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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代，因外商来华贸易并长期定居于中国而形成的蕃坊，展现了宋代与诸国贸易范围的扩大，进出口商品的数量以及种类都大大增加，宋代海外贸易发展到了一个鼎盛时代。
【关键词】：宋代；蕃坊；海外贸易
蕃坊，是外国来华商人逐渐定居中国而逐渐形成的聚居之地，是古代海外发展的重要产物。
一
北宋朱彧《萍州可谈》记载：“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故蕃坊即古代外国人聚居之地。有学者认为，“蕃坊”一词最初载于唐代房千里《投荒杂录》，“顷年在广州，蕃坊献食，多用糖、蜜、脑、麝，有鱼俎虽甘香，而腥臭自若也。……先公至北边，日供乳粥一盘甚珍，但沃以生油，不可入口”。也有学者认为最早的记载是朱彧《萍州可谈》，“顷年在广州，蕃坊献食，多用糖、蜜、脑、麝，有鱼俎虽甘香，而腥臭自若也。……先公使辽曰，日供乳粥一盘甚珍，但沃以生油，不可入口”。通过比较发现，除去“先公至北边”、“先公使辽曰”不同外，都提到了“蕃坊”，因而“蕃坊”起源就出现了争议。但蕃坊最早出现在广州且发端于唐代应是毋庸置疑的。唐代坊制特点是以坊墙围之，外国人须与当地人分开居住，坊中居住着从事同类行业或同种身份的人，而这与宋代记载的蕃坊有相同之处。
宋代，随着城市经济发展，临街开设的店铺越来越多，坊墙基本被拆除，出现居民杂居现象，封闭的坊制被打破，蕃坊成为越来越适应经济开放发展的城市街区。随着宋代海外贸易的扩大，来华商人不断增加，蕃坊也出现了进一步的扩展，在广州、杭州、泉州等海外贸易发达的城市都出现了蕃坊。
随着蕃坊的发展，蕃坊居民的身份越来越复杂，出现了一系列管理及社会问题。自唐至宋代，政府在蕃坊中设置“蕃长司”作为蕃坊的管理机构，蕃长则在外国侨民中挑选有声望的巨商担任。朱彧记载“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理蕃坊公事，专设招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襟袍履笏如华人”，其主要职责是管理蕃坊事务以及商业交易。“蕃人有罪，诣广州鞫实，送蕃坊行遣”，即政府赋予蕃长一定的权力，依据本国的法律处置较轻的犯罪行为①。蕃坊的管理虽由蕃人执行，但其权利是政府赋予的，是为显示国威而授予其一定的自治权，不是独立于中国法律之外的。
二
蕃坊是海外贸易发展的产物，因而可以透过蕃坊来了解当时海外贸易及其发展程度。“自唐始通大舶，蛮人云集，商贾辐辏”，多数商人因各种原因在此定居。宋代蕃坊延续了唐代蕃坊，且随着海上贸易的日渐频繁，来华商人不断增加，在广州、泉州、扬州等港口成为商客云集之地，比唐代时有明显的增加。
与宋代有贸易关系的海外国家可达五六十个，据《宋史》记载“东若高丽、渤海虽阻辽壤、而航海远来，不惮跋涉；而若天竺，……大食、……拂林等国，……（南若）交趾、占城、真腊、蒲耳、大理、滨海诸蕃，自刘、陈洪进来归，接踵修贡。”据记载在广州蕃坊中，大食国的阿拉伯商人最多，以“富盛多宝货”著称，商船满载“金银、缉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玻拍、珠徘、缤铁、璧皮、到七帽、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横、苏木等物”。而宋政府出口物品则以瓷器、丝绸为主，因而这条海路被称为“海上瓷器—香料之路”，即“香瓷之路”，是宋代海外贸易中极其重要的一条航线。由于北方少数民族与宋政府战争不断，影响了西北地区与宋朝廷的交往，加之宋政府意识到市舶之利，对海外贸易愈发重视，不断与海外诸国发展贸易往来，到达的地区除东亚、南亚、东南亚以及西亚外，还扩展到非洲地区。
