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11日是我60周岁生日。亲友们在香港热热闹闹地为我祝寿，说是替我冲冲这两年因眼疾带来的晦气。那天来了不少客人，使我沐浴在友情的暖意之中。其中最让我感动的要算三联书店的前老总董秀玉，她特地从北京赶来参加。友人们不无嫉妒地问我：老董的朋友遍天下，何以唯独你有此待遇？用老董自己的话说，像我们这样相交数十年的过心朋友并不多。可以说，此言不虚。
　　1985年夏，我去北京走访文化人，聆听他们对上海文化的建言。包遵信向我推荐时任《读书》编辑部主任的董秀玉，说她也是上海人。听说是《读书》的，就很有兴趣了，我是这本杂志的忠实读者，也算是个早期作者。在朝阳门内大街166号人民出版社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我和董秀玉第一次见面。我们用家乡话交谈，分外亲切。她告诉我，16岁时，稀里糊涂又欢欢喜喜地考进人民出版社做校对，从此就在北京扎下根来。在我眼里，她是一个自信而执着、淡定而从容、说一不二、风风火火的女强人。但她又有一颗柔软而敏感的女人心，考虑问题细致周到。有时候还有童真的一面，她爱笑，笑声特别爽朗。朋友在一起聊天，聊到动情处，她会含泪、会做鬼脸、会趴在桌上笑得发颤。从此以后，我一直叫她董大姐，也真把她当作可以无话不谈的老大姐。
　　我敬重董大姐，因为她爱做事，不爱做官，不愛钱，特别是敬重她的那份文化关怀。大姐在出版界滚打半个多世纪，曾说：“我一生的愿望就是出好书、出漂亮书，一辈子为他人做嫁衣裳。”在出版事业中，她始终如一地捍卫着文化品牌，坚守着文化尊严。在这个物质利益当先的环境下，大姐领导下的三联书店为人们提供的高品位高格调精神食粮，犹如在文化沙漠里流淌着的一股清泉。
　　2002年，董大姐从三联退休后，香港巨商李嘉诚的公司打算高薪聘请她；她和杨澜的母亲是老同学，杨澜夫妇也想请她加盟阳光传媒，都被婉言谢绝了。此时我正被吴征所诱惑，想要创立一个两岸三地中国人的出版平台，于是就去劝说董秀玉和我一起干，她居然答应了。其实，让她一改初衷的不只是友情，而是我提出的文化理念和她一拍即合，此外她也知道我是个实干派。谁知香港和北京的公司成立起来不到半年，吴征就卖给了新加坡人，套走了钱，突然宣布关门大吉。大姐不得不在北京为我收拾这副烂摊子。
　　我一直为把她拖下泥淖而愧疚，但她从不介意，仍然和我一次次地找机会，想把我们共同的理想付诸实践。结果总是一次次地落空或上当。
　　我敬重董大姐，还因为她爱才、爱朋友，尤其敬重她对朋友的那份侠骨柔情。大姐在文化圈中是有口皆碑的，和知识分子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这是她数十年如一日为他们甘做铺路石子的结果。朋友有难，她总会不顾一切地伸出援手。当年文学家刘再复出国，图书资料都留在了北京的家中，老董将自己珍藏的一整套《读书》杂志送给了他。
　　有时候，朋友面对舆论压力或责难，她也总是挺身而出，替他们说话，把责任揽到自己肩上，保护他们不受伤害。对于他们的毛病，大姐也总是谅解和宽容。有一位老兄受到大姐几十年如一日的照顾和关怀，在旁人看来简直是无微不至。大姐70寿辰时，朋友们为她在北京祝寿，这位老兄居然以忙为借口推却，自己却跑到云南去游山玩水了。朋友们私下为大姐寿辰编一本纪念文集，连百岁老人都寄来了文稿，这位老兄答允了却又失信。大家都很不忿，大姐却笑笑说：“他就这个脾气，不怪他。”事后依然一如既往地支持这位老兄。这需要多么宽大的胸襟啊！
　　10年前，董大姐从三联书店退休了。她交班很利落，尽管她离开后，三联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但她只是尽力维护三联这块金字招牌，对后任的所作所为不置一词。她早已超脱了世俗的名利得失，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喜欢做的书，活得很充实、很开心。今年大姐已是七十开外的人了，十多年前还因患癌症动过手术。朋友们都劝她该过过悠闲日子了，她自己也一再说要停下脚步了，可是她还是那样精力充沛地东奔西跑，为延续民族的文化命脉而忙碌着。