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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男女比例概率是自然形成的，除了战争年代之外，全世界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没有出现过大幅失衡。但是，近30年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却严重失衡。已经成为社会一大后患。统计资料表明，目前我国0～19岁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2377万。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之现状
自然情况下，每出生100个女孩，相应出生103到107个男孩。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到了婚育年龄，男女数量可基本趋于均衡。因此，联合国设定的正常值为103-107。
自1982年中国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以来，30年来非但没有改变，且一直在持续攀升。2005年我国1％人口抽样调查时，在女性100人的情况下，男性为120.49，2008年竟达到120.56。
“上世纪80年代，只有乡镇出生性别比偏高；90年代以后，城市出生性别比也开始偏高。起初是二三胎次出生性别比偏高，现在一胎出生性别比也升高。”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性别比偏高问题专家组组长、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地区从东部向西部，从农村向城市迅速蔓延，几乎覆盖全国各地。其中，有3个省甚至高达130。
今年6月召开的全国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暨重点治理年工作会议上，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王侠表示，从2009年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走高趋势出现拐点，首次连续3年下降，2009年降至119.45，2010年降至117.94，2011年降至117.78。但是，下降幅度有限，整体上仍高出警戒线10多个点。这也说明，巩固出生人口性别比继续下降的任务依然艰巨。
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后患较多
出生性别比失衡不单纯是人口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综合性不良后患较多，主要表现在——
不利女孩教育成长
由于父母重男轻女，必然使一些女孩失去应有的父爱、母爱和亲情，生活在低人一等的阴影中，从而使她们的性格变得内向、孤僻和郁郁寡欢。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汤素兰说：“农村有政策，头胎是女娃的家庭可以要二胎，头胎是男娃的就不能再要了，所以很多女孩都有弟弟妹妹，这无疑会影响到她们接受教育的机会。”
目前，我国一些贫困地区尚有文盲存在，其中，女性约占2／3以上；失学儿童中，女童约占2／3。汤素兰告诉记者，由于男尊女卑思想影响，有些一了一女的家庭，经济困难时，便会首先考虑让女孩休学，全力供养男孩。甚至在只有女孩的家庭，一些传统的父母也认为女孩不会有出息，不应该花钱上学而应该帮家里干活，然后早早嫁出去。因此，女孩子往往成了被牺牲掉的那一个。
“我就碰到过一个从甘肃来北京打工的小保姆，都20岁了，没有上过学，完全不识字。她连老人吃药的药名部认不全，根本不可能在城市里立足。
由于父母重男轻女。必然使一些女孩失去应有的父爱、母爱和亲情，生活在低人一等的Ph影中，从而使她们的性格变得内向、孤僻和郁郁寡欢。
造成婚姻挤压之痛
“近年来，北京市登记结婚的人群中，男方年龄在25～39岁之间的夫妻，年龄差距较10年前有所增大，其中，年龄差超过5岁的不低于10％。”据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从近几年全国各地民政部门婚姻登记情况看，男女婚龄差距拉大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的直接影响，就是‘婚姻梯度挤压’现象凸显。”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介绍，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资料推算，目前0～19岁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2377万。未来20年内，平均每年新进入结婚年龄的男性比女性多120万人。预计到2020年，将有2400万“剩男”面临娶妻难。同龄适婚女性短缺，男性就会在低年龄女性中择偶，挤压到一定程度，就要向别的地区发展，城里哥找乡下妹，富裕地区的男性找欠发达地区的女性，“婚姻剩男”最后大多沉积在低收入的贫困阶层。
田雪原还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当婚而不能婚的男性剧增，必将会危及整个社会婚姻和家庭的稳定，大大增加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浙江省公安厅统计资料显示，该省近20万外来媳妇中，被拐卖妇女达3.6万人，她们大多来自云南、贵州、四川、湖北等欠发达地区。
在广西与越南交界的边远山区，多数男人都很穷，且没什么文化，他们在当地难以找到老婆，不少人一辈子都是单身汉。从1992年开始，一些越南女子通过非法中介进入这些地区，与当地大龄男子结婚，生儿育女。多年来，政府有关部门虽加强管理，但非法婚姻仍然屡禁不绝。
“婚姻挤压之痛不仅在于产生多少‘光棍’，更在于其后果主要由贫困人口来承担。”田雪原说，有人提出引进外籍新娘解决“剩男”问题，这在人口较少的国家或许有相当效果，但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一是“进口新娘”不现实，二是杯水车薪，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威胁人口生态安全