来华外商资本雄厚者为数不少，“蕃商辛押陀罗，居于州数十年矣，家赀数百万缗。” ②泉州有一位叫佛莲的蕃商“其家甚富，凡发海舶八十艘”，而其死后，家中仅珍珠就有一百三十石。可见，蕃商家财之大。且由于宋政府给予的条件优越，很多商人来华后都不愿归国，干脆成了归化人，世代居住于中国，而且宋政府会为这些归化人提供合适官职，如辛押陀罗就被朝廷赐封为“归德將军”，并任蕃长；南宋末年，有一位阿拉伯商人蒲寿庚出任泉州提举市舶司。不断来华的商人居住在蕃坊中，并与当地人逐渐的融合，不仅扩大了蕃坊范围，而且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蕃坊中来华商人的贸易额巨大，据记载，宋代进口的商品主要包括：一是有关物质生产的资料，如铁、硫磺等；二是生活必需品，诸如番布等纺织品，食物、木材等；三是药品、香料等；四是工艺品以及象牙、玛瑙等奢侈品。物品种类齐全，虽然其中大部分物品与当时的社会下层无关紧要，但是对于宋代商业的发展以及古代工艺等方面有积极促进作用。虽说海洋贸易比朝贡贸易的收益翻倍增长，但是就其商品来说，不是为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大部分是供社会上层奢侈享用，海外贸易不能成为宋代经济发展的支柱性商业，经济发展的动力仍然缺乏。
宋政府也采取措施招徕外商并实行优待政策。宋政府认识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限制发展得不偿失，并通过国家垄断奢侈品贸易，获得丰厚的超额利润。为吸引外商来华，宋政府主动派遣使节去往海外，雍熙四年，宋朝派出官方使团前往东南亚各地招徕外商，“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外诸蕃国，勾招进奉，舶买香药、犀、牙、珍珠、龙脑”。③宋政府对从事进出口贸易，并带来巨额利润的商人授予官职或是爵位奖励，如辛押陀罗就被授予“归德将军”，并任蕃长。对蕃商的财产，宋政府采取保护措施，外商遇市舶或地方官员强征或是重征舶货，有权越级上诉；对海上遇到风浪的外国商船给予救援。蕃商在经市舶司抽解、和买之后，不仅可在蕃坊贩卖，也可前往其他州或城市贩卖。因而，蕃坊的存在也成为吸引外来商人的重要因素，也使得海外贸易获得了长足发展。
三
蕃坊中的外国人不断定居中国，使得传统的坊市界限不断地被打破，外国人逐渐的与当地人杂居、融合，据《方舆胜览》卷三十四记载：广州城内“胡贾杂居，欲杂五方”，在《宋会要辑稿》中外商在华定居超过五世，死后没有财产继承人，“依户绝法，仍入市舶民事拘管”，可见外国人在华长期定居非常普遍。但是，宋政府招徕外商的主要目的是鼓励海外通商，而非招人定居，这与宋政府最初意愿相违背。因此，宋政府限制外商定居。当时，外商莆亚里在广州娶中国的妻子为留在中国，可宋政府勒令他回国。此外，宋政府还规定不能将田宅物业卖给外商。可是，外商定居趋势依然没有减弱，他们买通上下，购置房产，在中国世代居住下来。
蕃坊中外国人，不仅仅是因为海外通商之利来到中国，还有因为仰慕中原文化而来的。他们不仅带来海外的各种器物，也带来了国外的文化，外国人在华仍保持着他们在本国的生活习俗，如广州的蕃客不食猪肉，“蕃坊献食，多用糖、蜜、脑、麝”，波斯妇女吃槟榔的习惯。外国人在华居住时日越长，不少的习俗就逐渐被同化，如《萍州可谈》中记载“巾袍履笏如华人”，“蕃人在装与华异，饮食与华同。”
蕃坊中外国人来华定居，为中国带来有关海外各国的情况，灌输有关海外贸易的信息，激发诸多国人不断向国外通商，进行海外贸易，促进了宋代海外贸易发展。当时，沿海居民也集资投入海外贸易，即所谓的“带滞”，可见海外贸易范围不仅仅是在官方之间进行，民间更是掀起了一股向海外通商的热潮。在当时，出口的货物诸如丝绸之类的丝织品，瓷器、陶器，铁器、铜器、金银器，各种生活用品，以及粮食等远销海外诸国，不断丰富人们的生活，而且也提高了海外诸国的社会生产力，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特殊商品的铜钱也不断流向海外，在海外诸国的贸易中，“蕃夷得中国钱，分库贮藏，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当时铜钱外流不可遏止，对本国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
参考文献：
[1]《宋史·食货》卷一百八十六.
