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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8月21日，唐国安在病榻上写下辞呈，由家人递交给外交部。辞呈中写道：“一年之间，精力耗于教务者半，耗于款务者亦半。入春以来，陡患心疾，比时轻旋时重，方冀霍然，讵料渐入膏肓，势将不起。校长职务重要，未可一日虚席，谨恳钧部免官另委贤员担任。惟国安有不得已于言者，查有留美文科硕士周诒春老成练达，学识兼优，自充任副校长以来，苦心孤诣，劳怨弗辞。国安虽病，该副校长兼理一切，颇能措置裕如。若以升任校长，必能胜任愉快……”
第二天下午，唐国安便因心脏病辞世。他早年是留美幼童，后为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首任校长，也是清华迄今为止唯一于任上去世的校长。
关于清华首任校长，其实有两种说法，除唐国安之外，还有周自齐一说。可以肯定的是，周自齐是清华的创建者，他早年于京师同文馆毕业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09年出任游美学务处总办（唐国安当时是他的副手，担任会办），组织筹建了清华学堂的前身游美肄业馆，出任监督。
彼时，学校监督即实际上的一把手，相当于校长，这也是有些人称周自齐为清华首任校长的根源。但当时并无校长称谓，直到唐国安接任后，才效仿西方学制体例，改监督为校长，因此，也有许多人认为唐国安才是首任校长。
【并不顺利的仕途】
作为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一，唐国安留学归来后的仕途并不顺利。
他是香山唐家湾鸡山村人，即大名鼎鼎的“唐家人”。唐家以出洋与买办著称，因为出洋者多，村人耳濡目染，视野比内陆人更开阔；因为买办多，但凡洋务，总少不了唐家人身影，甚至因此得入官场，扶摇直上。在那个年代里，“唐家人”这个身份显然占据了留学的先机。因在私塾中聪明勤奋，学业极优，唐国安得到了时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族叔唐廷枢举荐，参加留美幼童招考并成功考取。
在美国的8年中，唐国安在学术、社交、心性等方面获得了全面发展。他在康涅狄格州的寄宿家庭接受了生活化的小学教育，随后又进入马萨诸塞州的新不列颠中学学习6年。1879年以优异成绩完成中学学业，进入菲利普艾斯特高中的大学预科班，并于次年考入耶鲁大学法律系。
当1881年留美幼童被强行召回时，刚刚进入耶鲁大学1年多的唐国安不得不中断学业，与同学们分批乘船回国。但是，在美国的经历使他认识到近代化的重要作用，也奠定了他今后的人生道路。
唐国安归国后不久，曾担任美国驻天津署理领事的毕德格等人，向洋务派重臣李鸿章建议在天津设立医学馆，以便为军队培养军医。恰好此时唐国安等人归来，便被派往医学馆学医。在李鸿章看来，此举可令归国者继续从事洋务，也算一个不错的去处。但对于学习法律的唐国安而言，改行学医实非所愿。于是他声称母亲生病需要探望，于1883年春偷偷离开学校，并于1885年进入美国旗昌洋行任翻译。而旗昌洋行不久又将他派回天津参与李鸿章采购外国军火的事宜。按照当时的规定，以公派生身份留学的唐国安，在就业问题上必须服从政府的统一安排。因此，其擅自离校自谋职业的行为面临着暴露的危险。
无奈之下，唐国安决定捐银二千两为自己“赎身”，并请毕德格作担保。加之其族叔兼出国留学担保人唐廷枢是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企业的主要负责人，为李鸿章所依赖，故李鸿章最终批复称将唐国安暂借于旗昌洋行使用。唐国安因此而躲过了一场麻烦，并得以投身实业界。
此后的几年里，唐国安由基层做起，先后在开平煤矿、京奉铁路工作，后来前往上海梵王渡约翰书院任教，梵王渡约翰书院即后来赫赫有名的圣约翰大学。在这里，唐国安与比他小19岁的颜惠庆相识，并成为莫逆之交。此时的颜惠庆，才二十多岁，其父颜永京牧师是约翰学院的首任院长，他才情过人，主编了第一本完全由中国人编成的大型英汉辞典——《英汉双解标准大辞典》。相比颜惠庆的年少得意，唐国安则显得并不得志，他已年过四十，按那时的平均寿命，人生早已过半，却始终无用武之地。
不过，这并不妨碍唐国安与颜惠庆的相知与合作。20世纪初，唐国安应聘到上海《南方报》当编辑，1905年，他与颜惠庆合作开辟该报英文版，面向的读者群是旅居上海的外国人。在该报上，唐国安和颜惠庆每期都会撰写社论，评论时局。唐国安曾指租界工部局的措施不利于中国居民，一些规定有悖法理，因此他险些被驱逐出租界。不过也正因此，唐国安名声大噪。
只是，这样的名声对一个报人极有帮助，但唐国安作为那个时代的精英，与他的众多同学一样，都希望能够踏入仕途，为国效力。以他的年纪，此时仍未入仕，前程其实已经渺茫。
当他等到这个机会时，已是1907年，此时的他49岁，已近知天命之年。至于职位，是外务部司员兼京奉铁道事，举荐他的是亲戚、同学唐绍仪，不久后升任候补主事。1908年秋，唐国安曾得到一展才干的机会，可惜他当时的身份只是译员，跟着上级前往厦门，迎接美国太平洋舰队来访。而此次代表团的领导除时任军机大臣的毓朗之外，还有与唐国安同为留美幼童的梁敦彦——仕途也曾一度黯淡、大器晚成的梁敦彦，此时已是外务部尚书，位高权重，由此比较，更可看出唐国安的不顺。
【万国禁烟会上的闪光】
