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几年来，记者在全国各地采访过多位当年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英模人物，他们当中有将军、基层指挥员、战士及医护人员等，但采访到亲身参加作战的越南语翻译还是第一回。
自报家门
我叫赵明，和您采访过的陈洪远、白万明、肖家喜等战斗英雄有一点不同，即我不是来自当年还很贫穷落后的偏僻农村。我出生在军人家庭，父母都是早年间投身革命的“三八”式老干部，后随二野刘邓大军南下来到云南。我这样讲并不是特意炫耀自己的家庭，而是要说明我之所以坚决要求参战、不惜“以马革裹尸还”的决心来自父母的遗传基因！
我是1979年底从云南蒙自入伍的，不久就被分配到昆明军区外语翻译训练大队学习越南语。针对当时昆明军区所面临的特殊情况，大队主要是学习东南亚国家语言，如老挝、泰国、缅甸、越南等国语言，即所谓的“小语种”。那时1979年初的对越自卫还击第一阶段作战刚刚结束，越军不思悔改仍在边境“惹事生非”。云南前线军事斗争形势很紧张，急需越语人才，以加强部队的情报工作（含侦听、捕俘、破译、审俘、宣传、联络等），我参加了越语培训。在学校我们主要学习的是越南军队有关政治军事方面的官方语言，和一些与作战侦察情报有关的越语基础知识。我学习是十分努力的，成绩也一直很优秀。当时我们一边学习，一边到华侨农场实习（越南在1975年统一以后，积极反华排华，将大批华侨驱赶回中国。国家为了安置他们建了多所华侨农场），那里的很多老华侨越语都很娴熟。1983年我毕业后，因成绩突出，被留校任区队长，但当时战争的气氛已经浓了。
1984年春节刚过，突然接到军区情报部的电话，让我马上到宜良（40师部）报到。当时我正在昆明家中吃饭，接到电话，我放下碗筷，马上乘小火车南下（云南有法国人统治越南时期修造的窄轨铁路，故名小火车），到40师政治部报到。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是到主攻团（118团，负责攻打老山主峰）还是到助攻团（119团，负责攻打松毛岭，即662.6高地）我毫不迟疑地回答，到118团去！
这样，我的身份就是军区情报部配属到老山主攻团的首席越语翻译。
在40师师部接受完任务之后，我又连夜乘小火车返回昆明，这时天已大亮。到118团驻地（昆明金殿后山），见到了刘永新团长，他问我吃饭没有，我说没吃。他马上就让炊事班给我煮了一碗面条，饭后和团政委及团领导见了面。
在118团，我遇见了14军的军政委荀友明，他和我父亲原来就是老战友。他听说我要去主攻团，就问我说，你父亲知道吗？118团是此次主攻团，任务艰巨，危险性大还是留在军指挥所吧！于是荀政委不由分说又把我拉回干休所。回到干休所家中，我们老爷子就一句话，“上级分你到哪里你就到哪里，不能当‘狗熊’马上返回作战部队！”当晚我就又回到118团。
在这里我要讲几句题外的话。那些年一部热播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大战在即，指导员赵蒙生（高干子弟）的母亲（老干部）打电话到军部要求把赵蒙生调回后方。这样的事，我不敢说没有，但在我们那里绝对没有！军长、师长的孩子，团长的爱人及多位干休所老干部的子女都在一线部队！
大战在即，我当时有一种既兴奋又害怕的感觉！
那几天，我们都做了开战前的准备，剃了光头，学打绑腿。军人服务社（小卖部）里的香烟、罐头都卖光了。我也一样，把口袋里的钱都买了吃的！此一去，生死难料，先吃饱吃好了再说！
开拔
当时为了隐蔽开进，我们都是昼伏夜出，白天休息，晚上摩托化行军。军区22、23汽车团负责运我们。第4天我们抵达麻栗坡县城，当晚就到了南温河乡。这是我们118团战前屯兵训练的所在地。各营连排都分住在各个村寨里，都是大山沟，很偏僻。部队一住下，团里马上开始紧张的备战工作。主要分作战和政工两大部分。当时的军委主席邓小平有指示：“老山作战要多抓俘虏，不能枪毙俘虏，要宽大俘虏。”上级规定抓一个立三等功，二个二等功、三个一等功。我用越文配上汉文印了许多战场喊话的小册子，到各连队驻地去散发，深入到临战训练场地，并教战士们用越语喊话：“缴枪不杀！举起手来！我们宽大、优待俘虏！”等。
