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我在老支书的陪同下走进王庆忠家时，王庆忠正蹲在地上抽烟，他的妻子躺在炕上一脸的痛苦，窑洞里一股子药味，还有发了霉的味道。
　　还没等我开口，支书就骂开了：“你个老秃子，整天就知道吃烟，看哪一天把你秃子吃死。”接着又对着炕上躺的人说：“老嫂子怎么样，好些了没有？”炕上的人想起来，挣扎几下，也没能起得来，有气无力地说：“老样子，这几天天变了，这老毛病又重了些，抓了些中药吃着的。”
　　老支书这才转过来指着我说：“这是县上派来的扶贫干部，叫王贵，以后他就帮扶你们家。”然后又对蹲在地上的王庆忠说：“老秃子，你给咱们争点气行不行，不就那么大点事吗？日子还要过的，你可千万别给县上来的领导丢脸，听见了没有？”王庆忠没有说啥，只是把嘴里的烟紧咂了几口。老支书又说：“今天带县上的干部来认个门，以后干部来了要当回事，你这荒土梁上干山土岭的，人上来一次都费劲。”
　　我还准备再问点家里的情况，老支书却说：“我们走哩，老嫂子你歇着，还要到韭菜沟去哩，不然一会儿天黑了就回不去了。”说完就出了窑门，并用手拉著我说：“我们快走，还有一户，还远着呢。”我们跨出了窑门，王庆忠才从地上站起来，有些极不情愿地出来送我们，我才发现王庆忠的一条腿瘸着，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我给他打招呼说：“我走了，今天把门认下了，改天了还要来的。”他只是有些苦涩地笑了笑。
　　上荒土梁需要爬山，山不是很高，但路很不好走，弯来拐去的，不但小车上不来，就连摩托车也不好骑。支书是骑摩托车到山脚下的，然后把摩托车放下，再走上来。老支书说：“这山路贼立贼立的，弯子又多又急，骑摩托车带个人根本就上不来。”
　　我赶忙问支书：“这王庆忠家是个什么情况，我也没有来得及问。”老支书头也不回地说：“那老秃子家就三口人，儿子考上大学了，上了四年大学却没有个工作，还躲在城里不回来，儿子上学的钱大半都是借人家的，这不原先还等着儿子有了工作给别人还钱哩，现在倒好，儿子没有工作，钱还不上，老子和儿子还说不到一块，见面就吵架，吵来吵去，儿子干脆躲在县城不回来了。王庆忠的老婆是个性很强的人，只是有风湿性关节炎，天阴下雨就犯了，什么活都干不成，都要靠老秃子抓锅做饭，里里外外，老秃子那人你也看到了，是个老实人，就是一根筋，有时也不知道转弯子。”
　　我赶忙问：“那他们的收入情况怎么样？”老支书说：“收入在咱们这村上，他们家不算是最差的，只是这几年供孩子上学拉了些账，欠了别人几万块钱。只要老秃子的老婆不犯病，日子还能过得去。”
　　“那这样说，他们家只要想办法把那些账还了，每年的收入能不能达到脱贫的标准？”老支书笑了，说：“看你心急的，你才来嘛，有些事还得慢慢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看了看我，又接着说：“他们家现在主要有两件事，如果把这两件事给解决好了，自然就脱贫了。”我赶忙问是哪两件事。老支书停了停，接着说：“第一件事，要想办法让老秃子的儿子出去找个工作，不然这老秃子脸上也挂不住，老子和儿子老是这样僵着也不是个办法，儿子找到稳定的工作了，不就脱贫了吗？”