1909年，唐国安以外务部官员身份代表中国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万国禁烟会（又称国际鸦片委员会会议），代表团团长为时任两江总督的晚清能臣端方。当时的所谓“禁烟”，指禁鸦片烟，相当于如今的禁毒大会。会议由美国发起、中国承办，于当年2月2日至26日召开，共有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意大利和荷兰等十三国参加，这也被视作国际多边禁毒的开端，据说也是中国政府承办的第一次国际会议。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会议背后有着唐国安默默的努力。此前，他曾担任环球学生会（即欧美同学会前身）董事、副会长，眼见鸦片肆虐，他找到菲律宾的美国主教勃兰托，希望对方能向美国政府提议，由中美合作召开国际性禁烟大会。最终，美国政府同意了这一提议。 会议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汇中饭店举行。这次会议对中国显然有利，因为各国达成协议，将在华租界配合清政府禁烟。不过，会上清政府显然暴露了自己与时代的脱节。端方虽是晚清难得的干才能臣，但确实不太懂国际礼仪，随员们的准备亦不足。当时有报纸记载，端方的演讲稿皱皱巴巴，上面还有多处修改痕迹，讲话时见到不合心意的语句，还会停顿下来与身边随员耳语，临时修改。同时，作为东道主，他也没有出席当晚的宴会。
曾经留洋的唐国安却表现出色，作为中国代表团发言人，他依靠着熟练英文、开阔视野和缜密逻辑，承担了报告、答疑、讨论和演讲等工作。在那个时代的清廷官员中，有如此表现，足以令外国人震惊。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他发表长篇英文演说，指出：“吸食鸦片是我们国家所必须面对的最紧急的道德问题和经济问题”，“对于吸食鸦片的问题要解决，中国不但需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也需要得到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和合作”。在演说最后，他诚挚表示：“我们总不可忘记，有一项法则高于所有人类的法则，这项法则比所有的经济法则伟大，这项法则甚至凌驾于自然法则之上，那就是永恒的上天的法则，这项法则按孔子的说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按耶稣基督的说法是 ‘你应该爱你的邻人像爱你自己一样’！”
这场演说有理有据，打动了在场各国代表。演说全稿在《字林西报》上发表，《申报》称之为“一份杰出的、逻辑性很强的报告”，史学界也认为这是“中国禁毒史上的经典文献”。1911年12月，唐国安又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参加在荷兰海牙举办的第二届万国禁烟会议，力促《海牙禁毒公约》的诞生。
【推动“庚款留美”】
虽然唐国安的仕途并不顺利，但在“庚款留美”一事上，他出力最多，居功至伟，并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未来。
1904年，时任驻美公使梁诚与同为留美幼童的老同学、外交官欧阳庚等人一起，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就“庚子赔款”的归还和使用问题展开谈判。1907年，時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会施政报告中宣布：“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推进教育，使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能逐渐融合于近代世界，援助的方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一半，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校，使他们修业成材，希望我国教育界能够理解政府的美意，同力同德，共襄盛举。”
中方负责此事的外务部官员中，唐绍仪和唐国安等也是当年的留美幼童，与他们一起筹划此事的还有周自齐和颜惠庆。周自齐出身京师同文馆，毕业后曾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颜惠庆也是美国海归。这几位有国际视野的开明官员，对此事的推动不遗余力，终于在1908年正式促成协议，商定由1909年起，每年用退款遣派100名学生赴美学习，从第5年起减为每年不少于50名，依此循进，至1940年结束，期限为32年。而代表中国政府在协议书上签字的同样是当年的留美幼童、时任外务部尚书的梁敦彦。
协议签署后，外务部和学部共同组建“游美学务处”，学部推举丞参杨熊祥兼任总办，外务部推举左丞参周自齐兼任游美学务处的“总办”。由于周自齐频繁出访，外务部就选配唐国安兼任学务处会办，学部员外郎范源濂也兼任会办，如此形成了游美学务处“一总二会”的领导班子。同时确定，周自齐和范源濂在游美学务处支半薪，唐国安支全薪，这表明，学务处的日常工作由唐国安主持，唐国安成了实际上的校长。就这样，唐国安挑起了“庚款留美”事业的重担。
