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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冷战结束后，美国便一直对其战略重心进行不断的调整，美国海军最近几年更是将重点从大西洋向太平洋和印度洋转移，威胁着亚太地区的稳定。本文原载于美国《外交家》杂志，两名作者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学副教授，他们在文中探讨了当前美国海洋战略所面临着困境。本刊发表此文并末代表同意其观点，亦非证实其内容，仅供有兴趣的读者及专业工作者参考。
美国海上战略似乎日益集中在印度洋和波斯湾，这让太平洋上的海军似乎有受到攻击的危险。一般来说，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及其顾问制订政策目标，高级军事领导人为武装部队指明战略方向。正如著名军事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所总结的，政策并非“專制”，但其仍几乎贯穿大多日常行政和军事管理事务。
美国海军转向亚洲
过去十年中的历届美国政府都将主要视线放到了海洋战略之外的事务上，其主要精力投入了伊拉克及阿富汗战争中，不少美国学者认为现在看来这些行动并非当务之急。冷战结束后，国力衰退的俄罗斯撤回驻扎在海外的舰队，自那以后，美国海军似乎就不曾遇到过真正的挑战，享受若一种“战略空白期”，美军看起来不再需要为争夺重要水域的控制权而作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年美国海军出台的海洋战略文件多数只是对当前的局势泛泛而谈，而且往往使用一些陈词滥调。例如，在印度洋上，2008年美国的《国防战略》提到：“我们希望印度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可以负起更大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与其经济、军力和软实力相称。”但这些文件实际上只能提供很少的具体细节。2010年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容也同样含糊不清。上述这些文件将“防扩敞”、“反海盗”和“反介入”等抽象概念视为美国海军面临的主要挑战。
例如，2010年出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出，美国军队“仍会在获得和保持全球公海进入权方面遭到挑战，必须做好在陌生条件和环境下作战的准备。”报告还提出，“指出能力发展的具体方向，防止反介入和地区封锁威胁的扩大，以免这一战略对我们的海上、空中、太空和网络力量构成的挑战越来越大。”华盛顿并未明确指出潜在的对手，或这种对手可能对美国战略做出的反击，因此未能给予武装部队可行的战略指导方针。
在由此产生的政策真空中，负责执行国家政策的机构一一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一一已经制定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大部分没有其政治监督者的密切监督。这大大违背了克劳塞维茨的“政策战略原则”。在2007年美国海上战略——《21世纪海权的合作战略》中，美国海军最高长官宣布，美国海军会将重心从大西洋和太平洋(二战和冷战战区)转向太平洋和印度洋。
《海上战略》重申，美国海军仍将是两洋海军(1940年，国会预计美国海军会与德国和日本展开两线作战，因此批准《两洋舰队法》)。但攻如今第二个大洋已不再是大西洋——而是印度洋和波斯湾附近。
似乎没有哪位决策者公开下令进行此种重新部署。但如果政策错误，行动派战略家就可能会取而代之。战略规划者决心要在不久的将来在西太平洋、印度洋和海湾地区打造一支强大的舰队，使美国海军真正成为一支亚洲海军。目前还不清楚奥巴马政府是否已经对这种转变的后果做好准备，或同意有必要进行此种转变。通过对海上战略用语的研究，也不清楚是否美国海军已真正准备好将长划的作战重点转至南亚和东亚。美国在战略制定方面的努力仍不甚明朗。
1943年，当战争肆虐太平洋时，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撰写了一篇题为《美国外交政策：合众国之盾》的文章。此文虽短，却痛批美国对美西战争后的太平洋广大地区负有责任，但却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对其进行防御。当时的美国政府试图用一支舰队来主宰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维持对半个地球的责任。李普曼认为，这是“非常草率的举动”。他认为，政策和战略之间存在分歧，会削弱美国在太平洋的影响力，变相鼓励日本更具侵略性，促使其发动战争。