　　“那第二件事呢？”“第二件事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都好几年了，村上就是解决不了。”我更急了，说：“到底是什么事？”老支书说：“是电的事。你注意到没有，老秃子家没有通上电。”我当时还真没有注意到，通不上电，怎么能脱贫呢？看来这是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老支书说：“荒土梁上只有15户人家，51口人，那14户在沟的对面住着，人家早就通上电了，只是当初拉电时，老秃子的儿子刚考上大学，没有钱，就没有出拉电的份子钱，现在他想拉，陈兵那犟种就是不给他拉，其实隔了一条沟，跨过沟就能接上。但这两家的矛盾积得久了，怎么也化解不开，我都费了好多的事，想了好多的办法都不行，都是两个犟种。”
　　听了老支书的话，我的心沉重起来，刚才从老秃子的眼神里就能看得出我很不受欢迎。我正胡思乱想着，老支书说：“我们走个捷路，去韭菜沟也骑不成摩托车，我们从这个山洼里下去，能少走好多路，只是这山洼不好走，你能走得住吗？”我赶忙给老支书说：“好着的，我家也在山里，从小走山路。”
　　如果说荒土梁是爬高，是需要力气才能爬上去的话，那么韭菜沟却是人在山沟里穿行，沟底有一条小河，路是沿着河边穿行，一会儿路在河的左边，一会儿路又到了河的右边，这就需要一直过河、过河、再过河。支书说这条沟里的路有十里长，但我也不知道跟着老支书绕了多少弯，过了多少次河，到最后我都有些走不动了，头上直冒汗，老支书却跟没事似的。在我快要支撑不住时，老支书说马上就要到了。我抬眼望去，沟在前面忽然开阔起来，也明快起来，再往前走，才发现原来这条长沟的另一端通向另一个大川，而这个村子就坐落在四座山的交汇与包围之中。
　　老支书说：“这个村子也是咱们这个村的一个村民小组，有21户人家，67口人，你帮扶的这户叫杨军，原来和母亲一起生活，母亲前两年去世了，只剩下杨军一个人，有病也干不成重活，整天游手好闲，吃了一段低保，群众意见大得不行，就给停了。地也不好好种，真是具体人，具体到家了。”老支书用手一指，“杨军的家就在那个半坡上，他和他哥住一个院子。”
　　再走了一段，就来到了一个沟前面，可能是前几天下了一场雨，水把路冲断了，跨不过去，不知谁在上面架了一段树身子，摇晃得厉害，老支书在前面走，差点掉下来。我试了一下，根本站不住，老支书又赶忙走过来伸出一只手来拉我，我也差点掉下去，虽然沟不深，但如果掉下去肯定会弄一身泥。
　　我们俩好不容易过了那条沟，老支书站在下面就骂开了：“杨军，你个驴日的，路吹断了，你不知道想办法把外面垫一垫，弄一根木头哄鬼呢？差点把县上的干部掉下去。”
　　随着骂声，上面院里出来了一个人，嬉皮笑脸地说：“我当是个谁，原来是支书大人，啥风把你给吹来了，是来给我送救济款的吗？”
　　支书生气地说：“就知道个要钱，谁又不是个造钱的，再说国家给钱也是有数的，不是你想要就能给你的，也不知道自己把日子往前过，多大岁数的人了，也不知道害臊。”说着我们也喘着粗气来到了院子里。 　　我看到这个院子里正面有三只窑，两边各有一只窑，院子也不大，堆了一院子的胡麻，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正在忙着翻弄，叫杨军的人却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往嘴里喂着瓜子，边嗑边和老支书说话，还边盯着我看。忙着的女人看到有人来了，赶忙放下手中的活，迎了过来，准备接我手里提着的一小袋大米。我正准备给她，老支书却说：“那是给杨军的，你急的干啥。”说着从我手里拿过大米，给了叫杨军的人。然后对杨军说：“这是咱们县上的干部，联咱们村，今天来看你，还给你带了东西，那么远的路，一路上我们两个轮换着才给你提进来，也不知道说声谢谢。”
　　杨军皮笑肉不笑地说：“让县上的干部费心了。”接过大米往地上一蹲，对老支书说：“我这几天病又犯了，能给我弄点药费吗？又没有钱买药了。”老支书生气地说：“上次救济都给你不少了，这才几天，怎么又要。再说了全村那么多的人，人人都像你这样，那还能成？自己的日子自己要想办法往前过，老靠别人怎么能行。”