男女比例失调会严重影响我国人口发展。作为直接的生育者，女性“赤字”必然导致出生率水平下降，进一步减少人口总量和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并加速人口老龄化进程。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与人口老龄化交织，二者叠加，将进一步加剧人口结构的不合理。从长远看，“盈余”男性没有配偶和子嗣，给未来自身养老及其父母养老都会带来问题。
男女比例失调还带来就业挤压问题。一名长期往来于广州、杭州、上海等地的服装老板介绍说，目前不少纺织厂因招不到女工而停业。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10～20年后，男性劳动力过剩和“就业性别挤压”将日益严重。男性劳动力过剩会增强劳动力就业市场的竞争，更加剧了女性就业难度；某些行业和职业中，可能出现女性短缺而要男性替代的现象；某些男性就业岗位还会因为劳动力过剩，引发男性间的激烈争抢。
婚姻挤压对传统家庭稳定也带来巨大冲击，引发婚姻家庭道德危机，女性婚龄人口短缺，会在代际间产生激烈的争夺和冲突，“错位婚姻”如“隔代婚姻”、“姐弟婚姻”等有可能大量涌现，婚外恋、第三者插足、非婚生育等社会现象也可能随之滋生。 当婚而不能婚的男性数量的不断积累，亦加大了社会不稳定和不安定的风险系数。在自然生物属性的驱动下，几千万之巨的男性“光棍人口”有一部分会演变为严重威胁社会稳定的“狼性人口”。没有配偶、没有家庭、没有温暖、没有希望，只有各种压力和内心的躁动，无偶男性群体必然成为痛苦失意、悲情愤怒的人口。一旦成年男性无偶人口的“狼性”集体发作，负能量倾崩而出，各种社会人伦悲剧将不期而至，令人不寒而栗！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做出的《百村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技术报告》显示，部分被调查村落的大龄未婚男性，在过去3年中参与了破坏社会治安的活动，发生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聚众赌博、聚众闹事、合伙偷窃和暴力强奸等。
造成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的原因
一是重男轻女传统观念作祟
传统观念认为，农村男孩偏好是为了解决劳动力、增加收入和养老。然而，一项对欠发达地区人口问题的调查报告显示，在经济贡献方面，生男不如生女强。而在我国沿海等富裕起来的地区，发达的经济条件和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未有效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男性攀升的势头。
“不能将男孩偏好简单地归结为经济问题，根子还在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说，在许多人眼里，生男生女是继嗣问题，也是“面子”问题。在一些家族及宗族观念严重的地区，儿子能提高母亲的家庭和社会地位，生男孩意味着家族香火不断，意味着家族势力的强盛。
二是“黑B超”致男婴出生率过高
我国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由来已久，为什么近30年才出现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呢？
“B超普及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的直接诱因。”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说，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日本、中国等具有男孩偏好的亚洲国家或地区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普遍出现出生性别比男性偏高的问题一因为那时B超设备开始普及。许多人怀孕4个月后，经B超鉴定胎儿性别，男胎保留，女胎引产，从而造成人为的“女孩失踪”现象。
翟振武说，我国“女孩失踪”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两非（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和非法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黑市，由孕妇、中介、医护人员组成产业链，提供从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到引产的“一条龙”服务。高额利润让这个地下网络越织越密，加入进来的不仅有农民、个体医生，甚至还有正规医务人员。
小罗是家里的独生子，但是也许他永远都不会知道，为了要个男孩，他的母亲曾经打掉过两个女孩。
在浙江宁波，一个不久前被查处的黑B超窝点以每人次2000元的价格开展胎儿性别鉴定。在警方找到的47名台州籍孕妇中，被检出怀女孩的20名孕妇均通过药流、引产等堕胎。
28岁的符梅是海南省儋州市白马井镇居民。日前，怀孕4个月的她悄悄去该市那大镇大通路一家个体诊所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得知是女婴后，便做了引产手术。手术时，符梅大出血，被送往医院抢救。警方事后查明，给符梅实施“两非”的李某，是湖北天门市人，2005年以来一直从事“两非”行为，多次被抓，屡教不改。
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总有不法者愿意铤而走险。说白了，性别失衡问题与一些无良的医务人员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有极大关系。一些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人找到这样的医院或诊所，只要送上钞票，什么性别比例，什么国家大计，什么社会问题，在这些人看来，都不如眼前的利益实惠。一个人，只要是“见钱眼开”，就没有什么事情不敢做。