战略设定模糊不清
受国内问题和经济萎靡的困扰，美国是否会再次走上错误的战略道路?虽然此次思维转变并非不可逆转，但仍有迹象表明会走向这一步。初看之下，海上战略似乎设定了清晰的地理重点，舰队作战集中在西太平洋、波斯湾和印度洋——简言之，就是亚洲海域。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
“在西太平洋、波斯湾／印度洋部署可靠的战力，保护我们的重要利益，确保我们的友好国家和盟军继续履行地区安全职责，震慑和阻止潜在的对手及类似竞争者。”
该文件清楚地批准要将部署重新定位至亚洲海域，但同时也随附了一份免责声明，指出“这一战力有选择性的，而且需快速重新部署至可能出现意外事件的地区”。如果对手试图扰乱或阻断海上公域的航行通道，那么，部队有权“在必要时对局部海域进行控制，理想情况下是与友军和盟军一起，但在紧急情况下也可独自进行控制”。
公海(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领海范围内)遍布全球。要遵守海上战略法规，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就必须作为—种全球力量，能够打击发现的所有敌人。
此战略也未对地区和全球部队需执行的任务提供清晰指导。此文件非常重视维护地区安全的职能。而且为了符合合作战略构想，军方指挥者可命令海军形成多国同盟、联盟和伙伴关系，维持海上治安、打击海盗和非法贩运货物，协助进行自然灾害和人道主义救援，最重要的是，确保搭载原材料和成品的商船在海上的自由航行——这是全球经济的命脉。该战略指出，维护航道安全的职责是全球性的，不是地区性的，需要由“全球分布、执行特定任务的海上分部”分担，并与国外海军和沿岸警卫协作进行。
所有这些意味着海上战略的声明存在很大的夸张成分，将美国在东亚和南亚显著的海上强国地位，说成是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必须保持在全球海域进行战斗和进行海上管理的能力。这个文件看似直白，却会让细读的人头晕。
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敌人?
但华盛顿有能力保持重点，不分散努力方向。海军必须重新审视长期以来极富争议的一个问题，即在哪里驻扎舰队，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当情况很复杂时，战略理论往往会有所帮助。克劳塞维茨告诫说，部队和作战力量不要太分散。在各地的事务中，美国会冒险在一些地方只部署非常薄弱的部队，在这些事务中都未能达到理想的结果。他还建议指挥官规避次要战区和作战，除非可能“明显有益”，而且这些分散不会使部队在作战主战区冒过大的风险。按照现代的说法就是，他们应当集中精力。
这种集中力量的态度值得坚持。毕竟，即使是全球舰队，资源也是有限的，而且一些战区必须下放至地区强国或进行分流。海权理论家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用两种相关的观念进行了衡量。马汉告诫指挥官们，“不要分散使用舰队!”这一说法强调了将大舰队分散为小 部队的危险，这样可能会比对手要弱，其后果是可能导致各个较小舰队被击败，而且美国海军会被各个击破。(当然，必须了解的是，马汉提出这种理论的时候，巴拿马运河还未落成，美国海军无法快速集中大西洋和太平洋，战舰必须在绕行南美洲在两洋间调动)。
按照马汉及其他类似理论家们的观点，最好是将整个战斗舰队集中在一处海岸，宁愿接受另一海岸受到攻击的危险，也不要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各部署一半的力量，那样的话，两支舰队都会比潜在的对手要弱。相应地。在1897年的著作《美国的海权利益，现在和未来》中，马汉提出了其“通用程式”，即任何美国舰队“部队应该足够强大到占领海域和进行战斗，并有适当的取胜机会，因为其可能遇到最强大的部队……”
在1911年出版的《海军战略》一书中，马汉设定了三个用来评定潜在海军基地的标准：位置、力量和资源。其中，位置指的就是基地的地理位置。最佳战略位置应该是那些靠近一条或多条重要海上航行通道的地方。力量指的是基地的天然防御，并且能够很容易地扩大这些防御以便抵挡攻击。资源指的是海军基地自始至终维持自身食品、燃料以及其他供给品的能力，要么从周边国家获得这些，要么利用有效的运输基础设施(如铁路)得到这些供给。
