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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圈养动物的时间几乎与人类历史一样长。但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动物园仍然是个世界性课题
2016年7月发生在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的老虎伤人事件，将动物园的管理问题再次推到聚光灯下。于动物园的讨论中，最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动物福利和人的安全。一些民众和组织认为，动物园容易带来安全威胁，同时，圈养动物也是对动物的一种不尊重，因此“应该关闭动物园”。
某城市动物园的管理人员谈到动物伤人事件时非常谨慎，他不想评价同行的对错，理由是“我们这个圈子很小”。
西宁野生动物园副园长齐新章是微博上为数不多以动物园园长身份认证的博主。他的微博上长期置顶一篇他在果壳网发表的文章。对于抵制动物园的声音，齐新章认为：“很多动物园没能发挥好自己的职能，造成了公众对动物园的误解。”他认为动物园在做好动物福利和野生动物保护的基础上，应尽量满足消费者的观赏和学习需求，不宜取缔。
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游客与白虎合影留念图/本刊记者大食
在2012年中国动物园协会会员代表大会上，协会订立了《中国动物园道德规范和动物福利公约》。齐新章觉得，整体上国内动物园对于动物福利的认知水平较高，比较一致，但是做得好的不多。一种是国家资金大力扶持的国有动物园，一种是经营得好的私营动物园。前者有钱有人，后者有钱有心。
是不是目前最大的困境是资金不足，有心无力？齐新章摇头：“相比有心无力的，更多是无心的。”
按国务院规定，城市动物园属国家建设部主管，而野生动物园属国家林业局管理，两者互不相属。两头管理的模式，加上缺少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管理体系，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管理的盲区。
1993年9月，全国第一家“野生动物园”在深圳开园，各地掀起了开设野生动物园的热潮。虽然国家林业局早在1996年就针对这一势头发布了《关于加强野生动物园建设管理的通知》，要求加强审批和整顿，十余年间，我国大型野生动物园依然超过了30个，这一数字是日本的六倍、美国的三倍。
而2015年的资料显示，目前国内具一定规模的动物园不下三百家。中国除香港、台湾地区外，尚无一所动物园获得加入全球区域性动物园协会的资格认可。
以经济效益为先的经营理念，使得公园展区违规外包、动物表演等现象逐渐蔓延，带来安全问题之余，又使得动物福利无法得到保障。一些动物园则竞相引进国外的“奇珍异兽”，而忽视国内的本土物种保育，缺乏统一种群管理规划，令种群处于逐渐衰老消亡的状态。因缺乏成熟的规划思路，一些城市出现海洋馆和野生动物园重复建设的情况，造成了野生动物资源的浪费，又使得园内野生动物的笼舍环境进一步恶化。
“国内动物园缺乏动物福利保护的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世界动物保护协会中国区高级科学顾问孙全辉认为，国内动物园整体状况不容乐观。
2010年，住建部曾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动物园管理的意见》，并在当年的专项检查中，把动物园规划、建设、管理情况纳入国家园林城市考核和复查内容中。但是更加具体的建设评审标准、总体规划设计等等法律规范，至今仍未出台。
齐新章告诉记者，业界没有可以监督或者处罚不合格动物园的行规，“因为要制定严格的动物福利标准并强制实施的话，很多国有事业单位动物园都不够水平。这些地方往往又是财政并不富裕的县城和小城市。”
一位受访的动物园管理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动物园与动物园的交流多数是饲养层面的。除了技术交流之外，就是动物的交换。”
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内多次发生动物伤人事件，却依然经营至今，某种程度折射出行业监管的乏力。
