则是对精神家园的寻觅。张承志怀着朝圣和殉道的精神走向西部，他的西海固、大草原、戈壁和黄土高原无不是他哲合忍耶信仰的外化和体现。即使是他的脚步走出了大西北，来到南国的江南小镇，他仍然时时不忘“我”是北方的儿子，仍然执著地要尽早回到北方回到“额吉”（母亲）那里。张承志对于西部文化的坚守来源于心中根深蒂固的宗教寻根意识，是作为回族对伊斯兰教信仰的文化寻根。这种宗教意识是在广袤苍凉的西部土壤滋生的，是西部文化的典型代表和象征。
如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散文所体现的这种深刻的文化寻根意识，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梳理和探索。散文作家们以真实和痛彻的感悟去触摸那些已渐渐被人淡忘和冷落的中华文化，挖掘民族文化的底蕴并且反思它们之于现实的重要性和价值，体现出深深的文化忧患意识，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弘扬光大并开拓创新。无论是余秋雨对于深厚的北方文化或是柔婉的江南文化的反思，王充闾、夏坚勇、刘长春对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的开掘，还是素素、张承志对于东北和西部文化的展现，都体现了这些散文作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痛苦思考和执著恪守，立足于现实，反观历史，苍茫的文化感溢于笔端。他们已不满足于对民族文化静态的关照和开掘，而是将视野放在一个纵深的历史情境之中思考，因而他们都走出了书斋，走向有着文化积淀的历史遗址和名胜古迹，用行走的脚步、开放的视角和阔达的心灵设身处地地去领悟和体会悠远的中华历史和文化，在文学的天地里开辟出了真正属于自己内心的心灵净土和精神家园。
90年代散文的文化寻根意识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而是一种必然的文学现象。从写作主体看，90年代初随着林非等散文理论家对“散文诗化”、“形散神不散”的反驳和贾平凹“大散文”理论的提出，以及90年代的“文化热”、“人文精神大讨论”，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转向散文创作，散文创作开始走向平民化、开放化、多元化，其表现对象也日益扩大化。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和浓厚的人文精神积淀，大大丰富了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的素材选择和价值提取，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散文创作者的写作视野。作家借助对历史和文化的反思和追问，融叙述、议论、抒情为一体，文学、美学、哲学、史学为一炉，自由穿梭于文化与自我、历史与现实之间，淘洗历史文化的隐蔽含义，剔择文化的人性迷雾，提供给读者新的认知方式和审美感受。从写作受众看，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行，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和竞争加剧，心理负担日趋加重，新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行为标准使变革期的人们陷入浮躁。90年代散文中这种文化寻根，透过富有意境和蕴涵的自然山水、历史故事和遗物古迹等来探究中国文化的底蕴，赋予文化以现代意义，使人们得到精神的寄托和宣泄、心灵的轻松和安慰、知识的补充和校正，符合和满足了广大读者的审美要求和文学期望，成为90年代散文留给读者的重要和美好的文学记忆。■
注释
{1}余秋雨《文化苦旅》[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14
{2}王充闾《沧桑无语》[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292
{3}夏坚勇《湮没的辉煌》[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3
{4}刘长春《天台山笔记——与远年灵魂的对话》[M]，北京：人民学出版社，1999：291
1992年余秋雨《文化苦旅》一书的出版掀开了90年代散文的文化寻根之幕，将散文引领向一个新的创作领域。在这一时期，王充闾、夏坚勇、张承志、刘长春、素素等一批处于不同地域有着不同散文观念和创作理念的作家，不谋而合地写出了有着相似文化底蕴、文学风格和审美风范的优秀作品，成了散文“文化寻根”的杰出代表。他们的文化寻根意识和范围更加开阔和宏大，已不仅仅局限于对地域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追寻，而是将探索的眼光投向更加广阔更加辽远的中华大地，用行走的脚步、流动的视界去系统审视和梳理悠远厚重的中华文明。