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又该如何应用这些理论呢?先通过马汉的观点来看一看亚洲的地图。美国海军在亚洲前沿部署的主要力量既位于西部波斯湾，也存在于东部，分散在日本及关岛的基地之中。位于波斯湾的巴林岛上有美军的一个指挥中心，而且美军还会定期访问迪拜进行后勤补给。可以看出，美军兵力集中在辽阔亚洲大陆的另一个尽头。地理距离会拖延部队的集结，以及在任一战区行动的速度。而且在沿途，部队向东还是向西取决于一些狭窄海峡的自由通行度，如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和龙目海峡和巽他海峡。美国海军规划者应考虑这些咽喉要塞的通行情况。
但最麻烦的挑战在东亚。未来几年，与力量集中的中国海军相比，驻扎在日本的第7舰队可能会处于劣势，再加之北京还有致命的反舰彈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陆基战机。如果这样，印度洋和美国的增援部队可能无法进行支援。
但美国的第5舰队总部位于巴林岛，远离波斯湾地区。通常，大量美国军事力量被部署在波斯湾内，要出击进入南亚水域或与西太平洋上的第七舰队汇合，第5舰队必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出波斯湾。而在这个过程中，就必须经过伊朗反舰武器所覆盖的海域。
如果德黑兰认为不能让美国海军通过，那么伊朗部队可能会采取多种方式阻挠船只穿越这一海峡。伊朗海军可能会在这一狭窄海域布设水雷或派遣隐蔽性极高的柴电动力潜艇来执行鱼雷或导弹攻击任务。岸基反舰导弹会杀伤通过这一海峡的战舰，在那里，战舰躲避攻击的空间很小。简而言之，用马汉的理论，美国海上战略无法清楚衡量波斯湾的动向，而这一海湾又恰恰是美国海上战略主要的地区性“重点”。第7舰队可能会因为部署在波斯湾和印度洋的舰队迟迟不能伸出援手，而在东亚付出沉重代价。
谁是值得依靠的盟友?
美国认为，驻日美军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理由是日本的基地位于中国岸基弹道导弹的射程范围内。鉴于这样的情况，一些人认为美国显然得寻找日本以外的基地进行部署。
乍看之下，新加坡似乎是美国战略目标的理想对象，该国位于南海和印度洋连接处。但其港口太浅，大甲板航母无法停靠。美国认为，新加坡也处于中国弹道导弹的射程内，进而揣测驻扎在此的美军舰队也可能遭到先发制人的袭击。
美国人对是否有国家愿意拿出一块战略要地让美国当作前沿基地这一问题上也是毫无把握。美国人承认，即使是亲密的盟国也无法爽快答应美国这样的要求。虽然新加坡是美国的亲密盟国之一，但其很珍惜自己的独立性。实际上，新加坡政府官员欢迎所有国家的战舰一一包括航母，访问其海港。但这意味着新加坡可能不愿与北京发生冲突，因而不会同意美国海军战舰长期驻扎，但可提供有所帮助的暂时性后勤支援。新加坡显然是美国海军选取基地时，不可靠的候选国的一个代表。
在美国看来，位于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拥有很多的优势，其位于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战场的中心位置，这意味着驻扎在那里的舰队可轻易在两个大洋之间转移。例如，二战期间，盟军潜艇可在弗里曼特尔、西澳大利亚州之间行动。他们也不必冒险穿过咽喉要道到达公海。与波斯湾相比，更受欢迎。
澳大利亚沿岸坚固的军事设施可提供防御，也可对陆路进行补给。这种港口可以满足马汉的“位置、强度和资源”标准，同时，澳大利亚政府——华盛顿在亚洲最值得依靠的盟国之一——可能会同意美国部队在这里驻扎。这当然值得探讨。
在马汉、罗斯福和李普曼时期，美国海军可能会冒险将舰队分开部署至两个遥远战区，会损害舰队分队的互相支援能力。摒弃过去的做法，同时重新密切关注海上战略的双战区理念，这可能是美国在快速变化的亚洲达到其战略目标的唯一途径。
美国新版《国家军事战略》重点关照亚太
2011年2月8日美军发表了最新版的《国家军事战略》，这份7年来首次有内容更新的国家军事战略改变先前将军事战略重点投放阿富汗的倾向，提出关注和应对其他地区战略挑战的目标。
国家军事战略由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是执行《国防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军事指导具体文件，法律规定每两年发布一次。但每次发布可不作实质性内容更新。上一版有内容更新的国家军事战略发布于2004年。