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所长时坤则持相对乐观的态度。他认为，中国野生动物园的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目前国内动物园出现的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曲折”。“一些问题是存在的，但是任何国家都有可能遇到。”
齐新章觉得归根到底，依然要回归到经济水平上，“目前动物园行业的状况，基本还是与国家的经济水平相一致的，不是一个很简单就能解决的问题。”
经济水平首先影响着动物园可以利用的物质条件。西宁野生动物园官网资料显示，搬迁前，动物园仅占地50亩。2008年搬迁到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园后，占地面积扩大到18000亩，核心区5000亩，动物驯化饲养区1500亩。
空间的扩大对于老虎、大象等需要大量活动空间的动物影响最大。如今扩大了园区面积，猛兽区采取散养模式，饲养员刘莉觉得动物福利已经改善了许多。
齐新章形容西宁野生动物园是“起点低、基础差”，但是依然能够不时亮出一些新增的丰容设施。2016年7月底，园内一个由沙石堆改造而来的雁鸭区，孵化出几十只雁鸭。
刘莉觉得对于动物而言，“在动物园里面，要比在野外要享福。”对于野外救助回来的动物，她认为动物的排斥是源于陌生感，而非因为被观赏。而丰容，正是为了减少排斥感。“我们为什么要做动物丰容？是希望动物它从心底里面觉得也还可以，不会觉得不愿意。”
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的饲养员、驯l兽师与狮子合影图体刊记者大食
“动物福利”被纳入到绩效考核项目当中。饲养员需要每月参考动物丰容项目库，制定下月的动物丰容执行表。如果新增丰容项目，饲养员能够按照项目的规模得到一定的绩效加分。某种程度上，动物的命运和饲养员的素质紧紧绑在了一起。
近代以来，中国动物园的功能发生过几次变化。北京动物园的前身“万牲园”始建于1906年，原本供慈禧、光绪和王亲大臣们赏玩。包括动物园在内的清末农事试验场，先后成为农事实验场、国立北平天然博物院、园艺试验场、北平市农林实验所，被称为“博览园”。
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动物园被局部恢复。1955年开始，着手进行珍稀动物饲养繁殖的科研工作。在1960到1980年代，以北京动物园为基础，成立了不同的学术组织或研究所，推动濒危动物的饲养、繁育和种群保护。
在北京动物园担负起科研任务的同时，中央政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各大城市建设大型公园，特别辟出了饲养和展示野生动物的地方，甚至建设了单独的动物园，但主要供市民观赏，而非科学机构下属的研究场所。截至1983年底，全国各地相继建成动物园或具有一定规模动物展区的综合性公园共计135处。
到了1990年代建设野生动物园的热潮兴起时，国内动物园的功用基本变成了供市民娱乐观赏。动物园本应承担的保育和科研功能。
1993年，在深圳野生动物园成立时，世界动物园组织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保存委员会联合制定了纲领性的“世界动物园保护策略”，强调世界动物园和水族馆在全球物种保护中的作用。
时坤表示，对于一些无法在原地保存下来的物种，动物园提供了在异地保育的机会。“动物园能够通过迁地保护，让种群得到进一步的繁育和恢复，对未来可能释放野外建立了很好的基础。在保持动物的基因的同时，也把野生动物原有的特点和习性行为都保存下来，让它未来在野外还能重新生存。”
西方也经历过动物园从以科研功能为主向大众娱乐功能发展的阶段。与北京动物园相近，英国伦敦动物学会在1828年建成了第一座以科学研究为目的动物园，即今天的伦敦动物园。起初，园中动物仅供研究用，直到1847年才开始逐步向公众开放。
1907年，哈根贝克建立了全景式展示的动物园，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与中国不同的是，刺激了新一轮动物园建设的同时，哈根贝克所开创的动物隔障方式，既体现了科研的严谨性，也为日后科学界相关的展示设计奠定了基础。