三是计划生育法造成生男即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地方，一孩性别比均较正常，二孩和多孩性别比均不正常。
在过去近30年里，考虑到城乡差异，国家对农村的生育政策，实际上是生男即止的规定：头胎生男孩的，不再生二胎；头胎生女孩的，可以再生一胎。
“头胎生了女孩的，二胎便要千方百计生男孩。”据原新教授介绍，历次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查发现一个规律，孩次越高，出生人口性别比相差越大。2005年的出生人口中，第一孩的出生性别比为108.41，虽然偏高，但程度不严重；第二孩猛然升高到143.22；第三孩及以上孩次的出生性别比更高，达到了152.88。“有些村庄甚至3年内没有出生一个计划内的二胎女孩。”
可见，国家制定的计划生育法，实际上是生男即止的法律。排除人们有意识的性别选择，我们的法律和实施办法客观上也造成了性别比偏高，迫使人们在两难当中作出选择，导致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浮起了性别比失调问题。
四是社会存在男女不平等现象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杨菊华表示：“男女不平等带来的性别差异因素，也是男孩偏好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国妇女除了教育程度增长的幅度基本赶上男性外，经济、政治（特别是就业、提职提薪）等其他指标都明显落后于男性。
女性婚龄人口短缺，会在代际间产生激烈的争夺和冲突。“错位婚姻”如“隔代婚姻”、“姐弟婚姻”等有可能大量涌现。婚外恋、第三者插足、非婚生育等社会现象也可能随之滋生。
标本兼顾，综合治理
性别比失衡问题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必将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的和谐稳定，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要标本兼顾，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
加强宣传教育大树新风
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必须把宣传教育工作放在首位。要深入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生育文化，大力倡导男女平等、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等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在全社会形成关爱女孩、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良好社会风尚。
严厉打击胎儿性别鉴定
在今年6月中旬召开的全国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暨重点治理年工作会议上，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王侠表示，遏制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势头，当务之急是打击技术“越轨”，“治标”的有效方法之一是依法查处“两非”行为。 为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2011年8月至2012年3月，国家人口计生委、卫生部、公安部等6部门联合开展了集中整治“两非”专项行动。今年4月5日，六部门再次联合发文，确定2012年为“出生人口性别比重点治理年”。
针对“两非”案件“取证难”、“执法难”的问题，海南省儋州市卫生局要求，凡是开展B超检查业务的医疗机构必须安装“全球眼”。全市15家医疗机构的20台“全球眼”远程监控终端设在市卫生监督所，由该所对被监控单位全天候实时监控，视频存储可供取证。
江西省湖口县把查找线索作为查处“两非”案件的突破口。他们重点排查已领取再生一胎证后孕情无故消失、孕14周以上才申报办理再生一胎、已领取生育证长期无孕情、怀孕超期未申报出生等对象，从中追查案件线索11条。同时他们还推出“1名乡干部+1名村干部+1名组干部”与一名怀孕妇女结对子的跟踪服务。对县内居住孕妇，每月上门访视一次；对外出务工孕妇，每月上网视频一次。发现不正常情况及时上报，从中挖掘5条案件线索。
解决“两非”案件“执法难”，需要顶住压力，违法必究。湖口县在处理公立医院黄某、余某“两非”案时，遭遇说情、干扰甚至恐吓的压力和阻力。县委、县政府态度坚决，排除干扰，对两名涉案人员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依法吊销执业医师资格证，产生了震慑效果。
目前，各地普遍建立了诫勉约谈和问责制度、出生人口实名登记制度、14周以上终止妊娠手术审批制度、B超使用管理制度、终止妊娠药物销售使用管理制度、“两非”案件有奖举报制度等，建立了跨部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长效工作机制。
立法严惩“两非”行为
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徐建认为，从事胎儿性别鉴定的黑诊所投资少，见效快。国内目前的法律对此方面的违法者往往“以罚代刑”，从而缺乏威慑力。
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武海亭表示，我国现行相关法律虽然严禁“两非”行为，但未重拳出击。比如对于没有行医资格的人从事“两非”行为，法律规定按非法行医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对医务人员涉足“两非”，只规定了行政处罚，罚款额度也仅在1～3万元，却没有明确刑事责任。
