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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是我国古典美学术语。它被广泛地运用到诗歌、小说、戏剧、书法、绘画等艺术领域。这里,我结合中学语文教学实际谈谈诗词的虚实美。所谓的实,就是诗词直接提供给欣赏者的艺术形象,即诗歌所展现的人、事、景、物等。所谓的虚,就是诗词间接提供给欣赏者的需经想象才能把握的审美内容,即非现实的人、事、景、物等。然而,虚不是无,也不是直观的有,而是指言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致、味外之旨、弦外之音等。
宋代范唏文说:“虚者枯,实者塞。”如果诗歌只写“虚”,就显得抽象,干瘪无味,没有诗味;如果只写“实”,就显得堆砌,死气沉沉,没有生气。虚写与实写应互相依存,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在实境的规范和暗示下,虚才赋予特定的内容,获得艺术生命;在虚的对照和映衬下,实境才得到深化和扩大。二者只有有机结合,作品才会获得完整、深广、多变、和谐的意境美。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虚实二者的完美结合呢?
首先,从表现手法上,应实写和虚写并重,达到虚实相生的境地。清代苴重光说:“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观;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此处提出了虚实相生的概念。所谓虚实相生,是在构成艺术形象时,既有实写,又有虚写,使作品内容以少胜多,小中见大,意味无穷。《白马篇》就是一例。诗一开篇,诗人就为我们展示了一副“少年骋马图”。可是,“白马饰金羁,联翩西北驰”,却只有奔腾的良驹,而没有勇敢的骑手,然而,我们并不感到缺少人物,因为金羁已点明了人物的存在。诚然,马鞍是为驾驭者而设的,而少年的飒爽英姿并不是由此而来,则是诗人采用虚实相生的手法,由奔腾的战马的雄姿烘托出来的。诗篇紧接着补叙少年那箭无虚发的本领:有左射又有右射,有仰射又有俯射,不但能射中静止的箭靶,而且能命中如飞的猿猱。单说箭靶,就有多种多样;形容他敏捷、勇猛、剽悍,竟用了猿猱、虎豹、螭龙等动物作比。总之,这一节采用了大量实写的手法。而在描写少年疆场杀敌时,采用虚写手法,真是惜墨如金,具体情况一概略去。如惊天动地的战场、少年的奋不顾身,敌人穷于招架而溃不成军,作战时间等只字不提,只用“长驱捣匈奴,左顾凌鲜卑”两句诗就让人信服。虽然虚写但并不影响人物形象,因为上文补叙得很详实,埋下了伏笔,这样,节省笔墨对人物心理进行描写。就全诗而论,前部分实写少年精湛的武艺,即“勇”;后部分虚写少年的光辉思想和崇高精神,即“忠”。而实的勇,根源于虚的忠,真实而可信;虚的忠,又在实的勇中体现。这样,全篇虚实结合,虚实相生,既完成了英雄人物的塑造和赞颂,又达到诗人表现自己理想和抱负的目的。再如《陌上桑》一诗,诗人采用实写的手法只描写秦罗敷的发饰、耳环、短裙短衣,只字不提她的美丽,但她的美丽却已跃然纸上,那是她的衣着的华美烘托出来的,其次还在于诗人妙用虚写的手法,通过少年和赶路人及农耕者看见秦罗敷时那如痴如醉的神情表现出来的。大家可以想象,要不是秦罗敷的美丽,那些人会如痴如醉吗?可能多看她一眼都不愿意的。正是诗人巧妙运用实写和虚写相生相济的手法,才把秦罗敷描绘得美若天仙。