1984年4月25日，刘永新团长对我讲：“赵明，你带上几个侦察兵，去把我们团开进路线上村寨的狗都打掉！”于是我带上侦察兵，在各村寨民兵的配合下，用微声冲锋枪把狗都打死了。当时看着怪可惜的，就把狗给煮上吃了。其实在战前我们已经动员当地村民把狗处理掉，可是还有狗，所以我们将它们给“毙了”。
◎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我军参战炮兵部队使用的66式152毫米加榴炮
打完狗的第二天，118团正式向进发地开进，我跟随团指挥所行动。团指挥所设在老山半山腰的一处简单构筑的坑道里。
战斗打响
1984年4月28日凌晨，收复老山的战斗正式打响。这次作战在当时是有战略意义的，由中央军委、昆明军区（前指）直接指挥，从上到下都极为重视。在新闻报道、舆论宣传方面也是高规格的。《解放军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记者、摄影师也直接到我们团现场报道摄影，由我负责他们的行动，团里又专门配备了一个班的战士，负责我们的安全。
1984年4月28日5时55分，是我终生难忘的时刻。收复老山的万炮齐发的那一瞬间，大地在颤抖、天空在燃烧。几百门大口径火炮把还下着小雨、黑沉沉的天都打红了。飞行中的火箭炮、榴弹炮、加农炮、迫击炮炮弹带着不同颜色的尾焰，像飓风像闪电飞向那些忘恩负义的“白眼儿狼”。
八一厂的摄影师们紧张而兴奋地拍摄着这令每一个中国人看了都会血脉偾张的炮击画面……
炮击过后，越军开始还击了。由于他们的炮弹都装了瞬发引信，触到树木、竹子就爆炸了，没有死角，所以给穿插一营造成了很大伤亡，二连副连长丛明就倒在血泊之中。他是干部子弟，父亲是原昆明军区联络部副部长。到现在我还记得我们在老山半山腰告别时，他对我讲的话：“兄弟，明天老山主峰见！” 越军的还击越来越猛烈了，炮弹在我们的前后左右炸响，我们连忙带着各种器材跑进了掩体，黑暗中有人把头还碰破了。这时我突然听到刘永新团长在喊我：“赵明、赵明，主峰上抓到俘虏了，你马上上去！”我听后带着侦察兵和警卫班的战士向主峰爬去。那几个记者也跟着我们一齐向山上爬。到59号高地时，一发瞬发引信弹在半空炸响，炙热的弹片把我那件“的确凉”军衣左肩处穿了一个洞，如果再偏一点，那我就彻底“光荣”了，那件衣服我至今还珍藏着……
战场是残酷的，战友们被炸残的肢体、肠子挂在树上，胳膊大腿都找不到了，只有血淋淋的绑腿缠绕在荒草树枝上……
讲到这里，赵明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起来。记者虽多次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但眼泪还是在眼眶里打转。
智寻俘虏
趁着敌人炮击的间隙，我滚到了山坡的反斜面，来到了主攻营3营长臧雷的指挥所，询问了他关于俘虏的事，然后继续向主峰爬去。这时我碰到了团侦察连副连长杨显文，他对我说：“跟我来翻译官。”路上刚才一发炮弹炸死了四、五个战士，残肢断臂都挂在了树枝上，我们几个迈过还在流血的软绵绵的战士遗体，爬上了主峰。到了一问，才知道俘虏已经送下山去了。我马上转身飞速下山，询问不见俘虏的下落，只是有好多伤员等着后送。我问后勤处长，他说他也不知道谁是俘虏。情急之下，我用越语喊了一句：“谁是越南人！”果然有个小瘦子哼了一声。我冲过去一把拎起了他，我身旁的一个军务参谋猛地拔出手枪吼道：“老子打死你！”我急忙拦住了他。
对了，我还忘了一件大事：当我爬上主峰以后，一个连长交给我一个大背包，里面用塑料布包着一个大竹筒。打开竹筒一看里面是用油纸（防潮）包的文件，我一看是用越文写的1982年1509高地防御作战图，这数据是越军根据老山主峰的海拔高度起的。而我军标定的老山主峰的海拔高度是1 472米。之所以有差距，是因为我国大陆的海拔基准点是以位于青岛的黄海海平面为0米，而越南依据的标准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我知道这是一份极重要的作战文件，就带好下山了。
我下到半山腰的团指挥所，见到了刘永新团长，并把文件内容讲了大概。刘团长很重视，并嘱咐我一定把这份文件亲自交给师和军的首长。
◎赵明（右）和战友蔡新民在清查作战中缴获的越军情报资料