时坤认为要解决目前国内一些动物园内存在的问题，最主要是突破传统的经营理念。“以往就是注重经济效益，尽量让更多人到动物园来，这样反而失去动物园的特色。”
孙全辉表示，先进的现代动物园应当选择性地饲养无法放归野外的物种，并把动物福利和自然保护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国外的野生动物园，很多选择建在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动物就生活在大自然之中，游客是在动物的栖息地欣赏野生动物的自然之美。而国内的野生动物园只是模仿了国外野生动物园的形式，从世界各地购买了很多野生动物，饲养在完全不同的人工环境中供游客欣赏。”
但即使是濒危物种野外保护，世界动物保护协会也建议，只有对于极度濒危且必须依赖人工辅助繁殖的少数物种，才使用由动物园饲养的手段，进行保育、野外适应性训练和人工繁殖。不应仅出于教育的目的饲养非濒危物种，而应使用创新的现代科技寻找代替方式。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防止野生动物濒危，才是保护野生动物最有效的手段。
人们对动物园功能的理解错位，让动物园在动物保护意识逐渐普及时，迎来了新的打量。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被观赏的动物，和观赏动物的自己。动物园到底是对动物的保护，还是对动物的禁锢？而这样的审视又会带来新的迷思，人类应该立足于怎样的立场，关怀其他生灵？
自近代动物权利运动兴起以来，在动物保护的议题上，针对动物有无意识、动物的法律地位和道德地位、不同种类的动物是否应该区别对待等等争论点，一直存在多种立场和倾向。齐新章倾向于支持以人类为中心，利用动物的同时尽可能提高动物福利。
“善良需要理性的支撑，而理性很多时候要求我们不得不正视我们自己的自私和残忍。”齐新章在自己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在齐新章看来，如果将生命描述成相互平等，将会面临能否利用的问题。用“和谐”来描述人与动物的关系更加贴切：“本质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和谐。”
他不认为关怀动物是一种高尚，在他看来，这种高尚感的产生只是因为能更好地维护人类的利益。“就如同人类觉得糖甜一样，并不是说糖本身是甜的，而是因为这种碳水化合物高能量，对人类有好处，所以用甜这种口感来强化，让人主动去取食。”
这样的描述，令人想起他的微博简介的括弧里写着“科普工作者都是浪漫杀手和奇迹终结者”。
“任何物种本质上都是利己的。”齐新章认为从人类的角度看，一切都是资源。“只要人类存在一天，那么在人类的主观意识上，其他所有东西都是为人类服务的。”
以人类“族群的延续”作为动物保护的伦理支撑，齐新章看重动物园对动物物种保护、延续的作用和对游客的科普作用。“动物园有两大宗旨，一个是以保护野生动物为基础的生态保护;一个是以号召更多人参与生态保护为目的的保护教育。”他引用了珍妮·古道尔的话：“惟有了解，才会关心;惟有关心，才会行动;惟有行动，生命才有希望。”
广州动物园，一位游客带着女儿亲近鹦鹉图/宋金峪
刘莉未来会跟小孩讲述自己如何和动物做朋友。“动物保护方面，肯定也要跟他多说多讲一些，因为这方面可能我们要比其他的家长了解到体会到更多。”
对于动物园里的动物，齐新章一方面认为“自由并不是最重要的”，强调动物园在保护动物上的作用，一方面又肯定它们的奉献精神。“对于这些牺牲个体自由来发挥保护教育职能、保护生态环境的野生动物，应当尊重，并给予必要的福利。”
时坤认为国内的动物园一直在努力，情况在好转，学界和业界也保持着联系和交流。时坤所在的北京林业大学就与济南跑马岭野生动物园合作，共同开展了雪豹行为学的研究。
齐新章遥想，在未来的某一天，动物园终究会退出历史舞台，或者以另一种面目重新出现在人类世界。“当野生动物在野外生活得很好，那么它们就不需要动物园的保护和保护教育了。社会经济水平够高，公众可以随意地通过深入自然或者全息影像来满足观赏的需求，也就不需要动物园这个行业了。”
按照齐新章的评估，西宁野生动物园短期内能够得到大量资金支持的可能性不太高，但他仍对动物园的发展充满信心，希望动物园能够做到小而精，“成为一个良心动物园”。
时坤同样对中国动物园的发展保持乐观的态度，“一些大的动物园已经有了一些好的进步和发展，相信未来一定会有一些理念和功能很好的动物园，会成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一种不可忽略的力量。”