唐国安一直对留学之事的推动极为热心。早年在上海时，他就曾担任上海耶鲁大学校友分会董事和中国耶鲁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曾发表《劝告中国留学生》一文，疾呼救亡图存。他认为，要反侵略反压迫，不能靠义愤，不能只靠喊口号，而是要奋发图强，而奋发的希望就在于留学生，依靠留学生改变政治和经济制度。承担游美学务处的工作，显然是他所期待的。
1909年9月4日到11日，“游美学务处”举行了第一次选拔留美生的考试。9月4日考国文，5日考英文和算学，此为初试，9月8日放初榜，录取了68人。9月9日到11日为复试，考代数、几何、物理、化学、法文、德文、美国史、英国史、罗马史等十余科。与当年容闳选拔留美幼童、报名者稀少的窘境相比，此时的中国无疑更加开放，留洋成了许多人的愿望，据那年9月1日的《申报》报道，招生公布后，有近千人报名。而9月4日参与考试者也有六百余人之众。
这次考试共录取47名学生，由清政府为之统一制备行装。1909年10月12日，唐国安亲自率领这批学生赴美，一个月后抵达华盛顿。由于此时美国学校学期已经过半，加之这批中国学生本身程度有差异，为了妥善安排，以求学生能迅速适应环境、跟上进度，唐国安根据学生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除两名优异学生直接进入大学学习外，其他学生均先进入补习学校，次年统一进入大学学习。因此次护送，唐国安得以由考工司候补主事升任考工司主事。
1910年，赵元任、张彭春、钱崇澍、竺可桢、胡适等第二批中国留学生赴美。这批学生赴美途中，唐国安动员上海、东京和旧金山青年会的同仁们腾出会所让学生居住，设宴款待和提供方便。
为统筹留学生出国和抵美入学后的日常管理，唐国安还在游美学务处设立两个下属管理机构。一是负责办理学生出国签证、购置船票、置装、学习礼仪、发放生活费等工作的上海办事处，由唐国安同宗兄弟、上海电报总局局长唐元湛为监督。二是负责学生择校、入学、学习、生活和费用等事宜的华盛顿游学生监督处，由中国驻美使馆参赞容揆任监督。第一批留学生抵美后，唐国安和容揆一起把他们送入美国大学和预备学校学习。
派遣留学生大获成功，因为考试制度严格，能脱颖而出的学生均十分优秀，后来活跃于民国各个领域，其中尤以教育界最为闪亮。包括执掌清华大学数十年的梅贻琦，缔造北大辉煌时期的蒋梦麟和胡适，掌管浙江大学的竺可桢，执掌东南大学的邹秉文等。可以说，这批学子深刻影响了未来数十年的中国。胡适、赵元任和竺可桢都曾自称是“唐国安的弟子”。
与筛选留美生同时进行的，是肄业馆的筹办。据说，外务部最初希望效仿当年容闳的做法，招收16岁以下的幼童，从小赴美，在语言上可以达到“专精”，但学部有不同意见，认为应招收30岁以上的学生出洋，否则“国学既乏根底，出洋实为耗费”。两部争执不下，最后只好折中，筹办“游美肄业馆”，即留美预备学校，让学生先在国内系统性学习，为赴美做好准备，馆址定于北京西北郊的清华园。1911年，外务部与学部一同奏请将“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并紧急征召正在欧美出访的唐国安回国筹备此事。 1911年4月29日，学校举办开学典礼，并正式宣布清华学堂成立，周自齐被任命为学堂监督，范源濂、唐国安为副监督，胡敦复受聘为教务长。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此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局，对新生的清华学堂冲击很大。袁世凯把办学经费挪作军饷，致使学堂“断炊”，一些人企图浑水摸鱼，煽动民众，叫嚣洗劫清华园。11月7日，清华学堂宣布关闭，失望的学生纷纷离校。学堂管理层纷纷离职，清华学堂只剩下唐国安独撑危局。为了不让清华学堂解散，唐国安购进枪支装备，将校卫队人员由12名扩充至24名，日夜巡逻，等待复校的那一天。
那一天并未让唐国安等待太久。或许他没有想到，告别晚清，步入民国后，才是他人生中最闪光的时刻——尽管，这时刻是那么短暂。
【缔造清华】
1911年12月，唐国安作为代表团一员，随梁诚参加了在荷兰海牙举办的第二届万国禁烟大会。1912年3月，他返回国内，此时，大清朝已经变成了民国。袁世凯任总统，担任国务总理的是唐国安的留美同学、同族兄弟唐绍仪。当初的晚清官员们大多摇身一变，成了民国新贵，之前与唐国安在游美学务处搭档的周自齐、范源濂，曾经在学务处代理工作的老友颜惠庆等均不例外。
1912年4月，民国政府听从唐国安意见，正式取消游美学务部，原有的招生、遣派留学生等职权均划归清华学堂，唐国安任正监督。1912年5月，清华学堂复校，10月正式改名为清华学校，按西式风格，实行校长负责制，将监督一职改为校长，也正因此，人们称唐国安为清华首任校长。
等待唐国安去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首先是经费问题。为了复校，唐国安被迫向华比银行、华俄银行和卡利基基金借贷，由于借贷到期，无从偿还，唐国安便向外交部递交报告，要求退回之前袁世凯挪用的款项，他在报告中称：“国安焦灼万分，屡从借款着想，四处磋商，乃无一路应手，彷徨无措计，惟有吁请我总、次长大力维持，咨询财政部，将所欠本学堂之款二十余万两，迅予拨发，以济急需。”
此外，病中的唐国安还表示庚子赔款既然已明确规定应用于办学，就应专款专用，不可随意挪用，何況“退行赔款六十余万美元全数到校，且尚有不敷之虞也”。经他多方奔走呼吁，款项终于退还。