　　我正准备问一些情况，老支书拿眼睛示意我不要说什么，我就没有再开口。老支书说：“我们走了，还要到别的户去看一下。”那个女人明显有些不高兴，但又笑着对老支书说：“到门上了都不进去喝口水，真是绕着走啊？”老支書说：“你们这韭菜沟能远死，进来一趟连个摩托车都不能骑，要靠这‘十一号’才能走进来。”那女人说：“那是你本事不行，别人都能把摩托车骑进来，看你胆小的。”老支书说：“你没有看到今天是领着县上的领导来的？才下了大雨，沟又有水，绕来绕去的，把县上的领导绊一下我能负得起那个责任吗？不给你说了，我们走了。”然后又回头对杨军说，“你抓紧把你那路修一修，都不嫌丢人。”
　　我们下了坡，老支书在前面走着，也没有说话，我只好跟着他走。一直走下沟，然后又从另一面向上爬去。我不明白这老支书还要走谁家去，不是说韭菜沟我只有一户吗？老支书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回过头对我说：“我们去找地方吃饭，这都跑了多半天，估计你早都饿了。”他这么一说，我还真有些饿了。
　　老支书走到一户门前停了下来，然后推开掩着的大门就进去了，边进去边对我说：“快进来，快进来。”同时，对着窑里说：“北平在家吗？让你媳妇给我们做点饭，把人都饿死了。”叫北平的人从窑里迎了出来说：“在哩，要吃啥，我这就让做去。”老支书说：“让她做点酸汤面，把你们那野韭花多放点，提味！”
　　说真的，我此时才感到又饿又累，进到窑里，老支书让我上炕，见我有些犹豫，他先脱掉鞋爬上了炕，我也脱了鞋爬上了炕，老支书说：“累了就躺下歇会儿。”谁知我半躺在身后的被子上就睡着了。等老支书把我叫醒时，饭早已摆在炕上了，只见炕中间铺了一块油布，上面放了一张木盘子，里面放了盐、辣子等调料。酸汤面是面白、汤红、菜绿，上面还有一些细碎的韭花。也许是真饿了，我一连吃了两大碗，觉得那酸汤面真是太香了。老支书问我：“怎么样，能吃惯吗？”我说：“真香。”老支书笑了，然后说：“这酸汤面放上荒土梁的野韭花，那可是绝配，吃过的没有不说香的。”
　　野韭花我知道，只是不知道这里的野韭花为什么会有这样独特的味道。老支书说：“咱们这荒土梁上别的什么都长的不行，唯独这野韭花到了秋季，远远望去，淡蓝色的花满山满沟都是，美极了。人们把野韭花采下，阴干能吃到第二年秋天。这可是纯天然的，你在城里是吃不到的。”
　　当晚我和老支书就住在韭菜沟的北平家，那一晚我睡得沉沉的。
　　二
　　夏天很快过去，秋天也就到来了。
　　可我最担心的是我联的那两户，到底怎么才能脱贫，说真的，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甚至我回到单位按要求写帮扶计划时，也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在单位待不住了，就又去了荒土梁。
　　到了村上，我给老支书打电话说：“我到村上了。”老支书说：“你不好好在单位待着，又跑来干啥，干山土岭的。”然后又说，“你在村部等我，我一会儿就过来了。”不一会儿老支书骑着他的摩托车来了。我给他说了我的担心和苦恼。老支书说：“你就想办法给王庆忠家把问题解决了就行，至于那杨军家你不用管了，当时镇上也没有安排好，给你分了两户，却不在一处，那么远，路也不好走。杨军家，我们村上看着是没有问题的。只是王庆忠这有些麻烦，你最好给他的儿子做做工作，找个工作，不但解决了老子和儿子的家庭矛盾，也能把那些欠账给还上。至于电的问题，比较麻烦，陈兵的工作不好做，我也做了多次，那娃就是不听，心里憋着一口气哩。”