韩国也曾经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阶段，为此，韩国立法规定，对于利用B超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引产的医务人员，一是罚款3000万韩元，相当于20万元人民币；二是吊销医师执照，终身不得行医；三是承担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武海亭认为，我国可以借鉴这些做法。
提升妇女地位。促进男女平等
治理性别比偏高，仅靠打击难以除根，还要着力构建约束型和利益导向型相结合的综合治理体系。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人口计生委在全国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幸福工程”、“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等专项活动，对独生子女户、双女户给予养老保障，让民众觉得生女孩不吃亏。尤其是2003年以来开展的“关爱女孩行动”，通过建立有利于女孩健康成长的行为约束机制、利益导向机制，改善女孩生存环境，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继续升高势头。近些年，国家推行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提高家庭和社会养老保障能力，从物质保障上和观念上促进了重男轻女思想的转变。
“现在一提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人们就想到‘娶妻难’和‘光棍’问题。其实，这是从男性为中心的视角考量问题。”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实质上是女性发展权益问题。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以及现行的一些政策因素影响，两性之间显性和隐性的资源获得不公现象十分普遍，女性的弱势地位依旧明显。因此，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才是治本之策。
陕西省近年来探索“柔性治理”方式，将治理关口前移，以利益和观念为引导，加强对生育过程控制。该省将独生子女保健费提高到每人每月10元；放弃二胎生育的父母给予不低于4000元的奖励；将农村独生子女父母享受奖励扶助的年龄提高到55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再分配集体资产收益时，独生子女户增加一人份额，双女户增加半人份额；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减免父母和子女个人缴纳费用，提高单病种报销比例。
2009年，在中央党校课题组指导下，河南省登封市在大冶镇周山村进行出生性别比治理试点，从婚嫁习俗、村民身份、资源分配人手，把男女平等的内容写入村规民约，保障了妇女政治经济待遇。群众对“男到女家落户”和“女孩也是传后人”的认同率逐步提高。截至2011年底，该市98.5％的行政村修改了村规民约，极大地提高了女性社会地位。如在推荐入党、选举各级代表委员中，女性比例争取达到50％。当选村组干部以及其他村民议事机构，女性比例不低于1/3。
从全国来讲，还需强化提高妇女地位、倡导男女平等的相关政策，特别是在就业、提职提薪、各级领导班子成员的性别构成等方面，应尽可能向女性方面倾斜。
（责编：盛山）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之现状
自然情况下，每出生100个女孩，相应出生103到107个男孩。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到了婚育年龄，男女数量可基本趋于均衡。因此，联合国设定的正常值为103-107。
自1982年中国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以来，30年来非但没有改变，且一直在持续攀升。2005年我国1％人口抽样调查时，在女性100人的情况下，男性为120.49，2008年竟达到120.56。
“上世纪80年代，只有乡镇出生性别比偏高；90年代以后，城市出生性别比也开始偏高。起初是二三胎次出生性别比偏高，现在一胎出生性别比也升高。”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性别比偏高问题专家组组长、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地区从东部向西部，从农村向城市迅速蔓延，几乎覆盖全国各地。其中，有3个省甚至高达130。
今年6月召开的全国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暨重点治理年工作会议上，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王侠表示，从2009年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走高趋势出现拐点，首次连续3年下降，2009年降至119.45，2010年降至117.94，2011年降至117.78。但是，下降幅度有限，整体上仍高出警戒线10多个点。这也说明，巩固出生人口性别比继续下降的任务依然艰巨。
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后患较多
出生性别比失衡不单纯是人口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综合性不良后患较多，主要表现在——
不利女孩教育成长
由于父母重男轻女，必然使一些女孩失去应有的父爱、母爱和亲情，生活在低人一等的阴影中，从而使她们的性格变得内向、孤僻和郁郁寡欢。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汤素兰说：“农村有政策，头胎是女娃的家庭可以要二胎，头胎是男娃的就不能再要了，所以很多女孩都有弟弟妹妹，这无疑会影响到她们接受教育的机会。”