（本文在写作时参考了以下文献：张恩权《动物园的发展历史》，康兴梁《动物园规划设计》，魏婉红《我国野生动物园的发展定位思考》，康玉花、卢伟《野生动物园的功能定位及其发展对策初探》，世界动物保护协会《野生动物收容机构（动物园）政策》）
动物园发展中的“必然曲折”
2016年7月发生在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的老虎伤人事件，将动物园的管理问题再次推到聚光灯下。于动物园的讨论中，最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动物福利和人的安全。一些民众和组织认为，动物园容易带来安全威胁，同时，圈养动物也是对动物的一种不尊重，因此“应该关闭动物园”。
某城市动物园的管理人员谈到动物伤人事件时非常谨慎，他不想评价同行的对错，理由是“我们这个圈子很小”。
西宁野生动物园副园长齐新章是微博上为数不多以动物园园长身份认证的博主。他的微博上长期置顶一篇他在果壳网发表的文章。对于抵制动物园的声音，齐新章认为：“很多动物园没能发挥好自己的职能，造成了公众对动物园的误解。”他认为动物园在做好动物福利和野生动物保护的基础上，应尽量满足消费者的观赏和学习需求，不宜取缔。
在2012年中国动物园协会会员代表大会上，协会订立了《中国动物园道德规范和动物福利公约》。齐新章觉得，整体上国内动物园对于动物福利的认知水平较高，比较一致，但是做得好的不多。一种是国家资金大力扶持的国有动物园，一种是经营得好的私营动物园。前者有钱有人，后者有钱有心。
是不是目前最大的困境是资金不足，有心无力？齐新章摇头：“相比有心无力的，更多是无心的。”
按国务院规定，城市动物园属国家建设部主管，而野生动物园属国家林业局管理，两者互不相属。两头管理的模式，加上缺少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管理体系，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管理的盲区。
1993年9月，全国第一家“野生动物园”在深圳开园，各地掀起了开设野生动物园的热潮。虽然国家林业局早在1996年就针对这一势头发布了《关于加强野生动物园建设管理的通知》，要求加强审批和整顿，十余年间，我国大型野生动物园依然超过了30个，这一数字是日本的六倍、美国的三倍。
而2015年的资料显示，目前国内具一定规模的动物园不下三百家。中国除香港、台湾地区外，尚无一所动物园获得加入全球区域性动物园协会的资格认可。
以经济效益为先的经营理念，使得公园展区违规外包、动物表演等现象逐渐蔓延，带来安全问题之余，又使得动物福利无法得到保障。一些动物园则竞相引进国外的“奇珍异兽”，而忽视国内的本土物种保育，缺乏统一种群管理规划，令种群处于逐渐衰老消亡的状态。因缺乏成熟的规划思路，一些城市出现海洋馆和野生动物园重复建设的情况，造成了野生动物资源的浪费，又使得园内野生动物的笼舍环境进一步恶化。
“国内动物园缺乏动物福利保护的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世界动物保护协会中国区高级科学顾问孙全辉认为，国内动物园整体状况不容乐观。
2010年，住建部曾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动物园管理的意见》，并在当年的专项检查中，把动物园规划、建设、管理情况纳入国家园林城市考核和复查内容中。但是更加具体的建设评审标准、总体规划设计等等法律规范，至今仍未出台。
齐新章告诉记者，业界没有可以监督或者处罚不合格动物园的行规，“因为要制定严格的动物福利标准并强制实施的话，很多国有事业单位动物园都不够水平。这些地方往往又是财政并不富裕的县城和小城市。”
一位受访的动物园管理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动物园与动物园的交流多数是饲养层面的。除了技术交流之外，就是动物的交换。”
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内多次发生动物伤人事件，却依然经营至今，某种程度折射出行业监管的乏力。