再说抓到俘虏以后，怎么向后方送又成了问题。找不到车，碰巧有一位也是军队大院的伙伴，他开着一辆通信车去师部，就把我们捎上了。我押着俘虏上了车，那家伙头发很长，又黑又瘦，腹部受了伤，可能很疼，一个劲地“唉哟”。我也没让他好受，摁着他的脑袋，指着车窗外我军的炮阵地让他看，用越语对他讲：“看看我们的大炮！你们还敢跟我们叫板，早晚把你们都灭了！”他一声不敢言语。到了曼棍洞师部，卫生所的医生赶忙给那个俘虏展开紧急治疗.不能让他死了啊！
安置好俘虏，我就把缴获的文件交给了师长.通过我的翻译，知道了其实早在1982年，越军的作战计划就把我们118团穿插一营的集结地划入了他们火炮的集中射击点，致使进攻还没开始，一营就伤亡了几十人。而当初刘昌友师长他们选定的路线是在这条路线以下400多米处，是14军的军领导改变了正确路线，才导致了重大伤亡。您已经采访过我们的师长刘昌友将军，我就不多说了。
离开师部，我又奉命向军领导汇报了缴获的文件和主峰的战况。这时军政委说你不要再回前线了，留在军指。我坚决不同意，拿上两个苹果爬上弹药车连夜又返回了前线。
再上主峰
从曼棍洞到老山山底的车程只有两个多小时，但有敌人炮火袭扰很不好走。从军部出来又没有车，我只好站在路边等。不大功夫，来了辆拉炮弹的大卡车，我和司机打了招呼就爬上车坐在弹药箱上，摇摇晃晃地走了两个多钟头才到山底下。下了车我开始上山。团指挥所在老山主峰我方反斜面的半山腰处，因为这里靠前线已经很近便于指挥，还有由于在一个很陡的斜面上，敌人打来的炮弹基本上伤不着我们。刘永新团长是侦察兵出身，他选的指挥所位置是很妙的。但当我来到团指的掩蔽部时，却一点动静也没有，连哨兵也没了。我心想坏了！不会是让越军的特工给连锅端了吧？想到这里我连忙掏出手枪，打开保险。另外我的背囊里还有一颗威力很大的手榴弹（光荣弹）和一块压缩饼干（塞在防毒面具里），这都是为最后准备的。我进了坑道还是一个人也没有，出了坑道，我朝有火把的地方走去，这回看到了战士们。我连忙问团指挥所的人都哪去了？他们说团长带着指挥所的人都上老山主峰了。我一听也转身向主峰爬去，这是4月28日一天之中我二上老山了。等我摸着黑跌跌撞撞摸上主峰时，天已经麻麻亮，是4月29日了。我碰到一个送饭的炊事员，他给了我一个用塑料包裹起来的饭团，还有一点粉丝炒肉末。其实饭都馊了，但我已一天没吃饭了，也就顾不了那么多，几大口就吃完了那些馊饭菜。
◎临战前赵明在南温河部队驻地
吃完了饭，我碰见了向坤山副团长，他精神很沮丧。当时我并不知道其中的隐情，后来才得知，由于他率领的穿插一营没有按时到位，因而受了“贻误军机”的处分。责任其实并不在他。接着见到刘永新团长，他也是一身泥水，正指挥部队打扫战场、抢修工事，准备打敌反扑。阵地上的人都忙活了半天，很累也很冷。这时刘团长对警卫员喊了一声：“拿酒来！每人喝三大口！”我们喝的是当地老乡用苞谷（玉米）酿的酒，没什么香味，但劲儿很大。伴着雨声和炮弹声，我连喝了三大口，又累又困加上酒劲儿，我一屁股坐在泥浆里就睡着了。后来战士们见状把像泥猴似的我拖进坑道，在里面我睡了一会儿。 当清理战场时，刘永新团长通过仔细核算，发现主峰阵地上敌人的尸体很少，与战前我们掌握的敌情对不上号。就下令仔细再找，果然在一个被炸塌的工事下面挖出了51具越军尸体。后来又在别处找到了几十具敌尸。
这时虽然主峰阵地战斗已经基本结束，但个别隐蔽的敌人还在顽抗。我们一行人正走着，突然从一个残存的敌军工事里扔出了一颗手榴弹，正落在一个班长的脚下，“咝咝”冒着烟。跑是来不及了，我们就连忙向后倒下。也是万幸，那个手榴弹是个臭火，没有炸！我们躲过了一劫。我们向里面喊话，但越南鬼子顽固得很，还在往外打枪。实在不行我们就使用火焰喷射器，把里面的20多个敌人全都消灭了！
在山上的几天里，我主要是搜集敌人留下的资料，核查我军的确切伤亡数字及烈士遗物等。当然还有我的主要工作——侦听敌台、分析情报。4.28之战后第二天晚上，我听到了敌台用越语和汉语同时广播的被他们俘虏的某部副指导员汪斌的所谓“讲话”。他说我们收复老山是侵略行为……汪斌这个人我认识，备战训练时我到他们连教过战场喊话，还在一个床上睡过觉。他被俘后经受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变节了，供出了一些“情报”。战后双方交换俘虏时，他回到了国内，被解除军籍回乡务农了，据说生活得还行。
下山