　　我说：“陈兵和王庆忠两家有什么过节，怎么会这样？”老支书说：“都是些陈年旧账了。早些年，王庆忠和陈兵他爹可是好兄弟，两个人那叫个好，干啥都在一块儿。那时两个人也年轻，有力气，常一起搭伴外出干活。陈兵他爹叫陈麻子，可这陈麻子也不简单，什么活都挡不住手，农村人盖个房、修个大门楼什么的，都喜欢叫陈麻子，一方面陈麻子干的活精细，人也实在，最重要的是陈麻子这人心眼好，工钱也不高。而陈麻子到哪里干活都离不开老秃子。”然后笑笑继续说，“是王庆忠，我叫老秃子叫习惯了。”
　　“那些年两人走南闯北的很是红火，在方圆百里也都很有些名气，自然也都挣了不少钱，各自都娶了媳妇成了家，日子在荒土梁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再加上两家隔沟而住，关系也非常好。可是有一年，他俩外出包了一个大活，整整干了两个多月，活是干完了，工钱也结了一些，两人准备回家，因为两个月都没有回去了。主人家看着这两个人把自己家的活也干完了，只是工钱还差一半没有给，但也说好了，过几个月一定给。可能是心里也过意不去吧，知道这两个人要走了，就置办了一些好菜、好酒宽待两人，也算是答谢两人。而陈麻子和老秃子平时都喜欢喝两口，结果那天也都高兴，两人都喝的有些大。主人家就说：‘看你们俩也都喝多了，就不走了吧，明天再走。’可两人都回家心切，都说尽管放心，好着呢。然后陈麻子骑着摩托车带着老秃子就上路了。
　　谁知就真的出事了，两人把摩托车从一个沟里给骑下去了，好在沟不是太深，但紧挨着下边的那个沟更深。陈麻子和摩托车摔到了一边，摩托车报废了，好在陈麻子只是把头摔破了，可老秃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他被甩了出去，结果从上边的沟里飞了出去，落在下边更深的沟里了，黑天半夜的，陈麻子酒也醒了，爬起来却找不到老秃子，后来才听到老秃子在下面的沟里呻吟着，陈麻子满脸是血的跑到附近叫人，才把老秃子给弄上来，结果老秃子的一条腿就废了。送到医院住了几个月，结果就成了你那天见到的那样，瘸了。两人挣的钱都花得差不多了，老秃子家还欠了不少的债，老秃子再也干不成重活了。后来两家为了医药费的事闹翻了，这一翻脸就把仇结下了。两家人也不来往了，见面连话也不说了。陈麻子都去世好多年了，陈麻子的儿子陈兵仍然不理老秃子，两家人心里都有些怨气在那憋着，解不开。” 　　老支书最后说：“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这件事两个人都有过错，陈麻子是骑着摩托车，可两个人挣下的錢他一分都没有要，还拿出来好几万给老秃子，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可老秃子及家人还不满意，说什么人是跟着陈麻子出去的，结果成了这样，陈麻子得负责任，结果双方为这事还上了法庭，尽管最后法院做了调解，但就这样把仇结下了，也结深了，这眼看着还要结到下一代去了。陈麻子过世时，老秃子也没有去吊唁，两家人就这样互不来往，谁也不进谁家的门。
　　那年拉电，因为从那边拉近一些，而且沟那边有14户人，为此就选择从那边走线，然后再隔沟接过来，当时每户需要出3000元钱，老秃子的儿子刚考上大学，手里非常紧，拿不出钱，就说先不拉了，这样下来，沟那边的每户就多出了300元钱。现在他想拉，陈兵挡住了，不要他的钱，也不让他从他那里接电，事情就这样僵在了这。”