至于清华校园，亦是在唐国安时代迅速扩充。有着长远眼光的他，于1913年春向政府申请，将清华园西侧的近春园划拨学校使用，获准。此后，又向政府申请将近春园西侧的长春园东南隅划拨学校，是年冬天获准。尽管当二次扩充的批文下达时，唐国安已然去世，但短短一年间，清华校园已在他手上扩充了480亩，总计达1200亩。清华俗称的“四大建筑”，即科学馆、体育馆、图书馆和大礼堂，也是由唐国安最初计划兴建。
在学制方面，唐国安努力与美国教育体制靠拢，使得中国学生在清华学校毕业后，其学力可直接进入美国大学高年级，为留学提供了有效衔接。
【一所大学的荣光】
唐国安带给清华的，并非只是土地、建筑、学制和洋教师。
1912年5月13日，唐国安在校内发布公告，表示“本监督职务既紧，诸生功课亦多，而欲彼此常相会晤，不亦戛戛乎其难哉！然而师生之间，首重感情；教育之方，端赖道德。不有聚会之时，何由达此目的？爰定于每星期二下午七时至七时五十分，聚会一次。高等科在礼堂，中等科在食堂，由本监督演说一切道德，或宣布意见，届时诸生前往各处齐集勿误。”以此活动增进师生交流。他还创办道德奖，奖励品行优秀的学生，并将全校学生分编成团，每团指定指导员，指导学生学业、就业等问题，可算是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的开端。
学生社团也在唐国安时代出现。早在清末，即1911年秋，学校便出现了学生社团。1912年春又诞生了“益智学会”“达德励志会”等。1912年秋，“清华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开展读经、礼拜等活动，还创办校役补习学校和义务小学等。1913年，学生社团越来越多，尤以演讲、读书和办杂志为多。
在教育理念上，唐国安注重学生的全方位发展，提倡培养拥有健全人格者。尤其是在文、理、法三大学院实行一年级不分系，而是修读包括国文、英文、通史等在内的“大一共同必修课”，同时在逻辑、高级算学、微积分中再任修一门。由此使学生在社会、人文、理工等方面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为二年级的选择专业做好准备。
当年留美幼童普遍重视体育，在美国曾以棒球和赛艇扬名，唐国安执掌清华期间亦大力发展体育。他聘请美籍的体育教师教学生锻炼身体，虽然他自己身体不好，还坚持参加学生的体育活动，亲自向学生示范体育动作。当体育指导到位后，就开始组织各类田径比赛和球赛，1912年开始固定举行运动会，学生亦要参与五项运动考核。学校还有硬性规定：学生每日下午必须户外锻炼一小时。
1913年春，清华派学生参加在马尼拉举行的远东运动会，唐国安亲自出任代表团团长，并因此成为近代中国率团参加大型国际体育比赛的第一人。在比赛中，潘文炳夺得个人总分第一名、十项全能第一名、五项全能第二名、跳远第三名等成绩，其他参赛学生均得到名次。当时的校歌中亦有“各种比赛到处竞争，在我权操必胜。夺得锦标赢得英名，济济师师称盛”的句子。
1913年夏，清华学校培养出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共16人。这是一份成材率惊人的名单，每每读到这份名单，都让人不禁慨叹。在这批学生中，有中国化学工业史上杰出的科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即院士）、“侯氏制碱法”创始人侯德榜；中国植物病理学奠基人、中国真菌学创始人、中科院学部委员戴芳澜；国学大师、西洋文学专家、清华国学院创办者之一的吴宓；哲学家、逻辑学大家金岳霖；中国物理学宗师、清华百年四大哲人之一、中科院学部委员叶企孙；33岁辞世，却主持设计、建造了南京中山陵、广州中山纪念堂的中国近现代建筑奠基人吕彦直；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创办基泰工程公司，主持设计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大楼，打破洋人对中国建筑设计市场垄断的建筑设计师关颂声；物理学家、曾任圣约翰大学首任校长的涂羽卿；曾任东吴大学校长的教育家杨永清。
这，才是一所大学应有的荣光。
与此同时，唐国安亦不忘推动留学，每年都将毕业生送往美国留学，共送出两届59名学生。
1913年春，唐国安被查出患有心脏病，其后曾三次发病。同年8月21日，他向外务部递交“自请免官”报告，即本文开头的那篇辞呈。次日下午，他因心脏病突发，逝于清华园，时年55岁。
这位教育家并无子嗣，曾留下遗言，表示不留私产，全部财产待夫人过世后捐给慈善事业，藏书亦全部捐给清华图书馆。
如今，唐国安的功绩已得到广泛认定。2010年9月，珠海市唐国安纪念学校落成。2011年3月，珠海市唐国安纪念馆落成并开馆。这两个紧挨在一起的纪念项目都位于唐国安的故乡——唐家镇鸡山村，坐落于凤凰山脚下。也是在这里，还有迁址重建的唐国安故居。
迁址后的唐国安故居，就在学校一角，是一栋砖瓦平房，面积不大，仅有两间房。据载，这栋房子由唐国安父亲唐涛福于1872年所建，已有接近150年的历史。若按常理，这种修建时便相对简单的房子，很难经得住岁月沧桑，向人请教，果不其然，如今我所见的这栋故居，其实是1976年经过整体修缮复原后的建筑。
让我疑惑的是，以唐国安的身份，属于有一定级别的官员，怎不衣锦还乡？为何故居仍是这栋仅仅两间的小房子？
唐国安绝非不重视家庭之人，早在当年赴美留学时，他就因家道中落，将政府发放的零用钱省下来，寄回家乡供家人使用。只是，他一向低调务实，又忙于教育，便无衣锦还乡的念头。担任清华校长期间，他也曾回乡省亲，有意修缮早已破旧的故居，但因公务繁忙作罢。