目前，我国一些贫困地区尚有文盲存在，其中，女性约占2／3以上；失学儿童中，女童约占2／3。汤素兰告诉记者，由于男尊女卑思想影响，有些一了一女的家庭，经济困难时，便会首先考虑让女孩休学，全力供养男孩。甚至在只有女孩的家庭，一些传统的父母也认为女孩不会有出息，不应该花钱上学而应该帮家里干活，然后早早嫁出去。因此，女孩子往往成了被牺牲掉的那一个。
“我就碰到过一个从甘肃来北京打工的小保姆，都20岁了，没有上过学，完全不识字。她连老人吃药的药名部认不全，根本不可能在城市里立足。
由于父母重男轻女。必然使一些女孩失去应有的父爱、母爱和亲情，生活在低人一等的Ph影中，从而使她们的性格变得内向、孤僻和郁郁寡欢。
造成婚姻挤压之痛
“近年来，北京市登记结婚的人群中，男方年龄在25～39岁之间的夫妻，年龄差距较10年前有所增大，其中，年龄差超过5岁的不低于10％。”据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从近几年全国各地民政部门婚姻登记情况看，男女婚龄差距拉大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的直接影响，就是‘婚姻梯度挤压’现象凸显。”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介绍，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资料推算，目前0～19岁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2377万。未来20年内，平均每年新进入结婚年龄的男性比女性多120万人。预计到2020年，将有2400万“剩男”面临娶妻难。同龄适婚女性短缺，男性就会在低年龄女性中择偶，挤压到一定程度，就要向别的地区发展，城里哥找乡下妹，富裕地区的男性找欠发达地区的女性，“婚姻剩男”最后大多沉积在低收入的贫困阶层。
田雪原还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当婚而不能婚的男性剧增，必将会危及整个社会婚姻和家庭的稳定，大大增加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浙江省公安厅统计资料显示，该省近20万外来媳妇中，被拐卖妇女达3.6万人，她们大多来自云南、贵州、四川、湖北等欠发达地区。
在广西与越南交界的边远山区，多数男人都很穷，且没什么文化，他们在当地难以找到老婆，不少人一辈子都是单身汉。从1992年开始，一些越南女子通过非法中介进入这些地区，与当地大龄男子结婚，生儿育女。多年来，政府有关部门虽加强管理，但非法婚姻仍然屡禁不绝。
“婚姻挤压之痛不仅在于产生多少‘光棍’，更在于其后果主要由贫困人口来承担。”田雪原说，有人提出引进外籍新娘解决“剩男”问题，这在人口较少的国家或许有相当效果，但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一是“进口新娘”不现实，二是杯水车薪，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威胁人口生态安全
男女比例失调会严重影响我国人口发展。作为直接的生育者，女性“赤字”必然导致出生率水平下降，进一步减少人口总量和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并加速人口老龄化进程。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与人口老龄化交织，二者叠加，将进一步加剧人口结构的不合理。从长远看，“盈余”男性没有配偶和子嗣，给未来自身养老及其父母养老都会带来问题。
男女比例失调还带来就业挤压问题。一名长期往来于广州、杭州、上海等地的服装老板介绍说，目前不少纺织厂因招不到女工而停业。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10～20年后，男性劳动力过剩和“就业性别挤压”将日益严重。男性劳动力过剩会增强劳动力就业市场的竞争，更加剧了女性就业难度；某些行业和职业中，可能出现女性短缺而要男性替代的现象；某些男性就业岗位还会因为劳动力过剩，引发男性间的激烈争抢。
婚姻挤压对传统家庭稳定也带来巨大冲击，引发婚姻家庭道德危机，女性婚龄人口短缺，会在代际间产生激烈的争夺和冲突，“错位婚姻”如“隔代婚姻”、“姐弟婚姻”等有可能大量涌现，婚外恋、第三者插足、非婚生育等社会现象也可能随之滋生。 当婚而不能婚的男性数量的不断积累，亦加大了社会不稳定和不安定的风险系数。在自然生物属性的驱动下，几千万之巨的男性“光棍人口”有一部分会演变为严重威胁社会稳定的“狼性人口”。没有配偶、没有家庭、没有温暖、没有希望，只有各种压力和内心的躁动，无偶男性群体必然成为痛苦失意、悲情愤怒的人口。一旦成年男性无偶人口的“狼性”集体发作，负能量倾崩而出，各种社会人伦悲剧将不期而至，令人不寒而栗！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做出的《百村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技术报告》显示，部分被调查村落的大龄未婚男性，在过去3年中参与了破坏社会治安的活动，发生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聚众赌博、聚众闹事、合伙偷窃和暴力强奸等。
造成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的原因
一是重男轻女传统观念作祟
传统观念认为，农村男孩偏好是为了解决劳动力、增加收入和养老。然而，一项对欠发达地区人口问题的调查报告显示，在经济贡献方面，生男不如生女强。而在我国沿海等富裕起来的地区，发达的经济条件和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未有效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男性攀升的势头。
“不能将男孩偏好简单地归结为经济问题，根子还在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说，在许多人眼里，生男生女是继嗣问题，也是“面子”问题。在一些家族及宗族观念严重的地区，儿子能提高母亲的家庭和社会地位，生男孩意味着家族香火不断，意味着家族势力的强盛。
二是“黑B超”致男婴出生率过高
我国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由来已久，为什么近30年才出现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呢？