　　我说：“村上就没有协调过？”老支书说：“怎么没有，我都磨破嘴皮子了，陈兵也是个犟种，他放出话来，就是要让他知道求人的滋味，就是不让他从这里拉。老秃子也拉不下脸来说个软话，事情就这样拖着了。”说完老支书看看我。我明白他的意思，就对老支书说：“我明天就去王庆忠家，这次我一个人去。”老支书说：“那也行，你去了看情况，老秃子是个吃软不吃硬的货。”
　　三
　　这次到了王庆忠家，王庆忠正在院子里用席箕草扎扫帚，身边已扎成一把。见我来了就放下手里的活准备让我进窑里，我拉了一个小凳子在他身边坐了下来。我一看他扎的扫帚还不错，而且用的就是本地的席箕草。我说：“这种草我在咱们这边看到有许多，这扎成扫帚还真不错。”他笑笑说：“这种草咱们这荒土梁上多的是，长得又高又好。”又说，“我庄后面那条沟里全是，每年到秋天，那才好看呢！”
　　我说：“那你多扎些不就卖成钱了吗？”他说：“我每年只扎两把就够用了，多了也没处去。”我拿起他已经扎成的一把，试着扫了一下院子，很不错的。我记得在城里环卫工人也是用这种扫帚扫街道的，估计一年的用量也不少。我就对王庆忠说：“你一年能扎多少把？”他说：“我也没有试过，反正咱们这里这种草多的是，一年每家每户扎两把就够了，原来人们还用来打囤席、搓草绳、做房栈、编筐篓，现在也没有人做这些了。”
　　我说：“如果我给你联系买扫帚的人，你一年就专门扎这个怎么样？”他说：“那敢情好啊，你看我现在也干不成重活了，干这个也不用出门，待在家里就成，再说咱们荒土梁上这种草多的是。”我拿出手机给我在城管局的同学打电话，问他们一年要买多少这种扫帚，同学说他们一年要进500多把。我说：“如果我给你每年保证500把，而且价钱又优惠，怎么样？”同学说：“你怎么也做起生意了？”我说：“不是我做生意，是我帮扶的一个户他能加工你们需要的扫帚。”同学说：“改天让他带上几把来让我们看一下，如果能符合我们的要求那当然好了，一年下来还能省不少钱。”我说：“那就好，改天让他来找你。”我挂了电话，对王庆忠说：“我给你联系了，抽个时间把你扎的扫帚带上些到县上去，让人家看一下，如果能行，一年可以卖500把。”王庆忠一听高兴了，但又担心地说：“就怕别人看不上我做的。”我说：“你用心做，把每一把都扎得结实些，比你刚才扎得再大一些，肯定没有问题。”王庆忠又问我：“你说一年扎多少把？”我说：“500把。”他说：“席箕草咱们荒土梁是够用，就是不知道我一个人能不能扎那么多？”我说：“你放心，你扎不够了还有人呢！”他说：“还有谁？”我说：“这你就不用管了。”
　　王庆忠一听高兴了，拉我进屋，他老婆这一段时间身体好些了，他忙说：“快给我们弄两个菜，我今天要请县上的领导在家吃饭。”王庆忠的老婆也欢喜地说：“我这就去做！”王庆忠说：“今儿高兴，县上的领导给咱们联系成了一大笔生意，一年能收入不少呢！”我说：“八字还没有一撇呢！”他说：“这事我看有你就能成，你说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整天看着那些席箕草，还嫌那些草长得讨人烦，怎么就没有想到那草也能变成宝。”王庆忠的话渐渐多起来了，说起他的儿子，他就骂儿子不争气，上了四年大学，当初考上大学在荒土梁那可是风光，还在家里摆了两桌酒席，就想着毕业了有个好工作挣钱还账呢，谁知道那个不争气的，就那样回来了，没有找个工作，反倒待在家里让陈家的人看笑话，让村里的人看笑话，让他这老脸没地放。“这下还好了，不回来了，听说在城里的网吧干啥，自己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你说气人不气人？”那一晚我们俩聊了多半夜，最后我要了王庆忠儿子王天明的电话，答应找他儿子谈谈。
