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骀它来自于《庄子·德充符》，是庄子寓言中一个十分有趣和深刻的人物。他无口才、无地位、无钱财且奇丑无比，却能让每一个走近他的人无法离开：在庄子的故事里，女人宁做哀骀它的小妾也不愿嫁作他人妻，国君更是始而“传国”，卒以“授之国”，还唯恐他不答应。
　　哀骀它的魅力究竟来自于哪里呢？
　　借孔子之口，庄子举了一个怪异的例子来解释这个问题：小猪吃刚刚死去的母猪的奶，不一会儿就受惊而跑。因为它们发现，虽然母亲的奶头还在，但她生前注视自己的目光已消逝不见——而正是这无形虚空的“眼神”，让它们能够确认母亲的存在。
　　可见，与实体的、有形的“物”相比，那些抽象的、无形的精神性存在才更具本质性。
　　哀骀它也如此：外貌、口才、地位、财富，都是人的外部特征，而对他人的“吸引力”无色无味无形，却是更为根本的力量——所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道理也与这个相通吧。
　　关于哀骀它的精神特质，庄子给出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整体来看，哀骀它属于“才全而德不形者”。
　　首先，什么是“才全”？
　　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隙，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是之谓才全。
　　这段话有以下几层意思：第一，“才全”者能看清世界“变”的本质并顺应之。从“死生”“存亡”到“饥渴”“寒暑”，这些包含反义对举的词囊括了人世和自然的两极。从这一极到那一极，从矛盾的那一面到这一面，其主导性的力量是“变”，它意味着世间万物将始终处在此消彼长的变动（“事之变”）当中。
　　面对这样一种存在的本质，哀骀它等的态度是“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其中“命”的意味大致有两种：一是必然性，即万物处在随时的变动当中，这一状况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是不可抗拒和一定会发生的；二是這个字还暗含着某种“顺应”的姿态——既然“必然发生”，那就待它发生；既然“不可抗拒”，那就不抗拒。
　　而“顺应”，无疑是庄子哲学中的一个核心词汇，它等于顺从和隐忍吗？其本质到底为何？让我们翻开《庖丁解牛》。
　　庄子在这个寓言中同样呈现了一个“异人”，一个“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的屠夫。他能做到这一点，首先也是因为“顺应”——“批大郤，导大窾”，“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顺”着牛的经络运刀，不硬碰那些最具韧性和强度的经脉大骨，“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并由此创造了职业生涯的奇迹。
　　那么，他是怎么做到“顺应”的呢？“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通过对牛的生理构造的认知和了解。
　　可见，在庄子的语境中，“顺应”是基于“了解”的“避实就虚”和“游刃有余”，而绝不是简单的忍耐和服从。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再回到哀骀它的“顺应”，就更能明白，所谓“事之变”“命之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并非被动无为地听天由命，而是真切地看到了存在的“变化”之本，并对此保持敬畏。
　　第二，“才全”者在精神气质上呈现出“悦”的状态。庄子说“才全”之人总是内心平和、快乐通畅（“和豫”）。为什么能如此呢？因为一切外在的、世俗的因“变”而生的困窘皆不足以“滑和”（扰乱本性），甚至无法进入他们的内心（“不可入于灵府”）。他们知道外部世界的“变”是常态，他们完全能够理解那些不告而来的变故。这是因为他们的内外世界是泾渭分明、互不相扰的。
　　这不就是《逍遥游》中所谓的“定乎内外之分”吗？
　　《逍遥游》中的宋荣子因为“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而能做到“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宋荣子建构起了一个内在完整的自我世界，同时建构起了自我认知的独立评价系统，他以此淡化由“他人评价”而来的影响和压力，成为一个相对逍遥和自由的生命。