[2]苏辙《龙川略志》卷五.
[3]《宋会要辑稿·职官》卷四十四.
【关键词】：宋代；蕃坊；海外贸易
蕃坊，是外国来华商人逐渐定居中国而逐渐形成的聚居之地，是古代海外发展的重要产物。
一
北宋朱彧《萍州可谈》记载：“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故蕃坊即古代外国人聚居之地。有学者认为，“蕃坊”一词最初载于唐代房千里《投荒杂录》，“顷年在广州，蕃坊献食，多用糖、蜜、脑、麝，有鱼俎虽甘香，而腥臭自若也。……先公至北边，日供乳粥一盘甚珍，但沃以生油，不可入口”。也有学者认为最早的记载是朱彧《萍州可谈》，“顷年在广州，蕃坊献食，多用糖、蜜、脑、麝，有鱼俎虽甘香，而腥臭自若也。……先公使辽曰，日供乳粥一盘甚珍，但沃以生油，不可入口”。通过比较发现，除去“先公至北边”、“先公使辽曰”不同外，都提到了“蕃坊”，因而“蕃坊”起源就出现了争议。但蕃坊最早出现在广州且发端于唐代应是毋庸置疑的。唐代坊制特点是以坊墙围之，外国人须与当地人分开居住，坊中居住着从事同类行业或同种身份的人，而这与宋代记载的蕃坊有相同之处。
宋代，随着城市经济发展，临街开设的店铺越来越多，坊墙基本被拆除，出现居民杂居现象，封闭的坊制被打破，蕃坊成为越来越适应经济开放发展的城市街区。随着宋代海外贸易的扩大，来华商人不断增加，蕃坊也出现了进一步的扩展，在广州、杭州、泉州等海外贸易发达的城市都出现了蕃坊。
随着蕃坊的发展，蕃坊居民的身份越来越复杂，出现了一系列管理及社会问题。自唐至宋代，政府在蕃坊中设置“蕃长司”作为蕃坊的管理机构，蕃长则在外国侨民中挑选有声望的巨商担任。朱彧记载“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理蕃坊公事，专设招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襟袍履笏如华人”，其主要职责是管理蕃坊事务以及商业交易。“蕃人有罪，诣广州鞫实，送蕃坊行遣”，即政府赋予蕃长一定的权力，依据本国的法律处置较轻的犯罪行为①。蕃坊的管理虽由蕃人执行，但其权利是政府赋予的，是为显示国威而授予其一定的自治权，不是独立于中国法律之外的。
二
蕃坊是海外贸易发展的产物，因而可以透过蕃坊来了解当时海外贸易及其发展程度。“自唐始通大舶，蛮人云集，商贾辐辏”，多数商人因各种原因在此定居。宋代蕃坊延续了唐代蕃坊，且随着海上贸易的日渐频繁，来华商人不断增加，在广州、泉州、扬州等港口成为商客云集之地，比唐代时有明显的增加。
与宋代有贸易关系的海外国家可达五六十个，据《宋史》记载“东若高丽、渤海虽阻辽壤、而航海远来，不惮跋涉；而若天竺，……大食、……拂林等国，……（南若）交趾、占城、真腊、蒲耳、大理、滨海诸蕃，自刘、陈洪进来归，接踵修贡。”据记载在广州蕃坊中，大食国的阿拉伯商人最多，以“富盛多宝货”著称，商船满载“金银、缉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玻拍、珠徘、缤铁、璧皮、到七帽、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横、苏木等物”。而宋政府出口物品则以瓷器、丝绸为主，因而这条海路被称为“海上瓷器—香料之路”，即“香瓷之路”，是宋代海外贸易中极其重要的一条航线。由于北方少数民族与宋政府战争不断，影响了西北地区与宋朝廷的交往，加之宋政府意识到市舶之利，对海外贸易愈发重视，不断与海外诸国发展贸易往来，到达的地区除东亚、南亚、东南亚以及西亚外，还扩展到非洲地区。