余秋雨是最早卸下学术包袱，推开封闭书斋，走向广袤大地的散文作家。其“文化苦旅”的足迹遍及中华大地，通过“道士塔”、“莫高窟”、“白莲洞”等充满历史沧桑的物象和“庐山”、“西湖”、“三峡”、“都江堰”等体现着古老文明的名胜，展示了中华悠悠千年的苍凉的北方文化和柔婉的南方文化底蕴，表达了对中华民族兴衰变迁的追怀和感叹，历史的深邃感、沉重感、悲怆感流溢于字里行间。《道士塔》、《莫高窟》、《阳关雪》通过书写大漠苍苍中的历史遗迹和它们无可逆转的悲剧结局，展现了古老沧桑的北方文明的陷落，这里曾经是民族精神和民族骄傲之所在，但是由于不可弥补的历史错误，它们成了废墟和荒原，成了我们为之痛心疾首的坍塌的文明。但即使这样，它们仍然是无法割断的中华民族精神的见证和凝结，体现了“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1}。《江南小镇》、《白发苏州》、《西湖梦》书写了清新柔婉的江南文化，思考着千百年来中国政治与文化、宗教与哲学、入世与隐逸等影响中国文人心理的民族文化积淀，探寻传统文化之根对文人旷日持久的作用。《文化苦旅》之后，以《山居笔记》为代表的余秋雨散文对中华文化进行了更为广泛更为全面的挖掘，通过位于北方的宁古塔、渤海国、避暑山庄及至南方的黄州赤壁、岳麓书院、海南的“天涯海角”遗址，反思了包括城市文明、农业文明、女性文明、家园文明和商业文明在内的全方位的中华文明和其产生的文化根源，探讨了中华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和“生生不息”的传承性。
余秋雨对中华文明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审视和思考，探求古老文化之于现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这种文化寻根意识是系统的全面的普泛的，是具有整体的形而上意义的。与之不同，王充闾、夏坚勇、刘长春则执著于对传统文化底蕴中儒释道精神的开掘和继承。王充闾在对自然山水、名胜古迹和历史遗址的书写中融入了对民族精神尤其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思考。“凡是我们特别向往的名城胜迹，总是古代文化积淀深厚，文人墨客留下较多屐痕、墨痕的所在。……虽然是在观赏现实的景、接触现代的事，却又是徜徉于一个富有文化底蕴的历史文化长廊。”{2}在一个个充满历史感和沧桑感的史迹中思考，达到与传统的相遇，寻找民族文化之根源。庄子思想是作者最为推崇的传统文化资源，纵贯他散文的也是旷达超脱的道家思想。《寂寞濠梁》通过苦苦寻觅庄子发出“濠梁间想”遗迹的历程，系统地阐释了庄子思想和其魅力之所在，表达了对悠然忘我情怀和幽静孤寂心境的渴求。《桐江波上一丝风》中作者通过隐士严光在隐逸中获得与天地自然同在的超脱和陶醉感，表达了对在庄子思想感召下产生的隐逸文化的赞赏。在《青山魂》中，作者认为李白忘我的“醉饮”就是拥抱生命、热爱生命、充分享受生命的表现，是个体生命意识的彻底解放和真正觉醒的代表，李白的精神风貌及其诗文的内涵，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结晶。
与王充闾对道家文化的偏爱不同，夏坚勇在《湮没的辉煌》里侧重于对儒家文化的坚守和执著。“我写的很沉重，因为我从具象化的断壁颓垣中看到的往往是一个历史大时代，特别是这一历史大时代中文化精神的涌动和流变……抚摸着古老民族胴体上的伤痕，我常常震颤不已，对文明的惋叹，对生命的珍爱，对自然山水中理性精神的探求，汇聚成一种冷冽的忧患意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历史感悟吧。”{3}这种忧患意识就是跨越千年的儒家积极入世、兼济苍生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根蒂。作者欣赏《东林悲风》中被残酷迫害却坚守着文化信仰的东林党人，因为他们有着为国为民的道义和良知，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入世、高标独立的人格力量。正是知识分子坚守着儒家的这种精神，使得他们虽然身躯柔弱，却能够用自己喷涌的热血和强悍的生命去祭奠那生生不息、怆然傲岸的民族精神。刘长春的《天台山笔记——与远年灵魂的对话》以作为我国儒道释“三教合一”文化代表的天台山为核心，描写了与天台山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文人和历史故事，记录了他们与天台山的对话，呼唤着这些远年的灵魂。“世俗的‘天台山文化’尊承儒家文化传统，而秀美的山水则滋育了佛教的‘天台宗’与道教的‘丹道南宗’，儒道释互相交汇合流，在天台山区域产生了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文化精神与文化人格，在这个氛围浓郁的文化之邦得到了良好的发育，许多文化精英作为精神与人格的独立者而昂然挺立于世。”{4}这里曾经抚平李白心灵的紊乱和不安，使他恢复清新飘逸、超脱豁达；这里曾经承载了寒山子的原始野性和望空谩骂的狂放不羁；这里曾经生活过一生不仕却忧国忧民的诗人戴复古；这里曾经养育了有着铮铮铁骨，代表民族希望和脊梁的一代鸿儒方孝儒……天台山滋生和传承了复杂的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栖息着中国文人的精神和骨气，这种民族精神和文化根底历历再现于刘长春的散文世界里，也是今天“台州市的硬气与迂”的精神源头。