“B超普及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的直接诱因。”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说，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日本、中国等具有男孩偏好的亚洲国家或地区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普遍出现出生性别比男性偏高的问题一因为那时B超设备开始普及。许多人怀孕4个月后，经B超鉴定胎儿性别，男胎保留，女胎引产，从而造成人为的“女孩失踪”现象。
翟振武说，我国“女孩失踪”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两非（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和非法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黑市，由孕妇、中介、医护人员组成产业链，提供从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到引产的“一条龙”服务。高额利润让这个地下网络越织越密，加入进来的不仅有农民、个体医生，甚至还有正规医务人员。
小罗是家里的独生子，但是也许他永远都不会知道，为了要个男孩，他的母亲曾经打掉过两个女孩。
在浙江宁波，一个不久前被查处的黑B超窝点以每人次2000元的价格开展胎儿性别鉴定。在警方找到的47名台州籍孕妇中，被检出怀女孩的20名孕妇均通过药流、引产等堕胎。
28岁的符梅是海南省儋州市白马井镇居民。日前，怀孕4个月的她悄悄去该市那大镇大通路一家个体诊所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得知是女婴后，便做了引产手术。手术时，符梅大出血，被送往医院抢救。警方事后查明，给符梅实施“两非”的李某，是湖北天门市人，2005年以来一直从事“两非”行为，多次被抓，屡教不改。
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总有不法者愿意铤而走险。说白了，性别失衡问题与一些无良的医务人员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有极大关系。一些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人找到这样的医院或诊所，只要送上钞票，什么性别比例，什么国家大计，什么社会问题，在这些人看来，都不如眼前的利益实惠。一个人，只要是“见钱眼开”，就没有什么事情不敢做。
三是计划生育法造成生男即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地方，一孩性别比均较正常，二孩和多孩性别比均不正常。
在过去近30年里，考虑到城乡差异，国家对农村的生育政策，实际上是生男即止的规定：头胎生男孩的，不再生二胎；头胎生女孩的，可以再生一胎。
“头胎生了女孩的，二胎便要千方百计生男孩。”据原新教授介绍，历次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查发现一个规律，孩次越高，出生人口性别比相差越大。2005年的出生人口中，第一孩的出生性别比为108.41，虽然偏高，但程度不严重；第二孩猛然升高到143.22；第三孩及以上孩次的出生性别比更高，达到了152.88。“有些村庄甚至3年内没有出生一个计划内的二胎女孩。”
可见，国家制定的计划生育法，实际上是生男即止的法律。排除人们有意识的性别选择，我们的法律和实施办法客观上也造成了性别比偏高，迫使人们在两难当中作出选择，导致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浮起了性别比失调问题。
四是社会存在男女不平等现象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杨菊华表示：“男女不平等带来的性别差异因素，也是男孩偏好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国妇女除了教育程度增长的幅度基本赶上男性外，经济、政治（特别是就业、提职提薪）等其他指标都明显落后于男性。
女性婚龄人口短缺，会在代际间产生激烈的争夺和冲突。“错位婚姻”如“隔代婚姻”、“姐弟婚姻”等有可能大量涌现。婚外恋、第三者插足、非婚生育等社会现象也可能随之滋生。
标本兼顾，综合治理
性别比失衡问题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必将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的和谐稳定，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要标本兼顾，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
加强宣传教育大树新风
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必须把宣传教育工作放在首位。要深入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生育文化，大力倡导男女平等、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等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在全社会形成关爱女孩、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良好社会风尚。
严厉打击胎儿性别鉴定