按美联社解读，与2004版国家军事战略相比，新版战略发生战略重心变化，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个战场的战略比重下降，而“网络战”和亚太地区成为美军关注的新战略重点。
新版战略重申与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合作的立场，继续强调打击极端势力的重要性。“我们低估了极端势力对我们构成的威胁，低估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极端势力持续对抗美国民众所产生压力。”
不过，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在其个人博客中说：“(新版国家军事)战略在明确继续对付极端势力的同时，强调动用有效军事手段与其他势力抗衡的必要性。”
在这份新版战略中，美军提出几点重要战略，除继续对抗极端势力外，国家军事战略包括“终止并击败侵略势力”、“加强国际和地区安全”、“打造未来武装力量”。在打造未来武装力量层面，新版战略强调“网络战威胁”，并且首次把“应对网络安全威胁”单列为一项军事战略。
路透社评价，与2004版相比，2011版国家军事战略不再局限于“保护国家”、“防范突然袭击”、“战胜对手”这三大传统军事战略思路，新版国家军事战略文件的战略高度“明显超越旧版”。
在国际与地区安全层面，新版战略明确指出，在极端状况下，美国军事力量可自行其是，但在通常情况下，美军将继续寻求与其他国家武装力量的联合与联盟。
新版战略说，美国将依托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合作，拓展与非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及其他国家联盟的军事合作。美军认为，在未来形势下，为应对各种安全挑战，须形成一种结合传统政府外交，军事外交，非政府组织外交等多通道架构的外交新模式。“我们须更有远瞻能力。借助地区与国际合作，加强全球安全与地区安全，打造未来军事格局。”
路透社报道，美国这份新版战略呼吁，可通过深化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军事交流与合作的形式，实现稳定全球安全局势的最终目的。
美国五角大楼一名不愿公开身份的官员告诉路透社记者，美军“必须完成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但同时必须超越这些冲突，“着眼了解那些需要被了解的战略环境”。(新华网)
美国海上战略似乎日益集中在印度洋和波斯湾，这让太平洋上的海军似乎有受到攻击的危险。一般来说，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及其顾问制订政策目标，高级军事领导人为武装部队指明战略方向。正如著名军事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所总结的，政策并非“專制”，但其仍几乎贯穿大多日常行政和军事管理事务。
美国海军转向亚洲
过去十年中的历届美国政府都将主要视线放到了海洋战略之外的事务上，其主要精力投入了伊拉克及阿富汗战争中，不少美国学者认为现在看来这些行动并非当务之急。冷战结束后，国力衰退的俄罗斯撤回驻扎在海外的舰队，自那以后，美国海军似乎就不曾遇到过真正的挑战，享受若一种“战略空白期”，美军看起来不再需要为争夺重要水域的控制权而作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年美国海军出台的海洋战略文件多数只是对当前的局势泛泛而谈，而且往往使用一些陈词滥调。例如，在印度洋上，2008年美国的《国防战略》提到：“我们希望印度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可以负起更大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与其经济、军力和软实力相称。”但这些文件实际上只能提供很少的具体细节。2010年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容也同样含糊不清。上述这些文件将“防扩敞”、“反海盗”和“反介入”等抽象概念视为美国海军面临的主要挑战。