　　第二天我去了陈兵家，陈兵家里四口人，他母亲帮着看孙子，陈兵和媳妇除在家里干活外，也抽空出去打个工什么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陈兵一见我就说：“你是不是来和我说王家拉电的事？我可告诉你门都没有的。”我说：“我今天不说拉电的事，就是过来看看你们家的日子过得怎么样。”陈兵说：“你又不帮扶我们，看什么看？”我说：“虽然我不帮扶你们，但你们这个村还是我们单位联的村子，每一户我都有义务了解了解情况。”陈兵的母亲说：“这孩子怎么这样，来到家里的都是客，再说人家是县上的干部，能进咱们家里的门，那也是看得起咱们，咱们怎么能这样待人家。”
　　陈兵笑了，说：“我当你又是说拉电的事，气就不打一处来。对了我听说王家要脱贫，他就得首先解决电的问题，我看他能怎么解决。”我说：“总会有办法的，再说了我今天说了不是来说拉电的事的。”我转着看了看，了解了一些情况，要做通陈兵的工作，还不能心急。我正准备离开，陈兵的母亲硬要叫我留下来吃饭，我借机留了下来，想着顺便也多了解一些情况。
　　饭是陈兵母亲做的，仍然是酸汤面，仍然放了许多野韭花，不过现在已到秋天了，野韭花是刚从山里采来的，味道更鲜美。吃过饭陈兵说要和媳妇进趟城里，就只留下了我和陈兵的母亲及他们刚满一岁的孩子。我就从这野韭花聊到了他们和王家的关系上。陈兵的母亲说：“两个老东西好了半辈子，到了后来却弄成了这样，一个都死了，另一个也是半死不活的，还让两家连话都不说了，都是罪过。” 　　她又说：“其实出了车祸后老秃子也确实可怜，干不成重活了，人也瘸了，他们心里也不落忍，也想尽了办法，把那几年挣的钱都拿出来了，可是老秃子那人是一根筋，硬是听别人的话，告上法庭了，这不是让我们丢脸吗？有什么事不能坐下来好好说吗？再说我们那死鬼也由此心里憋着一口气，结果早早就把自己给憋进去了，我原本想，死鬼都死了，你老秃子来给烧张纸，那不就把这怨气慢慢都消了吗？谁知道他不但没有来，家里连狗大的个人都没有来，这不是给机会也不要吗？我倒没有啥，说不定哪一天就走了，可陈兵这孩子也犟，说人死为大，我们住得那么近，他们家连个人都没有过来，这明显是不想和我们和好吗？那我们干吗要和他们和好，谁离了谁也能过。”然后叹了口气说，“我知道你来也是为了拉电的事，可陈兵这孩子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我说：“凡事慢慢来，你有机会了给陈兵说说，冤家易解不易结，两家隔了一条沟，这荒土梁上就你们十几户人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总不能这样一直僵下去吧。”
　　四
　　几周后我回到县城，按照王庆忠给我的电话打通了王天明的电话，我说：“我们得见一面，得谈谈。”他说：“我现在正忙着，一定要见面吗？”我说：“一定，必须。”他说：“那好吧，六点以后你定个地方我来找你。”我说：“好！我定了地方后告诉你。”
　　我按时来到一家茶楼，快七点了，王天明才来。一进门就说：“叔，对不起，临时有点活儿来迟了。”我一看是一个文文弱弱的青年，个子有一米七五左右，不过人还挺精神。坐下之后，我就开门见山地说：“我找你就是想听听你的想法。”他说：“我知道你迟早要找我的，老支书前几天都给我打过电话了。”我说：“那你是怎么想的？总不能老这样让你父母放不下心，关系也一直僵持着吧。”
　　他说：“叔，其实你不知道，我上了四年学，家里花了不少钱，现在还欠着账，这我都知道，可我学的是专业课，回来考的不是专业课，却是基础课，和那些上二本、三本的一起考，还真考不过别人，考了一次，也就没有机会了，我本来想在家里待几天，心里也烦着，可我爸总是说我，我心里就更烦了，这不出来到县城里，在一家网吧先混一段时间。再说像我们刚毕业的大学生，什么工作经验都没有，找个工作也不容易，也得有个过程，你看我们一起回来的，许多人都和我一样，也都没有找到工作，我听说还有回来三四年的都没有找到工作。”