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所长时坤则持相对乐观的态度。他认为，中国野生动物园的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目前国内动物园出现的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曲折”。“一些问题是存在的，但是任何国家都有可能遇到。”
齐新章觉得归根到底，依然要回归到经济水平上，“目前动物园行业的状况，基本还是与国家的经济水平相一致的，不是一个很简单就能解决的问题。”
经济水平首先影响着动物园可以利用的物质条件。西宁野生动物园官网资料显示，搬迁前，动物园仅占地50亩。2008年搬迁到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园后，占地面积扩大到18000亩，核心区5000亩，动物驯化饲养区1500亩。
空间的扩大对于老虎、大象等需要大量活动空间的动物影响最大。如今扩大了园区面积，猛兽区采取散养模式，饲养员刘莉觉得动物福利已经改善了许多。
齐新章形容西宁野生动物园是“起点低、基础差”，但是依然能够不时亮出一些新增的丰容设施。2016年7月底，园内一个由沙石堆改造而来的雁鸭区，孵化出几十只雁鸭。
刘莉觉得对于动物而言，“在动物园里面，要比在野外要享福。”对于野外救助回来的动物，她认为动物的排斥是源于陌生感，而非因为被观赏。而丰容，正是为了减少排斥感。“我们为什么要做动物丰容？是希望动物它从心底里面觉得也还可以，不会觉得不愿意。”
“动物福利”被纳入到绩效考核项目当中。饲养员需要每月参考动物丰容项目库，制定下月的动物丰容执行表。如果新增丰容项目，饲养员能够按照项目的规模得到一定的绩效加分。某种程度上，动物的命运和饲养员的素质紧紧绑在了一起。
关怀动物高尚吗
近代以来，中国动物园的功能发生过几次变化。北京动物园的前身“万牲园”始建于1906年，原本供慈禧、光绪和王亲大臣们赏玩。包括动物园在内的清末农事试验场，先后成为农事实验场、国立北平天然博物院、园艺试验场、北平市农林实验所，被称为“博览园”。
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动物园被局部恢复。1955年开始，着手进行珍稀动物饲养繁殖的科研工作。在1960到1980年代，以北京动物园为基础，成立了不同的学术组织或研究所，推动濒危动物的饲养、繁育和种群保护。
在北京动物园担负起科研任务的同时，中央政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各大城市建设大型公园，特别辟出了饲养和展示野生动物的地方，甚至建设了单独的动物园，但主要供市民观赏，而非科学机构下属的研究场所。截至1983年底，全国各地相继建成动物园或具有一定规模动物展区的综合性公园共计135处。
到了1990年代建设野生动物园的热潮兴起时，国内动物园的功用基本变成了供市民娱乐观赏。动物园本应承担的保育和科研功能。
1993年，在深圳野生动物园成立时，世界动物园组织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保存委员会联合制定了纲领性的“世界动物园保护策略”，强调世界动物园和水族馆在全球物种保护中的作用。
时坤表示，对于一些无法在原地保存下来的物种，动物园提供了在异地保育的机会。“动物园能够通过迁地保护，让种群得到进一步的繁育和恢复，对未来可能释放野外建立了很好的基础。在保持动物的基因的同时，也把野生动物原有的特点和习性行为都保存下来，让它未来在野外还能重新生存。”
西方也经历过动物园从以科研功能为主向大众娱乐功能发展的阶段。与北京动物园相近，英国伦敦动物学会在1828年建成了第一座以科学研究为目的动物园，即今天的伦敦动物园。起初，园中动物仅供研究用，直到1847年才开始逐步向公众开放。
1907年，哈根贝克建立了全景式展示的动物园，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与中国不同的是，刺激了新一轮动物园建设的同时，哈根贝克所开创的动物隔障方式，既体现了科研的严谨性，也为日后科学界相关的展示设计奠定了基础。
时坤认为要解决目前国内一些动物园内存在的问题，最主要是突破传统的经营理念。“以往就是注重经济效益，尽量让更多人到动物园来，这样反而失去动物园的特色。”