◎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我军参战部队在阵地掩体内埋伏准备开火
由于部队减员很大，所以必须补充新兵（预备队）。我记得在一个叫曼汶的苗、瑶族同胞居住的小村寨里，新兵们都在那里列队听首长做战前动员。当时新兵们看到我们这些老兵都悄悄地问：“老兵，老兵，越南人厉害不，好打不！”刘永新团长轻蔑地说：“小越南，不够打的，怕啥子！”由于我一直在搞敌工情报工作，也真实地体验了战场的残酷性。客观地讲，越军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以抓俘虏为例，4.28之战我们只抓了那么一个俘虏。收复者阴山和防御作战期间也只抓了3、4个俘虏。我翻译的越军作战文件表明：他们对我军的战略意图、战术布置、人员装备及指挥员姓名、部队驻地也是比较了解的。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比越军还是要强多了。老山作战期间，我们几乎破译了敌人的全部电报，而他们做不到。前沿阵地报话机明语通信，对方很容易截听到，我们改用云南少数民族语言通话，而且经常换。云南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越军情报人员有天大的本事也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再比如老山骑线拔点作战期间，西方和我国关系正在“蜜月”期，我们引进了不少先进的侦察装备，如从瑞典进的“辛伯林”炮位侦察雷达，对方一发射，数秒钟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门迫击炮的准确位置，马上来个炮火覆盖，他转移都来不及！后来我们又从美国引进了专门侦察身管火炮的炮位侦察雷达。这些高精尖装备都给了越南军队以沉重打击，再加上我们国内强大的军工生产力，这些都是越南人无法比拟的。
4.28之战后，战场稍微平静了一段时间，但我们通过各种技术手段获知敌人正计划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准备夺回老山。我们师的部队也在紧锣密鼓地做准备、打敌反扑。果然，1984年7月12日凌晨，技侦大队破译了敌人的电报——“4点钟吃饭。”按照通常规律，吃完饭敌人就要开始进攻了。于是我们随即抢先对敌展开猛烈炮击……您已采访过刘昌友师长，详情我就不多说了。
119团正式在7月12日接手老山的防御。在146高地，可以听到、看见越军在喊话。我和杨工力参谋长要过封锁区时，战士们讲：越军看见穿四个兜、新军装、肤色白、挎手枪的就认为是当官的，他们的狙击手就会把你干掉。为了以防万一，我们用泥巴把皮肤弄脏，衣服也涂上泥浆，把手枪藏在衣服里面，又拿了根树棍装成伤兵，才安全地通过封锁线。
战场上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有一次，当军工用骡子把战士的遗体驮下山时，突然听到有呻吟声，赶忙查看，原来那个战士并没有死，于是紧急救护……
◎从右至左依次为：赵明、杨工力、陈洪远、本刊记者
战场回忆
战争中死亡的不仅有我们的战士，连战区的老百姓也不能幸免。我们的一个房东叫潘老三，他对我们非常好，也被敌人的流弹打死了。
当时有多位军旅作家到前线体验生活，我向他们提供了很多越文的资料，包括一些越军的书信，对他们帮助很大，他们都叫我“熊猫”翻译。
云南边境那边很热也很潮湿，能喝到一口干净水，也是很幸福的。偶尔打开一瓶桔子罐头，谁先开的谁就会抢先把糖水喝光。那边蛇非常多，有一种金黄色的蛇，能在竹梢上飞，一闪而过。我瞅准了用刺刀砍去，蛇一分为二，把钢盔装上水，煮蛇肉吃，连盐也没有，但汤像牛奶一样，很白很鲜。
那时走路，尤其是晚上更要加倍小心，除了熟记口令之外，我们都唱那首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因为越南人不会唱这首歌，而邓丽君的歌他们都会唱，他们的特工也是很狡猾的。我们一边走一边叫“我是中国人不要开枪”。那时发生的事，喜怒哀乐的事情很多，就不说了吧……