　　我說：“我不想给你讲什么大道理，其实你都懂。只是你的一些想法得好好和家人沟通，你整天待在家里，你父母压力也大，他们要承受来自村子周围人的压力，更要承受来自陈兵家的压力，你不找工作，让他们在乡亲们面前没有面子，你也得体谅他们。”王天明沉默了一会儿说：“其实，你们都不知道，我准备和一个同学开一个网店，我先给他帮一段忙，也在网吧当一段网管，给自己赚些生活费，完了我再找机会，工作肯定要找的，不然我怎么还欠别人的钱。”
　　后来我又去过王庆忠家，也去过陈兵家，可进展总是不大。陈兵也是有时在，有时不在，我把话往拉电的方面一提，他就打断了，倒是陈兵的母亲通过几次的来来往往，变熟悉了。转眼快到年底了，王庆忠给我打电话说扫帚的事，我让他拿上扎好的十把扫帚在村部等我，我在单位叫一辆车，去村部拉上他，知道他腿不方便。见到我的同学，他看了看王庆忠扎的那几把扫帚说这比他们平时买的看起来要大一些，也结实一些，只是不知道用起来怎么样。最后他说：“你们先回去，这十把扫帚留下，我让环卫工人用上一段，听一听他们的意见，如果好的话咱们就签合同。”王庆忠听了一脸的无奈，我说：“行，等你的电话。”
　　出了城管局的大门，王庆忠对我说：“是不是这事不行？”我说：“他不是说要让环卫工人用一段时间吗？只要你扎得结实耐用就没有问题。”王庆忠说：“我心里怎么七上八下的。”我说：“不用你管，咱们吃饭去，在你家吃了不少的饭，今儿我请你。”他有些不好意思，说：“这事让你费心了，我都没有请你，怎么好意思让你请我。”我说：“咱们还谁跟谁，今儿到城里了就听我的。”然后我点了几个菜，把王天明也给叫来了。王庆忠和王天明也是这几个月来第一次坐在一起，当王天明听了我的想法和做法后，也很高兴。随后我对王庆忠说：“等有了消息就让王天明替你去办合同的事，你回去后，抓紧时间扎你的扫帚。”王庆忠说：“也不知道这事还能不能成。”我说：“成不成你都得好好扎。”然后借机说我有事，让王天明送他父亲回去。
　　又过了几周，我的同学打来电话说：“那扫帚真不错，环卫工人说比他们以前用的结实多了，也耐用，咱们这里长的席箕草茎秆细，扎成的扫帚柔软一些，但清扫过后地面比较干净，他们都很满意，这样吧，你让他这几天来局里，把合同一签，明年我们从他这买了。”我第一时间把这消息告诉了王庆忠，他听了也很高兴，问他什么时候去县城，我说：“你就不用来了，你儿子不是在城里吗？我让他和我一起去签合同。”结果一切都顺利，签了500把扫帚。当王庆忠知道一下签了500把时，他又担心不能按时完成，我说：“你不用愁，你先抓紧时间扎着，明年五月份才交货呢！”
　　五
　　转眼年过完了，到了3月份，我又一次去了王庆忠家。我一看，他一个冬天扎了不到200把，离交货的时间还有两个月，王庆忠有些着急，我说：“你急什么，这样吧，剩下的300把分给陈兵家和杨平平家各150把，这样不就完成了吗？”王庆忠说：“凭啥给他们？”我说：“你想想，如果不给他们，你完不成，不但拿不到钱，还要给人家赔损失。再说只有大家一起做，才能做得更大。”他说：“如果他们都做了，将来我就没有生意了。我说合同是以你的名义签的，他们扎好了交给你，你怕什么？再说了你不是也想拉电吗？还不给别人让一点？荒土梁上就你们十几户家人。”王庆忠不再说话了。