其次,以实写虚,含蓄隽永,力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袁枚说过:“诗无言外之意,便同嚼蜡。”这说明诗歌的含蓄。诗歌必须具有虚的审美内容。的确,诗人太直露的话,便无韵味,也没有什么欣赏价值。只有寓诗人的主观感情于具体的艺术形象之中,该隐则隐,诗歌才会有品味的必要。金昌绪的《春怨》便是一首含蓄隽永的好诗。原诗是这样:“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春怨究竟怨什么呢?分析此诗,就知诗歌一开头就写把莺儿打跑,接着说明打跑黄莺儿的原因是不想让它在树枝上啼叫。大家不禁要问,春天的黄莺儿啼叫声音是那么清脆悦耳,给人带来春天的消息,带来新的希望,为什么不让偷啼叫呢?接着诗人说明了原因,是因为黄莺儿的啼叫声惊醒了女主人公的美梦,使得她不能梦中神驰辽西,会见自己的丈夫啊!全诗采用心理描写来表现女主人公的怨情。表面上,诗人实写女主人公打黄莺儿、怨黄莺儿,可一结合唐代历史一分析,才知道辽西是战场,原来女主人公怨的不是黄莺儿。因为残酷的现实战争生活生拉活扯地将她与分开,梦是她和丈夫相会的唯一的地方,是她唯一的安慰,不料却被黄莺儿给打破了。由此,女主人公的怨情得到进一步升华,矛头直指战争和发动战争的统治者,这才是全诗的弦外之音,也就是该诗的虚情。该诗含蓄到了家,真正做到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再次,借助修辞,化虚为实,力求生动形象。巧妙运用比喻等修辞手法,“移我情于他物”,使得感情物化,化虚为实。周伯强说:“不以虚为虚,化景物为情思。从首至尾,自然如行云流水,此其难也。否则偏于枯瘠,流于轻俗,而不足采矣。”在这里,他指出了感情物化、情景交融的观点。比如我们说咬牙切齿是恨、紧皱眉头是愁、解愁、消恨等,把这些无形的心理,也就是虚的东西,加以物质化,说成实在的东西。如“愁”,李清照《武陵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愁有重量了,可以用船载了;李煜“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愁可以理,可以剪了,可见愁之乱;李白“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愁居然有长度了;刘秉忠“一曲清歌一杯酒,为君洗尽古今愁”,愁可以洗了;贺铸“试问闲愁都几许?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愁如一川烟草之多,如满城风絮之乱,如梅子黄时雨之连绵不断。这些诗句,诗人运用比喻的手法,将愁物化,写出具体可视可感的东西,生动形象,使诗歌更有韵味。
王国维曾说过,一切景语皆情语。在这里,景语即实,情语即虚。虚的感情应隐含在实的描写之中。当然,王国维的“境界说”并非可用虚实所能概括的,而是虚实从属于“境界说”。
宋代范唏文说:“虚者枯,实者塞。”如果诗歌只写“虚”,就显得抽象,干瘪无味,没有诗味;如果只写“实”,就显得堆砌,死气沉沉,没有生气。虚写与实写应互相依存,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在实境的规范和暗示下,虚才赋予特定的内容,获得艺术生命;在虚的对照和映衬下,实境才得到深化和扩大。二者只有有机结合,作品才会获得完整、深广、多变、和谐的意境美。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虚实二者的完美结合呢?
首先,从表现手法上,应实写和虚写并重,达到虚实相生的境地。清代苴重光说:“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观;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此处提出了虚实相生的概念。所谓虚实相生,是在构成艺术形象时,既有实写,又有虚写,使作品内容以少胜多,小中见大,意味无穷。《白马篇》就是一例。诗一开篇,诗人就为我们展示了一副“少年骋马图”。可是,“白马饰金羁,联翩西北驰”,却只有奔腾的良驹,而没有勇敢的骑手,然而,我们并不感到缺少人物,因为金羁已点明了人物的存在。诚然,马鞍是为驾驭者而设的,而少年的飒爽英姿并不是由此而来,则是诗人采用虚实相生的手法,由奔腾的战马的雄姿烘托出来的。诗篇紧接着补叙少年那箭无虚发的本领:有左射又有右射,有仰射又有俯射,不但能射中静止的箭靶,而且能命中如飞的猿猱。单说箭靶,就有多种多样;形容他敏捷、勇猛、剽悍,竟用了猿猱、虎豹、螭龙等动物作比。总之,这一节采用了大量实写的手法。