战后我立了三等功，我用“大重九”烟盒纸写了入党申请书。后来参加了英模报告团，在贵阳等地巡回演讲。在部队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在全民下海热潮中我也下了海，经过了二十几年的拼搏，也算是一个成功人士了。
看得出来，赵翻译在讲自己商海沉浮时完全没有了刚才的激情，于是我便单方面中断了采访……
“孤胆英雄”陈洪远老师为此次采访提供了重要帮助，另外，杨晓东同志也提供了帮助，在此一并致以深深
的谢意！
自报家门
我叫赵明，和您采访过的陈洪远、白万明、肖家喜等战斗英雄有一点不同，即我不是来自当年还很贫穷落后的偏僻农村。我出生在军人家庭，父母都是早年间投身革命的“三八”式老干部，后随二野刘邓大军南下来到云南。我这样讲并不是特意炫耀自己的家庭，而是要说明我之所以坚决要求参战、不惜“以马革裹尸还”的决心来自父母的遗传基因！
我是1979年底从云南蒙自入伍的，不久就被分配到昆明军区外语翻译训练大队学习越南语。针对当时昆明军区所面临的特殊情况，大队主要是学习东南亚国家语言，如老挝、泰国、缅甸、越南等国语言，即所谓的“小语种”。那时1979年初的对越自卫还击第一阶段作战刚刚结束，越军不思悔改仍在边境“惹事生非”。云南前线军事斗争形势很紧张，急需越语人才，以加强部队的情报工作（含侦听、捕俘、破译、审俘、宣传、联络等），我参加了越语培训。在学校我们主要学习的是越南军队有关政治军事方面的官方语言，和一些与作战侦察情报有关的越语基础知识。我学习是十分努力的，成绩也一直很优秀。当时我们一边学习，一边到华侨农场实习（越南在1975年统一以后，积极反华排华，将大批华侨驱赶回中国。国家为了安置他们建了多所华侨农场），那里的很多老华侨越语都很娴熟。1983年我毕业后，因成绩突出，被留校任区队长，但当时战争的气氛已经浓了。
1984年春节刚过，突然接到军区情报部的电话，让我马上到宜良（40师部）报到。当时我正在昆明家中吃饭，接到电话，我放下碗筷，马上乘小火车南下（云南有法国人统治越南时期修造的窄轨铁路，故名小火车），到40师政治部报到。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是到主攻团（118团，负责攻打老山主峰）还是到助攻团（119团，负责攻打松毛岭，即662.6高地）我毫不迟疑地回答，到118团去！
这样，我的身份就是军区情报部配属到老山主攻团的首席越语翻译。
在40师师部接受完任务之后，我又连夜乘小火车返回昆明，这时天已大亮。到118团驻地（昆明金殿后山），见到了刘永新团长，他问我吃饭没有，我说没吃。他马上就让炊事班给我煮了一碗面条，饭后和团政委及团领导见了面。
在118团，我遇见了14军的军政委荀友明，他和我父亲原来就是老战友。他听说我要去主攻团，就问我说，你父亲知道吗？118团是此次主攻团，任务艰巨，危险性大还是留在军指挥所吧！于是荀政委不由分说又把我拉回干休所。回到干休所家中，我们老爷子就一句话，“上级分你到哪里你就到哪里，不能当‘狗熊’马上返回作战部队！”当晚我就又回到118团。
在这里我要讲几句题外的话。那些年一部热播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大战在即，指导员赵蒙生（高干子弟）的母亲（老干部）打电话到军部要求把赵蒙生调回后方。这样的事，我不敢说没有，但在我们那里绝对没有！军长、师长的孩子，团长的爱人及多位干休所老干部的子女都在一线部队！
大战在即，我当时有一种既兴奋又害怕的感觉！
那几天，我们都做了开战前的准备，剃了光头，学打绑腿。军人服务社（小卖部）里的香烟、罐头都卖光了。我也一样，把口袋里的钱都买了吃的！此一去，生死难料，先吃饱吃好了再说！
开拔
当时为了隐蔽开进，我们都是昼伏夜出，白天休息，晚上摩托化行军。军区22、23汽车团负责运我们。第4天我们抵达麻栗坡县城，当晚就到了南温河乡。这是我们118团战前屯兵训练的所在地。各营连排都分住在各个村寨里，都是大山沟，很偏僻。部队一住下，团里马上开始紧张的备战工作。主要分作战和政工两大部分。当时的军委主席邓小平有指示：“老山作战要多抓俘虏，不能枪毙俘虏，要宽大俘虏。”上级规定抓一个立三等功，二个二等功、三个一等功。我用越文配上汉文印了许多战场喊话的小册子，到各连队驻地去散发，深入到临战训练场地，并教战士们用越语喊话：“缴枪不杀！举起手来！我们宽大、优待俘虏！”等。