这位在近代教育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其实无须豪宅来证明自己曾经的辉煌。
（作者系文史学者）
第二天下午，唐国安便因心脏病辞世。他早年是留美幼童，后为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首任校长，也是清华迄今为止唯一于任上去世的校长。
关于清华首任校长，其实有两种说法，除唐国安之外，还有周自齐一说。可以肯定的是，周自齐是清华的创建者，他早年于京师同文馆毕业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09年出任游美学务处总办（唐国安当时是他的副手，担任会办），组织筹建了清华学堂的前身游美肄业馆，出任监督。
彼时，学校监督即实际上的一把手，相当于校长，这也是有些人称周自齐为清华首任校长的根源。但当时并无校长称谓，直到唐国安接任后，才效仿西方学制体例，改监督为校长，因此，也有许多人认为唐国安才是首任校长。
【并不顺利的仕途】
作为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一，唐国安留学归来后的仕途并不顺利。
他是香山唐家湾鸡山村人，即大名鼎鼎的“唐家人”。唐家以出洋与买办著称，因为出洋者多，村人耳濡目染，视野比内陆人更开阔；因为买办多，但凡洋务，总少不了唐家人身影，甚至因此得入官场，扶摇直上。在那个年代里，“唐家人”这个身份显然占据了留学的先机。因在私塾中聪明勤奋，学业极优，唐国安得到了时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族叔唐廷枢举荐，参加留美幼童招考并成功考取。
在美国的8年中，唐国安在学术、社交、心性等方面获得了全面发展。他在康涅狄格州的寄宿家庭接受了生活化的小学教育，随后又进入马萨诸塞州的新不列颠中学学习6年。1879年以优异成绩完成中学学业，进入菲利普艾斯特高中的大学预科班，并于次年考入耶鲁大学法律系。
当1881年留美幼童被强行召回时，刚刚进入耶鲁大学1年多的唐国安不得不中断学业，与同学们分批乘船回国。但是，在美国的经历使他认识到近代化的重要作用，也奠定了他今后的人生道路。
唐国安归国后不久，曾担任美国驻天津署理领事的毕德格等人，向洋务派重臣李鸿章建议在天津设立医学馆，以便为军队培养军医。恰好此时唐国安等人归来，便被派往医学馆学医。在李鸿章看来，此举可令归国者继续从事洋务，也算一个不错的去处。但对于学习法律的唐国安而言，改行学医实非所愿。于是他声称母亲生病需要探望，于1883年春偷偷离开学校，并于1885年进入美国旗昌洋行任翻译。而旗昌洋行不久又将他派回天津参与李鸿章采购外国军火的事宜。按照当时的规定，以公派生身份留学的唐国安，在就业问题上必须服从政府的统一安排。因此，其擅自离校自谋职业的行为面临着暴露的危险。
无奈之下，唐国安决定捐银二千两为自己“赎身”，并请毕德格作担保。加之其族叔兼出国留学担保人唐廷枢是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企业的主要负责人，为李鸿章所依赖，故李鸿章最终批复称将唐国安暂借于旗昌洋行使用。唐国安因此而躲过了一场麻烦，并得以投身实业界。
此后的几年里，唐国安由基层做起，先后在开平煤矿、京奉铁路工作，后来前往上海梵王渡约翰书院任教，梵王渡约翰书院即后来赫赫有名的圣约翰大学。在这里，唐国安与比他小19岁的颜惠庆相识，并成为莫逆之交。此时的颜惠庆，才二十多岁，其父颜永京牧师是约翰学院的首任院长，他才情过人，主编了第一本完全由中国人编成的大型英汉辞典——《英汉双解标准大辞典》。相比颜惠庆的年少得意，唐国安则显得并不得志，他已年过四十，按那时的平均寿命，人生早已过半，却始终无用武之地。
不过，这并不妨碍唐国安与颜惠庆的相知与合作。20世纪初，唐国安应聘到上海《南方报》当编辑，1905年，他与颜惠庆合作开辟该报英文版，面向的读者群是旅居上海的外国人。在该报上，唐国安和颜惠庆每期都会撰写社论，评论时局。唐国安曾指租界工部局的措施不利于中国居民，一些规定有悖法理，因此他险些被驱逐出租界。不过也正因此，唐国安名声大噪。
只是，这样的名声对一个报人极有帮助，但唐国安作为那个时代的精英，与他的众多同学一样，都希望能够踏入仕途，为国效力。以他的年纪，此时仍未入仕，前程其实已经渺茫。
当他等到这个机会时，已是1907年，此时的他49岁，已近知天命之年。至于职位，是外务部司员兼京奉铁道事，举荐他的是亲戚、同学唐绍仪，不久后升任候补主事。1908年秋，唐国安曾得到一展才干的机会，可惜他当时的身份只是译员，跟着上级前往厦门，迎接美国太平洋舰队来访。而此次代表团的领导除时任军机大臣的毓朗之外，还有与唐国安同为留美幼童的梁敦彦——仕途也曾一度黯淡、大器晚成的梁敦彦，此时已是外务部尚书，位高权重，由此比较，更可看出唐国安的不顺。
【万国禁烟会上的闪光】
