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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东菏泽一中学被曝光不让成绩差的学生参加中考，直接“分流”到中等职业学校。随后，山东省教育厅公开回应，已严肃查处，严禁剥夺学生参加中考的权利。
事实上，近年来这种现象屡禁不止。菏泽2015年就被媒体曝光多地中考生被强制“分流”。“分流”变“分层”，这是近年来职业学校招生的尴尬，职业学校成为学生无奈的选择。在中等职业学校，这种现象更加普遍。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
对于职业教育来说，这是一个利好消息。但高职扩招能给中等职业学校带来什么？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困境能否化解？
业内并不乐观。“现在中职规模滑坡比较严重。”在近日召开的中国教育科学论坛上，吉林省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于志晶表示。
3月1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2019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通知》（下称通知），要求坚持职普比例大体相当，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
通知要求各地调整优化高中阶段教育结构，推进高中阶段职普协调发展。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例不协调的地区，要采取强有力措施予以调整。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要把推进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重点放在中等职业教育，把高中阶段教育招生的增量主要用于发展中等职业教育。
事实上，职普比例“大体相当”一直是我国高中阶段教育的基本政策。但于志晶发现，2012年以来，中职的规模在持续减少，具体表现为中职学校在校学生规模减少及校均规模减少。
于志晶对中职滑落的原因进行了梳理，发现人口、政策、市场等因素都影响着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他认为，适龄人口递减和高等教育发展对普通高中形成刚性需求，两者叠加，是造成中职学校生源减少的客观因素。
另外，对于职普比例“大体相当”的要求，很多地方出现了“政策空置”。2011年，于志晶根据各地出台的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进行统计，发现全国31个省份，有19个省份确定了未来中高职发展规模指标，其中11个省份确定到2020年中职规模比2009年有所增加，8个省份有所减少，12个省份没有明确规模指标。
“这种地方‘政策空置’状态从省延续到市以及县，层层空置的结果对普职比例的失衡产生了放水效应，一些地方的职普比例一降再降，这是造成中职规模持续减少的政策性因素。”于志晶说。
据统计，目前我国中职毕业生升入高职的比例为35%，进本科的比例是5%，升学通道不畅一直是中职学校的苦恼。
“虽然说中职进入高职有一部分通道，但是往上走很困难，事实上仍然是‘断头教育’。”于志晶说。
他认为，这是造成大家不认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进入普通高中能够比进入中职学校有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所以在选择上，学生和家长更倾向于前者。
而部分职业学校人才培养质量不突出，办学特色不鲜明，更让学生和家长用脚投票，摒弃低质量的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不能成为断头教育。”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李洪兵说，“人是往上走的，草根不能永远是草根，要打破阶层固化，迭代升级，职业教育如果是断头教育就没有出路。”
于志晶认为，目前我国的上位教育改革和标准建设滞后，最突出的问题是本科层次的学位制度和标准是缺位的。比如，现在有专业硕士学位，但在本科层次，没有专业学位，只有学术学位。“想把中职到高职、本科，到上位教育打通，专业学位的缺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如何化解困境，一些地方的中职学校已经开始探索。
《民生周刊》记者注意到，今年中职学校不仅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还招收往届初高中毕业未升学学生、城乡劳动者、退役军人、退役运动员、下岗职工、返乡农民工等，全日制与非全日制教育并举。
生源的多样化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适龄人口减少的问题，但中职教育要稳定发展还需要多措并举。
于志晶建议，建立具有职教特点的本科、专科专业学位制度，让中职毕业生升学更通畅。另外，中职学校要实现课程多样化，教育形式多样化，改变入学模式、毕业模式，变成终身化教育，并通过产教融合的方式来提高就业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
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校长段福生认为，中职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地方教育，要办区域离不了的职业教育。“要把中职办出特色、水平和成绩，不在解决区域痛处下功夫，我们依然没有吸引力。”
他提出产教融合、城教融合双轮驱动。中职学校对接行业的前沿标准，培养急需人才。同时紧扣区域发展、区域调整产业结构，学校立即把不适应的老专业进行有效调整，把新专业用职业教育的平台进行集成，服务于产业和企业。
比如，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与电商共建了产教融合学院，携手开展农村电商培训，綁缚15个昌平农业合作社，开展特色农副产品销售，昌平区农委、商委与学校师生共同参与三级商业数据平台建设与维护，服务昌平农村电商与学校的人才培养相融合。
“必须理解区域的布局和诉求，所以办好职业教育要有全局观念。”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副所长马延伟指出。
马延伟强调，职业学校是国家政策的贯彻落实者，也是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主体，办学者心中的主体意识不能丢。