例如，2010年出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出，美国军队“仍会在获得和保持全球公海进入权方面遭到挑战，必须做好在陌生条件和环境下作战的准备。”报告还提出，“指出能力发展的具体方向，防止反介入和地区封锁威胁的扩大，以免这一战略对我们的海上、空中、太空和网络力量构成的挑战越来越大。”华盛顿并未明确指出潜在的对手，或这种对手可能对美国战略做出的反击，因此未能给予武装部队可行的战略指导方针。
在由此产生的政策真空中，负责执行国家政策的机构一一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一一已经制定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大部分没有其政治监督者的密切监督。这大大违背了克劳塞维茨的“政策战略原则”。在2007年美国海上战略——《21世纪海权的合作战略》中，美国海军最高长官宣布，美国海军会将重心从大西洋和太平洋(二战和冷战战区)转向太平洋和印度洋。
《海上战略》重申，美国海军仍将是两洋海军(1940年，国会预计美国海军会与德国和日本展开两线作战，因此批准《两洋舰队法》)。但攻如今第二个大洋已不再是大西洋——而是印度洋和波斯湾附近。
似乎没有哪位决策者公开下令进行此种重新部署。但如果政策错误，行动派战略家就可能会取而代之。战略规划者决心要在不久的将来在西太平洋、印度洋和海湾地区打造一支强大的舰队，使美国海军真正成为一支亚洲海军。目前还不清楚奥巴马政府是否已经对这种转变的后果做好准备，或同意有必要进行此种转变。通过对海上战略用语的研究，也不清楚是否美国海军已真正准备好将长划的作战重点转至南亚和东亚。美国在战略制定方面的努力仍不甚明朗。
1943年，当战争肆虐太平洋时，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撰写了一篇题为《美国外交政策：合众国之盾》的文章。此文虽短，却痛批美国对美西战争后的太平洋广大地区负有责任，但却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对其进行防御。当时的美国政府试图用一支舰队来主宰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维持对半个地球的责任。李普曼认为，这是“非常草率的举动”。他认为，政策和战略之间存在分歧，会削弱美国在太平洋的影响力，变相鼓励日本更具侵略性，促使其发动战争。
战略设定模糊不清
受国内问题和经济萎靡的困扰，美国是否会再次走上错误的战略道路?虽然此次思维转变并非不可逆转，但仍有迹象表明会走向这一步。初看之下，海上战略似乎设定了清晰的地理重点，舰队作战集中在西太平洋、波斯湾和印度洋——简言之，就是亚洲海域。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
“在西太平洋、波斯湾／印度洋部署可靠的战力，保护我们的重要利益，确保我们的友好国家和盟军继续履行地区安全职责，震慑和阻止潜在的对手及类似竞争者。”
该文件清楚地批准要将部署重新定位至亚洲海域，但同时也随附了一份免责声明，指出“这一战力有选择性的，而且需快速重新部署至可能出现意外事件的地区”。如果对手试图扰乱或阻断海上公域的航行通道，那么，部队有权“在必要时对局部海域进行控制，理想情况下是与友军和盟军一起，但在紧急情况下也可独自进行控制”。
公海(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领海范围内)遍布全球。要遵守海上战略法规，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就必须作为—种全球力量，能够打击发现的所有敌人。
此战略也未对地区和全球部队需执行的任务提供清晰指导。此文件非常重视维护地区安全的职能。而且为了符合合作战略构想，军方指挥者可命令海军形成多国同盟、联盟和伙伴关系，维持海上治安、打击海盗和非法贩运货物，协助进行自然灾害和人道主义救援，最重要的是，确保搭载原材料和成品的商船在海上的自由航行——这是全球经济的命脉。该战略指出，维护航道安全的职责是全球性的，不是地区性的，需要由“全球分布、执行特定任务的海上分部”分担，并与国外海军和沿岸警卫协作进行。
所有这些意味着海上战略的声明存在很大的夸张成分，将美国在东亚和南亚显著的海上强国地位，说成是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必须保持在全球海域进行战斗和进行海上管理的能力。这个文件看似直白，却会让细读的人头晕。
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敌人?