1909年，唐国安以外务部官员身份代表中国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万国禁烟会（又称国际鸦片委员会会议），代表团团长为时任两江总督的晚清能臣端方。当时的所谓“禁烟”，指禁鸦片烟，相当于如今的禁毒大会。会议由美国发起、中国承办，于当年2月2日至26日召开，共有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意大利和荷兰等十三国参加，这也被视作国际多边禁毒的开端，据说也是中国政府承办的第一次国际会议。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会议背后有着唐国安默默的努力。此前，他曾担任环球学生会（即欧美同学会前身）董事、副会长，眼见鸦片肆虐，他找到菲律宾的美国主教勃兰托，希望对方能向美国政府提议，由中美合作召开国际性禁烟大会。最终，美国政府同意了这一提议。 会议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汇中饭店举行。这次会议对中国显然有利，因为各国达成协议，将在华租界配合清政府禁烟。不过，会上清政府显然暴露了自己与时代的脱节。端方虽是晚清难得的干才能臣，但确实不太懂国际礼仪，随员们的准备亦不足。当时有报纸记载，端方的演讲稿皱皱巴巴，上面还有多处修改痕迹，讲话时见到不合心意的语句，还会停顿下来与身边随员耳语，临时修改。同时，作为东道主，他也没有出席当晚的宴会。
曾经留洋的唐国安却表现出色，作为中国代表团发言人，他依靠着熟练英文、开阔视野和缜密逻辑，承担了报告、答疑、讨论和演讲等工作。在那个时代的清廷官员中，有如此表现，足以令外国人震惊。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他发表长篇英文演说，指出：“吸食鸦片是我们国家所必须面对的最紧急的道德问题和经济问题”，“对于吸食鸦片的问题要解决，中国不但需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也需要得到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和合作”。在演说最后，他诚挚表示：“我们总不可忘记，有一项法则高于所有人类的法则，这项法则比所有的经济法则伟大，这项法则甚至凌驾于自然法则之上，那就是永恒的上天的法则，这项法则按孔子的说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按耶稣基督的说法是 ‘你应该爱你的邻人像爱你自己一样’！”
这场演说有理有据，打动了在场各国代表。演说全稿在《字林西报》上发表，《申报》称之为“一份杰出的、逻辑性很强的报告”，史学界也认为这是“中国禁毒史上的经典文献”。1911年12月，唐国安又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参加在荷兰海牙举办的第二届万国禁烟会议，力促《海牙禁毒公约》的诞生。
【推动“庚款留美”】
虽然唐国安的仕途并不顺利，但在“庚款留美”一事上，他出力最多，居功至伟，并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未来。
1904年，时任驻美公使梁诚与同为留美幼童的老同学、外交官欧阳庚等人一起，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就“庚子赔款”的归还和使用问题展开谈判。1907年，時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会施政报告中宣布：“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推进教育，使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能逐渐融合于近代世界，援助的方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一半，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校，使他们修业成材，希望我国教育界能够理解政府的美意，同力同德，共襄盛举。”
中方负责此事的外务部官员中，唐绍仪和唐国安等也是当年的留美幼童，与他们一起筹划此事的还有周自齐和颜惠庆。周自齐出身京师同文馆，毕业后曾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颜惠庆也是美国海归。这几位有国际视野的开明官员，对此事的推动不遗余力，终于在1908年正式促成协议，商定由1909年起，每年用退款遣派100名学生赴美学习，从第5年起减为每年不少于50名，依此循进，至1940年结束，期限为32年。而代表中国政府在协议书上签字的同样是当年的留美幼童、时任外务部尚书的梁敦彦。
协议签署后，外务部和学部共同组建“游美学务处”，学部推举丞参杨熊祥兼任总办，外务部推举左丞参周自齐兼任游美学务处的“总办”。由于周自齐频繁出访，外务部就选配唐国安兼任学务处会办，学部员外郎范源濂也兼任会办，如此形成了游美学务处“一总二会”的领导班子。同时确定，周自齐和范源濂在游美学务处支半薪，唐国安支全薪，这表明，学务处的日常工作由唐国安主持，唐国安成了实际上的校长。就这样，唐国安挑起了“庚款留美”事业的重担。
唐国安一直对留学之事的推动极为热心。早年在上海时，他就曾担任上海耶鲁大学校友分会董事和中国耶鲁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曾发表《劝告中国留学生》一文，疾呼救亡图存。他认为，要反侵略反压迫，不能靠义愤，不能只靠喊口号，而是要奋发图强，而奋发的希望就在于留学生，依靠留学生改变政治和经济制度。承担游美学务处的工作，显然是他所期待的。