来华外商资本雄厚者为数不少，“蕃商辛押陀罗，居于州数十年矣，家赀数百万缗。” ②泉州有一位叫佛莲的蕃商“其家甚富，凡发海舶八十艘”，而其死后，家中仅珍珠就有一百三十石。可见，蕃商家财之大。且由于宋政府给予的条件优越，很多商人来华后都不愿归国，干脆成了归化人，世代居住于中国，而且宋政府会为这些归化人提供合适官职，如辛押陀罗就被朝廷赐封为“归德將军”，并任蕃长；南宋末年，有一位阿拉伯商人蒲寿庚出任泉州提举市舶司。不断来华的商人居住在蕃坊中，并与当地人逐渐的融合，不仅扩大了蕃坊范围，而且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蕃坊中来华商人的贸易额巨大，据记载，宋代进口的商品主要包括：一是有关物质生产的资料，如铁、硫磺等；二是生活必需品，诸如番布等纺织品，食物、木材等；三是药品、香料等；四是工艺品以及象牙、玛瑙等奢侈品。物品种类齐全，虽然其中大部分物品与当时的社会下层无关紧要，但是对于宋代商业的发展以及古代工艺等方面有积极促进作用。虽说海洋贸易比朝贡贸易的收益翻倍增长，但是就其商品来说，不是为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大部分是供社会上层奢侈享用，海外贸易不能成为宋代经济发展的支柱性商业，经济发展的动力仍然缺乏。
宋政府也采取措施招徕外商并实行优待政策。宋政府认识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限制发展得不偿失，并通过国家垄断奢侈品贸易，获得丰厚的超额利润。为吸引外商来华，宋政府主动派遣使节去往海外，雍熙四年，宋朝派出官方使团前往东南亚各地招徕外商，“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外诸蕃国，勾招进奉，舶买香药、犀、牙、珍珠、龙脑”。③宋政府对从事进出口贸易，并带来巨额利润的商人授予官职或是爵位奖励，如辛押陀罗就被授予“归德将军”，并任蕃长。对蕃商的财产，宋政府采取保护措施，外商遇市舶或地方官员强征或是重征舶货，有权越级上诉；对海上遇到风浪的外国商船给予救援。蕃商在经市舶司抽解、和买之后，不仅可在蕃坊贩卖，也可前往其他州或城市贩卖。因而，蕃坊的存在也成为吸引外来商人的重要因素，也使得海外贸易获得了长足发展。
三
蕃坊中的外国人不断定居中国，使得传统的坊市界限不断地被打破，外国人逐渐的与当地人杂居、融合，据《方舆胜览》卷三十四记载：广州城内“胡贾杂居，欲杂五方”，在《宋会要辑稿》中外商在华定居超过五世，死后没有财产继承人，“依户绝法，仍入市舶民事拘管”，可见外国人在华长期定居非常普遍。但是，宋政府招徕外商的主要目的是鼓励海外通商，而非招人定居，这与宋政府最初意愿相违背。因此，宋政府限制外商定居。当时，外商莆亚里在广州娶中国的妻子为留在中国，可宋政府勒令他回国。此外，宋政府还规定不能将田宅物业卖给外商。可是，外商定居趋势依然没有减弱，他们买通上下，购置房产，在中国世代居住下来。
蕃坊中外国人，不仅仅是因为海外通商之利来到中国，还有因为仰慕中原文化而来的。他们不仅带来海外的各种器物，也带来了国外的文化，外国人在华仍保持着他们在本国的生活习俗，如广州的蕃客不食猪肉，“蕃坊献食，多用糖、蜜、脑、麝”，波斯妇女吃槟榔的习惯。外国人在华居住时日越长，不少的习俗就逐渐被同化，如《萍州可谈》中记载“巾袍履笏如华人”，“蕃人在装与华异，饮食与华同。”
蕃坊中外国人来华定居，为中国带来有关海外各国的情况，灌输有关海外贸易的信息，激发诸多国人不断向国外通商，进行海外贸易，促进了宋代海外贸易发展。当时，沿海居民也集资投入海外贸易，即所谓的“带滞”，可见海外贸易范围不仅仅是在官方之间进行，民间更是掀起了一股向海外通商的热潮。在当时，出口的货物诸如丝绸之类的丝织品，瓷器、陶器，铁器、铜器、金银器，各种生活用品，以及粮食等远销海外诸国，不断丰富人们的生活，而且也提高了海外诸国的社会生产力，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特殊商品的铜钱也不断流向海外，在海外诸国的贸易中，“蕃夷得中国钱，分库贮藏，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当时铜钱外流不可遏止，对本国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
参考文献：
[1]《宋史·食货》卷一百八十六.
[2]苏辙《龙川略志》卷五.
[3]《宋会要辑稿·职官》卷四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