但华盛顿有能力保持重点，不分散努力方向。海军必须重新审视长期以来极富争议的一个问题，即在哪里驻扎舰队，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当情况很复杂时，战略理论往往会有所帮助。克劳塞维茨告诫说，部队和作战力量不要太分散。在各地的事务中，美国会冒险在一些地方只部署非常薄弱的部队，在这些事务中都未能达到理想的结果。他还建议指挥官规避次要战区和作战，除非可能“明显有益”，而且这些分散不会使部队在作战主战区冒过大的风险。按照现代的说法就是，他们应当集中精力。
这种集中力量的态度值得坚持。毕竟，即使是全球舰队，资源也是有限的，而且一些战区必须下放至地区强国或进行分流。海权理论家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用两种相关的观念进行了衡量。马汉告诫指挥官们，“不要分散使用舰队!”这一说法强调了将大舰队分散为小 部队的危险，这样可能会比对手要弱，其后果是可能导致各个较小舰队被击败，而且美国海军会被各个击破。(当然，必须了解的是，马汉提出这种理论的时候，巴拿马运河还未落成，美国海军无法快速集中大西洋和太平洋，战舰必须在绕行南美洲在两洋间调动)。
按照马汉及其他类似理论家们的观点，最好是将整个战斗舰队集中在一处海岸，宁愿接受另一海岸受到攻击的危险，也不要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各部署一半的力量，那样的话，两支舰队都会比潜在的对手要弱。相应地。在1897年的著作《美国的海权利益，现在和未来》中，马汉提出了其“通用程式”，即任何美国舰队“部队应该足够强大到占领海域和进行战斗，并有适当的取胜机会，因为其可能遇到最强大的部队……”
在1911年出版的《海军战略》一书中，马汉设定了三个用来评定潜在海军基地的标准：位置、力量和资源。其中，位置指的就是基地的地理位置。最佳战略位置应该是那些靠近一条或多条重要海上航行通道的地方。力量指的是基地的天然防御，并且能够很容易地扩大这些防御以便抵挡攻击。资源指的是海军基地自始至终维持自身食品、燃料以及其他供给品的能力，要么从周边国家获得这些，要么利用有效的运输基础设施(如铁路)得到这些供给。
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又该如何应用这些理论呢?先通过马汉的观点来看一看亚洲的地图。美国海军在亚洲前沿部署的主要力量既位于西部波斯湾，也存在于东部，分散在日本及关岛的基地之中。位于波斯湾的巴林岛上有美军的一个指挥中心，而且美军还会定期访问迪拜进行后勤补给。可以看出，美军兵力集中在辽阔亚洲大陆的另一个尽头。地理距离会拖延部队的集结，以及在任一战区行动的速度。而且在沿途，部队向东还是向西取决于一些狭窄海峡的自由通行度，如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和龙目海峡和巽他海峡。美国海军规划者应考虑这些咽喉要塞的通行情况。
但最麻烦的挑战在东亚。未来几年，与力量集中的中国海军相比，驻扎在日本的第7舰队可能会处于劣势，再加之北京还有致命的反舰彈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陆基战机。如果这样，印度洋和美国的增援部队可能无法进行支援。
但美国的第5舰队总部位于巴林岛，远离波斯湾地区。通常，大量美国军事力量被部署在波斯湾内，要出击进入南亚水域或与西太平洋上的第七舰队汇合，第5舰队必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出波斯湾。而在这个过程中，就必须经过伊朗反舰武器所覆盖的海域。
如果德黑兰认为不能让美国海军通过，那么伊朗部队可能会采取多种方式阻挠船只穿越这一海峡。伊朗海军可能会在这一狭窄海域布设水雷或派遣隐蔽性极高的柴电动力潜艇来执行鱼雷或导弹攻击任务。岸基反舰导弹会杀伤通过这一海峡的战舰，在那里，战舰躲避攻击的空间很小。简而言之，用马汉的理论，美国海上战略无法清楚衡量波斯湾的动向，而这一海湾又恰恰是美国海上战略主要的地区性“重点”。第7舰队可能会因为部署在波斯湾和印度洋的舰队迟迟不能伸出援手，而在东亚付出沉重代价。
谁是值得依靠的盟友?