1984年4月25日，刘永新团长对我讲：“赵明，你带上几个侦察兵，去把我们团开进路线上村寨的狗都打掉！”于是我带上侦察兵，在各村寨民兵的配合下，用微声冲锋枪把狗都打死了。当时看着怪可惜的，就把狗给煮上吃了。其实在战前我们已经动员当地村民把狗处理掉，可是还有狗，所以我们将它们给“毙了”。
打完狗的第二天，118团正式向进发地开进，我跟随团指挥所行动。团指挥所设在老山半山腰的一处简单构筑的坑道里。
战斗打响
1984年4月28日凌晨，收复老山的战斗正式打响。这次作战在当时是有战略意义的，由中央军委、昆明军区（前指）直接指挥，从上到下都极为重视。在新闻报道、舆论宣传方面也是高规格的。《解放军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记者、摄影师也直接到我们团现场报道摄影，由我负责他们的行动，团里又专门配备了一个班的战士，负责我们的安全。
1984年4月28日5时55分，是我终生难忘的时刻。收复老山的万炮齐发的那一瞬间，大地在颤抖、天空在燃烧。几百门大口径火炮把还下着小雨、黑沉沉的天都打红了。飞行中的火箭炮、榴弹炮、加农炮、迫击炮炮弹带着不同颜色的尾焰，像飓风像闪电飞向那些忘恩负义的“白眼儿狼”。
八一厂的摄影师们紧张而兴奋地拍摄着这令每一个中国人看了都会血脉偾张的炮击画面……
炮击过后，越军开始还击了。由于他们的炮弹都装了瞬发引信，触到树木、竹子就爆炸了，没有死角，所以给穿插一营造成了很大伤亡，二连副连长丛明就倒在血泊之中。他是干部子弟，父亲是原昆明军区联络部副部长。到现在我还记得我们在老山半山腰告别时，他对我讲的话：“兄弟，明天老山主峰见！” 越军的还击越来越猛烈了，炮弹在我们的前后左右炸响，我们连忙带着各种器材跑进了掩体，黑暗中有人把头还碰破了。这时我突然听到刘永新团长在喊我：“赵明、赵明，主峰上抓到俘虏了，你马上上去！”我听后带着侦察兵和警卫班的战士向主峰爬去。那几个记者也跟着我们一齐向山上爬。到59号高地时，一发瞬发引信弹在半空炸响，炙热的弹片把我那件“的确凉”军衣左肩处穿了一个洞，如果再偏一点，那我就彻底“光荣”了，那件衣服我至今还珍藏着……
战场是残酷的，战友们被炸残的肢体、肠子挂在树上，胳膊大腿都找不到了，只有血淋淋的绑腿缠绕在荒草树枝上……
讲到这里，赵明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起来。记者虽多次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但眼泪还是在眼眶里打转。
智寻俘虏
趁着敌人炮击的间隙，我滚到了山坡的反斜面，来到了主攻营3营长臧雷的指挥所，询问了他关于俘虏的事，然后继续向主峰爬去。这时我碰到了团侦察连副连长杨显文，他对我说：“跟我来翻译官。”路上刚才一发炮弹炸死了四、五个战士，残肢断臂都挂在了树枝上，我们几个迈过还在流血的软绵绵的战士遗体，爬上了主峰。到了一问，才知道俘虏已经送下山去了。我马上转身飞速下山，询问不见俘虏的下落，只是有好多伤员等着后送。我问后勤处长，他说他也不知道谁是俘虏。情急之下，我用越语喊了一句：“谁是越南人！”果然有个小瘦子哼了一声。我冲过去一把拎起了他，我身旁的一个军务参谋猛地拔出手枪吼道：“老子打死你！”我急忙拦住了他。
对了，我还忘了一件大事：当我爬上主峰以后，一个连长交给我一个大背包，里面用塑料布包着一个大竹筒。打开竹筒一看里面是用油纸（防潮）包的文件，我一看是用越文写的1982年1509高地防御作战图，这数据是越军根据老山主峰的海拔高度起的。而我军标定的老山主峰的海拔高度是1 472米。之所以有差距，是因为我国大陆的海拔基准点是以位于青岛的黄海海平面为0米，而越南依据的标准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我知道这是一份极重要的作战文件，就带好下山了。
我下到半山腰的团指挥所，见到了刘永新团长，并把文件内容讲了大概。刘团长很重视，并嘱咐我一定把这份文件亲自交给师和军的首长。
再说抓到俘虏以后，怎么向后方送又成了问题。找不到车，碰巧有一位也是军队大院的伙伴，他开着一辆通信车去师部，就把我们捎上了。我押着俘虏上了车，那家伙头发很长，又黑又瘦，腹部受了伤，可能很疼，一个劲地“唉哟”。我也没让他好受，摁着他的脑袋，指着车窗外我军的炮阵地让他看，用越语对他讲：“看看我们的大炮！你们还敢跟我们叫板，早晚把你们都灭了！”他一声不敢言语。到了曼棍洞师部，卫生所的医生赶忙给那个俘虏展开紧急治疗.不能让他死了啊！