事实上，近年来这种现象屡禁不止。菏泽2015年就被媒体曝光多地中考生被强制“分流”。“分流”变“分层”，这是近年来职业学校招生的尴尬，职业学校成为学生无奈的选择。在中等职业学校，这种现象更加普遍。
适龄人口递减和高等教育发展对普通高中形成刚性需求，两者叠加，是造成中职学校生源减少的客观因素。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
对于职业教育来说，这是一个利好消息。但高职扩招能给中等职业学校带来什么？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困境能否化解？
业内并不乐观。“现在中职规模滑坡比较严重。”在近日召开的中国教育科学论坛上，吉林省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于志晶表示。
职普比例“大体相当”落空
3月1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2019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通知》（下称通知），要求坚持职普比例大体相当，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
通知要求各地调整优化高中阶段教育结构，推进高中阶段职普协调发展。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例不协调的地区，要采取强有力措施予以调整。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要把推进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重点放在中等职业教育，把高中阶段教育招生的增量主要用于发展中等职业教育。
事实上，职普比例“大体相当”一直是我国高中阶段教育的基本政策。但于志晶发现，2012年以来，中职的规模在持续减少，具体表现为中职学校在校学生规模减少及校均规模减少。
于志晶对中职滑落的原因进行了梳理，发现人口、政策、市场等因素都影响着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他认为，适龄人口递减和高等教育发展对普通高中形成刚性需求，两者叠加，是造成中职学校生源减少的客观因素。
另外，对于职普比例“大体相当”的要求，很多地方出现了“政策空置”。2011年，于志晶根据各地出台的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进行统计，发现全国31个省份，有19个省份确定了未来中高职发展规模指标，其中11个省份确定到2020年中职规模比2009年有所增加，8个省份有所减少，12个省份没有明确规模指标。
“这种地方‘政策空置’状态从省延续到市以及县，层层空置的结果对普职比例的失衡产生了放水效应，一些地方的职普比例一降再降，这是造成中职规模持续减少的政策性因素。”于志晶说。
升学通道不畅
据统计，目前我国中职毕业生升入高职的比例为35%，进本科的比例是5%，升学通道不畅一直是中职学校的苦恼。
“虽然说中职进入高职有一部分通道，但是往上走很困难，事实上仍然是‘断头教育’。”于志晶说。
他认为，这是造成大家不认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进入普通高中能够比进入中职学校有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所以在选择上，学生和家长更倾向于前者。
而部分职业学校人才培养质量不突出，办学特色不鲜明，更让学生和家长用脚投票，摒弃低质量的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不能成为断头教育。”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李洪兵说，“人是往上走的，草根不能永远是草根，要打破阶层固化，迭代升级，职业教育如果是断头教育就没有出路。”
于志晶认为，目前我国的上位教育改革和标准建设滞后，最突出的问题是本科层次的学位制度和标准是缺位的。比如，现在有专业硕士学位，但在本科层次，没有专业学位，只有学术学位。“想把中职到高职、本科，到上位教育打通，专业学位的缺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中职的现代化转型
就如何化解困境，一些地方的中职学校已经开始探索。
《民生周刊》记者注意到，今年中职学校不仅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还招收往届初高中毕业未升学学生、城乡劳动者、退役军人、退役运动员、下岗职工、返乡农民工等，全日制与非全日制教育并举。
生源的多样化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适龄人口减少的问题，但中职教育要稳定发展还需要多措并举。
于志晶建议，建立具有职教特点的本科、专科专业学位制度，让中职毕业生升学更通畅。另外，中职学校要实现课程多样化，教育形式多样化，改变入学模式、毕业模式，变成终身化教育，并通过产教融合的方式来提高就业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
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校长段福生认为，中职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地方教育，要办区域离不了的职业教育。“要把中职办出特色、水平和成绩，不在解决区域痛处下功夫，我们依然没有吸引力。”
他提出产教融合、城教融合双轮驱动。中职学校对接行业的前沿标准，培养急需人才。同时紧扣区域发展、区域调整产业结构，学校立即把不适应的老专业进行有效调整，把新专业用职业教育的平台进行集成，服务于产业和企业。
比如，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与电商共建了产教融合学院，携手开展农村电商培训，綁缚15个昌平农业合作社，开展特色农副产品销售，昌平区农委、商委与学校师生共同参与三级商业数据平台建设与维护，服务昌平农村电商与学校的人才培养相融合。
“必须理解区域的布局和诉求，所以办好职业教育要有全局观念。”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副所长马延伟指出。
马延伟强调，职业学校是国家政策的贯彻落实者，也是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主体，办学者心中的主体意识不能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