1909年9月4日到11日，“游美学务处”举行了第一次选拔留美生的考试。9月4日考国文，5日考英文和算学，此为初试，9月8日放初榜，录取了68人。9月9日到11日为复试，考代数、几何、物理、化学、法文、德文、美国史、英国史、罗马史等十余科。与当年容闳选拔留美幼童、报名者稀少的窘境相比，此时的中国无疑更加开放，留洋成了许多人的愿望，据那年9月1日的《申报》报道，招生公布后，有近千人报名。而9月4日参与考试者也有六百余人之众。
这次考试共录取47名学生，由清政府为之统一制备行装。1909年10月12日，唐国安亲自率领这批学生赴美，一个月后抵达华盛顿。由于此时美国学校学期已经过半，加之这批中国学生本身程度有差异，为了妥善安排，以求学生能迅速适应环境、跟上进度，唐国安根据学生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除两名优异学生直接进入大学学习外，其他学生均先进入补习学校，次年统一进入大学学习。因此次护送，唐国安得以由考工司候补主事升任考工司主事。
1910年，赵元任、张彭春、钱崇澍、竺可桢、胡适等第二批中国留学生赴美。这批学生赴美途中，唐国安动员上海、东京和旧金山青年会的同仁们腾出会所让学生居住，设宴款待和提供方便。
为统筹留学生出国和抵美入学后的日常管理，唐国安还在游美学务处设立两个下属管理机构。一是负责办理学生出国签证、购置船票、置装、学习礼仪、发放生活费等工作的上海办事处，由唐国安同宗兄弟、上海电报总局局长唐元湛为监督。二是负责学生择校、入学、学习、生活和费用等事宜的华盛顿游学生监督处，由中国驻美使馆参赞容揆任监督。第一批留学生抵美后，唐国安和容揆一起把他们送入美国大学和预备学校学习。
派遣留学生大获成功，因为考试制度严格，能脱颖而出的学生均十分优秀，后来活跃于民国各个领域，其中尤以教育界最为闪亮。包括执掌清华大学数十年的梅贻琦，缔造北大辉煌时期的蒋梦麟和胡适，掌管浙江大学的竺可桢，执掌东南大学的邹秉文等。可以说，这批学子深刻影响了未来数十年的中国。胡适、赵元任和竺可桢都曾自称是“唐国安的弟子”。
与筛选留美生同时进行的，是肄业馆的筹办。据说，外务部最初希望效仿当年容闳的做法，招收16岁以下的幼童，从小赴美，在语言上可以达到“专精”，但学部有不同意见，认为应招收30岁以上的学生出洋，否则“国学既乏根底，出洋实为耗费”。两部争执不下，最后只好折中，筹办“游美肄业馆”，即留美预备学校，让学生先在国内系统性学习，为赴美做好准备，馆址定于北京西北郊的清华园。1911年，外务部与学部一同奏请将“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并紧急征召正在欧美出访的唐国安回国筹备此事。 1911年4月29日，学校举办开学典礼，并正式宣布清华学堂成立，周自齐被任命为学堂监督，范源濂、唐国安为副监督，胡敦复受聘为教务长。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此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局，对新生的清华学堂冲击很大。袁世凯把办学经费挪作军饷，致使学堂“断炊”，一些人企图浑水摸鱼，煽动民众，叫嚣洗劫清华园。11月7日，清华学堂宣布关闭，失望的学生纷纷离校。学堂管理层纷纷离职，清华学堂只剩下唐国安独撑危局。为了不让清华学堂解散，唐国安购进枪支装备，将校卫队人员由12名扩充至24名，日夜巡逻，等待复校的那一天。
那一天并未让唐国安等待太久。或许他没有想到，告别晚清，步入民国后，才是他人生中最闪光的时刻——尽管，这时刻是那么短暂。
【缔造清华】
1911年12月，唐国安作为代表团一员，随梁诚参加了在荷兰海牙举办的第二届万国禁烟大会。1912年3月，他返回国内，此时，大清朝已经变成了民国。袁世凯任总统，担任国务总理的是唐国安的留美同学、同族兄弟唐绍仪。当初的晚清官员们大多摇身一变，成了民国新贵，之前与唐国安在游美学务处搭档的周自齐、范源濂，曾经在学务处代理工作的老友颜惠庆等均不例外。
1912年4月，民国政府听从唐国安意见，正式取消游美学务部，原有的招生、遣派留学生等职权均划归清华学堂，唐国安任正监督。1912年5月，清华学堂复校，10月正式改名为清华学校，按西式风格，实行校长负责制，将监督一职改为校长，也正因此，人们称唐国安为清华首任校长。
等待唐国安去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首先是经费问题。为了复校，唐国安被迫向华比银行、华俄银行和卡利基基金借贷，由于借贷到期，无从偿还，唐国安便向外交部递交报告，要求退回之前袁世凯挪用的款项，他在报告中称：“国安焦灼万分，屡从借款着想，四处磋商，乃无一路应手，彷徨无措计，惟有吁请我总、次长大力维持，咨询财政部，将所欠本学堂之款二十余万两，迅予拨发，以济急需。”
此外，病中的唐国安还表示庚子赔款既然已明确规定应用于办学，就应专款专用，不可随意挪用，何況“退行赔款六十余万美元全数到校，且尚有不敷之虞也”。经他多方奔走呼吁，款项终于退还。
至于清华校园，亦是在唐国安时代迅速扩充。有着长远眼光的他，于1913年春向政府申请，将清华园西侧的近春园划拨学校使用，获准。此后，又向政府申请将近春园西侧的长春园东南隅划拨学校，是年冬天获准。尽管当二次扩充的批文下达时，唐国安已然去世，但短短一年间，清华校园已在他手上扩充了480亩，总计达1200亩。清华俗称的“四大建筑”，即科学馆、体育馆、图书馆和大礼堂，也是由唐国安最初计划兴建。