安置好俘虏，我就把缴获的文件交给了师长.通过我的翻译，知道了其实早在1982年，越军的作战计划就把我们118团穿插一营的集结地划入了他们火炮的集中射击点，致使进攻还没开始，一营就伤亡了几十人。而当初刘昌友师长他们选定的路线是在这条路线以下400多米处，是14军的军领导改变了正确路线，才导致了重大伤亡。您已经采访过我们的师长刘昌友将军，我就不多说了。
离开师部，我又奉命向军领导汇报了缴获的文件和主峰的战况。这时军政委说你不要再回前线了，留在军指。我坚决不同意，拿上两个苹果爬上弹药车连夜又返回了前线。
再上主峰
从曼棍洞到老山山底的车程只有两个多小时，但有敌人炮火袭扰很不好走。从军部出来又没有车，我只好站在路边等。不大功夫，来了辆拉炮弹的大卡车，我和司机打了招呼就爬上车坐在弹药箱上，摇摇晃晃地走了两个多钟头才到山底下。下了车我开始上山。团指挥所在老山主峰我方反斜面的半山腰处，因为这里靠前线已经很近便于指挥，还有由于在一个很陡的斜面上，敌人打来的炮弹基本上伤不着我们。刘永新团长是侦察兵出身，他选的指挥所位置是很妙的。但当我来到团指的掩蔽部时，却一点动静也没有，连哨兵也没了。我心想坏了！不会是让越军的特工给连锅端了吧？想到这里我连忙掏出手枪，打开保险。另外我的背囊里还有一颗威力很大的手榴弹（光荣弹）和一块压缩饼干（塞在防毒面具里），这都是为最后准备的。我进了坑道还是一个人也没有，出了坑道，我朝有火把的地方走去，这回看到了战士们。我连忙问团指挥所的人都哪去了？他们说团长带着指挥所的人都上老山主峰了。我一听也转身向主峰爬去，这是4月28日一天之中我二上老山了。等我摸着黑跌跌撞撞摸上主峰时，天已经麻麻亮，是4月29日了。我碰到一个送饭的炊事员，他给了我一个用塑料包裹起来的饭团，还有一点粉丝炒肉末。其实饭都馊了，但我已一天没吃饭了，也就顾不了那么多，几大口就吃完了那些馊饭菜。
吃完了饭，我碰见了向坤山副团长，他精神很沮丧。当时我并不知道其中的隐情，后来才得知，由于他率领的穿插一营没有按时到位，因而受了“贻误军机”的处分。责任其实并不在他。接着见到刘永新团长，他也是一身泥水，正指挥部队打扫战场、抢修工事，准备打敌反扑。阵地上的人都忙活了半天，很累也很冷。这时刘团长对警卫员喊了一声：“拿酒来！每人喝三大口！”我们喝的是当地老乡用苞谷（玉米）酿的酒，没什么香味，但劲儿很大。伴着雨声和炮弹声，我连喝了三大口，又累又困加上酒劲儿，我一屁股坐在泥浆里就睡着了。后来战士们见状把像泥猴似的我拖进坑道，在里面我睡了一会儿。 当清理战场时，刘永新团长通过仔细核算，发现主峰阵地上敌人的尸体很少，与战前我们掌握的敌情对不上号。就下令仔细再找，果然在一个被炸塌的工事下面挖出了51具越军尸体。后来又在别处找到了几十具敌尸。
这时虽然主峰阵地战斗已经基本结束，但个别隐蔽的敌人还在顽抗。我们一行人正走着，突然从一个残存的敌军工事里扔出了一颗手榴弹，正落在一个班长的脚下，“咝咝”冒着烟。跑是来不及了，我们就连忙向后倒下。也是万幸，那个手榴弹是个臭火，没有炸！我们躲过了一劫。我们向里面喊话，但越南鬼子顽固得很，还在往外打枪。实在不行我们就使用火焰喷射器，把里面的20多个敌人全都消灭了！
在山上的几天里，我主要是搜集敌人留下的资料，核查我军的确切伤亡数字及烈士遗物等。当然还有我的主要工作——侦听敌台、分析情报。4.28之战后第二天晚上，我听到了敌台用越语和汉语同时广播的被他们俘虏的某部副指导员汪斌的所谓“讲话”。他说我们收复老山是侵略行为……汪斌这个人我认识，备战训练时我到他们连教过战场喊话，还在一个床上睡过觉。他被俘后经受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变节了，供出了一些“情报”。战后双方交换俘虏时，他回到了国内，被解除军籍回乡务农了，据说生活得还行。
下山