　　可见，将无法控制的外部世界与内在可控的自我世界进行区分，并依靠“内心”的感知来确认自我的存在和价值，这是以不变应万变，是过滤外来的负面影响的强大屏障，也是让人保持平和与愉悦感的重要基础。因为有这样一个强大的内心世界，宋荣子才会对那些追名逐利的世俗之人“犹然笑之”，而哀骀它则令人“接而生时于心”，让每一个走近他的人都如沐春风，“泠然善也”。
　　第三，“才全”者对世界说“是”。“定乎内外之分”，建构起强大的内心世界并不等同于自我封闭，它真正的基石是对世界的态度。“才全”者的态度是对世界说“是”，庄子对此表述为“与物为春”。平和地等待、顺应并理解人世间种种不期而至的变动，不哭泣、不逃避、不畏惧，而总是理性地迎接和处置。只有当一个人真正理解了这个世界的本质，看到其存在和运行的规律，他才可能消解掉人对世界的隔阂与愤怒，同时最大限度地释放出对人以及人群的善意。这就是“与物为春”，是人对自我有限性的克服，是一种富有格局、智慧和建设性的人生态度。
　　它让我想起了尼采对歌德的赞颂：
　　“他执着人生，入世甚深；他什么也不放弃，尽可能地容纳、吸收、占有。他要的是整体；他反对理性、感性、情感、意志的互相隔绝；他训练自己完整地发展，他自我创造……（歌德）这种人敢于把大自然的全部领域和财富施予自己，他强健得足以承受这样的自由；一种不是出于软弱、却是出于坚强而忍受的人……这样一个解放了的带着快乐和信赖的宿命论置身于万物之中，置身于一种信仰……——他不再否定。”
　　理解、接受、不惧“变化”，因为拥有一个强大的、自足的、完整的心灵世界而悦纳所有，在人群中总能散发温润明亮之光。他们观察着、思考着、肯定着也温暖着世界和人，这样的人，庄子称之为“才全”之人。
　　除了“才全”，哀骀它还“德不形”。 　　庄子将“德不形”表述为：
　　“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离也。”
　　这段文字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三个层面的意思：
　　第一，“德不形”的核心状态是一种极致的平衡（“水停之盛”），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孔子的中庸之德，何况这篇寓言本来就托孔子之口。具体到中庸的概念，孔子说，“过犹不及”。可见，“中庸”并不简单指“折中”或平均主义，而是“不极端”，是一种全面理性的思维方式。在孔子的视域里，它甚至是极高明的德行，“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第二，此种平衡达成的双方分别是内与外，即心灵世界与外部世界，且前者为因，后者为果：只有“内保之”，才能“外不荡”（不被外在事物摇荡）。这似乎是“定乎内外之分”的进一步深化：不但要清晰地界定和区分内外之别，而且内心世界的状态对于人的存在更是根本性和決定性的因素。
　　第三，此“内德”的获得之道是“成和之修”。即通过不断涵养纯粹、平和的意识来确保心灵世界的充盈饱满，并以此对抗一切外来的压力与伤害。
　　综上可知，“德不形”不仅是一种伦理的姿态，其实也是维持内与外两个世界平衡的需要。
　　“德不外显”，一方面让我们想起了老子遥远的教诲：“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形。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这段文字中的企者、跨者、自见者、自是者、自伐者和自矜者，无一例外都渴望得到外部世界的肯定性评价；而外在的那个世界，其实是最不可控的，一旦受其牵制，人就难免变得被动、有限、卑微甚至卑劣起来。也许正是有见于此，老子才说那是“余食赘形”吧。
　　“德不外显”的另一重意义在于：它是维持内、外两个世界，尤其是保持“内德”充盈的必要手段。所谓“外显”，换一个词就是“外泄”，它也就意味着“内德”的消耗与损失，并可能因之导致内心防线的失守与内外世界平衡的被破坏。
　　让我们再度回到哀骀它，这是一个不具备所有世俗的正面价值评判标准，却有着难以抗拒的人格魅力的人，他通过什么使得“物”不能“离”呢？显而易见是一个饱满健康的心灵世界，一种对外在世界的包容、理解以及高蹈的姿态，以及随时散发着温润和温暖的灵魂的春意。
　　人只能通过建造自我的小世界来面对甚至对抗强大的、未知的、无常的外部世界，这其中既有微渺，也有高贵。或者，它同时亦照射出西哲的这句闪亮的名言：
　　“真正影响我们的，往往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我们对它的理解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