而在描写少年疆场杀敌时,采用虚写手法,真是惜墨如金,具体情况一概略去。如惊天动地的战场、少年的奋不顾身,敌人穷于招架而溃不成军,作战时间等只字不提,只用“长驱捣匈奴,左顾凌鲜卑”两句诗就让人信服。虽然虚写但并不影响人物形象,因为上文补叙得很详实,埋下了伏笔,这样,节省笔墨对人物心理进行描写。就全诗而论,前部分实写少年精湛的武艺,即“勇”;后部分虚写少年的光辉思想和崇高精神,即“忠”。而实的勇,根源于虚的忠,真实而可信;虚的忠,又在实的勇中体现。这样,全篇虚实结合,虚实相生,既完成了英雄人物的塑造和赞颂,又达到诗人表现自己理想和抱负的目的。再如《陌上桑》一诗,诗人采用实写的手法只描写秦罗敷的发饰、耳环、短裙短衣,只字不提她的美丽,但她的美丽却已跃然纸上,那是她的衣着的华美烘托出来的,其次还在于诗人妙用虚写的手法,通过少年和赶路人及农耕者看见秦罗敷时那如痴如醉的神情表现出来的。大家可以想象,要不是秦罗敷的美丽,那些人会如痴如醉吗?可能多看她一眼都不愿意的。正是诗人巧妙运用实写和虚写相生相济的手法,才把秦罗敷描绘得美若天仙。
其次,以实写虚,含蓄隽永,力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袁枚说过:“诗无言外之意,便同嚼蜡。”这说明诗歌的含蓄。诗歌必须具有虚的审美内容。的确,诗人太直露的话,便无韵味,也没有什么欣赏价值。只有寓诗人的主观感情于具体的艺术形象之中,该隐则隐,诗歌才会有品味的必要。金昌绪的《春怨》便是一首含蓄隽永的好诗。原诗是这样:“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春怨究竟怨什么呢?分析此诗,就知诗歌一开头就写把莺儿打跑,接着说明打跑黄莺儿的原因是不想让它在树枝上啼叫。大家不禁要问,春天的黄莺儿啼叫声音是那么清脆悦耳,给人带来春天的消息,带来新的希望,为什么不让偷啼叫呢?接着诗人说明了原因,是因为黄莺儿的啼叫声惊醒了女主人公的美梦,使得她不能梦中神驰辽西,会见自己的丈夫啊!全诗采用心理描写来表现女主人公的怨情。表面上,诗人实写女主人公打黄莺儿、怨黄莺儿,可一结合唐代历史一分析,才知道辽西是战场,原来女主人公怨的不是黄莺儿。因为残酷的现实战争生活生拉活扯地将她与分开,梦是她和丈夫相会的唯一的地方,是她唯一的安慰,不料却被黄莺儿给打破了。由此,女主人公的怨情得到进一步升华,矛头直指战争和发动战争的统治者,这才是全诗的弦外之音,也就是该诗的虚情。该诗含蓄到了家,真正做到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再次,借助修辞,化虚为实,力求生动形象。巧妙运用比喻等修辞手法,“移我情于他物”,使得感情物化,化虚为实。周伯强说:“不以虚为虚,化景物为情思。从首至尾,自然如行云流水,此其难也。否则偏于枯瘠,流于轻俗,而不足采矣。”在这里,他指出了感情物化、情景交融的观点。比如我们说咬牙切齿是恨、紧皱眉头是愁、解愁、消恨等,把这些无形的心理,也就是虚的东西,加以物质化,说成实在的东西。如“愁”,李清照《武陵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愁有重量了,可以用船载了;李煜“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愁可以理,可以剪了,可见愁之乱;李白“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愁居然有长度了;刘秉忠“一曲清歌一杯酒,为君洗尽古今愁”,愁可以洗了;贺铸“试问闲愁都几许?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愁如一川烟草之多,如满城风絮之乱,如梅子黄时雨之连绵不断。这些诗句,诗人运用比喻的手法,将愁物化,写出具体可视可感的东西,生动形象,使诗歌更有韵味。
王国维曾说过,一切景语皆情语。在这里,景语即实,情语即虚。虚的感情应隐含在实的描写之中。当然,王国维的“境界说”并非可用虚实所能概括的,而是虚实从属于“境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