由于部队减员很大，所以必须补充新兵（预备队）。我记得在一个叫曼汶的苗、瑶族同胞居住的小村寨里，新兵们都在那里列队听首长做战前动员。当时新兵们看到我们这些老兵都悄悄地问：“老兵，老兵，越南人厉害不，好打不！”刘永新团长轻蔑地说：“小越南，不够打的，怕啥子！”由于我一直在搞敌工情报工作，也真实地体验了战场的残酷性。客观地讲，越军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以抓俘虏为例，4.28之战我们只抓了那么一个俘虏。收复者阴山和防御作战期间也只抓了3、4个俘虏。我翻译的越军作战文件表明：他们对我军的战略意图、战术布置、人员装备及指挥员姓名、部队驻地也是比较了解的。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比越军还是要强多了。老山作战期间，我们几乎破译了敌人的全部电报，而他们做不到。前沿阵地报话机明语通信，对方很容易截听到，我们改用云南少数民族语言通话，而且经常换。云南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越军情报人员有天大的本事也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再比如老山骑线拔点作战期间，西方和我国关系正在“蜜月”期，我们引进了不少先进的侦察装备，如从瑞典进的“辛伯林”炮位侦察雷达，对方一发射，数秒钟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门迫击炮的准确位置，马上来个炮火覆盖，他转移都来不及！后来我们又从美国引进了专门侦察身管火炮的炮位侦察雷达。这些高精尖装备都给了越南军队以沉重打击，再加上我们国内强大的军工生产力，这些都是越南人无法比拟的。
4.28之战后，战场稍微平静了一段时间，但我们通过各种技术手段获知敌人正计划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准备夺回老山。我们师的部队也在紧锣密鼓地做准备、打敌反扑。果然，1984年7月12日凌晨，技侦大队破译了敌人的电报——“4点钟吃饭。”按照通常规律，吃完饭敌人就要开始进攻了。于是我们随即抢先对敌展开猛烈炮击……您已采访过刘昌友师长，详情我就不多说了。
119团正式在7月12日接手老山的防御。在146高地，可以听到、看见越军在喊话。我和杨工力参谋长要过封锁区时，战士们讲：越军看见穿四个兜、新军装、肤色白、挎手枪的就认为是当官的，他们的狙击手就会把你干掉。为了以防万一，我们用泥巴把皮肤弄脏，衣服也涂上泥浆，把手枪藏在衣服里面，又拿了根树棍装成伤兵，才安全地通过封锁线。
战场上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有一次，当军工用骡子把战士的遗体驮下山时，突然听到有呻吟声，赶忙查看，原来那个战士并没有死，于是紧急救护……
战场回忆
战争中死亡的不仅有我们的战士，连战区的老百姓也不能幸免。我们的一个房东叫潘老三，他对我们非常好，也被敌人的流弹打死了。
当时有多位军旅作家到前线体验生活，我向他们提供了很多越文的资料，包括一些越军的书信，对他们帮助很大，他们都叫我“熊猫”翻译。
云南边境那边很热也很潮湿，能喝到一口干净水，也是很幸福的。偶尔打开一瓶桔子罐头，谁先开的谁就会抢先把糖水喝光。那边蛇非常多，有一种金黄色的蛇，能在竹梢上飞，一闪而过。我瞅准了用刺刀砍去，蛇一分为二，把钢盔装上水，煮蛇肉吃，连盐也没有，但汤像牛奶一样，很白很鲜。
那时走路，尤其是晚上更要加倍小心，除了熟记口令之外，我们都唱那首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因为越南人不会唱这首歌，而邓丽君的歌他们都会唱，他们的特工也是很狡猾的。我们一边走一边叫“我是中国人不要开枪”。那时发生的事，喜怒哀乐的事情很多，就不说了吧……
战后我立了三等功，我用“大重九”烟盒纸写了入党申请书。后来参加了英模报告团，在贵阳等地巡回演讲。在部队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在全民下海热潮中我也下了海，经过了二十几年的拼搏，也算是一个成功人士了。
看得出来，赵翻译在讲自己商海沉浮时完全没有了刚才的激情，于是我便单方面中断了采访……
“孤胆英雄”陈洪远老师为此次采访提供了重要帮助，另外，杨晓东同志也提供了帮助，在此一并致以深深
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