在学制方面，唐国安努力与美国教育体制靠拢，使得中国学生在清华学校毕业后，其学力可直接进入美国大学高年级，为留学提供了有效衔接。
【一所大学的荣光】
唐国安带给清华的，并非只是土地、建筑、学制和洋教师。
1912年5月13日，唐国安在校内发布公告，表示“本监督职务既紧，诸生功课亦多，而欲彼此常相会晤，不亦戛戛乎其难哉！然而师生之间，首重感情；教育之方，端赖道德。不有聚会之时，何由达此目的？爰定于每星期二下午七时至七时五十分，聚会一次。高等科在礼堂，中等科在食堂，由本监督演说一切道德，或宣布意见，届时诸生前往各处齐集勿误。”以此活动增进师生交流。他还创办道德奖，奖励品行优秀的学生，并将全校学生分编成团，每团指定指导员，指导学生学业、就业等问题，可算是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的开端。
学生社团也在唐国安时代出现。早在清末，即1911年秋，学校便出现了学生社团。1912年春又诞生了“益智学会”“达德励志会”等。1912年秋，“清华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开展读经、礼拜等活动，还创办校役补习学校和义务小学等。1913年，学生社团越来越多，尤以演讲、读书和办杂志为多。
在教育理念上，唐国安注重学生的全方位发展，提倡培养拥有健全人格者。尤其是在文、理、法三大学院实行一年级不分系，而是修读包括国文、英文、通史等在内的“大一共同必修课”，同时在逻辑、高级算学、微积分中再任修一门。由此使学生在社会、人文、理工等方面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为二年级的选择专业做好准备。
当年留美幼童普遍重视体育，在美国曾以棒球和赛艇扬名，唐国安执掌清华期间亦大力发展体育。他聘请美籍的体育教师教学生锻炼身体，虽然他自己身体不好，还坚持参加学生的体育活动，亲自向学生示范体育动作。当体育指导到位后，就开始组织各类田径比赛和球赛，1912年开始固定举行运动会，学生亦要参与五项运动考核。学校还有硬性规定：学生每日下午必须户外锻炼一小时。
1913年春，清华派学生参加在马尼拉举行的远东运动会，唐国安亲自出任代表团团长，并因此成为近代中国率团参加大型国际体育比赛的第一人。在比赛中，潘文炳夺得个人总分第一名、十项全能第一名、五项全能第二名、跳远第三名等成绩，其他参赛学生均得到名次。当时的校歌中亦有“各种比赛到处竞争，在我权操必胜。夺得锦标赢得英名，济济师师称盛”的句子。
1913年夏，清华学校培养出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共16人。这是一份成材率惊人的名单，每每读到这份名单，都让人不禁慨叹。在这批学生中，有中国化学工业史上杰出的科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即院士）、“侯氏制碱法”创始人侯德榜；中国植物病理学奠基人、中国真菌学创始人、中科院学部委员戴芳澜；国学大师、西洋文学专家、清华国学院创办者之一的吴宓；哲学家、逻辑学大家金岳霖；中国物理学宗师、清华百年四大哲人之一、中科院学部委员叶企孙；33岁辞世，却主持设计、建造了南京中山陵、广州中山纪念堂的中国近现代建筑奠基人吕彦直；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创办基泰工程公司，主持设计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大楼，打破洋人对中国建筑设计市场垄断的建筑设计师关颂声；物理学家、曾任圣约翰大学首任校长的涂羽卿；曾任东吴大学校长的教育家杨永清。
这，才是一所大学应有的荣光。
与此同时，唐国安亦不忘推动留学，每年都将毕业生送往美国留学，共送出两届59名学生。
1913年春，唐国安被查出患有心脏病，其后曾三次发病。同年8月21日，他向外务部递交“自请免官”报告，即本文开头的那篇辞呈。次日下午，他因心脏病突发，逝于清华园，时年55岁。
这位教育家并无子嗣，曾留下遗言，表示不留私产，全部财产待夫人过世后捐给慈善事业，藏书亦全部捐给清华图书馆。
如今，唐国安的功绩已得到广泛认定。2010年9月，珠海市唐国安纪念学校落成。2011年3月，珠海市唐国安纪念馆落成并开馆。这两个紧挨在一起的纪念项目都位于唐国安的故乡——唐家镇鸡山村，坐落于凤凰山脚下。也是在这里，还有迁址重建的唐国安故居。
迁址后的唐国安故居，就在学校一角，是一栋砖瓦平房，面积不大，仅有两间房。据载，这栋房子由唐国安父亲唐涛福于1872年所建，已有接近150年的历史。若按常理，这种修建时便相对简单的房子，很难经得住岁月沧桑，向人请教，果不其然，如今我所见的这栋故居，其实是1976年经过整体修缮复原后的建筑。
让我疑惑的是，以唐国安的身份，属于有一定级别的官员，怎不衣锦还乡？为何故居仍是这栋仅仅两间的小房子？
唐国安绝非不重视家庭之人，早在当年赴美留学时，他就因家道中落，将政府发放的零用钱省下来，寄回家乡供家人使用。只是，他一向低调务实，又忙于教育，便无衣锦还乡的念头。担任清华校长期间，他也曾回乡省亲，有意修缮早已破旧的故居，但因公务繁忙作罢。
这位在近代教育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其实无须豪宅来证明自己曾经的辉煌。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