　　我去了陈兵和杨平平家，给他们说每家各扎150把扫帚，一定赶在五月初扎成，然后交给王庆忠，而且有报酬。他们两家都非常高兴，只是陈兵不在家，我给他母亲说：“让陈兵一回来就给我打个电话。”陈兵母亲千恩万谢地说：“一定，一定。你可真是我们的大恩人。”我说：“你们的大恩人不是我，我只是个牵线的，真正的大恩人是王庆忠，他和别人签了合同，却想着你们，优先给你们各分了150把，其他的户他还没有给。” 　　我跟老支书说了情况，还说想把陈兵和王庆忠两人约到一块说道说道。老支书说：“这样也行，这也是个机会。”我问：“你看放在谁家里合适些？”老支书说：“这两家谁家都不行，因为这么多年了，两家互不来往，根本约不到一块来。”最后我说：“那就放到杨平平家里怎么样？”老支书有些为难。我说：“只让杨平平家里简单的准备几样菜就行。”老支书说：“这个我给说。”我说：“到时候你也一起来。”老支书说：“我来了怕这事不好说，就不来了。”我说：“你一定要来。”
　　几天后的一天晚上，我、老支书、陈兵、王庆忠和杨平平我们几个人坐到了一起，刚开始陈兵和王庆忠还有些别扭。我说：“今天请大家聚到一起，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和好如初。心里有什么委屈，只管说出来，今天老支书和我都在，我们尽力帮你们解决。”沉默了片刻，大家开始你一言我一语，从他家如何做得不好到进行自我检讨，憋在心里的疙瘩慢慢解开，对彼此的抱怨也慢慢减少。
　　再见到陈兵，我还没有开口，他就说：“叔，电我让拉，我听你的话，不再挡了。”我说：“你说话得算话。”他说：“叔，就凭你那天说的那些话，我再不听也说不过去了，再说我娘也把我骂了一顿。我娘说得对，你都是為我们好，我们再不能这样了。”过了几天，通过联系电力局，很快给王庆忠通上了电，也算了却我一件心事。
　　一天我在县城正准备去开会，接到了王庆忠打来的电话，他高兴地说：“你忙不忙？”我说：“正准备开会呢，有事快说。”他说：“我给你报告两个好消息，第一个是我那冤家儿子把工作找到了，说是通过网络被招聘到一个公司了，这还得感谢你啊。”我忙说：“只要王天明找到工作，你就不用愁了，这真是一个好消息。那第二个好消息呢？”王庆忠说：“这第二件是那500把扫帚的钱打来了。你什么时候到村里来，我一定要请你到家里来吃饭，表达表达我的心意。”我说：“好！”
　　转眼又到了秋天。老支书打来电话说，王天明去了省城之后，就介绍陈兵的媳妇巧珍到他的网店工作了，现在不但卖荒土梁的农副产品，还卖他们这儿的野韭花、中药材，生意还不错，下一步还准备把他们那的扫帚也通过网店销出去。现在老秃子把扫帚生意也做大了，目前一年至少可以扎两千把以上，都卖到周边县区去了。听了这些，我的心里放心了许多。我问：“韭菜沟的杨军呢？”老支书说：“老秃子叫来帮忙种席箕草，负责收集各家各户扎成的扫帚，人也勤快了许多，现在沟沟岔岔都种上了席箕草。”老支书又说，“席箕草这东西肯活，繁殖得又快，沟洼、路边只要栽上几棵，几年就到处都是。你什么时候来一次，再看一看就知道了。”我说：“我一定来。”
　　又过了几天，我接到了王庆忠的电话，他说：“咱们荒土梁的野韭花开了，一片接一片的，蓝盈盈的可好看了。今年的席箕草也长得可茂盛了，比人都高，你快来看看。”我答应着。是的，该去荒土梁看看了，因为荒土梁上那么多的花儿都开了。
　　作者简介：田治江，笔名碧芥，庆阳市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庆城县作协主席，《现代物流报》特约评论员。1989年开始在报刊发表诗歌、散文、杂文800多篇（首），曾出版诗文集《含盐而行》，散文、随笔集《岁月在左心灵在右》《炊烟里的故乡》《亲历与跋涉》和诗歌集《透明的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