在今年6月中旬召开的全国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暨重点治理年工作会议上，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王侠表示，遏制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势头，当务之急是打击技术“越轨”，“治标”的有效方法之一是依法查处“两非”行为。 为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2011年8月至2012年3月，国家人口计生委、卫生部、公安部等6部门联合开展了集中整治“两非”专项行动。今年4月5日，六部门再次联合发文，确定2012年为“出生人口性别比重点治理年”。
针对“两非”案件“取证难”、“执法难”的问题，海南省儋州市卫生局要求，凡是开展B超检查业务的医疗机构必须安装“全球眼”。全市15家医疗机构的20台“全球眼”远程监控终端设在市卫生监督所，由该所对被监控单位全天候实时监控，视频存储可供取证。
江西省湖口县把查找线索作为查处“两非”案件的突破口。他们重点排查已领取再生一胎证后孕情无故消失、孕14周以上才申报办理再生一胎、已领取生育证长期无孕情、怀孕超期未申报出生等对象，从中追查案件线索11条。同时他们还推出“1名乡干部+1名村干部+1名组干部”与一名怀孕妇女结对子的跟踪服务。对县内居住孕妇，每月上门访视一次；对外出务工孕妇，每月上网视频一次。发现不正常情况及时上报，从中挖掘5条案件线索。
解决“两非”案件“执法难”，需要顶住压力，违法必究。湖口县在处理公立医院黄某、余某“两非”案时，遭遇说情、干扰甚至恐吓的压力和阻力。县委、县政府态度坚决，排除干扰，对两名涉案人员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依法吊销执业医师资格证，产生了震慑效果。
目前，各地普遍建立了诫勉约谈和问责制度、出生人口实名登记制度、14周以上终止妊娠手术审批制度、B超使用管理制度、终止妊娠药物销售使用管理制度、“两非”案件有奖举报制度等，建立了跨部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长效工作机制。
立法严惩“两非”行为
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徐建认为，从事胎儿性别鉴定的黑诊所投资少，见效快。国内目前的法律对此方面的违法者往往“以罚代刑”，从而缺乏威慑力。
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武海亭表示，我国现行相关法律虽然严禁“两非”行为，但未重拳出击。比如对于没有行医资格的人从事“两非”行为，法律规定按非法行医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对医务人员涉足“两非”，只规定了行政处罚，罚款额度也仅在1～3万元，却没有明确刑事责任。
韩国也曾经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阶段，为此，韩国立法规定，对于利用B超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引产的医务人员，一是罚款3000万韩元，相当于20万元人民币；二是吊销医师执照，终身不得行医；三是承担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武海亭认为，我国可以借鉴这些做法。
提升妇女地位。促进男女平等
治理性别比偏高，仅靠打击难以除根，还要着力构建约束型和利益导向型相结合的综合治理体系。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人口计生委在全国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幸福工程”、“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等专项活动，对独生子女户、双女户给予养老保障，让民众觉得生女孩不吃亏。尤其是2003年以来开展的“关爱女孩行动”，通过建立有利于女孩健康成长的行为约束机制、利益导向机制，改善女孩生存环境，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继续升高势头。近些年，国家推行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提高家庭和社会养老保障能力，从物质保障上和观念上促进了重男轻女思想的转变。
“现在一提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人们就想到‘娶妻难’和‘光棍’问题。其实，这是从男性为中心的视角考量问题。”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实质上是女性发展权益问题。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以及现行的一些政策因素影响，两性之间显性和隐性的资源获得不公现象十分普遍，女性的弱势地位依旧明显。因此，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才是治本之策。
陕西省近年来探索“柔性治理”方式，将治理关口前移，以利益和观念为引导，加强对生育过程控制。该省将独生子女保健费提高到每人每月10元；放弃二胎生育的父母给予不低于4000元的奖励；将农村独生子女父母享受奖励扶助的年龄提高到55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再分配集体资产收益时，独生子女户增加一人份额，双女户增加半人份额；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减免父母和子女个人缴纳费用，提高单病种报销比例。
2009年，在中央党校课题组指导下，河南省登封市在大冶镇周山村进行出生性别比治理试点，从婚嫁习俗、村民身份、资源分配人手，把男女平等的内容写入村规民约，保障了妇女政治经济待遇。群众对“男到女家落户”和“女孩也是传后人”的认同率逐步提高。截至2011年底，该市98.5％的行政村修改了村规民约，极大地提高了女性社会地位。如在推荐入党、选举各级代表委员中，女性比例争取达到50％。当选村组干部以及其他村民议事机构，女性比例不低于1/3。
从全国来讲，还需强化提高妇女地位、倡导男女平等的相关政策，特别是在就业、提职提薪、各级领导班子成员的性别构成等方面，应尽可能向女性方面倾斜。
（责编：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