美国认为，驻日美军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理由是日本的基地位于中国岸基弹道导弹的射程范围内。鉴于这样的情况，一些人认为美国显然得寻找日本以外的基地进行部署。
乍看之下，新加坡似乎是美国战略目标的理想对象，该国位于南海和印度洋连接处。但其港口太浅，大甲板航母无法停靠。美国认为，新加坡也处于中国弹道导弹的射程内，进而揣测驻扎在此的美军舰队也可能遭到先发制人的袭击。
美国人对是否有国家愿意拿出一块战略要地让美国当作前沿基地这一问题上也是毫无把握。美国人承认，即使是亲密的盟国也无法爽快答应美国这样的要求。虽然新加坡是美国的亲密盟国之一，但其很珍惜自己的独立性。实际上，新加坡政府官员欢迎所有国家的战舰一一包括航母，访问其海港。但这意味着新加坡可能不愿与北京发生冲突，因而不会同意美国海军战舰长期驻扎，但可提供有所帮助的暂时性后勤支援。新加坡显然是美国海军选取基地时，不可靠的候选国的一个代表。
在美国看来，位于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拥有很多的优势，其位于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战场的中心位置，这意味着驻扎在那里的舰队可轻易在两个大洋之间转移。例如，二战期间，盟军潜艇可在弗里曼特尔、西澳大利亚州之间行动。他们也不必冒险穿过咽喉要道到达公海。与波斯湾相比，更受欢迎。
澳大利亚沿岸坚固的军事设施可提供防御，也可对陆路进行补给。这种港口可以满足马汉的“位置、强度和资源”标准，同时，澳大利亚政府——华盛顿在亚洲最值得依靠的盟国之一——可能会同意美国部队在这里驻扎。这当然值得探讨。
在马汉、罗斯福和李普曼时期，美国海军可能会冒险将舰队分开部署至两个遥远战区，会损害舰队分队的互相支援能力。摒弃过去的做法，同时重新密切关注海上战略的双战区理念，这可能是美国在快速变化的亚洲达到其战略目标的唯一途径。
美国新版《国家军事战略》重点关照亚太
2011年2月8日美军发表了最新版的《国家军事战略》，这份7年来首次有内容更新的国家军事战略改变先前将军事战略重点投放阿富汗的倾向，提出关注和应对其他地区战略挑战的目标。
国家军事战略由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是执行《国防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军事指导具体文件，法律规定每两年发布一次。但每次发布可不作实质性内容更新。上一版有内容更新的国家军事战略发布于2004年。
按美联社解读，与2004版国家军事战略相比，新版战略发生战略重心变化，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个战场的战略比重下降，而“网络战”和亚太地区成为美军关注的新战略重点。
新版战略重申与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合作的立场，继续强调打击极端势力的重要性。“我们低估了极端势力对我们构成的威胁，低估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极端势力持续对抗美国民众所产生压力。”
不过，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在其个人博客中说：“(新版国家军事)战略在明确继续对付极端势力的同时，强调动用有效军事手段与其他势力抗衡的必要性。”
在这份新版战略中，美军提出几点重要战略，除继续对抗极端势力外，国家军事战略包括“终止并击败侵略势力”、“加强国际和地区安全”、“打造未来武装力量”。在打造未来武装力量层面，新版战略强调“网络战威胁”，并且首次把“应对网络安全威胁”单列为一项军事战略。
路透社评价，与2004版相比，2011版国家军事战略不再局限于“保护国家”、“防范突然袭击”、“战胜对手”这三大传统军事战略思路，新版国家军事战略文件的战略高度“明显超越旧版”。
在国际与地区安全层面，新版战略明确指出，在极端状况下，美国军事力量可自行其是，但在通常情况下，美军将继续寻求与其他国家武装力量的联合与联盟。
新版战略说，美国将依托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合作，拓展与非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及其他国家联盟的军事合作。美军认为，在未来形势下，为应对各种安全挑战，须形成一种结合传统政府外交，军事外交，非政府组织外交等多通道架构的外交新模式。“我们须更有远瞻能力。借助地区与国际合作，加强全球安全与地区安全，打造未来军事格局。”
路透社报道，美国这份新版战略呼吁，可通过深化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军事交流与合作的形式，实现稳定全球安全局势的最终目的。
美国五角大楼一名不愿公开身份的官员告诉路透社记者，美军“必须完成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但同时必须超越这些冲突，“着眼了解那些需要被了解的战略环境”。(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