苍茫的东北文化和原始的西部文化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知识分子永远不能舍弃的心理情愫。素素选择了她的故土——辽阔的大东北，在亲身寻觅和行走的历程中探求东北文化，用女性的笔书写了“雄性”的东北。在《独语东北》中，素素展现了东北的名胜古迹：辽西的牛河梁遗址、牡丹江边的龙泉府遗址、阿什河畔的金上京会宁府、大兴安岭嘎仙洞、深山老林的座山雕老巢、长白山天池，也描写了有着血泪和耻辱的瑷珲、大连、沈阳、旅顺口等城市，同时还写到了东北的风俗：二人转、秋千架、火炕、冰雕、放山、关东烟……这些东北的山川风物、民俗历史和古迹遗址串起了悠长的东北文化，展现了包括红山文化、渤海文化、人参文化、土匪文化在内的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东北文化。如果说素素对于东北文化的展现是一种故土情结的体现，那么张承志描写西部文化的散文则是对精神家园的寻觅。张承志怀着朝圣和殉道的精神走向西部，他的西海固、大草原、戈壁和黄土高原无不是他哲合忍耶信仰的外化和体现。即使是他的脚步走出了大西北，来到南国的江南小镇，他仍然时时不忘“我”是北方的儿子，仍然执著地要尽早回到北方回到“额吉”（母亲）那里。张承志对于西部文化的坚守来源于心中根深蒂固的宗教寻根意识，是作为回族对伊斯兰教信仰的文化寻根。这种宗教意识是在广袤苍凉的西部土壤滋生的，是西部文化的典型代表和象征。
如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散文所体现的这种深刻的文化寻根意识，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梳理和探索。散文作家们以真实和痛彻的感悟去触摸那些已渐渐被人淡忘和冷落的中华文化，挖掘民族文化的底蕴并且反思它们之于现实的重要性和价值，体现出深深的文化忧患意识，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弘扬光大并开拓创新。无论是余秋雨对于深厚的北方文化或是柔婉的江南文化的反思，王充闾、夏坚勇、刘长春对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的开掘，还是素素、张承志对于东北和西部文化的展现，都体现了这些散文作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痛苦思考和执著恪守，立足于现实，反观历史，苍茫的文化感溢于笔端。他们已不满足于对民族文化静态的关照和开掘，而是将视野放在一个纵深的历史情境之中思考，因而他们都走出了书斋，走向有着文化积淀的历史遗址和名胜古迹，用行走的脚步、开放的视角和阔达的心灵设身处地地去领悟和体会悠远的中华历史和文化，在文学的天地里开辟出了真正属于自己内心的心灵净土和精神家园。
90年代散文的文化寻根意识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而是一种必然的文学现象。从写作主体看，90年代初随着林非等散文理论家对“散文诗化”、“形散神不散”的反驳和贾平凹“大散文”理论的提出，以及90年代的“文化热”、“人文精神大讨论”，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转向散文创作，散文创作开始走向平民化、开放化、多元化，其表现对象也日益扩大化。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和浓厚的人文精神积淀，大大丰富了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的素材选择和价值提取，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散文创作者的写作视野。作家借助对历史和文化的反思和追问，融叙述、议论、抒情为一体，文学、美学、哲学、史学为一炉，自由穿梭于文化与自我、历史与现实之间，淘洗历史文化的隐蔽含义，剔择文化的人性迷雾，提供给读者新的认知方式和审美感受。从写作受众看，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行，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和竞争加剧，心理负担日趋加重，新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行为标准使变革期的人们陷入浮躁。90年代散文中这种文化寻根，透过富有意境和蕴涵的自然山水、历史故事和遗物古迹等来探究中国文化的底蕴，赋予文化以现代意义，使人们得到精神的寄托和宣泄、心灵的轻松和安慰、知识的补充和校正，符合和满足了广大读者的审美要求和文学期望，成为90年代散文留给读者的重要和美好的文学记忆。■
注释
{1}余秋雨《文化苦旅》[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14
{2}王充闾《沧桑无语》[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292
{3}夏坚勇《湮没的辉煌》[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3
{4}刘长春《天台山笔记——与远年灵魂的对话》[M]，北京：人民学出版社，1999：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