孙全辉表示，先进的现代动物园应当选择性地饲养无法放归野外的物种，并把动物福利和自然保护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国外的野生动物园，很多选择建在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动物就生活在大自然之中，游客是在动物的栖息地欣赏野生动物的自然之美。而国内的野生动物园只是模仿了国外野生动物园的形式，从世界各地购买了很多野生动物，饲养在完全不同的人工环境中供游客欣赏。”
但即使是濒危物种野外保护，世界动物保护协会也建议，只有对于极度濒危且必须依赖人工辅助繁殖的少数物种，才使用由动物园饲养的手段，进行保育、野外适应性训练和人工繁殖。不应仅出于教育的目的饲养非濒危物种，而应使用创新的现代科技寻找代替方式。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防止野生动物濒危，才是保护野生动物最有效的手段。
人们对动物园功能的理解错位，让动物园在动物保护意识逐渐普及时，迎来了新的打量。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被观赏的动物，和观赏动物的自己。动物园到底是对动物的保护，还是对动物的禁锢？而这样的审视又会带来新的迷思，人类应该立足于怎样的立场，关怀其他生灵？
自近代动物权利运动兴起以来，在动物保护的议题上，针对动物有无意识、动物的法律地位和道德地位、不同种类的动物是否应该区别对待等等争论点，一直存在多种立场和倾向。齐新章倾向于支持以人类为中心，利用动物的同时尽可能提高动物福利。
“善良需要理性的支撑，而理性很多时候要求我们不得不正视我们自己的自私和残忍。”齐新章在自己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在齐新章看来，如果将生命描述成相互平等，将会面临能否利用的问题。用“和谐”来描述人与动物的关系更加贴切：“本质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和谐。”
他不认为关怀动物是一种高尚，在他看来，这种高尚感的产生只是因为能更好地维护人类的利益。“就如同人类觉得糖甜一样，并不是说糖本身是甜的，而是因为这种碳水化合物高能量，对人类有好处，所以用甜这种口感来强化，让人主动去取食。”
这样的描述，令人想起他的微博简介的括弧里写着“科普工作者都是浪漫杀手和奇迹终结者”。
“任何物种本质上都是利己的。”齐新章认为从人类的角度看，一切都是资源。“只要人类存在一天，那么在人类的主观意识上，其他所有东西都是为人类服务的。”
以人类“族群的延续”作为动物保护的伦理支撑，齐新章看重动物园对动物物种保护、延续的作用和对游客的科普作用。“动物园有两大宗旨，一个是以保护野生动物为基础的生态保护;一个是以号召更多人参与生态保护为目的的保护教育。”他引用了珍妮·古道尔的话：“惟有了解，才会关心;惟有关心，才会行动;惟有行动，生命才有希望。”
刘莉未来会跟小孩讲述自己如何和动物做朋友。“动物保护方面，肯定也要跟他多说多讲一些，因为这方面可能我们要比其他的家长了解到体会到更多。”
对于动物园里的动物，齐新章一方面认为“自由并不是最重要的”，强调动物园在保护动物上的作用，一方面又肯定它们的奉献精神。“对于这些牺牲个体自由来发挥保护教育职能、保护生态环境的野生动物，应当尊重，并给予必要的福利。”
时坤认为国内的动物园一直在努力，情况在好转，学界和业界也保持着联系和交流。时坤所在的北京林业大学就与济南跑马岭野生动物园合作，共同开展了雪豹行为学的研究。
齐新章遥想，在未来的某一天，动物园终究会退出历史舞台，或者以另一种面目重新出现在人类世界。“当野生动物在野外生活得很好，那么它们就不需要动物园的保护和保护教育了。社会经济水平够高，公众可以随意地通过深入自然或者全息影像来满足观赏的需求，也就不需要动物园这个行业了。”
按照齐新章的评估，西宁野生动物园短期内能够得到大量资金支持的可能性不太高，但他仍对动物园的发展充满信心，希望动物园能够做到小而精，“成为一个良心动物园”。
时坤同样对中国动物园的发展保持乐观的态度，“一些大的动物园已经有了一些好的进步和发展，相信未来一定会有一些理念和功能很好的动物园，会成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一种不可忽略的力量。”
（本文在写作时参考了以下文献：张恩权《动物园的发展历史》，康兴梁《动物园规划设计》，魏婉红《我国野生动物园的发展定位思考》，康玉花、卢伟《野生动物园的功能定位及其发展对策初探》，世界动物保护协会《野生动物收容机构（动物园）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